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野战军强渡泾河，向西府挺进 西北地区位于中国东西部结合处，它疆域辽阔，包括当今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广大地区，且辖内多峰险林密的山区，地势险峻，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正因为如此，自1935年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陕北，中国共产党把制定战略决策、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大本营放在西北后，国共两党便在西北地区展开了殊死较量。其中彭德怀率领人民军队与以马步芳、马鸿逵、马鸿宾为首的“马家军”之间的鏖战，尤为引人瞩目。 一 “马家军”原为家族武装势力，它兴起于民国时期，活跃于中国西北的甘肃、宁夏、青海等地区，由于其首领皆回族马姓，便被称为“马家军”。“马家军”以“甘、河、回、马”(即甘肃人、河州人、回族、马姓)这四条为用人标准，核心权力采取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封建继承方式，经数年的发展，逐渐成为左右西北局势的军阀武装，其军事实力甚至足以同蒋介石国民政府在西北的中央军相抗衡，彭德怀后来就曾说过：“青马匪军为今日敌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在全国也是有数的顽敌。” “马家军”先后依附北洋军阀、冯玉祥、蒋介石等，几乎参与了近代中国政坛的所有纷争。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经过不断地兼并和蚕食，其各股势力逐渐汇聚成最具实力的马步芳、马鸿逵、马鸿宾三个军阀集团，人称“西北三马”。马家军首领尤其是青宁“二马”（即“青海王”马步芳、“宁夏王”马鸿逵），崇尚武力，嗜血好杀，对当地人民实行残酷的封建统治，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等进步军事力量更是极端仇视。 1936年11月2日，被蒋介石任命为“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兼第五纵队司令官”的国民政府青海省代主席马步芳，就曾仗着人马充足，武器精良，叫嚣着“宁死一万人，不失一寸土”，扬言“我们马家军，要在一个月之内消灭河西走廊里所有红军”，对进入河西走廊的红军西路军进行疯狂“围剿”。英勇的红军西路军指战员们经过长途跋涉，人困马乏，再加上天寒地冻，没有坚实的根据地做依撑，补给严重缺乏，虽然经过月余的浴血奋战，歼灭了大量“马家军”，但终因粮尽弹绝，数万红军将士饮恨河西。马步芳用红军西路军将士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红顶子，不久便由青海省代主席荣升为青海省主席。 自1937年1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保安迁至延安后，如何防范盘踞于青、宁、甘地区数十年的“马家军”，以及陕北地区以胡宗南为首的数量庞大的新“西北军”系的侵扰，保卫“红色首府”延安的安宁，便成为党中央和毛泽东所要考虑的头等大事。而当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当局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悍然以二十二万人围攻鄂豫边境的中原解放区，随后又大举进攻华东、晋冀鲁豫、晋绥、东北以及海南岛等解放区，挑起全面内战之际，身处西北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更是将我军在西北战场上的胜负，视为决定全国解放战争进程快慢的一个重要因素。 鉴于此，在解放战争初期，中央军委便命令，由1纵和新编4旅、教导旅、警1旅、警3旅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统一领导陕甘宁边区人民军队对敌作战。中共中央基于当时西北战场的特殊形势，还多次召开军事会议，研究西北战场的军事策略。毛泽东同彭德怀也进行了多次会谈。在会谈中，彭德怀一针见血地说道：“西北的问题，我看主要对手是胡宗南和'二马'（指马步芳、马鸿逵），而胡和马又有区别。”，毛泽东赞成彭的意见，他指出：“这也是陕甘宁边区的主要威胁。胡有野心，此人的后台是蒋介石；马有野性，是地头蛇，带点民族色彩，有很大的欺骗性。”。就这样，统筹全局的“帅”--毛泽东，便与领军鏖战大西北的“将”--彭德怀，达成了共识。两人开始酝酿集中西北地区我军的主要力量，来消灭肆虐大西北的国民党“马家军”和胡宗南的新“西北军”系。 对于胡宗南，彭德怀并不陌生，他们可以说是老对手了。自十年内战开始，彭德怀就同胡宗南展开了长达十数年的军事较量，期间有战亦有和；抗战胜利后，胡宗南仗着蒋介石的恩宠，将其军事势力在中原、华北、东北及整个北中国地区进行渗透，渐成国民党军系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他不断在解放区边缘制造摩擦，企图进攻陕甘宁解放区，彭德怀率领陕北军民又对其进行了坚决的还击，使胡挑起战争的图谋一时难以得逞。真正使彭德怀忧心的，是肆虐大西北的“马家军”。“马家军”由于带有浓密的家族色彩，并且多为骑兵，我军战士又相对缺乏对骑兵的作战经验，因此，在彭德怀看来，能否战胜并歼灭“马家军”，便成为我军能否取得西北战场胜利的重要因素。 从1947年3月开始，国民党军队在全面进攻接连受挫的情况下，对解放区改行重点进攻，在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战场上转取守势，抽调兵力企图首先消灭陕北、山东两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再将主力转用于其它战场。在陕北，包括“马家军”在内的国民党军队二十五万余人，在胡宗南率领下，向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延安发动了突然袭击。彭德怀率领下的西北野战军与“马家军”鏖战的序幕就此拉开。 当时，围攻延安的国民党军队中有胡宗南的二十个旅十七万多人，马步芳、马鸿逵、马鸿宾的十二个旅近七万人，邓宝珊的两个旅一万二千多人。这些军队属于不同的派系，之间互有矛盾，虽然其进攻延安的目标是一致的，但心态却各有不同：胡宗南是蒋介石在西北重点培养的一颗棋子，是蒋的心腹爱将，其部是国民党中央嫡系军队，在人员补给、物资供应方面都享有很多特权，对攻取延安当然最积极；马步芳、马鸿逵反共、攻击延安是积极的，然其“马家军”虽英勇善战，盘踞一方数十年，但终究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且当时又受制于胡宗南，与胡心有芥蒂；马鸿宾与嗜杀成性的马步芳、马鸿逵不同，且实力又逊于青宁“二马”，对进攻延安不甚积极；而邓宝珊则与中共关系甚密，且因其长期受蒋介石排挤，对进攻延安更是敷衍了事。因此，真正威胁延安的，只有胡宗南和青宁“二马”。 从我军角度来说，当时我军在西北地区的兵力满打满算野战部队只有七个旅，一万六千一百七十八人，算上地方部队和后勤部队也不过两万余人，何况这些部队还不能全部拉到陕北，再加上武器装备差、弹药奇缺等后勤补给困难，敌我力量极其悬殊。但我军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很大提高，士气高涨，并且蒋介石置抗战结束后全国人民求和平、重建被战争破坏的美好家园于不顾，悍然发动内战，其在全国人民面前已经输了理，而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却代表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是真正为着实现全国和平而战斗的，战争的正义性在我军这边。 因此，率领人民军队打赢这场军事和政治战争，便成为党赋予彭德怀的艰巨任务，同时也是对彭德怀的严峻考验。 二 利用青宁“二马”与胡宗南之间的矛盾，达到分而破之的目的，是彭德怀最为关心的问题。他经过深思熟虑，制定出了一个大胆的策略，即“吃胡看马”、“先胡后马”：集中大部分兵力，先将老对手胡宗南部作为正面战场的主要目标，从多方面对骄横的胡宗南部实施致命性的打击，然后再集中力量解决青、宁“二马”，从而达到防止敌军联合，最终将其各个击破的战略计划。 遵循着这一战略指导思想，在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的过程中，彭德怀井然有序地布置了阻击进犯之敌的作战计划。因此，在延安军民“石磨子”战术层层阻击之下，原先向蒋介石夸下海口三天攻占延安的胡宗南，直到战役发起后的一周，才以伤亡近万人的巨大代价，“攻取”了一座空城。 此后，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指挥下，遵照中央方针，不断给进犯之敌予以有力的打击。彭德怀集中西北野战军的主要力量，遵循围点打援、运动中消灭敌人等战术原则，短短数月间便连续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等战役胜利，使胡宗南在西北的军事力量遭受惨重打击。 但就在彭德怀集中力量消灭胡宗南部的同时，“马家军”却趁西北野战军无暇西顾，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相继占去了陇东地区的合水、西华池、曲子、环县、庆阳五个城市，陇东百姓遭到“马家军”的残酷掠夺和屠杀。“马家军”还借机大肆扩充武装。马步芳派韩起功到临夏等地大肆抓兵，新编129军；下令在青海农业区强征新兵1万名，在牧区征马1万匹，开赴陕北前线；在平凉、西峰镇强征新兵2.5万多人。一时间，整个大西北被“马家军”搞得乌烟瘴气，百姓苦不堪言，“马家军”实力却极速膨胀。 也就在此时，鉴于胡宗南部收缩集中，不易寻找战机的新情况，彭德怀也将西北战场上对敌作战的主要矛头指向了恶贯满盈的青宁“二马”，他向中共中央提交了西出陇东鞭抽“二马”的作战计划。194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几天来和彭、习商定了六月份作战计划。除警七团外，全军出陇东，歼击青宁二马”。很快，毛泽东便回电：“……此计划甚佳”。 出击陇东，彭德怀颇费了一番心思。此时的青马整编82师师部统辖下属第100旅分驻西峰、宁县；整骑8旅分驻庆阳、合水、西华池地区；骑兵2旅在悦乐、阜城。宁马整编81师的60旅在环县、蒋台，35旅则在羊圈山，整18师分驻三边。针对“马家军”分布情况，彭德怀制定了先打骑2旅和骑8旅，再打100旅的计划。 计划获批准后，西北野战军便在彭德怀率领下，兵分三路，自安塞西进。西野1纵为右路；新4旅为中路；2纵及教导旅为左路，显然左路部队任务最为艰巨，因为他们肩负的任务是围歼青马前突在合水的部队，并消灭可能增援的青马之100旅。对于此，彭德怀甚至想的更远，在5月28日向中共中央汇报部队动态的电报中，彭德怀、习仲勋曾联名报称：“（合水）得手后定会引起二马调动，再集中兵力作战”。 在彭德怀指挥下，西野部队迅速突破陕甘两省边界，到达陇东的怀安、悦乐、合水一线。右路和中路两部进展较为顺利，很快就拿下了蒋台、悦乐，消灭了宁马整编第81师60旅279团（欠一个营）和青马骑兵第2旅3团的五个连队，俘获马鸿逵的女婿上校团长马奠邦，以及少将副旅长陈应全，但左路2纵及教导旅却碰到了硬钉子，仗打得极为惨烈。 当时，西野之左路军以王震指挥的第2纵队为主力，翻越子午岭后，5月28日即接近合水。2纵遂决定以359旅攻击合水，独4旅与教导旅打援。然教导旅前卫团刚到达合水以东20多里的罗儿塬蒿草铺，便与青马整编骑兵第8旅警戒部队遭遇，双方立即展开了异常惨烈的战斗，我军损失较大。 凌晨四点，在旅长郭鹏部署下，359旅第717团开始向合水西北展开进攻，718团和独4旅第12团向合水东进攻，719团作为攻城部队的预备队。29日中午，359旅718团和独4旅12团先后占领了合水东部和南部诸高地，下午，718团杀入合水东关，守军退入城垣负隅顽抗。但717团却打得很不顺利，甚至预备队719团投入战斗后亦无法改变战局。当时我军按以往的作战方法，凭刺刀手榴弹逼近敌人的外濠前沿，但狡猾的“马家军”却早有埋伏，待我军攻击部队端着刺刀冲至近前时，预伏在暗道里的敌人突然出其不意地杀出来，我军指战员立足未稳，而“马家军”却个个精熟刀法，就这样，717团和719团不久便因伤亡过大撤出了战场。 由于对合水的城池布防掌握不够，西野的突击没能取得预期效果，而我军围攻合水的意图却暴露无遗，双方在合水周围形成了对峙局面。这时，驻守庆阳的“马家军”整编骑兵第8旅一个团，仗着骑兵的机动速度和精良的装备，高举战刀，气势汹汹，直奔合水而来，企图解合水之围。 负责警戒的教导旅仓促应战，损失不小，王震急令独4旅出其不意地从马莲河一线悄悄插到这股敌人身后，断其退路，以给其造成心理上的压力。果然，这支“马家军”骑兵部队闻听后路被断，便不约而同地拨转马头，夺路而逃。这时，我军战士一看敌军要逃，便不顾一切地猛扑上去，死死地抱住马头或揪住马尾巴，还高喊“缴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殊不知，这些马上屠夫杀人手段之残忍，他们毫不犹豫地手起刀落。我军又伤亡一部。 在我军指战员的奋力拼杀下，敌军总算撤退了，部队开始打扫战场，总结经验教训，以迎接下次战斗。但是，英勇的西北野战军将士们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对“马家军”迫切的仇怨报复心理和敢于铤而走险的野性估计不足。第二天一大早，庆阳驻敌便倾巢出动，“马家军”整编骑兵第8旅以2000多人，分南北两路，再次前来解合水之围。疲惫不堪的教导旅和独4旅由于疏于戒备，事先该扼守的隘口没有扼守，阵地也没有构筑，很快，这两支部队便被敌军逼到了危境…… 敌军骑兵同我军指战员混战在一起，步枪手榴弹已难发挥作用，战场上听不到爆炸声，只见马刀闪烁，鲜血四溅。我军战士手握着手榴弹毫无畏惧地扑闪在敌人马群中间，只见敌军一骑兵冲了过来，我军战士倒下了，手榴弹也开了花，敌坐骑受了伤，另一个战士冲了上来，朝敌人胸前刺了下去，而敌人另一骑兵又冲来了，这个战士又倒了下去……战斗异常惨烈。英勇的西北野战军战士们高喊着“拼啊！拼啊！”一个一个前赴后继地向“马家军”冲了过去，在他们心里，只有对“马家军”的仇恨，和对党和革命的忠诚，至于自身的生死，早已置之度外。 攻城的359旅形势也不容乐观。敌整骑8旅第1团潜至合水北山葫芦把附近，突然出现在合水近郊。“马家军”的出现令2纵上下大吃一惊，正在指挥部队围攻合水的359旅旅长郭鹏急忙从717团和719团各抽调一个连前去阻击。但由于事出仓促，两个连又腹背受敌，阵地遂被突破，人员被迅猛彪悍的“马家军”骑兵冲散。在合水西北角正指挥战斗的郭鹏急忙调717团的预备队第3营迎头堵截。3营接到命令后，还未运动到指定阵地，便与“马家军”骑兵遭遇。青马骑兵冲入3营急行军队列中，马踏刀砍。一阵激战后，3营伤亡重大，但最终挡住了青马骑兵向359旅旅部的冲击。 然就在3营与“马家军”骑兵血战之际，合水城内守军见到援军到来，士气大振。城头上轻重火力齐鸣，同时守军打开合水北门，以整骑8旅重兵器营重机枪连杀出合水，企图与救援的青马第一批骑兵约300余骑会合。郭鹏在指挥所眼见3营正在苦战，而青马骑兵又顺利逼近合水城池，眼看就要打通与合水守军的联系，心中十分焦急，他冲出隐蔽部，要下山亲自组织部队反击。但刚走出指挥所，合水城头突然飞来一颗子弹，正中手臂，他一下栽倒在地…… 此时，青马骑兵已与合水城内敌军汇合，王震又收到消息：青马驻宁县的100旅已兵分两路，正向合水步步逼近。形势严峻，王震当机立断，决定率领部队撤出战斗。随后，我军便在王震的带领下，转移到了合水西北一带不毛之地，摆脱了“马家军”骑兵的袭扰。 合水之役，终以我军失利、伤亡2500余人而告终。战役失利是彭德怀始料未及的，在全军上下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这也是西野部队与“马家军”骑兵的首次大规模正面交锋。虽然合水战役的结果是我军失利，但这次战役也给了“马家军”以重大杀伤，战士们学到了打“马家军”骑兵的经验，为以后彻底歼灭“马家军”创造了条件。 三 与“马家军”交战的另一次失利，是在彭德怀发起的“西府、陇东战役”。1948年4月6日，鉴于洛川久攻不克，国民党军增援洛川行动谨慎，原准备攻取洛川后收复延安并歼灭国民党军援军一部的计划难以实现，彭德怀遂改变作战计划，决心以第3纵队继续围困洛川，第1、第2、第4、第6纵队向西府地区挺进，调动、分散敌军，寻机歼其第5兵团一部，并相机夺取胡宗南集团的补给基地宝鸡。 西府是西安以西，泾河和渭河之间地区，古称西府，首府凤翔，包括现在的宝鸡市和咸阳等市县，地处陕西关中、汉中和四川的咽喉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4月16日，西北野战军分三路西进：以张宗逊副司令员率第2纵队、第4纵队为左路兵团，由高王镇南渡泾河，首先攻夺监军镇、乾县，得手后以一部夺取醴泉、兴平向咸阳佯动，主力迅速向武功、扶风、岐山、宝鸡发展进攻，并彻底破坏兴平附近铁路；第1纵队为中路兵团，攻占枸邑后，经张洪镇渡泾河，夺取邠县，向麟游、凤翔发展进攻，协同第2纵队相机夺取宝鸡；第6纵队为右路兵团，扫清织田镇、太峪镇、世店镇之反动地方武装后，由亭口、邠县渡泾河，尔后依情况相机使用。 战役开始后，西北野战军便所向披靡，17至25日即攻克常宁、灵台、凤翔、郿县（今眉县）等12座城镇，切断了西北交通大动脉西兰公路，逼近宝鸡。此时，胡宗南令整编第17师、整编第90师第61旅分别放弃延安、洛川，回防西安；调第5兵团会同西北行辕副主任马步芳部整编第82师，共11个旅的兵力，自二原、镇原地区分路驰援宝鸡。26日，西北野战军第1、第2纵队攻占宝鸡，歼敌整编第76师师部及2个团共2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切断了胡宗南的后方军事补给，对胡宗南的大后方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西北野战军初期作战进展顺利，连战皆捷，但由于孤军深入，作战计划欠妥，在胡宗南部和“马家军”的两路夹击下，后期作战遭遇失利。 23至27日，青海“马家军”整编第82师四个步骑团在飞机配合下，突破西北野战军第6纵队教导旅在长武、亭口的阵地，抵达崔木镇；胡宗南部第5兵团部队也突破我军第4纵队在杏林、扶风一带的阵地，抵达凤翔附近。在这次战斗中，“马家军”再一次显露出了它凶残的本性。在“马家军”及胡宗南集团的凶猛进攻下，西北野战军渐渐陷于被动挨打的态势。为摆脱被夹击的不利形势，彭德怀下令毁掉大量缴获的军用物资，带领部队于28日撤出宝鸡，向陇东转移。 5月3日晚，彭德怀率领西北野战军从平凉、泾川间花锁镇、王村通过西（安）兰（州）公路及泾河继续北上，敌整编第36、第65师尾追其后。5日，西野先头部队6纵教导旅在镇原东南屯子镇被“马家军”整编第82师三个步骑团包围。彭德怀为拖住并歼灭该敌，令教导旅固守。当时，屯子镇不过方圆数里，突然集中了如此大规模的部队，粮食供应顿时陷入绝境，教导旅战士只能靠喝马血、吃马肉来维持体力，与“马家军”进行战斗。 不仅如此，“马家军”的炮弹还密集地打在开阔的屯子镇上，我军被困指战员无处藏身，伤亡很大。鉴于战场形势严峻，彭德怀下令教导旅全力突围。经过精心组织，我军趁着夜色分成几队，分别由纵队和旅团干部率领突围。为配合教导旅的突围，教导旅分割在外面的一个团冲进镇子接应纵队和旅机关，新4旅和艰难摆脱“马家军”追击的独1旅，迅速在外围对包围屯子镇的“马家军”实施了反包围。心虚的马继援见被西北野战军包围，担心被消灭，便在残忍地屠杀了我军伤员后，迅速撤出了屯子镇。至此，教导旅才得以在“马家军”的重重围困下得以脱身，彭德怀也松了一口气。 7日，胡宗南、马步芳两部南追北堵，企图围歼西北野战军主力部队于屯子镇、西峰镇、泾川之间地区。彭德怀又一次陷入了胡、马的包围。所幸西北野战军第2纵队前来救援，彭德怀当机立断，将2纵队分成三部，分别阻击来自胡、马敌军三方面的进攻。2纵队血战两天两夜，在付出重大伤亡代价后，最终打退了敌军的进攻，主力部队得以从胡、马军队的严密围攻中突围。8至11日，西北野战军又分别在萧金镇以东三不同、宁县以东良平镇、栒邑（今旬邑）县城以北职田镇等地冲破国民党军的合围，于12日摆脱追堵，转至解放区马栏、转角等地，彻底摆脱了敌军的威胁。 西府、陇东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2.1万余人，巩固和扩大了黄龙解放区；西北野战军转战1500多华里，深入敌人后方，连克重镇，彻底打乱了胡宗南的部署，大量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在国民党内部造成了极大的惶恐。但战役也给西北野战军造成了较大的损失，共计损失兵力1.5万人，对西北战场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对于西府、陇东战役的失利，彭德怀总结出两条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轻视了“马家军”的战斗力，另一方面是我军各部队协调配合不到位，新编部队的整训工作没有跟上。因此，他专门抽出时间对新编部队进行整训，并对与“马家军”作战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经过一个多月的政治、军事整训，部队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大为提高。这就为后来消灭“马家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 局部战场的失利，并不能阻挡彭德怀解放大西北的雄心壮志。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逐步推进，在西北正面战场上，以胡宗南为首的国民党嫡系新“西北军”节节败退，尤其是胡宗南收缩仅有的兵力，退守秦岭后，青宁“二马”便立刻暴露在了解放军的枪口下。但即便是在这种紧要关头，“二马”内部矛盾斗争依然不断。 1949年4月，张治中作为国民党方面和谈首席代表到北平与中共谈判，遗下西北军政长官一职，遂成为马鸿逵与马步芳争夺的目标。而在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受到西北野战军的沉重打击，残部开始向西收缩后，蒋介石为阻击解放军西进，命马步芳、马鸿逵组成“宁青联合兵团”，但同时蒋又不愿坐看“二马”联合势力得到增强，便授意由其一马出任西北军政长官，一马任甘肃省主席，使其相互牵制。虽然蒋家王朝分崩离析在即，但军阀出身的“二马”仍不愿放过这一“光宗耀祖”的大好机会。在其眼中，当时的西北军政长官职务，就如同胡宗南权倾一时的“西北王”一样，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权力宝座。 果不其然。为争权夺利，“二马”几近绞尽脑汁。马鸿逵认为，要想获得西北军政长官之职，必须要到兰州活动，同时，要想办法挤走现任甘肃省政府主席郭寄峤。于是，4月下旬，马鸿逵便以养病为名住到兰州，每日宴请各方大员，请其为自己制造舆论。他还邀请马步芳、马鸿宾来兰州，共商西北大局，俨然以“西北王”自居，但马步芳、马鸿宾并不买他的账，来电拒绝。与此同时，马鸿逵抓住郭寄峤准备发行三百万元公债一事，大肆揭露和指责，弄得郭寄峤狼狈不堪。就在马鸿逵得意洋洋，以为大功告成之际，忽然从广州方面得到消息：代总理李宗仁和行政院长阎锡山打算委任马步芳为西北军政长官。 原来，就在马鸿逵在兰州大肆活动的时候，马步芳却悄悄地走上层路线，施展“黄金外交”。青海盛产黄金，马步芳依靠手中掌握的黄金，很轻易打通了李宗仁、阎锡山等人的门路，李、阎等认为：马步芳是匹野马，马鸿逵是匹滑马，在此“戡乱”的紧要关头，只能用野马，遂委任马步芳为西北军政长官。马鸿逵比马步芳年长十一岁，是马步芳的长辈，1936年9月加授陆军上将衔，1945年12月即任西北军政副长官，军衔、职位都比马步芳高，败在马步芳手下，令他十分恼怒。然而，自己实力终逊马步芳一筹，他只得让步，另做打算。 5月上旬，马鸿逵约马步芳到西宁与兰州之间的享堂会面，经过讨价还价，双方达成由马步芳出任西北军政长官，马鸿逵任副长官兼甘肃省主席，并共同出兵的协议。随后不久，马鸿逵便致电国民党中央，表示拥护马步芳任西北军政长官，并派其所属11军和128军组成宁夏兵团，与马步芳部82军（由整编82师扩充而成）、129军、骑8旅、骑14旅组成的青海兵团相联合，组成由马继援任总指挥、卢忠良任副总指挥的“宁青联合兵团”，合力进攻活动于陕西的彭德怀领导下的西北野战军。马步芳等仍做着依靠其自以为天下无敌的“马家军”，来将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变成第二个红军西路军并加以歼灭的旷世迷梦。 5月18日，国民党行政院明令发表马步芳代理西北军政长官（不久实任）。马步芳率领自己的一套班底从西宁赶到兰州上任，原长官公署的要员几乎全被撤换，只留下属桂系的副长官兼参谋长刘任等人。马步芳还故意留下郭寄峤，以抵制马鸿逵，等时机成熟再逼他让位。与此同时，马步芳还发动各地大肆献马献旗，派代表来兰州祝贺，为自己大造声势，完全把马鸿逵撂到一边。 马鸿逵在兰州左等右盼，也不见马步芳保举自己当甘肃省主席，一怒之下电令宁夏兵团往后撤。此时，宁夏兵团近十万人由马继援指挥，正在进攻陕西，但由于二马交恶不和，彼此无法协同行动。马继援在进军时，故意把宁夏兵团摆到正面第一线，而宁夏兵团则只听命于马鸿逵，对马步芳父子的命令根本不理。这样，宁青联合兵团进攻陕西很快遭到失败，两部争相往后撤退。青海兵团撤退在先，想截住宁夏兵团退路。但宁夏兵团一夜猛冲，冲过了马继援的警戒线。 马鸿逵当不成甘肃省主席，心里感到很气愤，又无从发泄，还是最得专宠的四姨太刘慕侠给他出了主意，趁马步芳暂回西宁之机，到广州面见李代总统。马鸿逵到了广州，见到李宗仁，但李宗仁并不支持他，想飞往台湾见蒋介石，但李宗仁又不予批准，马鸿逵唯有再电令宁夏兵团继续后撤。 此时解放军西野30万大军，经过扶眉战役和陇东追击战后，正在彭德怀率领下，向着西北大步挺进。马步芳闻知解放军进军西北的消息后，便急令其82军骑兵第14旅、129军骑兵第8旅集结于固关、关山岭、马鹿镇一线，企图阻止解放军西进。 固关位于陇县西北60公里的陕甘交界处，是通往甘肃的第一道大门。这里，四面高山耸立，沟壑纵横，惟一的一条公路夹在狭长的山谷之中，易守难攻。马步芳以为，凭借这道关隘，就可以把西野拒之于甘肃门外。但西野第一兵团王震部没有辜负彭德怀的期望，经过一番恶战，西野拿下了固关，被马步芳吹嘘为“精锐铁骑”的“马家军”第14旅被悉数歼灭。 攻下固关后，解放军士气大振，而“二马”却仍矛盾重重，宁夏兵团置青海兵团于不顾，不断后撤，彭德怀遂乘势挥师相继攻取长武、泾川、平凉等军事重镇。针对这种局势，李宗仁、阎锡山经商议认为，西北只有“二马”还有点力量，不笼络住马鸿逵，马步芳的势力更孤立，于是决定让马鸿逵当甘肃省政府主席。马鸿逵得知这消息十分高兴，即去电次子、宁夏兵团司令长官马敦静，第81军军长马敦靖（马鸿宾之子），以及128军军长、宁青兵团副指挥官卢忠良等，要其死守住宁夏的门户固原和瓦亭，为自己争回面子。然而，就在8月1日马鸿逵正式被任命为甘肃省主席的当天，宁夏兵团及各部阵地相继被解放军摧毁，卢忠良下令全军后撤，向宁夏溃逃。西野部队在彭德怀率领下，疾速向西挺进，兵锋直指兰州。 李宗仁、阎锡山为消除“二马”之间的对立情绪，挽救西北危局，电召马步芳到广州，与马鸿逵见面，又请出马全钦（马占鳌孙、马安良之子）从中说合调解。“二马”因解放军大兵压境，处境相同，因而表面上又言归于好，甚至还抱上古兰经发誓，要同生死，共患难，并商定次日一起乘飞机回兰州。然到晚上，马鸿逵即后悔，担心跟马步芳去了兰州，会被当作人质扣起，所以第二天他不顾马全钦的劝阻，坐飞机直飞回宁夏。 五 兰州是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在地，当时，它不仅在地理上是扼制青海、甘肃河西走廊、新疆及宁夏的枢纽，也是国民党反动统治在西北的军事和政治中心。 刚刚当上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的马步芳，并没把解放军放在眼里，他想，凭着兰州依山临水的地形和抗战时期的国防工事，城内驻守着的主力82军和129军，城外左有91军和120军，右有新编的骑兵军和保安团，共计10万大军，彭德怀的土枪土炮，是打不下兰州的。但马步芳也知道，兰州决战将是他生死存亡的关键一仗，打得好，吃掉彭德怀的西野，他将在西北站稳脚跟；打得不好，兰州城一破，青海、宁夏将会随之完蛋。因此，他对兰州城防还是进行了认真的准备，每天带着人检查工事，储备了充足的粮草弹药，准备与解放军决一死战。在随后召开的紧急军事会议上，马步芳还提出了“破产保产，拼命保命，挽救危机，确保西北”的口号，但会后，马步芳却将固守兰州的重任交给马继援，离开兰州回到了老巢西宁。在离开兰州之前，他还下令宁夏的马鸿逵，令其率部增援兰州。 马鸿逵看到彭德怀大军即将兵临兰州城下，他懂得唇亡齿寒的道理：一旦兰州失守，接下来彭德怀要对付的就是他宁马--马鸿逵了，局势一旦发展到这个地步，胜负结果不言而喻。马鸿逵深知兰州战役的成败，也将决定自己的命运，便将其与马步芳的恩怨暂且放下，他集结主力，摆出支援青马的姿态，企图等待有利时机，出兵攻击解放军侧后。 马鸿逵将所有的保安部总队、保安师加以改编，统统隶属于正规军，这样，在原来两个军的基础上硬是挤出了一个“贺兰军”，由马全良率领进驻宁甘边境，做出驰援兰州的迹象。不过，就是在此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老奸巨猾的马鸿逵算盘珠儿仍是十分精细的，他对马敦静面授机宜：“可令卢忠良第128军佯装援兰，嘴上不妨叫响点。至于何时出兵动真格的，待兰州战局之发展再定吧！” 马继援接手固守兰州的重任后，很快便做好了兰州的战役防守计划：以其战斗力最强的第82军和第129军两个主力军等部，共5万人据守兰州；以第1军、第120军，以及马鸿宾的第81军共两万余人为左翼，于靖远、景泰沿黄河及打拉池地区防御；以新成立的骑兵军共两万人为右翼，控制临洮、洮沙地区。马继援对解放军满脸不在乎，他凭借着兰州坚固的城防工事，并不将彭德怀放在眼里，竟大言不惭地对部下说到：“我要大胜兰州，尔后一举拿下西安，杀出潼关，平定中原，占领全国，让马家掌天下！” 马继援的大话传到了彭德怀的耳中，彭德怀淡然一笑：“我倒是觉得此人很天真。天真不是么子坏事，但打仗靠天真可不行。”得知马继援固守兰州的消息后，彭德怀对指挥部成员说：“我就是怕他跑掉，他不跑，守在兰州，我们就有办法了嘛！打马家军是硬任务，尤其是青马，困难再大也要打，这是解放西北人民的第一步！” 彭德怀亲自勘察了兰州外围的“马家军”阵地，发现兰州北临黄河，东、南、西三面被东岗坡、皋兰山、沈家岭、狗娃山紧紧地环抱起来，地势异常险峻，确实易守难攻。特别是东岗坡、皋兰山、沈家岭、狗娃山一线敌阵地上，不仅山势陡峭，很少路径，而且工事坚固，人工挖出的峭壁堑壕纵横，地堡密布，明暗火力交错，加上“马家军”层层设防，步步为营，解放军要从山下越过一道开阔地，从低处向高处攻下敌人的阵地，孰非易事。可是，要解放兰州，不一一攻下敌人的外围阵地，别无它途。 很快，一个在兰州歼灭马步芳主力的作战计划在彭德怀脑中形成了：以二兵团之三个军和十九兵团之两个军分两路围攻兰州；由一兵团主力（欠七军）附62军沿渭河，经天水、临洮，进占临夏，突破敌右翼，进入青海东南部，向其老巢展开迂回西宁的攻势，以动摇其军心，并拦击和歼灭从兰州逃窜之敌，尔后西渡黄河，直取西宁；另以十八兵团主力（欠62军），及第7军在天水、宝鸡一线钳制胡宗南部；以64军于固原一带，牵制宁马援兵和靖远、景泰蒋系的两个军，使之不敢配合青马作战。 8月中旬，西野大军在兰州城外会合，对兰州形成东、西、南三面包围之势，彭德怀在榆中定远镇附近设立了兰州战役指挥部。战役发起之前，彭德怀由野司向全军官兵下达了作战指示：“青马匪军为今日敌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在全国也是有数的顽敌。我们对他须有足够的估计，并作充分的精神准备，力戒轻敌、骄傲急进。进攻时需仔细侦查，精密计划，充分准备。作正规的进攻，任何疏忽大意与侥幸心理都是错误的。”最后，他还对战役指挥员强调说：“我们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可要重视敌人。马步芳还有一股子牛劲，所谓困兽犹斗，我们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一切准备就绪，部队进入各自阵地。8月21日拂晓，彭德怀下达了进攻兰州的命令：以郑维山和王宗槐的第63军，王道邦和肖应棠的第65军，两个军共五个团的兵力，攻击豆家山、古城岭和十里山一线敌之阵地；张仲良和高锦纯的第4军，以两个团的兵力，攻击沈家岭敌之阵地；罗元发和张贤约的第6军，以两个团的兵力，攻击皋兰山主峰营盘岭敌之阵地。 命令发布后，参战的西野部队九个团向兰州的各个外围阵地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战斗打得异常激烈，马继援凭借有利地形和坚固的工事，负隅顽抗。从清晨到黄昏，双方打得昏天黑地，解放军伤亡不小，却没有攻下敌人一处阵地。 彭德怀皱着眉头，下达了停止进攻的命令。首战失利，他心情十分沉重。彭德怀咬紧牙关给部队挤出了3天的检讨总结时间，他在检讨时说道：“要谈责任，首先在我。部队上下能警觉起来，血就没有白流。……检讨归检讨，还要梳理必胜的信心。我就很有信心。这一仗志在必得，军委决心很大。” 随后，彭德怀重新调整作战方针，呈报中央军委，得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同意。彭德怀这次特别强调要戒除轻敌思想，他将作战指示变成38个字：“深入进行动员，反复侦查敌情，摸清地形道路，组织沙盘作业，开展军事民主，制定具体作战计划”，这里的每个字都突出了“重敌”之意。 8月25日凌晨2点，彭德怀再次下达进攻命令。西野炮兵团的几百门大炮同时发出了怒吼。顿时，地动山摇，火光冲天。猛烈的炮火持续半个多小时。炮火刚一延伸，解放军各兵团战士便向兰州守敌发起了全线进攻。 枪声、炮声、冲锋号声和战士们的呐喊声响成一片。不到一小时，敌军一号阵地被突破。很快，三号阵地、二号阵地也相继被突破。下午5时，被称为兰州大门的窦家山阵地被拿下。解放军乘胜猛攻，又攻下了南山最高峰营盘岭主阵地，接着占领了古城岭、马架山。与此同时，解放军第3军第7师攻下黄河铁桥，切断了敌人逃跑的退路。26日上午，红旗插上了兰州城头。马步芳吹嘘的固若金汤的兰州城防，仅仅一周，便被解放军的铁拳砸得粉碎。此役共歼灭马步芳主力2.7万余人，其残部在马继援率领下分别向永登、西宁逃窜。 就在解放军向兰州发起总攻的时候，马步芳乘飞机逃到了重庆；马鸿宾部81军为逃避被歼灭的命运，指挥所亦移至靖远东湾附近；而尚在观望中的马鸿逵部，则立即龟缩，以确保老巢宁夏。 兰州解放后，彭德怀电令王震率西野第一兵团立即向西宁挺进。解放军尚未逼近西宁，马继援便如惊弓之鸟，爬上马步芳给他留下的另一架飞机，逃往重庆。9 月5日，西宁解放，马步芳之兄马步青亦逃往重庆。至此，马步芳家族拥有的武装力量大部瓦解。 六 兰州解放后，马步芳的青海“马家军”受到惨重打击，但宁夏“马家军”马鸿逵部仍决意死守宁夏。对于马鸿逵这匹“滑马”，毛泽东是极不喜欢的。早在抗战期间，中共方面就曾多次与马鸿逵间接联系，商讨统战工作，但马鸿逵态度极其傲慢。北平和平解放后，毛泽东又亲自派邓宝珊从包头赶往宁夏传话，希望马鸿逵趁马步芳青海兵团扑向陕西时，出兵陇东，在青马背后插上一刀，截断其退路，消灭马步芳，为解放大西北建立不世之功。结果马鸿逵疑虑重重，下不了决心，让邓宝珊一无所获。接下来更让毛泽东气愤的是，傅作义从包头给马鸿逵打电话，马鸿逵原先说好的投向中共一边，结果却变成坚决不从和平，死守宁夏。 为此，毛泽东专门给彭德怀发了封电报：“必须给马鸿逵以歼灭性打击！对宁马军力争全部缴械，其次则争取大部缴械，一部改编。总之，改编的部队愈少愈好”。 1949年9月10日和11日，经彭德怀批准，杨得志率领西野第十九兵团，兵分三路，高喊着“打到宁夏去，消灭马家军，解放宁夏人民！”的口号，由固原县、海原县、豫旺城地区分路向宁夏进军。 我军所向披靡，沿途“马家军”望风而逃，14日上午，我军先头部队便抵近中宁近郊。渴望解放的宁夏人民，打着旗子，带着鲜果、纸烟和开水，到城外的新堡子来迎接我军入城。见了解放军部队，中宁城群众都亲切地说：“辛苦了！我们日日夜夜都在盼望救命的恩人快点来到。马家兵都跑到黄河北去了”、“听说你们来了，马家兵都吓得夹着尾巴逃跑了。你们再不来，我们老百姓就不能活了。”群众纷纷诅咒：“马鸿逵是个土黄帝，是只野兽，害苦了我们老百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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