此文记载的事件,发端于改天换地前夕的上海。 6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这一段中共党史上重大的历史,几乎已经消散在都市百千余条长街短弄之中。也许,当年当事人警惕而又匆忙的身影,曾经刻在了周遭房屋的墙上。只是,半个多世纪前的重重风雨和脉脉人烟,终究还是湮没了以后的撰写者需求的诸多细节。 上海的天空里,至今还浮动着当年中国共产党人的身影。 上海永远铭记着这些曾在这块土地上战斗过的英雄们,无名的或有名的英雄们。 1903年到1978年的日子,这是中华民族动荡不安、多灾多难的岁月,也是无数仁人志士为国家和民族奉献与抗争的岁月,其间多少英雄豪杰穿梭在历史的红尘中,俯仰天地,慨当以慷,在历史的天空留下他们不灭的精神和才智。回望苍茫的星空,闪烁的星辰变得那样廖落,他们的离去就是那个时代的终结。 这是一个过于复杂的故事,本文主人公当年堪称上海滩上的风云人物,他的身上几乎葆有那个时代全部的信息,长期在隐蔽战线上忍辱负重,堪称隐于都市的殿后人物。曾在百岁之际,回眸半世沧桑,笑谈亲历之事,道出的却是鲜为人知的-- 一 1949年的4月初,上海正处于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为了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顺利解放上海,中共中央上海局决定策反重兵在握显赫一时的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 与此同时,上海局已与国民党高级将领、联勤总部中将视察员--张权(1982年3月,被追认为著名革命烈士)秘密取得联系,张正在同原国民党第6兵团第三处处长兼第一纵队司令李锡佑少将积极准备起义,并秘密联系了国民党高级官员吴绍澍、姜梦麟,通过他们在策反上海市保安警察第二总队总队长王锐含,利用王所控制的“保二总队”在沪布防的条件,配合、引导解放军进攻市区。当然,从实力上说,汤恩伯的实力更大。 汤恩伯是何许人?他是蒋介石的嫡系,是蒋家王朝支撑江南半壁河山的一根“顶梁柱”,是统辖上海的军事首脑。当时,汤恩伯统率近30万大军,并把主力部署在京沪线上。蒋介石知道南京朝不保夕,但仍图固守上海,借重的就是此人。 当时淞沪守敌计有9个军、24个师、6个交警总队以及特种部队。1949年初,蒋介石在“下野”后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制订了京沪杭战区的作战方针,即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作持久防御的打算,最后坚守淞沪,与台湾遥相呼应,伺机发动反攻。在这样一个时刻,如果能把汤恩伯争取过来,这对解放上海自然是有利的。当时尚在香港的中共上海局负责人潘汉年,也指示上海地下党:争取汤恩伯起义。 蔡叔厚(1971年5月6日,因脑溢血含冤逝世于北京秦城监狱。1978年6月,中共中央专案小组为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83年3月19日,中央组织部批准恢复蔡叔厚中国共产党党籍。),1898年生于天津,字绍敦、曾名蔡肃候,浙江省诸暨人,民国元年(1912年)毕业于杭州模范小学,民国5年毕业于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浙江大学前身)机械科。早年赴日留学,攻电机专业,上海最早设置在“大世界”屋顶的“电光新闻”就是他设计制造的。回沪后在虹口东有恒路1号(现东余杭路1号)开了一家绍敦电机公司。这是一家双开间门面、规模不大的电料店,经营家用电器。蔡是老板,又是技师,公司大小业务由他一人承当。 蔡与汤恩伯相识很早,在经济上资助过汤,汤还在绍敦公司入过股,两人关系很密切。出乎常人意料的是,这位蔡老板却是1927年入党的老党员,组织关系一直在中央特科,绍敦公司便是地下党一处联络点。1932年,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受大破坏,蔡与党失去联系,后转到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与情报局负责人劳伦斯直接单线联系。1935年4月,上海发生“怪西人”事件,劳伦斯被捕,蔡从上海到南京找汤恩伯,利用汤的关系求得“保护”。 关于策反汤恩伯,蔡叔厚在一份自传里提到:“我主要工作是结合陆久之(建国后曾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享受副市级医疗待遇。2008年2月12日,在上海家中逝世,享年106岁。)、周天僇,有时也通过汤妻黄竞白对汤尽力做策反工作,同时潘汉年特地派了张胖子从香港来主持其事。开始汤确很动摇,我也相当具体表示了我的态度,一时认为很有争取的可能。直到毛森上台,陈仪被汤出卖,才放弃了希望。” 汤恩伯的妻子黄竞白曾通过关系向中共方面打听他们汤家还有没有保全自己的退路。蔡叔厚立即将此信息写信密报给在香港的夏衍,夏衍将信转交给潘汉年,潘便派情报干部专程去上海参与策反活动。 在另一份材料里,蔡叔厚提得更具体:“潘汉年派张建良(张胖子)从香港来上海,专来指示我对汤加强策反工作。我当时组织了周天僇、陆久之分头包围说服汤恩伯。开始汤相当动摇,后来因蒋介石亲来上海指挥,毛森特务集团发挥了监视作用。汤因为手下没有嫡系部队,迟迟不敢发动。及陈仪被捕解往台湾,汤就一不做,二不休,决心反动到底。同时恐怖气氛非常紧张,张说感到有人注意他,即匆匆返港。我嘱其转告潘汉年和夏衍,对汤的策反工作希望不大……” 可是,要策反汤恩伯,谈何容易,那时不用说策反,一般人即使接近他也不大可能。谁又能去担负这项艰巨而又把握不大,风险极大的任务呢? 时任中共上海局宣传部长、统战部长兼策反委员会副书记沙文汉(建国后曾任浙江省省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兼统战部长等职。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64年1月2日,在杭州病故。1982年11月,中共浙江省委给他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根据上海局的决定,动员陆久之和蔡叔厚两人去进行活动,而以陆久之为主。 陆久之,原籍龙城常州市,清末举家迁居湖南。做为家中长子的他,1902年出生于长沙。父亲陆翰,曾任清王朝的辰州知府。辛亥革命后,由在袁世凯政府任财政部长的舅爷张寿龄介绍,先后任湖南省财政厅长、全国烟酒专卖局局长。袁世凯称帝暴卒后,又先后任浙江军阀卢永祥的幕僚,直系军阀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军法处处长,一度执掌生杀予夺的大权。 有人传说陆久之是蒋介石女婿,但陆本人向来予以否认,只承认是陈洁如的女婿。陈洁如和蒋介石结婚后并未生育,很想有个子女在身边。一次何香凝在广州平民医院见到一个女婴,圆脸秀眼甚惹人喜爱,得知是一位华侨家属所生,因接连几胎都是女的,那家属央求医院将此女婴送人抚养。何香凝便将女婴抱回家来。 那天陈洁如恰去何家玩,一见此女婴即抱在怀里亲吻逗弄舍不得放下,何香凝见她难舍难弃,就将女婴送给了她。蒋介石得了个养女也很满意,替她取名“蓓蓓”,学名蒋瑶光。 一晃20年,陈洁如早被蒋抛弃,历经坎坷。自小寄养在外婆家的瑶光已婷婷成人,嫁了个安姓朝鲜人,却是个日本特务。抗战胜利后,安某抛妻弃子逃之夭夭,瑶光独自抚养两个儿子,处境维艰。后由其女友、第三方面军司令部主任秘书胡静如的夫人周安琪做媒,与陆久之结婚。陆感叹她的身世遭际,同情她的遇人不淑,于是头上被套了顶蒋介石“附马爷”的“桂冕”。 陆久之这一特殊身份给予他接触国民党高级将领、高层人士许多方便。再说,陆久之与汤恩伯,在青年时代相识,私交不错。汤恩伯在日本明治大学读法律时,想改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军事,苦无门路,正是陆久之的父亲托人保荐,才得以如愿以偿。汤恩伯一直“不忘此情”,当他官运亨通、身居要职之后,常邀陆久之到他的官邸做客,并委托其为第三方面军少将参议,把他作为自己身边的智囊人物。当时就连蒋瑶光也不知道,她丈夫陆久之是个长期追随共产党,在党的隐蔽战线上立下过殊勋的神秘人物。 沙文汉对陆久之一直很信任。早在1933年,沙文汉和夫人陈修良(建国后,历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代部长、上海社会科学院顾问等职,1998年11月去世。)在东京工作时,就曾与陆久之共处多年。蔡叔厚在上海的公开身份则是华丰钢铁厂、太湖煤矿、同庆钱庄、利华保险公司等企业的老板,是上海滩上有名的“大资本家”。 “蔡老板”的名声,不仅在工商界,而且在国民党的军政大员中也有影响,其中包括汤恩伯。由他们合作去做汤恩伯的策反工作确实十分合适。 中共上海局定下这项计划以后,即由沙文汉亲自作了布置,三人约好在蔡叔厚公馆面议。 二 一辆黑色道奇豪华型轿车,向福履理路(今建国西路)风驰电掣般地飞驶。 车上坐着一位四十六、七岁绅士模样的中年人。此刻,他白皙的脸容上,隐隐流露出急切的神色,他就是陆久之。一接到蔡叔厚有要事相商,立即到懿园会晤的电话,他就驱车来到懿园。蔡叔厚早已在等候了,见面寒暄几句就对他说:“老沙等会儿要到这里来,组织上有重要事情找我们商量。” 陆久之一路上也在猜测:蔡在电话中口气很急,要商量的重要事情,可能关系到上海解放。现在一见面,果然是党的地下组织要找他们,而且是老沙亲自来会晤,就更证实了自己的猜测。 不一会,沙文汉来了,当时他改名张登。他紧紧地握着蔡叔厚和陆久之的手,开门见山地说:“许久不见了,常在惦念你们,可是我今天来并非叙旧,而是奉党的命令有重要任务交给你们。” “你吩咐吧!”陆久之说。 “现在上海解放在望,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党要请你和老蔡担负一项工作。”沙文汉扬起期待的目光,对陆久之说。 “那么,需要我做哪方面的工作呢?”陆久之紧接着问。 “需要你去做汤恩伯的工作。希望他能像傅作义将军那样,明大义、识时局,举行起义!”沙文汉一字一句,铿锵有力,“老蔡与你配合,你看行不行?” 陆久之顿时感到双肩一重!他与汤恩伯虽然相识很早,私交不错,但是汤恩伯对他靠近共产党早有风闻,而且还“提醒”过他。汤在任13军军长时,曾考虑委任陆久之为该军驻北平办事处负责人;后来他与参谋长张公达再次商量时,又犹豫了:“久之人很聪明,也能干,但听说他靠近共产党……”他顺手指了一下旁边的一张红纸说:“思想有点赤化。我再三考虑以后,觉得北平办事处让他出面恐不好,还是另选为妥。”抗战胜利以后,汤恩伯到上海成了接收大员,又是第三方面军司令。他为了表示“不忘旧情”,才封陆久之为少将参议并委任他为《改造日报》社社长。但由于陆久之主持的《改造日报》左倾色彩太明显,汤恩伯又撤了其社长之职。目前,汤恩伯正受到蒋介石的宠用,并有当副总统的野心;他又是当时毛泽东主席宣布的43名战犯之一,要策反此人风险无疑是很大的。不久前,他的军师周天僇曾规劝他“急流勇退,进行起义”,不但未获成功,而且突遭暗杀。那时的浙江省主席陈仪也亲笔写信规劝汤恩伯起义,汤恩伯不仅拒不接受,而且将陈仪给他的那封密信拍成照片,密报蒋介石。陈仪因此秘密软禁在衢州。这两件事陆久之都是清清楚楚的,现在党要他直接去策反汤恩伯,怎么不使他感到肩上的份量呢!然而他还是庄重地接受了任务:“我接受党的命令!” 沙文汉看到陆久之勇接重任,不禁高兴地又一次握住他的手:“老陆,这项工作是相当困难的,风险也大,汤恩伯对蒋介石还抱有幻想,并有他自己的野心,他不可能轻易放下屠刀,你先去试探一下,力争成功,不成功也不要紧。” 他们谈好以后,沙文汉就坐陆久之的道奇轿车一同离开懿园,到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步高里口,下了车,分手时,国民党“飞行堡垒”的车队正架着机枪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沙文汉怀着期待的心情对陆久之说:“老陆,好自为之,祝你工作顺利。我等你的好消息。” 三 在4月的春风中,三井花园(今瑞金花园)别墅里的樱花盛开,姹紫嫣红。这里原是一个日本官僚的私人花园别墅,抗战胜利后,汤恩伯将它接收过来作为国民党军政要员的活动场所。如今战事吃紧,三井花园也成了守备在淞沪的国民党三军将领和军政大员的大本营,汤恩伯常在这里召集高级将领密商军机。 陆久之接受了策反汤恩伯的重任后,就常到三井花园找寻汤恩伯的行踪。但他在这里看到的却是国民党高级官员们脸色阴沉,行色匆匆。汤恩伯也露过几次面,终因耳目太多,交谈不便,他不得不决定直接到其官邸去。 陆久之接连到汤恩伯在蒲园(今长乐路1221号内)的官邸去了几次,仍未遇上他。黄竞白告诉陆久之:“近来时局恶化,恩伯很少回家,有时半夜回来一次,第二天又急匆匆走了。” 陆久之心中十分着急,他思忖了一番,就向黄竞白提出要求,在官邸客室住下来等候汤恩伯。 3天后的深夜,陆终于等到了神色疲惫、一身风尘的汤恩伯。在二楼书房,陆久之单刀直入对汤说:“我为司令官今后出路而来……目前时局令人担心,徐蚌会战失败,总统已经下野,共军饮马长江,一旦和谈破裂,共军肯定会强渡长江,南京危在旦夕,淞沪亦难坚守,不知司令官对此有何应变准备?” 汤恩伯嗤了一声,骄横之气溢于言表:“这我岂有不知?共军能破平津,取徐蚌,但要陷金陵,夺淞沪,谈何容易!长江自古号称天堑,国军海陆空立体防御,共军只有几条木船,渡江无异以卵击石。即使共军过了江,南京失守,我淞沪防御工事固若金汤,30万大军背水一战,足可与共军周旋一番。” 陆久之:“恐怕情况未必尽如司令官所言,对军事问题我不敢妄论,但目前人心涣散,军心厌战,我看大势已去,残局难挽,司令官该为自己着想了。” 汤恩伯仍像头桀骜不驯的斗兽,口气很硬:“总裁元旦致词中已发出京沪决战的训令,赋我以重任,安危系于一身,我唯有在京沪杭与共军一决雌雄!” 陆久之已看出汤恩伯色厉内荏,进一步试探:“司令官曾对我说过:上海是我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的,我不会去毁坏它。但战端一开,炮火无眼,大上海将夷为废墟焦土,岂不有违司令官初衷?况身担祸国伤民的罪名,去打一场没有前途的战争,自己将今后的退路堵绝了,于仁于智,司令官都欠谋虑。” 汤恩伯默然有顷,反问:“那依你之见,该怎样?” 陆久之观察着他神色,放胆说:“我看可走傅宜生(傅作义)将军的路。” “要我投降?”汤恩伯脖颈梗直了。 “不是投降,是起义。” 汤恩伯警觉地走到门边,生怕隔墙有耳,然后像头困兽在书房内来回踱步,半晌,低沉地说:“容我考虑……” 第二天早晨,汤恩伯邀陆久之共进早餐,然后又同到刚整修过的花园里去散步。陆久之看到花园里油漆一新的亭子和修剪整齐的冬青树,就半开玩笑地说:“司令官真善于粉饰太平呀!” 汤恩伯听了陆久之这挖苦一般的话,只好苦笑着说:“你这家伙,总是出口成章。”他向陆久之肩上拍了一掌,说了句不达意的话。 陆久之不放过这难得的机会,要求汤恩伯不要置大多数人民之生死祸福于不顾,赶快拿定主意。汤恩伯仍不置可否。最后,他还是淡淡地说,上海是他从日本人手里接管过来的,他不会忍心去毁坏它。万一淞沪告危,他也会将上海完整地交给民众。 陆久之觉得这两次交谈,对汤恩伯已有所触动。临走时,他又恳切地说:“希望司令官三思,我愿意为你的壮举效劳。” 陆久之趁热打铁,三天两头到汤恩伯官邸去等候,一有机会,就催促他早下决心,并把傅作义将军的良好处境,详尽地告诉了他。而汤恩伯还是举棋不定,顾虑重重。陆久之将这些情况,都按约定时间向沙文汉、蔡叔厚作了汇报。 四 1949年4月21日,在南京政府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以后,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令全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 这天清晨,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长达500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 蒋介石为了阻挡百万雄师南下,在长江防线的两个战区布下了重兵:湖口以西由白崇禧指挥,总兵力约有40个师,湖口以东归汤恩伯指挥,有75个师。 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部队“兵败如山倒”,江防前线一片混乱。汤恩伯慌忙赶到芜湖督战,但东西防线很快被突破了,人民解放军已控制了江阴要塞。他只好败逃上海。 4月23日,南京宣告解放了,红旗插上了总统府,宣告了国民党对大陆长达22年的统治的灭亡。 南京解放后,集中在上海的达官贵人携带黄金、美钞,纷纷逃往香港、台湾,机场和码头上人拥车挤,乱成一团。在国际饭店、汇丰银行、海关大楼、百老汇大厦、北站大楼、提篮桥监狱等重要的建筑物前,都筑起了街垒、掩体。从南京败退下来的国民党残兵败将也向上海逃窜。马路上兵车、战车和汽车、三轮车、黄包车,载着士兵、伤员、物资、行李,慌乱行驶,组成了一幅战乱的图画。 陆久之乘这个良机,向汤恩伯作最后“摊牌”,敦促他尽快起义,成为傅作义将军第二。 时光已是4月底。一天,陆久之又光顾汤宅。汤恩伯见到他劈头就说:“久之,你今后不能来这里了,老头子已亲临上海压阵,现住在复兴岛,经国和纬国也在上海,老头子还叫纬国同我住在一起。” 陆久之乍听一惊,面上却保持镇静:“老头子对上海防务一定很关心吧?他对你说了些什么?” 汤恩伯:“他问我对时局有什么看法,准备如何应付。我回答他三个字:打到底?” “老头子一定很高兴吧?” “当然,他说我们父子三人陪你到底。” 陆久之突然双瞳放光:“司令官,你我亲如兄弟,无话不谈,今天恕我直言,趁蒋家父子在沪之际,再搞一次西安事变,司令官可立稀世奇功,机不可失,你要当机立断。” 汤恩伯惶遽变容,环顾四周,轻声斥道:“久之,你可切莫乱讲。” 次日,任装甲兵团副司令的蒋纬国便住进汤恩伯公馆。蒋介石灵敏的鼻子嗅出了汤公馆里的“异味”,亲派公子督军,国民党不少大员和中统及保密局特工人员也紧随汤恩伯的左右。从此也算是他“东床”的陆久之的豪华道奇车便再也不能在汤公馆黑漆大门外停留了,一项寄望甚厚的策反工作在汤恩伯灵魂最末一次曝光后,终于划上句号。 没有几天,蒋介石为了防止军官倒戈,命令所有在沪师团级以上军官家属一律去台湾,表面上说是保护家属的安全,实际上是作为人质。汤恩伯的家属也不例外,5月上旬,黄竞白带着孩子去了香港。她不去台湾而去香港,这又是颇堪玩味的“哑谜”。 五 站在汤恩伯的角度,没有率部举义,或许有他的算盘。汤虽为赳赳武夫,平素衣着不整,体胖黝黑,有“伙夫头”绰号,实是个粗中有细的人。他知道周围都有特工的眼睛,而身边没有一支可以直接调谴的军队,他曾向陈仪婉陈哀曲,说他原先的嫡系都已调离,手头没有亲信部队。这也是事实。 日后台湾有学者采访曾为汤基本部队的13军军长,后任淞沪防守司令的石觉将军。 问:戡乱时汤兵团的部队是否已分散,致使汤将军防卫上海时,已无原属的部队? 答:汤兵团最盛时有三个集团军:31集团军(13军及85军)、李仙洲之28集团军(12军及78军)、29集团军(暂15军及骑2军),另有25个独立旅。抗战胜利后曾参加黔南作战的91师(师长王铁麟)立遭解散。13军开赴东北,李仙洲集团开赴山东,85军编到华中,29军全部编散,因此汤将军直辖部队均被分开。也许当时中央不愿大集团存在,即便中央军也被分散,后来有人称汤将军为“光杆司令”。汤将军防守上海时,原先率领的部队都已不在手中。 这就是吴国桢所说的蒋介石搞“分而治之”的手段,他对曾国藩的一套治军术有独到的研究。 有人说,自蒋介石坐镇上海后,汤恩伯成了蒋的“大头传令兵”。即便如此,有些“令”蒋介石还不让汤恩伯去“传”。他撇开汤,私下召青年军37军军长罗泽去复兴岛,向他面谕:“你要切实掌握全权,保持高度机动性,要能在4小时内把全军整个转动起来……” 汤恩伯对生性多疑的蒋介石有一种本能的惧怕。陈仪事件后,汤恩伯为摆脱干系,免沾腥膻,将自己洗刷干净,故作姿态表白了一番。在一次江防部队团以上军官会议上,汤恩伯凶相毕露,拔高嗓门吼了一通:“现在有些人对党国三心二意,有些人还想打我汤恩伯的主意,走内线做我的工作。我要告诉这些人,我汤恩伯是买不动、骗不了的。凡是对党国、对蒋委员长有二心者,一律杀!杀!杀!” 参谋总长顾祝同像尊泥塑似地坐在台上,面色阴冷。台下所有军官都脸孔煞白,不敢吱声。他们对汤恩伯杀人如刈草的事例曾亲眼目睹。汤的办公桌玻璃板下,压着手书的晚清名将胡林翼的两句话:“要有菩萨心肠,要有屠夫手段”。他部下许多人背后都称他“汤屠夫”。 那天在台下听他讲话的军官中,有一名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作战处中校参谋,他叫沈世猷,原在国防部人事厅任参谋,经过中共地下党做工作转向革命阵垒,此时奉党指示打入江防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向地下党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汤恩伯当天的讲话,也是他向上级领导王月英汇报的内容之一,他知道地下党还在“走内线”,想通过黄竞白继续做汤的工作。 对汤恩伯的策反没有因陈仪出事而划上休止符号,相反,随着时间推移、形势发展变得更为紧迫,只要有1成功可能也要去争取。毕竟汤恩伯与蒋介石有着太多的恩恩怨怨;毕竟他也考虑到战局急转,大势所趋,要替自己谋退身之阶;毕竟……忽然想到做一道假设题:倘若防卫上海的是他过去所率的嫡系部队,情况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和战系于一念…… 为有利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使上海这座大都市免毁于兵燹炮火,地下党组织调动力量,寻找着一切关系。 吴觉农,这位长期在国民党政府任职的共产党的挚友,承接了去汤公馆捋虎须的重托。 毛泽东对吴觉农慕名已久,在他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就选了吴觉农写的《中国的农民问题》、《日本农民运动的趋势》等文作为参考教材。吴觉农与蔡叔厚、夏衍是至交,他曾利用自己的社会声望与地位,为中共做了许多工作。他在日本求学期间结识汤恩伯,两人私交也很深。吴觉农弃官从商回到上海时,汤恩伯已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得知吴尚无居所,对他说:“你要什么房子,自己去挑好了。”中共地下党希望吴觉农以汤恩伯同学的关系,争取汤和平起义。吴欣然应命。 吴觉农先走“太太路线”,让夫人陈宣昭去汤公馆拜访黄竞白,探探黄的口气。黄竞白是浙江省嵊县人,曾留学日本学习蚕桑,与陈宣昭是同学,回国后黄在杭州任女子蚕桑讲习所所长。 黄竞白听完老同学来意,摇头蹙额,甚为犯难,直言相告:“恩伯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弄得不好,他一旦翻脸,你们的脑袋都保不牢。” 陈宣昭回家将这一信息反馈给丈夫。对于汤恩伯嗜杀成性、翻脸不认人,吴觉农也略有所闻。13军副军长鲍刚是汤恩伯老部下,在部队扩编时因未升迁军长,满含怒气,向汤请假回老家安徽。汤怀疑鲍对自己不忠,另有图谋,表面答应鲍要求,暗中却命陈大庆乘鲍外出途中,埋伏部队,将鲍击毙。 然而身负重托,义无反顾,个人安危,在所不计。吴觉农亲自出面找到汤恩伯,陈明利害,晓以大义,劝说汤效法傅作义将军弃暗投明,保全上海,为600万市民谋一福祉,为国家保存元气,以立功之举向中共表明诚意。 汤恩伯倒没有翻脸,但心烦意乱,顾虑甚重,听完吴觉农话,一言不发,良久,才暗叹一声:“我杀共产党太多了,他们不会相信我的。”又问:“到底你吴觉农与共产党有多深关系?你能保证我身家性命吗?”不待吴回答,汤一挥手:“就这样吧,这事你不要再提了。” 局部和平之门又一次被关闭,大上海将难逃一劫,南京路在战车巨轮的碾压下开始呻吟…… 1950年,陆久之在香港见到了黄竞白,黄告诉他:“毛森不止一次对恩伯说:'陆久之这个人烧成灰也是共产党,我有充分的证据。'他还提出要杀你。但恩伯很看重和你的交情,制止他说:'你不要乱来,我了解陆久之,他的事你不必操心。'要不然,你这条命早送掉了。” 有人说,汤恩伯是被蒋经国用20万两黄金和副总统头衔收买后才死心塌地为蒋氏效劳的。此说虽缺乏史料佐证,但以汤向共产党索价巨昂来看,他“胃口”不小。而蒋介石在用人之际,忍气吞声许下重诺,也不是没有可能。 汤恩伯终于解缆扯篷升火启碇驾起战船驶入了蒋介石划定的航道,他也终于逃不脱蒋介石权术的摆布。到台湾后,汤很快被迫退出现役,只挂个“战略顾问”的空衔,抱忧结郁,末路凄清,于1954年6月29日,死在日本东京一所医学院的手术台上。蒋介石闻讯后无一句哀掉之辞,反而扔下几句冰冷的话:“良将应死于战场。假使汤同志当时在上海保卫战中牺牲殉职,将是何等光耀;他在最后弥留之际,一定非常难过,回忆前尘,定会无限懊悔,抱恨终天。所以也值得我们检讨、痛惜与警惕。”或许,蒋介石仍念念不忘当初汤恩伯曾与共产党“勾勾搭搭”,故说此话以泄心头之愤。 六 就在汤恩伯内心几经彷徨挣扎后终于滑向深渊,铁了心与蒋氏父子“风雨同舟”时,中国战车防御炮部队的创始人、原国民党战车防御炮总队中将总队长张权,却在上海地下党领导下,正秘密酝酿一出“复兴岛活捉蒋介石”的惊险剧。 张权,原名张寿棼,字栩东,1899年9月13日出生于河北省武强县张家庄,1917年考入河北陆军第一预备学校,后被保送到日本士官学校攻读炮科。回国后,任过孙传芳五省联军总司令部上校科长,北伐时,先在程潜任军长、林伯渠任党代表的国民革命军第6军任第19师少将副师长,后又兼任第56团团长。1937年,从陈调元部第46师上校参谋长调任陆军步兵学校少将研究员兼机关炮训练班主任。抗战时,在独山,汤任前敌总指挥,张为装甲兵团团长,成了汤的麾下。现在汤被擢升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在上海声势煊赫,炙手可热,而张权却早已在抗战胜利后,被时任参谋总长的陈诚免职,挂了个中将空衔在上海狄思威路麦加里(现溧阳路965弄)38号一幢普通的平民楼里赋闲。 张权与共产党早有渊源。抗战时在重庆,常去曾家岩50号“周公馆”做客。此前,周恩来曾通过张治中将军介绍共产党员王亚文充任张权的上校秘书。淮海战役时,张权将军利用与国民党联勤总部司令郭忏的私交,坐飞机到徐州,取出国民党参谋本部的作战图提供给解放军。 解放军渡江前夕,张权又奉地下党指示,驱车跑遍了千里江防,将沿江一线的兵力配备、火力据点、位置数量等“视察”得一清二楚,返沪后立即躲在东体育会路20号王亚文家3楼,花了3天3夜,与王亚文及其妻子共同绘制了一张《长江沿线布防图》,此图通过地下党迅速转送到解放军前敌指挥部,后来渡江先头部队选择的突破口果与张权所建议的地点一致。 在蒋介石弃守南京,跑来上海亲督“保卫战”后,张权向王亚文表示:“蒋介石不顾人民死活,徐蚌战争中,如此精锐的部队,美式装备新式武器,尚且打不过解放军,一败涂地。上海一隅,虽号称数10万之众,均残渣余孽,还想作最后挣扎,徒然多死些老百姓。我要替上海600万人民着想,要尽最大努力缩短这场战争,减少生灵死亡,我一定许身于人民解放事业。” 这是一名旧军人在思想发生深刻嬗变后向党袒露的肺腑誓辞。没有什么比信仰更能使人不顾惜生命。在黎明前如墨般的弥天大夜,张权将军置个人安危于脑后,在同情解放事业的军队旧友之间辗转奔波呼号不息。1个月后,在他生命临终之时,面对敌人的屠刀,他终于喊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这响遏行云的金石之声。 七 陆久之没有完成中共上海局交给他的重任,心头很是沉重。他向沙文汉、蔡叔厚吐露自己不安的心情时,沙文汉鼓励他说:“你与党的合作是真诚的,尽管策反汤恩伯的工作未获成功,但你已为迎接上海解放尽到了力量。”沙文汉还告诉他:“蒋介石已密令毛森,对共产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进行大屠杀,许多人已被列入黑名单。你要多加防范。免遭敌人毒手。” 陆久之的处境确实已很危险,保密局特务已在注意他的活动。由于驻复旦大学的132师中校参谋科长张贤(1957年,经群众举报后被捕,于9月26日被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等人的出卖,已经准备起义的张权和李锡佑一起被捕。5月21日下午6时,这两位将领被当作“银元贩子”枪杀在南京路和西藏路大新公司(今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门口。 陆久之看到许多革命志士、爱国仁人在黎明前惨遭杀害,心情十分沉重和悲痛。汤恩伯在撤退前为了表示不忘私谊,还邀陆久之同去台湾。 陆久之断然拒绝了,他以坚定的意志、必胜的信心,迎来了上海的解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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