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的援越政策由秘密收容逐渐过渡到公开扶植，由局部的、应急性的援助过渡到全面的、有组织的援助。但因受对法关系、中国援越机构之间的意见分歧，以及越南革命同盟会内部的矛盾等因素的影响，中国援越工作的实际成效并不显著。这表明，中国国民党对越南独立运动虽然深表同情，但本国利益的最大化是其援越的最终依归。 以往有关抗战时期中越关系的研究，大多以胡志明为主线，着重论述胡在中国的活动及与中国方面的关系。本文试图从中国国民党的角度出发，以中法关系为背景，剖析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军政当局对越南独立运动的援助，及其与越南独立运动中各党派的关系。 秘密援助：抗战爆发至法国战败前 中国国民党与越南独立运动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同盟会时期。正在日本筹组“同盟会”的孙中山两度与越南革命先驱潘佩珠会晤，交换了政治意见并探讨中越两国革命的关系，揭开中越两国革命党人友好合作的历史篇章。其后，越南维新会改组为光复会，光复会改组为越南国民党，越南革命党人的独立运动一直受到中国国民党的影响。 但是，由于越南是法属殖民地，中国与越南独立运动的关系又深受中法关系的影响。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为了应付中日间不断升级的矛盾，南京国民政府努力改善国际环境，以争取欧美大国在道义上和经济上的支持，对法关系亦越来越受到重视。1932年底，南京国民政府任命资深外交官顾维钧为驻法公使。抗战爆发后，中法交涉主要围绕“假道越南运输”和“中法军事合作”等问题展开。在交涉过程中，由于中方有求于法方者多，因此对法态度比较积极主动。法国对中国抗战则持同情态度，在不影响其对日政策的范围内，尽量向中国提供援助，并进行了有限的合作。直至法国战败前，受中法关系制约， 中国国民党对越南独立运动没有给予公开援助。 1930年安沛起义失败后，越南国民党渐趋分裂，分化成大越国民党、越南民政党、大越维民党、大越国社党等。该党正统派武鸿卿、严继组等， 仍采留国民党名义，在北圻、北宁省秘密召集大会，改组国民党。会议决定重新秘密整顿内部，改变策略，吸收党员采取重质不重量的审慎态度，决议派干员前往粤、桂、滇各省成立海外支部，并另派高级干员赴南京，请求设立越南国民党中央干部委员会海外办事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对越南民族独立运动表示同情，允许其在中国设立办事处，并每月资助活动经费200元。此后， 越南国民党海外办事处在云南境内河昆铁路越侨居住地开展活动，并在昆明、宜良、开远、蒙自、芷村等地建立支部。 1936年，一些流亡在华的越南爱国者为了“争取合法地位”，由资深革命家、 当时在蒋介石的参谋本部担任中校参谋的胡学览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申请成立“越南独立同盟会”。参加者有胡学览、阮海臣、黎国柱等流亡在中国的越南国民党、新越革命党、越南独立党的中坚分子20余人。中国国民党中央只派一街区党部负责人参加成立大会。越南独立同盟会成立后并未开展任何活动，只是出现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办公厅登记册中的一个名词而已。 半公开援助：法国战败至太平洋战争爆发 1940年6月法国在欧洲战败后，日本乘机压迫法国， 企图切断援华路线。20日，法越当局与日本签订协定，准许日方派遣军事专家前往法属越南，考察中越边境的全面封锁及日本的运输状况。条约签订后，法越当局关闭印支通道。在日军的武力威逼和“尊重法属越南之领土完整”的承诺下，9月22日，法越当局与日方正式签署了《日法越南协定》。协定规定：一、允许6000名日军只在海防一个港口登陆。运送日军在这个港口登陆的船只限定为每次一艘；二、 允许使用3个机场；三、允许一师团日军为了撤退的目的，从广西进入印度支那经由海防撤走。《日法越南协定》的签订意味着越南成为日本进攻中国的根据地。中国对法国牺牲中国利益向日本妥协的行为提出严重抗议，声明“中国政府为维持其生存独立与遂行其一贯之反侵略主义计，不能不因日本之逼迫，而援取此种形势下一切必要自卫措施”，并声明因此而产生的损失及影响，法方应完全负责。 为防止日军假道越南进攻中国抗战的大后方，驻守中越边境的第四战区开始采取相应的军事防范措施。7月下旬，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调派在中国军队任职的越籍军官张佩公来柳州组织专门对越的情报机关。9月中旬，中国方面下令轰炸滇越铁路上的河口铁桥，并根据《中法滇越铁路章程》下令自行调度滇越路的昆河段。9月下旬，日法在越南实现合作后，中国抗战后方遭受直接威胁，抗战形势骤然恶化。日本海军第十四航空队于10月3日进驻河内机场，7日开始轰炸昆明。日军进入中越边境后，不仅封锁了印支通道， 而且大肆掠夺物资、焚毁房屋，企图摧毁中方抗战的经济基础。在这种情形下，为了获取进驻越南的日军情报和进出越南打击日军，中方开始积极策动对越工作。 中国政府对越工作主要通过两个系统进行：一是军事委员会系统，具体由第四战区总司令张发奎负责，主要在中越边境开展活动。二为中央党部系统，具体由海外部越南办事处负责。该办事处于1940年8 月成立，主任为邢森洲，主要工作为策动越泰侨胞，联络越泰军民，为军事反攻做准备。 为了加强我方对越工作，第四战区在中央的直接资助下先后成立了西南战地工作人员培训班、特别训练班、靖西边区工作队、政治工作队、电报通讯班等对越工作单位。第四战区创办的各种训练班，客观上为越南独立运动培训了大批革命青年，至1942年上半年，共培训越南青年学生702人，其中女性36人。这批青年成为后来中国公开扶助的越南革命团体--“越南革命同盟会”的骨干力量。 法国投降，使其在越南的统治地位呈现动摇之势，也使越南独立运动活跃起来。这一时期的越南独立运动呈现出三种趋势：一为主张争取中国的援助，以与中国国民党渊源最深的越南国民党和一些在中国军方任职的越南军官为代表。二为主张借用日本的力量驱逐法国殖民者，以越南复国同盟为代表。三为主张依靠越南本土的力量，利用中国国共合作的条件，在中越边境地区加强同在中国的和在越南境内活动的重要骨干的联系，为开展越南国内的武装斗争并进而夺取政权而积极做好准备。现将越南独立运动团体在华的活动及与中国地方军政当局的关系分别介绍如下： 越南国民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增加对该党的补助，并命令海外部安南办事处主任邢森洲就近指导接济。为了加强工作，1941年，越南国民党将海外办事处由南京迁至昆明，改组成立越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海外执行部。1942年元月，因驻昆场所遭日机轰炸，又将海外执行部迁至开远。为了充实干部，越南国民党先后在昆明、开远开办三期党员干部训练班。此外，还在开远、宜良两地成立越南青年自卫团。截至1942年8月，越南国民党在华人数达400余人。 越南独立同盟会，简称“越盟”。法国战败后，胡志明向越南共产党海外部建议把活动的中心从云南转移到广西的中越边境地区，然后回国领导武装起义。1940年10月，胡志明、武元甲、范文同等人接到胡学览的邀请后来到桂林。为了取得在桂林公开活动的方便，胡志明决定由胡学览出面以“越南独立同盟会”的名义，成立了“越盟”驻桂林办事处。由于越盟是已经在中国政府登记注册的组织，而且胡当时在李济深主持的军委会桂林办公厅第二局任上校参谋，因此，“越盟”桂林办事处很快取得合法地位。日本入侵越南后， 越南局势引起了中国舆论界和各界人士的关注。1940年12月8 日胡志明与中国方面共同发起成立了“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大会共选出理事55位，越方理事有：胡学览、范文同、张佩公、阮海臣、武河秋、林伯杰、阮爱国、胡亦兰、黄国卿、吕洪秀等10人；中方理事有：李任仁、程思远、阳叔葆、梅公毅、夏衍等40余人。“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为在华的越南人士提供了介绍越南革命运动的机会，加深了中越两国革命者之间的相互了解。 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简称越南解放同盟会。其前身是“越南民族解放委员会”（实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属下越籍军官张佩公指挥的情报机关）。 张佩公获得张发奎支持后，组建中越边区工作队，在靠近边境的广西靖西县从事活动，召收从越南逃出的青年。为了争取这批青年， 胡志明率领在中国活动的越南共产党人从桂林前往靖西。1941年4月， 胡志明等联合张佩公系的陈豹、张中奉等成立了“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该会的宗旨为“联合全越南一切民族解放力量，打倒法日两帝国主义，以求越南完全自由独立”。张发奎和李济深分别向大会赠送了锦旗。 同盟会成立后，一度在边境地带非常活跃。后因内部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越南国民党之间的矛盾，同盟会活动渐趋沉寂，并于1942年初完全停止活动。 越南复国军。“复国军”是越南复国同盟会的军事组织，原为日本利用来打击法国的工具，法国在谅山向日妥协后，日本放弃对复国军的支持，法军乘机进行扫荡。黄良率领复国军500余人退入广西境内。 第四战区对复国军非常优待，保留他们的武装，为他们提供食宿，还在大桥设立特别训练班，对其进行政治培训和军事训练。张发奎、白崇禧、陈立夫等人都曾经给特别训练班做过报告。法方曾向中方提出抗议，要求中方遣送，中方以不知情为由，坚决拒绝。 由上可见，由于日军入侵越南，中国方面开始积极策动对越工作，由秘密收容越南革命人士和团体逐渐过渡为半公开的扶持。 公开援助：太平洋战争爆发至法国解放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单独抗击日本侵略的局面宣告结束。12月31日，罗斯福根据阿卡迪亚会议决定，致电蒋介石，建议成立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请蒋任最高统帅，由中、美、英三国代表组织联合作战参谋部，战区地域包括中国及盟国军队可以到达之越南及泰国国境。 越南划归中国战区后，中国对越策动工作更趋积极。1942年3月5日，“为求对越策动工作能迅确推展起见”，第四战区制定了“对越策动计划大纲”，规定工作方针为“为求进出越南作战便利之目的，战区应利用政治、外交等手段之掩护，积极策动组织越南民众武力，并各地华侨，争取法越政府暨其部队之向心，及扶植指导越南诸党派，以期控制全部越南之潜力，使能与国军立于同一战线，共同打击倭寇。最低限度不使供敌使用，以期我入越作战收最大之成效”。为使越南各党派“对我能确实协助”，第四战区决定改组越南解放同盟会，“就该员中忠实负责者及我侨胞领袖与复国军之中坚分子，重新合并组织一越南反侵略同盟会，设置柳州，直接受本战区之监督、指导，重新决定其工作方针，坚定其信仰，以消弥其纠错之现象，期收确实协助之效”。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开始公开表示支持越南民族独立运动。3 月23日，立法院长孙科在重庆《中央日报》发表意见，主张大战以后应“恢复世界各弱小民族之自由独立”。1943年11月，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明确表示，中国政府对“安南”“无领土野心”，并提议发表宣言，战后由安南独立。 中国政府公开声明支持越南独立后，越南革命党人在华的活动更趋活跃。1942年上半年，20余位越南各民族主义团体的领导人会集柳州，酝酿成立“越南革命同盟会”。但由于“不相统属，互存成见”，实际的筹组工作并无成效。经第四战区政治部数月的组织和培训，各党派的代表“颇能相与抛弃成见”，于7 月成立“筹备委员会”。筹备会内工作人员共有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复国军、国民党及土生华侨等28人。其中筹备委员19名， 基本会员9名。19名筹备委员中，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有张佩公等7人；越南复国同盟会黄良等6人；越南国民党武洪卿等3人；大越党阮海臣1人；越籍华侨梅公毅等2人。 10月1日，越南革命同盟会在柳州正式成立。 该会的“最高目的”为“联合全越民众及中国国民党，打倒日、法帝国主义，恢复越南国土，建立自由平等之民主国家”。会议推定执行委员会委员7人，分别为张佩公、陈豹、张中奉、阮海臣、武洪卿、严继组、农轻猷，其中常务委员为张佩公、阮海臣、武洪卿3人。越南革命同盟会下设7个组，秘书组长为阮海臣，军事组长为张佩公，组织组长为武洪卿，宣传组长为杨清民，训练组长为陈豹，财务组长为农经猷，交际组长为严继组。并设东兴、靖西、龙州3 个办事处，其负责人分别为严继组、武洪卿、陈豹。同盟会还在昆明设立分会，由越南国民党负责。 越南革命同盟会正式委员所属党派和筹备时期相比，主要有以下几点变化，一是越南复国军的实力大大削弱了；二是越南共产党完全退出，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势力锐减；三是越南国民党的实力后来居上，掌握秘书、组织、交际三个部门，东兴、靖西两个办事处和昆明分会。复国军实力削弱主要是由于内部的反对。越南共产党的完全退出则与阮海臣和张佩公的反对有关。越南国民党实力的增强与中国国民党的支持分不开。越南国民党原在云南一带活动，是受中国国民党的鼓励才前往柳州的。据越南国民党人自己称：“越南革命同盟会成立之际，本党鉴于会内份子复杂，一时未便参加，爰贵党殷殷至嘱，向越南国内推展工作，业经遵办，毫未间断……” 第四战区对越南革命同盟会的援助方式为：提供活动经费和派驻指导代表。第四战区长官部每月提供越南革命同盟会国币10万元的活动经费。为了加强联络工作，第四战区还向越南革命同盟会派驻了指导代表。第一任指导代表由政治部主任梁华盛兼任。1943年5月，梁调离后，由新任政治部主任侯志明兼任， 侯因“声望太浅”，无法开展工作，同年年底，改由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兼任，侯志明副之。张发奎任指导代表期间，成立一个指导代表办公室，具体负责对越工作，主任为中将高级参谋萧文。 虽有中方在人力和物力方面的支持，但越南革命同盟会的工作进展并不顺利，甚至一度陷于停顿。究其原因，有以下数端：其一，内部纷争不断，尤以张佩公派与越南国民党争夺最为激烈，越南国民党领袖武鸿卿自与柳州越南革命同盟会主持人张佩公意见不合以后，即背弃同盟会，率其手下严继组、黎宁等先后返昆。此外，越南国民党与复国军也不能相容。其三，由于越南革命同盟会排斥越盟势力，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遭到越盟的抵制。1941年5月，“越盟阵线”成立后， 大批越南共产党人从广西回国参加武装斗争。1942年1月， 胡志明指导成立了许多军政干部训练班，其后越盟的影响几乎扩展到边境地区的每个角落，致使越南革命同盟会几乎无法在越边开展活动。由于以上诸多原因，1943年7月到12 月底，越南革命同盟会的工作甚至完全陷入停滞的状态。 为了改善和切实加强越南革命同盟会的工作，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决定改变扶植对象，加入胡志明一派的势力，重新改组越南革命同盟会。 当时的胡志明正被第四战区关押中。胡志明是1942年8 月来华时被捕的。胡志明来华的目的及被捕的原因，据张发奎后来报告称： 国际反侵略越南分会代表胡志明被派携函自越赴渝，拟谒钧（委）座致敬，向我中央请示抗日方针与国际反侵略会中国分会联络，于31年8月29日路经广西天保县境， 因其所携证件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会会员、国际新闻社特约通讯员证明书、本部军用证明书等，均民29年所发，久已过期，被天保县属街长乡公所检查，疑有间谍嫌疑，经乡县专员公署钧（后委）会、桂林办公厅本战区政治部各级机关递解押讯。 1944年1月23日，张发奎致函蒋介石、吴铁城， 恳请由他“俾予任务”，派遣胡志明“回越工作”。张发奎之所以向蒋介石请求释放胡志明，主要因为：一与当时国共合作的政治环境有关。据张发奎回忆：在当时我们并不反对共产主义者，尤其是国际共产主义者。二与胡志明隐瞒真实身份有关。 胡志明在中国境内从事革命活动时经常使用化名，中国方面在很长时间内不知道胡志明便是越共首领阮爱国。被捕期间，胡志明仅承认是“越南革命干部”，并曾参加过共产党，但与中共无关。第四战区政治部经过半年多的多方调查，至1943年7月， 也只能证明他是“第三国际活动分子”。在这种情形下，胡的待遇得到改善，由被拘禁改为由“政治部察看”，并“予以优礼感化”。三是因为胡志明的个人能力和实力。 越南革命同盟会领导人的自由散漫和腐化是一直困扰张发奎的一个难题。越南革命同盟会第二号重要人物阮海臣在贪污活动经费后，曾一度离开柳州，其他领导人对他均束手无策。张发奎对张佩公、阮海臣、农经猷等人都深感失望，认为他们自由散漫，争权夺利，没有领导才能。张对胡志明的印象颇佳，认为从“言语文字推断”，胡志明“似于三民主义抗日政策均有深切了解”，而且“才思老练，气度和平”。胡志明是以“国际反侵略同盟会越南分会”的名义来华的。胡被捕后，越共为营救他出狱，曾以“国际反侵略同盟会越南分会”的名义致电重庆塔斯社，声称：“国际反侵略越南分会全赖胡同志奔走，成立于1941年。该会包括其他各种革命团体，其主要者有青年独立会、农民独立会及妇女独立会，该分会共有会员廿万，其他支会散布于越南全部，而于cochin、安南及东京尤多。”据此，张发奎在请求释放胡志明的报告中强调指出“其所代之分会，据其自称有廿余万民众”。 为了改组越南革命同盟会，1944年3月25日至28日， 第四战区在柳州策动召开“越南革命同盟会海外革命团体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越南革命同盟会、特别训练班、越南民众运动解放会、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大越党、国际反侵略会越南分会等7个团体的代表，共计15名。改组后，重新当选的执行委员有：张佩公、张中奉、陈豹、普春律、严继组、黎松山、陈廷川等7人；重新当选的监察委员有：阮海臣、 武鸿卿、农经猷3人；胡志明和阮祥三被选为候补执行委员。 大约一年以后，胡志明补陈廷川的缺成为执行委员。 可见，改组后的革命同盟会各派势力变得相对均衡，越南国民党的优势地位无形中削弱了。 加强越南革命同盟会工作的第二步为改组越南革命同盟会云南分会。当时在云南有两个合法的越南革命党人组织，一个是以武洪卿为首的越南国民党，一个是杨宝山、黎松山等越南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会”。“抗日会”于1937年成立，全称为“越南民众支持中国抗日后援会”。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41年，越南共产党将“抗日会”改组为“越南民众解放运动会”，简称为“解放会”。1943年1月， 武鸿卿前往云南筹组越南革命同盟会云南分会，两派发生激烈的争执。以杨宝山、黎松山等为首的“解放会”提出的合作条件是，必须先改组革命同盟会，然后才能合作。武鸿卿等则认为必须先加入革命同盟会后，才能提出要求。由于双方意见分歧，越南革命同盟会云南分会的工作陷入停顿。为了加强合作，越南革命同盟会海外革命团体会议决议，将越南革命同盟会云南特别分会与驻滇越南民众解放会合并。在萧文的指导下，越南革命同盟会云南分会于1944年7月2日正式改组，在昆明兴仁街44号越南俱乐部礼堂举行了公开选举。国、共双方各提6位候选人。经过激烈的争夺，共选出5名执行委员，其中3 名为越南共产党人；3名常务执行委员中，有两位是越共成员，其中唯一的一位越南国民党常务执行委员杨子江不久也脱离越南国民党加入了越共；3 名中监察委员中，有越共党人1名。 这一选举结果表明越南共产党已在争夺中取得优势，并在实际上控制了改组后的云南分会。 越南革命同盟会云南改组之后，武鸿卿、严继组等见自己处于劣势地位，随即离开昆明前往开远，创办咖啡店联络国民党人，并与在滇桂边境活动的法、英情报机构保持联络。脱离越南国民党加入越南共产党的杨子江向指导代表萧文出示了严继组与英方签订的妥协条约。鉴于严继组等“私结团体”“破坏同盟”并“勾结英法”“出卖越南”，1944年8月4日，萧文下令逮捕严继组及其手下武光品。与此同时，萧文还以越南革命同盟会的名义，宣布武鸿卿、阮祥三等人的“罪状”，指责他们反对改组云南分会，是“违反纪律”和“破坏革命同盟会”。从此以后， 越南国民党在同盟会中的势力大为削弱。 在逮捕越南国民党要员严继组后不久，8月9日，第四战区司令部正式释放胡志明，并根据他所拟的“入越工作计划大纲”，同意其率领战地工作总队队员杨文禄等18人入越开展工作，拨给入越经费7.6 万元，此外还发给护照、公文、药品等，并拟援助武器。但胡志明回越后不久， 10月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便得知胡志明即是越共和越盟的首领阮爱国。张发奎上报的援助计划未获批准。 中国政府对越南革命同盟会的公开支持，遭到维琪政府和戴高乐领导的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抗议。维琪政府与“自由法国”虽在抵抗法西斯侵略的问题上态度迥异，但对战后恢复法国在越南殖民统治的问题上并无二致。对法方的抗议，蒋介石均批示“置之不理”。 这一阶段，中国方面对越南独立运动的援助虽已由半公开过渡到公开，并由应急性的援助过渡为有组织的援助，但整体而言，中方援越的实际成效并不显著。除前文所述的越南革命同盟会内部原因外，中国国民党方面援越机构步骤不一、意见分歧也是造成援越不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具体负责援越工作的第四战区从“协助我方共同打击敌寇”的军事角度出发，主张扶植在越南境内有实力的越盟；中央党部则从党际关系亲疏的角度出发，主张扶植与自己渊源最深的越南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改变扶助越南国民党的作法，遭到以吴铁城为首的中央党部的反对。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和中央党部在援越政策方面的矛盾和分歧，在严继组被捕事件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严继组被捕后，9月13日，吴铁城致电张发奎称： 查越南国民党与本党发生关系远在开战以前，太平洋战起以后，本党为扶植该党，增其向心起见，曾增加补助，辅导其发展，并交由海外部安南办事处主任邢森洲同志就近指导接济。至越南国家主义党昆明支部杨子江与英国联络各节……其间有无误会或不实之处，请兄详加查核。为使越南革命同志增加对于我国之信心起见，弟意应采怀柔感化方策，对于越南各党派各别运用而不抑此扶彼以增纠纷，愚见如此，未审有当否？关于对越南整个政策，中央正与各有关机关妥慎拟议中，可否先将严继组交保释或解渝候讯之处，祈栽夺见复为幸。 张发奎列举出越南国民党的种种违纪行为，坚决拒绝了吴铁城的建议，指出： 扶植越南革命，前奉军委会核准确定，以联合各党各派之力量，统一指导其活动，使能广泛协助我方共同打击敌寇为原则，并奉命令以在柳成立之越南革命同盟会为主体，而毋庸有其他党会之存在有案。年来本战区对于越党之扶植指导均准此原则办理。对于不参加同盟会之各党，则限制其活动，并诱导其加盟；对于已参加同盟而又于会外擅自行动，甚或破坏同盟者，自应严予制裁，以维纪律。本战区对于越南各党并无成见，亦未存心抑此扶彼。要之唯中央之命是从，今后对于越南各党派之扶植是否维持原案，抑采各别运用之方策，刻在呈请军委会核示中。但指导越党之责，无论方策如何应予统一专任，不宜分割错综，致相矛盾。今严继组、武光品业已缉获，初步审讯情形已报军委会，并将全案交本战区军法执监部讯办，静候中央处决。至于可否先行交保释放一节，因严继组涉有通敌嫌疑，未便照办。 为了缓解第四战区与中央党部之间的矛盾，打破越南革命同盟会的僵局，1945年2月27日，参与援越工作的中央党部、军统局、 海外部等各部门联合召开会议，商议解决“严案”，结果同意释放严继组，原因如下：一、根据严继组报告及各机关所接情报，严继组尚无不利于中国之行动。二、越南国家主义党昆明支部杨之江向英国政府所建议之互助条件，严继组曾报告军统局及海外部驻安南办事处主任邢森洲，英国亦未理会杨之江之建议。三、严继组参加越南革命同盟会，仍以越南国民党名义活动，系该同盟会之纪律问题。会议决定将指导越南革命的全权暂时移交陆军总部作一过渡，将来再由陆军总部移交中央党部主管。但是令中央党部始料不及的是，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很快又将指挥权交还给第四战区（1945年3月，第四战区取消，改称第二方面军， 张发奎被任命为第二方面军总司令）。 消极援助：法国解放至越南宣布独立 1944年10月，受日军攻桂的影响，第四战区自顾不暇，越南革命同盟会的工作一度完全停顿。柳州失陷后，越南革命同盟会跟随第四战区司令部由柳州迁至百色。越南国民党遭整肃后，阮海臣、张佩公、严继组、武鸿卿、农经猷、陈豹等纷纷离开柳州前往云南、贵州等地。越南革命同盟会门可罗雀，只有黎松山、蒲春律、张中奉三人在会，此外还有青年队（即原复国军）成员140人。 中国援助下的越南革命同盟会虽暂时停顿，越南境内的民族独立运动此时却空前发展。自1944年8月法国解放后， 戴高乐临时政府与日本在越南的矛盾开始突出，这为越南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提供了良机。一直立足于国内发展的越盟势力此时得以壮大。 1945年3月9日，日军发动突然袭击，逮捕越督德古、陆军总司令爱梅等军政要员， 推翻了法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三九事变后，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向汇报第四战区改编情况的萧文表示：“现阶段对越工作实为千载一时之良机”，并具体指示：1.外事处全部保留并加强实际工作。2.先发第一期入越工作经费，国币五百万元。3.答先给以两个团之武器，其目前应用之少数军火由第二方面军酌发。但实际上，中方援越态度却发生转变，由积极转趋消极，由公开转趋半公开。这一转变明显地表现在对待越南国民党的态度方面。具体情况如下： 反对越南国民党发表对时局的宣言。三九事变后，越南政局暂时出现权力真空。越南国民党决定乘机发表对于时局的宣言，以引起盟国对越南民族自决问题的注意，为自己返越做准备。为此，越南国民党要员严继组前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求援助。中央党部秘书张寿贤从利于将来越南问题的解决和顾及中国国际形象角度出发，主张采取主动态度，认为“现时越南革命同盟会纵无形解散，越南国民党纵力量薄弱，此时如能有所表示，与我不无裨益”，而且，“我国扶植越南份子为公开之秘密，此时有此机会不能有所表现，非越南革命力量薄弱至不足道，即为我国之无能，多年纸老虎一旦戳穿矣”。国防部和中央宣传部则对此持反对态度。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认为，是否发表宣言一事“无足重轻”，并称“法国抗议我扶植越南革命党，我曾以德古媚日为藉口，现德古被拘，越局剧变，对越态度应再检讨”。（注：张寿贤报告，1945年3月14日。 ）中央宣传部认为：“目前对越宣传方面方针应注重促进法越一致抗日以配合盟军攻势，倘于此时宣传民族自决似非所宜，为避免分散力量及增进中法邦交起见，在我国境内以不准其发表或见诸报章为宜。”越南国民党要求发表对时局宣言的申请最终未获批准。 拒绝越南国民党代表团的援助请求。三九事变后，鉴于越盟已把持同盟会的领导权，越南国民党人认为“同盟会已无争取必要”，欲“以越南国民党名义活动”，直接与中国国民党接洽。1945年5月，越南国民党派遣代表团前往重庆， 自称“越南国民党之八千党军已准备齐全，待命杀敌”，“越南国民党25万忠实党员散布于全国各地，亦正端候起事之日之来临”，恳请中国政府提供以下具体援助：“一、承认越南革命临时政府之独立。二、援助本党成立越南革命军。三、接济国内外革命军之军火。” 越南国民党代表团抵达重庆后，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先后两次接见，发表如下意见：关于法国军队和盟军在越南抗日是否会影响越南独立运动，吴指出，将来情形，现尚无法判断，建议越南国民党“最好在盟军未到越南前，越民先表示其力量，反对法日侵略”，因为“盟军是否会妨碍越南独立运动要以越南本身民气如何以为断，如民气激昂，意志坚定，力量团结，盟国之同情才有办法”。关于同盟国对战后法国重返越南的态度，吴表示：“法国曾让日本侵略越南为南进根据地，将来的越南恐不会仍归法有”，并再次提请越南国民党人注意：“越南问题必须使之成为问题，即发动具体化、表面化之独立运动，而此动作应在盟军在越南登陆以前”，“在盟军登陆时，越人必须有具体动作。”关于承认临时政府一点， 吴表示：“临时政府现既尚未正式成立，自无从承认，联合国曾有诺言不能承认非人民公意所拥护之政府，如韩国临时政府，迄今尚未获得联合国之承认。但事实上对于革命政府均采用非正式承认方式，如韩国、泰国均系如此。”关于接济武器一点，吴指出：“大量武器无法运入，此外日军解决法越军时，越人原有武器亦尚不能保存，由此可见即使拥有武力，但非至适宜时期，亦属无用，至于少数个人使用作为鼓励革命情绪之用，可请中国陆军总部酌量发给。”吴铁城还表示反对越南国民党从越南革命同盟会中分裂出来的作法，劝诫越南国民党人“至少在敌人未驱出国土，独立尚未完成之时，应极其容忍，不宜意气从事”。 6月25日下午，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在曾家岩官邸， 接见越南国民党代表团，谈话要点如下： 一、中国对于越南当然要援助，不过国际情形复杂，法国之地位现在尚未解决，故续与英美研究，美国一定愿意看到越南的独立与自主。二、关于承认越南临时政府问题，将来看时机发展，中国军队不久即将进入越南，中国一定愿意帮助越南得到独立自由。三、中国政府现时不能以政府名义援助越南独立，接济武器是小问题，但一涉指挥系统即与国际问题有关，中国所使用之武器亦多来自美国，故须与美国详细研究。四、希望在中国多看看各方情形，将来可与中国军队一同回去。 从国民党高层人物的谈话可以看出，中国国民党在援助越南国民党的问题上态度游移。在盟军即将进入越南的情形下，中国国民党人已经意识到战后的越南若要独立此时必须发动大规模的独立运动。从道义角度讲，中国国民党理当扶植与自己渊源最深的越南国民党，使其能在将来新政权中占重要地位，但在复杂的国际形势面前，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却拒绝了越南国民党的援助请求。越南国民党除了获允其代表团一部分成员将来可以与中国军队一同回去外，没有得到中国国民党其他的实际援助，甚至其欲脱离越南革命同盟会而正式获得承认的精神援助目标也未能实现。 中国方面不仅在扶助越南国民党问题上犹疑不定，对越南革命同盟会公开扶助的态度也发生变化。 1945年5月12日， 越南革命同盟会新近组设的“行动总队”进入越境后，为了加强对越南工作的指导，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向军委会建议召开“越南革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一建议遭到以吴铁城为首的中央党部系统的反对，其理由为： 一、越南党派复杂，我国应促其团结力量，集中意志，以获得解放与独立，现时召开代表大会有无把握达到此目的，抑将使彼等更趋分裂，此应注意者一。二、在我国各革命团体力量均有限，真正之革命力量在越南国内，故应避免以导演方式在外面制造，促成彼等自相斗争，此应注意者。三、中法为盟国，法国已遴于五强之列，中法关系应慎重，故援助越南革命不能太露痕迹，此应注意者。四、以上各点，如会商结果，认为有举行代表大会之必要者，我国应努力劝请越南国民党参加。 军委会根据中央党部的意见回复张发奎，请其注意如因代表大会之召开而引起纠纷，不如暂缓举行。张发奎对军委会提出的问题，作出如下解释： 一、查越南党派大约有三，即以革命同盟会为中心之国民党系，及左倾之独立同盟系，与保皇之大越党系。自去年3月海外会议后， 经团结一致，今召开一次全会，只有团结，不致分裂。 二、 现中越籍干部500余人，分途入越……沿边府州官民团体，均纷纷向我输诚。 兹拟在该占领区建立根据地形成根据地，形成重点，大会即在该地区内举行。三、关于中法邦交向遵守中枢指示办理。现越军已在越境滋长成大，大会又在越境内进行。且以驱倭解放为号召，似不致影响中法邦交。 张发奎虽尽力争取，“越南革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最终未能召开。 当中国内部为是否召开“越南革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争论不休，越南国民党为争取中国的援助而滞留不归，越南革命同盟会的其他领导人，如张佩公、陈豹、农经猷等因受经济困难而逗留贵阳时， 越南人民已在以越南共产党为核心的越盟的领导下发动“八月革命”，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 其一，受严继组被捕一案的影响。“严案”暴露了越南国民党自身的缺陷，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对其扶植对象的实力产生了怀疑。吴铁城令其手下切实研究越南国民党领导力量究竟有多大。秘书张寿贤经研究后， 得出结论认为：“在越南国民党本身，似亦有矛盾存在，如党名原为越南国民党，在华活动则系以海外执行部出面，现又拟成立青年革命行动委员会，如武鸿卿、严继组能切实掌握国民党，国民党又确属健全者，似不必多立名目，时时变更” 其二，出于防共的需要。1944年9月，胡志明回越后， 越南共产党的活动“顿告活跃”，并逐渐“蔓延全越”。 越共与中国国民党虽有抗日的共同目标，但由于两党所坚持的政治理念水火不容，矛盾和摩擦日益增多。第二方面军外事处副处长萧文为此特向越共联络员黎松山提出警告。中国国民党支持越南民族独立，但越南独立运动各党派中最有实力的却是“越南共产党”，处此矛盾之中，中国国民党援越态度变得暧昧起来。中央党部系统方面具体操作援越工作的邢森洲充满顾虑地指出：“……现越共势力蔓延全越，彼以苏联为背景，与我党主义国策相违背，虽能联络运用，不但于吾人不利，彼竟将利用吾人为跳板，阴贮实力，异日倒戈相向。是故目下协助越南革命，一面树法为敌，一面受共利用，不得微利徒遭大害耳。” 其三，受美国态度的影响。1943年在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主张将战后越南置于国际托管之下。这一主张得到斯大林和蒋介石的支持。英国由于与法国同样在远东享有巨大利益，坚决反对罗斯福的主张。大会最后决定越南问题的解决是“战后的事”。到1944年底，客观形势发生变化，法国的解放和临时政府的建立逐渐加强了法国的实力。戴高乐执掌政权以后，法国政府一再申明不愿放弃越南的政治权，并已着手组织远征军，准备东来。美国从战后欧洲的政局和自身战略利益角度考虑，决定在殖民地问题上向英、法等盟国成员让步。1944年10月24日，美国宣布承认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罗斯福在1945年3月15日的讲话中同意法国恢复殖民统治， 但是同时指出，法国负有“托管国的责任……并且规定独立是最终目标”。 战时的中国外交基本上是唯美国马首是瞻，美国反对法国战后恢复在越南殖民统治的态度妥协后，中国政府对法的态度也相应改变。1944年10月10日，蒋介石秘密接见了法国临时政府代表贝志高将军，表示愿意帮助法国恢复在越南的殖民统治。10月23日，中国政府正式承认法国临时政府。 其四，法越当局对华态度的转变也是促使中国政府调整对越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1944年8月，盟军解放巴黎，推翻维琪政府后， 日本与法越当局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法越当局在日本和越盟的双重压力下，对中国态度发生根本转变，由“挟敌自重”、“傲慢无礼”转变为请求援助。为了使法国在战后对越南问题仍有发言权，越督德古及法国驻越陆军总司令爱梅还曾多次向中国外交部及第四战区长官部提出相当具体且于中国有利之建议，如：承认中国在越南有种种之特权，华侨在越南有特殊之地位；法国愿以其人力技术复修滇越、桂越两铁路，供中国自由使用，中国人民货物得以自由出入，由中国在海防设立海关，自行征税，等等。 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的援越政策由秘密收容逐渐过渡到半公开扶植，由应急性的援助过渡到公开的、有组织的援助。但因受对法关系、中国援越机构之间的意见分歧，以及越南革命同盟会内部纷争等因素的影响，中国援越工作的实际成效并不显著。中国国民党对越南独立运动虽然深表同情，但本国利益的最大化是其援越的最高原则。随着抗战后期法国地位的回升，并表示愿意牺牲自己在中国的利益以换取中方对法国战后重返越南的支持，中国在援越的问题上开始动摇，援越态度也随之发生转变，由积极转趋消极，由公开转趋半公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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