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段边界的传统习惯线分为两部分，即新疆段和西藏阿里段。新疆和拉达克的传统习惯线（新疆段）全部沿着喀喇昆仑山脉。即：从喀喇昆仑山口起，向东沿叶尔羌河的支流和什约克河的分水岭，再向东南沿山岭而行，越过奇普恰普河，穿过6845高地和6598高地；从6598高地向南顺山岭行，穿过加勒万河，通过6556高地，再沿空朗昌波河和其支流昌隆河之间的分水岭，穿过昌隆河，然后沿山岭东南行，到达空喀山口。西藏和拉达克传统习惯线（西藏阿里段）是由空喀山口起，转向西南沿山岭而行，穿过羌臣摩河和西隆格巴尔马河的交汇处，再上升到山岭，经过塔马特山，沿羌臣摩山，过6107高地，顺山岭到爱尼山口，由爱尼山口向南，顺山岭经过6127高地，南行至班公湖北岸，穿过班公湖后到达该湖南岸；继向东南到隆巨山，穿过桑格藏布河（印度河），沿科尤里龙帕河东南和汗里河南面的分水岭到斯诺乌山，再经过帕里河直到西藏阿里地区、印度旁遮普和拉达克三地的交界处。全部西段边界从未正式划定过，但传统习惯线中国一侧的地区历来属中国管辖。印度独立后，于1954年修改地图将中国境内的空喀山口、铁龙滩、奇台大板、大红柳滩、阿格拉山口、卖争拿马（尼亚格祖）、班公洛、巴里加斯等地划入印度，总面积约3.3万平方公里，从而形成了阿克赛钦、班公湖、巴里加斯三块争议地区。 印度政府为了扩张其领土，50年代派遣军警对中国西段频繁入侵，逐步蚕食中国大片领土，一直发展到60年代初期深入中国境内设立了40多个侵略据点。在巴里加斯地区： 巴里加斯地区位于传统习惯线中国一侧，包括基古纳鲁河、乌木隆、碟木绰克（典角）、果洛4块地方，面积约1900平方公里。 巴里加斯地区历来为中国所属，中国牧民自古以来就在传统习惯线中国一侧卓普河西岸的牧场、温泉沟放牧，印度司丕提人到此地牧放者需交草钱。巴里加斯的“神山”一带尚有中国札西岗寺院的土地，由典角百隆耕种，至今从未间断。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国边防部队即沿着传统习惯线守边巡逻；1954年在典角设立边防检查站，以后撤至札西岗地区。 1955年5月，印军占驻巴里加斯。10月4日中国边境工作组人员抵巴里加斯。印军当年撤回。1956年，印军设卡于巴里加斯以南卓普河西岸，与中国驻巴里加斯克边防分队隔卓普河相对峙，双方约距650米；6月间印卡军人越札西木尔化装侵入中国边防分队驻地活动，被驱逐出境。同年印军在噶禾拉热（典角拉热）南麓修建营房7间。上述入侵印军于当年撤回。1957年10月中旬，印军在巴里加斯设立常年卡，开始对巴里加斯常年侵占。 印军从1956年起到1960年8月，先后14次侵入巴里加斯地区，强占中国领土约450平方公里。他们分别在中国领土上建卡设防，刺探军情，破坏中国边民生产，为所欲为。他们还企图以巴里加斯为基地，逐步将中国整个巴里加斯地区纳入其控制范围。 在班公湖地区： 班公湖地区，包括羌臣摩、羌巴玛、俄夷、斯潘古尔4块地方，面积约3950平方公里。班公湖地区历来属中国管辖。阿里日土县多玛、乌江和热角等地方的藏民一直在此居住和从事劳动。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国边防部队于50年代初进入该地区剿匪和测量。1959年中国政府先后在尼亚格祖、库尔那克堡、斯潘古尔设立民政检查站。中国边防军定期沿传统习惯线巡逻。 1959年7月28日，中国阿里边境调查组一行16人，在班公湖地区普尔楚那附近的赤却坚山工作时，越境印军即以2人在北山脚下埋伏，5人向调查组逼近。结果，7名印军除1人仓皇逃跑外，6人被捕获。为首者是曲尼·拉尔中尉排长兼教官。 在曲尼·拉尔等6人被捕获后，印度政府于7月30日照会中国驻印度大使馆，请求中国释放被拘留的6名印度侦察人员，并诡称班公湖地区系印度领土。8月6日，中国外交部复照印度大使馆：中国政府出于友好的考虑，已指示边防部队将上述非法侵入中国境内的印方武装人员连同他们的武器和其它装备于最短时期在原地递解出境。8月18日，中国边防当局将6名印俘连同武器装备驱逐出境。 印军在1959年、1960年，不仅在班公湖地区非法越界，还不断在中国境内挑起事端。1959年9月23日，中国101测量队在莫尔多附近测图时，印军竟开来一辆轻型装甲车，后面尾随持枪实弹的10余名步兵，气势汹汹地越过莫尔多界石，侵入中国境内约500米，妄图捕捉中国测绘人员。为了避免武装冲突，中国测绘队员在边防分队掩护下主动撤离。1960年10月9日，印军8人乘吉普车2辆由莫尔多通道越境400米，观察中国班公洛卡驻地，返回时竟鸣枪挑衅。 在阿克赛钦地区： 阿克赛钦地区是中印边境西、中段最大的争议地区，面积约2.7万平方公里。阿克赛钦地区虽大部荒漠，人烟稀少，但它南接西藏阿里，北接新疆，西邻印控克什米尔，地势高，为新藏间的必经之路，地理位置十分险要。正因为如此，昔日英帝国主义就一直觊觎阿克赛钦，并制定了各种企图吞并这一地区的方案。1954年，印度官方新地图把从阿富汗到喀喇昆仑山口一段的边界往后拉了一些，使之大体上沿着喀喇昆仑山的主脉，从而放弃了约翰逊及阿尔达等在这一地段的前进主张。但是在喀喇昆仑山口以东，新地图上的边界线又向北拐，大致上又回到约翰逊--阿尔达线，把阿克赛钦包括在印度境内，从而形成争议。 1956年中国开始修筑新藏公路，其中通过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领土的阿克赛钦。这条消息使印度当局感到“惊讶”，于是迫不及待地派遣印军深入中国境内进行诸如侦察、测量、树标等种种非法活动。 1958年9月9日，中国新藏公路线上的执勤部队在阿吉拦干附近捕获印军7人。从讯问中得知，尚有印军8人在克孜勒干活动。12日这8名印军亦被中国边防巡逻分队在帕郎卡波抓获。 从审讯和缴获的材料中证明，印军此次越境是其最高军事当局直接组织的一次有计划的侦察活动，其任务是校正1918年英人所绘地图，并对上述地区的地形、道路、河流和气象等兵要资料进行广泛搜集。为其在中国阿克赛钦地区扩张寻找和制造根据，他们所到之处，设立了许多新的标志，还将中国的一处天文点捣毁。1958年10月22日，中国边防当局将全部印军被俘人员及武器装备，经空喀山口递解出境。 1958年10月18日，印度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正式向中国提出了对阿克赛钦的领土要求。印度政府声称：新藏公路通过的阿克赛钦地区“若干世纪以来就是印度拉达克地区的一部分”，并反诬“中国政府没有首先获得印度政府的准许，甚至没有通知印度政府，就通过无可争辩的印度领土建筑一条公路，这是令人惊讶和遗憾的事。”这份备忘录还问及中国是否收到关于一支印度巡逻队失踪的消息。 1958年11月3日，中国外交部就此向印度驻华大使馆递交了备忘录。印度驻华大使馆11月8日复照中国外交部，再次承认有一个15人的印度小分队在上述地区“正常巡逻”，并于“8月底以来下落不明”。但仍声称“这一地区是在印度境内还是在中国境内，是一争执中的问题”。中国在复照中指出，印度的武装人员非法越境，进入中国领土，因而被扣留。但本着中印友好精神，这批印度武装人员已被递解出境。入侵是与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不相符合的，印方应该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经过这次交涉，中印在阿克赛钦归属问题上的冲突终于公开化了。印度政府在复照中说，这一地区究竟是在印度还是在中国境内是“一个争执中的问题”。这是印度政府唯一一次承认了存在争执，但几个星期之后，印度政府就推翻了这一立场。 1958年12月，尼赫鲁在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再次诬称印度拥有阿克赛钦地区的领土主权，并说“印度的这些大片土地（中国地图标明是属于中国的）只能是属于印度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对这些土地不存在争端。”印度不仅在中印边境中、西段地区侵占中国领土，还不断侵犯中国领空。 据不完全统计，仅1957年8月至1960年12月，侵入中国赛图拉边防区的印度和不明国籍的军用飞机达29架次；1958年至1960年侵入中国阿里地区的飞机共达84架次，其中绝大多数是军用飞机。其企图是侦察中国边防军情、兵力部署，给入侵印军空投空运，并对新藏公路、阿克赛钦等目标进行侦察、航空测量和空中摄影。 印度支持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地方领导人员协商的办法解决之。为了等待西藏地方政府领导人的觉悟和其他条件的成熟，1956年中央人民政府明确告诉西藏地方政府，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民主改革。但是西藏农奴主贵族中的反动分子在印度和帝国主义分子的蛊惑、煽动、支持和怂恿下，以反对民主改革为幌子，张贴反动布告，组织卫教军，建立叛国军事机关。种种迹象表明，西藏地方当局上层中的反动分子，决心要以武力实现西藏独立的梦想。 印度阻挠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举措遭到失败，从英帝国主义那里继承来的在西藏的特权被取消后，则希望西藏保持原样不动。因为一个停滞不前、落后和保守的西藏符合印度的战略利益：在政治上，一个神权至上、封建农奴主统治下的西藏对印度不会产生威胁；在经济上，生产力极其低下的西藏，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印度，印度便可通过经济渗透来达到控制西藏的目的。但是，印度想搞“缓冲国”，要人民解放军撤出西藏的打算，又不便公开说，只好在幕后活动。而西藏的上层统治阶级也要维持落后的农奴制，害怕自己的统治被推翻。这样，印度和西藏反动上层在维护西藏农奴制这一点上便不谋而合。印度要西藏长期保持落后状态，使西藏处于“缓冲国”的地位的想法，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西藏反动分子则认为他们找到了后台，便公然撕毁十七条协议；明目张胆地进行以“西藏独立”为宗旨的分裂活动。 西藏和平解放前，十四世达赖喇嘛尚未亲政，印度当局就通过摄政大扎和代理藏王鲁康娃对十四世达赖灌输亲英、亲印思想，培养“西藏独立”观念。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后，印度当局允许西藏的反动分子逃往印度的噶伦堡，同美国、英国的特务频繁来往，在噶伦堡建立阴谋策划“西藏独立”的根据地。噶伦堡是印度北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一个重镇，位于印度与尼泊尔、锡金、不丹王国的边境地区，距中国西藏亚东县甚近，战略位置极为重要。早在英印时期，印度就将噶伦堡作为十三世达赖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基地。在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时，原西藏地方的代理藏王鲁康娃和罗桑扎西就策动一部分反动分子逃往印度，以噶伦堡为据点，策划指挥西康地区的西藏叛乱分子阴谋反对祖国的活动。叛乱分子在西康军民的打击下，一部分又逃往噶伦堡，他们麇集在一起进行分裂祖国的背叛活动。1956年11月，十四世达赖和九世班禅应印度政府邀请前往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印度政府将此视为策动达赖决心走上“西藏独立”道路的天赐良机，为此，印度政府在接待达赖和班禅时采取了“尽量施加影响”和“区别高低上下”的作法，突出宣传十四世达赖，抬高达赖的地位，有意在达赖和班禅之间制造矛盾。达赖滞留印度期间，印度当局还指使逃往印度的西藏亲印分子策动达赖留住印度，组织流亡政府，并策划派人潜回拉萨鼓动叛乱。印度总理尼赫鲁于11月27日和28日两次同达赖谈话时都指出，西藏和中国签订协议承认西藏属于中国，但如果中国超出协议范围，西藏有困难时，印度将帮助西藏，尼赫鲁的谈话，有意把西藏放在与中国中央政府对立的位置，公开煽动制造“困难”，以制造印度进行干预的借口。这对那些阴谋搞“西藏独立”的反动势力是一种鼓动及配合。周恩来总理1956年11月和1957年1月两次访问印度，就西藏问题同印度尼赫鲁总理交换了意见，进一步阐明了中国的立场和中国政府在处理西藏问题上所采取的方针。关于中国西藏地方自治问题，周恩来总理表示，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愿意保持西藏自治，并支持达赖为领袖，但如果外来颠覆活动不停止，中国有必要加强对西藏的管理。周恩来总理提请印方注意，噶伦堡已被美国和其他国家利用作为国际间谍的据点，对中国西藏进行渗透破坏等活动。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使印度拉拢达赖的行动不得不有所收敛。在新德里，周恩来总理同达赖进行了极为重要的谈话。周恩来总理指出，毛主席要我告诉你，可以肯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内根本不谈改革，六年以后，如可以改的话，仍然由达赖喇嘛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拉萨有些与“人民会议”分子有关的人总想搞乱子，三大寺也有其想法。这些人的活动受到噶伦堡方面的支持，想搞“独立”，使西藏脱离中国，这是叛国的行为。周恩来总理最后说：“毛主席希望达赖早日回去，不去噶伦堡，到那里对你不利”。周恩来总理对达赖的谈话，晓以大义，鼓励其摆脱反动分子的胁迫，迅速回到祖国。在周恩来总理的教育下，达赖一行终于在1957年2月返回祖国，使印度变西藏为其“保护国”的企图再次受挫。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后，印度政府对中国西藏的政策并没有丝毫变化，仍然抱着“缓冲国”的企图不放，进一步制造舆论，煽动反华情绪，为西藏叛乱分子张目，甚至为叛乱者出谋划策。印度驻锡金政治专员潘特旱在1956年就以视察印度驻西藏商务代表处和总领事馆为名，两次来西藏活动，煽动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搞所谓“西藏独立”。在印度当局的允许下，逃往印度的叛乱分子频繁与美。英等国特务接触。1958年叛乱分子在国外敌对势力的支持下，在噶伦堡成立了“西藏自由同盟”、“佛教协会”等反动组织，作为武装叛乱活动的指挥部。7月，中国外交部照会印度政府，指出，美蒋特务及西藏反动分子等以噶伦堡为基地，策划在西藏发动武装叛乱，要求印度政府予以取缔。而印度的一些扩张分子却大肆叫嚷“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印度同西藏是母子关系”，为西藏反动分子撑腰打气。1959年2月，印度的一些报纸就开始散布许多西藏将要发生叛乱的言论。 1959年3月10日，西藏叛乱分子中的12名“代表”，到印度驻拉萨领事馆，表明西藏是“独立国”，要求印度给予“保护”。印度领事馆竟然公开接见这些叛乱代表，收下他们的“独立声明”，并答应转告印度政府，印度驻拉萨领事馆的言行严重地干涉了中国内政。3月13日，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公然以“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的名义，通过印度驻拉萨领事馆电台，给逃往噶伦堡的原噶厦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发去密电：“噶伦堡夏格巴转西藏幸福事业会全体，藏历二月一日（3月10日）西藏独立国已成立，请向大家宣布。”3月14日，在拉萨有近千名被欺骗蒙蔽的藏族妇女到印度领事馆请愿，要求印度支持，保护“西藏独立”。印度驻拉萨的领事馆又一次答应转告其政府，并借机进行煽动，企图使西藏问题国际化。3月16日，叛乱集团再次通过印度驻拉萨领事馆给噶伦堡的反动组织发去密电，声称2月1日西藏已经宣布从汉人红色共产党的强权之下起而成立独立国家，请向印度政府求其支持。印度政府竟置中印两国在1954年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于不顾，利用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的合法身分，为西藏叛乱分子出谋划策，传递信息，这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践踏。西藏反动上层分裂活动十分嚣张，使事态愈演愈烈。1959年3月20日终于在西藏发动了旨在“西藏独立”的全面武装叛乱。 在西藏反动集团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前的3月17日，达赖喇嘛及其随员逃离拉萨前往印度。3月31日，达赖一行经西藏错那县沙则进入印度控制区的当天，印度总理尼赫鲁就在印度人民院发表讲话，他说“印度政府给予达赖喇嘛政治避难”，“达赖在印度期间将获得尊敬的待遇”。达赖抵印度境内后，印度当局待之为上宾，外交部派遣曾在拉萨担任过总领事的司长梅农前往印占区迎接，并一直陪同达赖到新德里。英国驻印度记者报道说，西藏叛乱分子劫持达赖逃往印度，“印度政府曾帮助策划”，并且还有一个带无线电台的“印度报务员跟着这个逃亡队伍一起去的”。3月17日至4月27日，在1个多月时间里，印度政府总理尼赫鲁连续7次在印度议会上侈谈西藏问题，多次表示同情“西藏人的自治愿望”，反对“中国的武装干涉”。3月13日，尼赫鲁接见了以西藏叛乱分子鲁康娃·泽旺饶登为首的“代表团”。这伙叛乱分子聚集在尼赫鲁住宅的花园里，向尼赫鲁提出了一项“备忘录”，要求印度更积极地关心西藏，保证达赖的安全，并把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事后鲁康娃·泽旺饶登向报界说，他们对同尼赫鲁的会谈感到满意。4月5日，尼赫鲁在新德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西藏将深深打动我的心弦”，“我们对于那里发生的事情，对于那里出现的政治发展显然是关切的和感兴趣的。我们不能忽视它们，遗忘它们或者不顾它们”。尼赫鲁“感兴趣”的是西藏终于发生了旨在谋求“西藏独立”的全面武装叛乱，他希望这种叛乱行动最终能够影响西藏的政治进程朝着有利于印度的方向发展。达赖一行于4月18日抵达印度提斯浦尔（即迪斯布尔）的当天，即由印度外交官散发了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声明以第三人称的手法诬蔑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的政策。新华社记者在4月20日的评论中指出，达赖这个声明不是达赖喇嘛本人的声明，而是别人强加于达赖喇嘛的。印度的舆论界也指出，达赖喇嘛的声明并不是达赖自己写的，达赖喇嘛没有理由不可以亲自向报界发表声明，而要一个印度外交官向外界散发他的声明。《印度新闻社》4月20日发表评论说：“有人臆测，达赖喇嘛没有亲自在提斯浦尔向报界发表声明，那是因为他是神圣的。看来这种臆测相当靠不住，因为甚至他在拉萨过帝王一样显赫生活的时候，他也接见外国记者。”印度《思潮》周刊透露说，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是尼赫鲁授意梅农起草的。许多国家通讯社提供的大量资料也证明了这一点。其中路透社记者法列尔在报道中说：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是达赖在同尼赫鲁总理的使节梅农在邦迪拉举行了若干次长时间的会谈以后拟定的”。4月22日，达赖被印度当局安排住在穆索里后，又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否认在迪斯布尔由印度外交官散发的声明是别人强加于他的，而是在他的“授权下发表的”。但印度外交官梅农在同一天仍坚持说，“毫无疑问，声明是达赖喇嘛写的”。印度政府欲盖弥彰，反而更加暴露了其拙劣伎俩。4月24日，尼赫鲁前往穆索里会见达赖，同达赖就西藏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此后达赖被送到新德里印度政府的迎宾馆海得拉巴大厦居住，其间达赖会见了印度政府要员，并同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的外交使节广泛进行接触。 尼赫鲁于4月27日在印度人民院就西藏问题发表讲话，充分地暴露了他和他的政府在西藏地方上层反动分子发动的全面武装叛乱中所起的作用。尼赫鲁说：西藏的叛乱如果“完全要由西藏若干上层反动分子负责，看来这种说法是把一种复杂的情况异乎寻常地简单化了。”“这个暴乱的基础一定是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不仅影响着上层阶级的人，而且影响着其他人。”“当这些不愉快的事态发展的消息传到印度来的时候，立即引起了强烈的普遍的反应”，“这种反应主要是基于情感和人道原因的同情。也还基于同西藏人民久远的宗教和文化联系所造成的亲密感情。这是本能的反应”。尼赫鲁说是同情西藏人，实际上是同情农奴主。很显然，其目的是要西藏停滞不前，永远保留封建农奴制度，置于印度势力之下，这才是印度尼赫鲁政府本能的反应。不仅如此，印度政府继续收容逃往印度的叛乱分子，并将其中的青壮年进行一定训练后，发给枪支弹药，然后编成印藏边境特种部队，部署在中印边境地区，对西藏进行策反、渗透和破坏。印度政府严重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不仅违背了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且严重伤害了中印两国人民的感情，使两国关系出现了紧张局面。 印度当局则企图通过培植达赖集团，收容逃往印度的叛乱分子，对中国施加压力，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达赖喇嘛作为宗教领袖，在西藏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印度当局拉拢达赖，培植达赖集团，就是想树起达赖这面旗子，与中国中央政府抗衡，为实现“缓冲国”铺平道路。对于印度当局干涉中国内政，中国政府密切关注，并从中印友好的大局出发，一直采取克制忍让的态度。只是在印度当局不断用冷战和政治压力来胁迫中国时，中国政府迫不得已，才在适当场合说明中印争端的实质。周恩来总理于5月6日会见苏联、朝鲜、蒙古、罗马尼亚、越南等11个国家的访华代表团和驻华使节时，就西藏问题和中印关系作了深刻阐述，明确指出：印度“希望西藏长期保持落后状态，成为中印间的缓冲国。这是他们的主导思想，也是中印间争论的中心”央政府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改革的奇怪现象。西藏的武装叛乱，在国内是由西藏叛乱集团、在国际上是由印度一部分资产阶级挑起来的。由于西藏的改革，前途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西藏人民的一大喜事。当然对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则是一个悲剧，他们幻想的“缓冲国”破灭了。这样，印度的一部分资产阶级首先是大资产阶级就和我们对立起来了。“我们同印度广大人民并无冲突。中印两国人民过去友好相处，今后还会友好相处。”但是，我们要把“西藏问题向全世界人民说清楚，把反动阴谋揭穿，把印度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干涉者的真面目揭露出来，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过去所不清楚的事和印度资产阶级的两面性”。1959年4月26日，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杜德，就中印关系交给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一份谈话稿。谈话稿对印度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印友谊的言行进行辩解，并把中印关系中业已出现的不正常现象的责任推到中国方面。5月16日，潘自力把中国外交部对杜德谈话稿的答复稿交给杜德。答复稿直截了当地表明了中国对中印关系的根本态度：杜德先生把中印关系最近出现的不正常现象的责任推到中国方面，这是中国政府完全不能同意的。印度政府的负责人指责中国政府以及隆重欢迎达赖喇嘛等言行，不管主观意图是什么，客观上都无疑地起了鼓励西藏叛乱分子的作用。“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的一切国家。”“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友人。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西藏叛乱的平定和进行民主改革，丝毫不会威胁印度。”“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值不得我们两国广大人民和政府当局为此而大惊小怪。”“印度朋友们，你们的心意如何呢？你们会同意我们的这种想法吗？关于中国主要注意力只能放在中国的东方，而不能也没有必要放在中国的西南方这样一个观点”，“朋友们，照我们看，你们也是不能有两条战线的，是不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 答复稿开诚布公，交根交底，可谓“中国把自己全部的牌都摊开在桌上，力图解除印度政府的顾虑。”然而，“一个星期之后，中国大使被叫到印度外交部来听取一项愤怒的答复。”印度政府在背离中印友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中国边防部队在平叛的同时逐步进驻中印边境东段地区 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以前，西藏实际上处于有边无防的状态。西藏和平解放后，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以及驻藏解放军力量有限，也只是重点设防。1959年3月，人民解放军在迅速平息拉萨市区的叛乱后，即向盘踞在山南地区的叛乱武装发起进剿，并全面进驻边防、改变过去有边无防的状况。 山南地区是西藏反动上层长期经营的老巢，是叛乱武装的所谓根据地，该地区位于拉萨东南，西南与不丹接壤，有24条道路通往“麦克马洪线”以南的西藏门隅地区，物产丰富，是西藏的主要产粮区之一。印度军队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侵占的扯冬、兼则马尼、朗久等地，就属于山南地区管辖。西藏叛乱武装企图凭借雅鲁藏布江之险，背靠印度，借助印度的陆路支援、空中接济和山南地区丰富的人力、物力，长期与人民解放军周旋。 在人民解放军平叛部队的打击下，叛乱武装迅速向“麦克马洪线”方向逃窜。西藏军区即令平叛部队迅速向“麦克马洪线”附近地区压缩，控制通往印度控制区的各路口，逐沟、逐山地展开搜剿。4月17日，步兵第四○一团和第一五五团到达隆子后，第一五五团一部进至觉拉，23日第一五五团主力进抵“麦克马洪线”附近的勒及其以北地区。步兵第四○二团于4月17日抵达错那后，即令1个连向品多进击，为防止叛乱武装沿中不（丹）边境逃往不丹境内，该团主力沿生格、蛇向拉康方向发展，26日进至拉康，29日一部进至龙东。步兵第一五九团到达仲生后，兼程疾进，于4月18日抵达三安曲林、加玉等地，在追击叛乱武装过程中，一部进抵绕让，22日奉命进到楮许。为了割断其他地区的叛乱武装通过山南地区与外国的联系，防止外逃叛乱武装回窜，各平叛部队迅速进驻山南边防要地，封锁边境，控制靠近中印边境东段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和中不（丹）边界各要点。 随着边境地区平叛作战的节节胜利，4月23日，中央军委对平叛作战及当时的工作进行了新的部署。中央军委指出：在军事上应迅速封锁边境，控制靠近中印未定界和中不边界各要点及通往境外的交通要道、隘口等，并构筑工事，以利巩固，严防叛乱武装越境和回窜。 人民解放军平叛部队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迅速进驻中不边境和中印边境东段边防要地。在平叛作战中，由于平叛部队考虑到中印边界尚未正式划定的情况，进剿叛乱武装时，始终谨慎行事。对于企图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逃往印度控制区的叛乱分子，宁可放跑，也不越过“麦克马洪线”，力争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稳定。8000名叛乱武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越过“麦克马洪线”逃往印度控制区和不丹境内的。为了防止逃往印占区和不丹境内的叛乱武装，在国外反动势力的支持下伺机回窜，平叛部队进驻边防要地后，在加强边防建设的同时，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广泛发动群众和建立人民政权上，以摧毁西藏反动势力的社会基础。 在人民群众的配合下，经过人民解放军和地方工作人员的努力，很快推翻了压迫西藏人民的旧政权，消灭了旧政权赖以生存的反动武装力量，建立了翻身农奴当家作主的人民政权，在军事和政治上进一步巩固了边防。至此，山南地区和喜马拉雅山北部地区的所有边境要点，全部在人民解放军的控制之下。由于人民解放军在平叛作战中坚持不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利边境地区的稳定，因此这条在平叛作战形成的实际控制线就与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基本一致。实际控制线的形成，使印度军队企图继续向北推进的行动受阻。帝国主义和国外反动势力再不能象过去那样，任意进入西藏山南地区进行侵略活动，人民解放军进驻边防要地，控制通往境外的主要通道，彻底改变了多年来在中印边境东段有边无防的状况。 印度军队挑起边境武装冲突，制造流血事件 印度政府向中国正式提出大片领土要求遭到拒绝后，便指使其军队在中印边境东段地区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在中印边境中、西段地区越过传统习惯线，占地设点，企图通过武力推进单方面改变中印边境久已形成的边界现状。由于中国边防部队在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严守边防，使印军在中印边境侵占中国领土的行动受挫，印军便蓄意在中印边境地区挑起武装冲突，制造流血事件。 1959年8月25日，马及墩工作队率山南军分区第一团第二连，进驻马及墩的雅列普开展群众工作。当该连前卫分队进至金古底时，入侵朗久的印军便无端向前卫分队开枪射击。前卫分队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自卫还击，双方战斗约1小时。入侵印军被击毙2名，其余缩回朗久。26日，入侵朗久的印军再次向驻马及墩的中国边防部队开枪射击，中国边防部队为了边境地区的稳定，未予置理。印军蓄意挑起事端后胆怯心虚，8月27日便撤出朗久，退往“麦克马洪线”以南。8月31日，山南军分区步兵第一团第二连进驻朗久。在中国政府为了有效地维持中印边界现状，确保边境的安宁，提出中印双方武装部队后撤的建议后，驻朗久的中国边防部队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于1960年7月29日撤出朗久，驻守庄南、马及墩。 朗久事件，是印度在中印边境挑起的第一次较大的武装冲突，造成了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主动与印度政府对话，积极寻求缓和边境紧张局势和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方法与途径。印度政府却坚持扩张主义立场，借机掀起反华浪潮。 8月28日、31日和9月4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就中印边界问题连续发表谈话。他说，就印度而言，“麦克马洪线”就是国境线，“这根据条约规定是确定不移的，根据惯例和权利是确定不移的，而从地理上来讲也是确定不移的。”在谈到朗久事件时，尼赫鲁颠倒黑白地说：“8月25日，有一支中国军队在马及墩以南的地方进入印度地区，并且开了火，俘虏了印度的前哨站”。“毫无疑问，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明白的侵略事件。”尼赫鲁公然违背事实，将位于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的朗久说成是印度的领土，把中国人在自己的领土上从事正常的工作乃至被迫自卫说成是侵略。在短短几天内，印度政府、国会和所谓的印度公众舆论利用边界问题大肆叫嚷，诽谤中国侵略印度，在国内掀起了一股反华浪潮。 9月8日，周恩来总理致信尼赫鲁，系统地阐述了中国政府为维护中印友好以及公平合理地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所采取的一贯立场和主张，说明了朗久事件的真相。周总理指出：“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复杂问题。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能不首先考虑到英国在统治印度的时期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历史背景。从很早的时候起，英国就抱着对中国西藏地方的侵略野心。英国曾经不断唆使西藏脱离中国，企图把一个名义上独立的西藏置于英国的控制之下。在这个阴谋不能得逞以后，英国又对中国施加种种压力，要求把西藏划为英国的势力范围，而让中国保留所谓对西藏的宗主权。与此同时，英国还以印度为基地，广泛地向中国的西藏地方甚至新疆地方进行领土扩张。这一切就是中印边境问题长期存在纠纷、悬而不决的基本原因。 “中印两国都是长期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这种共同的遭遇，本来应该很自然地使中印两国对上述的历史背景抱有一致的看法，并且采取互相同情、互相谅解和公平合理的态度，处理两国的边界问题。中国政府原来以为，印度政府是会采取这种态度的。但是，出乎中国政府的意料之外，印度政府竟要求中国政府正式承认英国对中国西藏地方执行侵略政策所造成的局面，作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根据。更严重的是，印度政府对中国政府施加种种压力，甚至不惜使用武力，来支持这种要求。这不能不使中国政府感到深切的遗憾。"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中印双方应该考虑历史的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根据五项原则，有准备有步骤地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两国边界问题。在此以前，作为临时性的措施，双方应该维持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而不以片面行动、更不应该使用武力改变这种状况；对于一部分争执，还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局部性和临时性的协议，以保证边界的安宁，维护两国的友谊。这正是我在1959年1月23日给你的信中所表达的基本思想。中国政府仍然认为，这是我们两国解决边界问题所应该遵循的途径。” “中国政府对于中印边界问题一贯遵循着十分明确的方针，一方面肯定中印边界全部未经划定的事实，另一方面又面对现实，特别考虑到中印之间的友好关系，积极寻求对双方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并且在边界问题解决以前，绝不片面改变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 “在中印边界的东段，正如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中国绝不承认所谓麦克马洪线，但是，中国军队从未越过这条线。这是为了维持边界的和睦，以利于边界问题的谈判和解决，丝毫也不意味着中国政府已经承认了这条线。至于阁下在最近给我的两次来信中，对于我过去曾经向阁下说明的这一点，显然有误解，我认为有必要再一次清楚地作以上的说明”。 “自从西藏叛乱发生以来，由于不能由中国方面负责的原因，边界局势日益紧张。大批西藏叛乱分子逃入印度以后，印度军队立即在中印边界的东段节节进逼，不仅片面地改变了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越过了英国和西藏地方当局秘密换文的附图上标明的所谓麦克马洪线，而且还越过了印度现行出版的地图上所标明的边界线，这条线据说就是所谓麦克马洪线，但是，实际上在许多地方比所谓麦克马洪线更加深入中国境内。印军侵占了朗久，侵入了雅斜儿，并且仍然侵占着沙则、兼则马尼、塔马顿等中国领土，包庇在这个地区的西藏武装叛匪。印度的飞机也一再在中印边境侵犯中国的领空。尤其令人遗憾的是，不久以前，非法侵占朗久的印军，竟对驻扎在马及墩的中国边防部队进行武装袭击，使中国边防部队不得不为自卫而予以还击。这是在中印边境上发生的第一次武装冲突事件。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最近在中印边境出现的紧张局势，都是由于印军越境挑衅造成的，应该由印度方面负完全的责任。但是，印度政府却反而对中国政府提出种种毫无根据的指责，叫嚷中国侵略了印度，把中国边防部队在马及墩地区的自卫行动说成是武装挑衅。印度的许多政界人士和宣传机关更乘机散布大量反华言论，甚至公开主张采取轰炸中国领土等更大规模的挑衅行动。这样就掀起了半年来在印度的第二次反华运动。印度不承认中印边界未经划定的事实，变本加厉地从军事、外交和舆论等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印度的企图是要把自己关于边界问题的片面主张强加于中国方面。必须指出，这种企图是永远不能实现的，而且这样做，除了损伤两国的友谊，使边界问题更加复杂化、更加难于解决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的结果。” 周恩来总理在信中最后说：“中印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是建筑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之上的。中国政府一贯认为，我们两国之间的一切分歧都必须、也一定能够通过和平协商求得解决，而不应该使两国的友好关系受到影响。中国把西南边界看作是和平友好的边界。我可以向阁下保证，最近几个月来，中国政府派出警戒部队驻扎在中国西藏地方的东南部，只是为防止残余的西藏武装叛匪出入边境，进行骚扰。这样做，显然有利于保证边境的安宁，而不会在任何方面形成对印度的威胁。阁下是五项原则的创始人之一，对于巩固和发展中印友谊作出过重要的贡献，而且经常强调中印友谊的重要性。对此，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是有深刻印象的。因此，我把中印边界的全部情况，系统地向阁下说明。我希望，阁下和印度政府将会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立即采取措施，撤回越境的印度军队和行政人员，恢复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这样，中印边境一时的紧张局势就会立刻和缓下来，笼罩着两国关系的阴云也会迅速消散，使关心中印友好关系的朋友们感到宽怀，使挑拨中印关系、制造紧张局势的人受到打击”。 中国政府对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和主张，得到了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赞扬，认为中国政府对历史遗留的中印边界问题所采取的态度是客观、公正的，充分表达了中国政府的诚意。但是，苏联塔斯社就朗久事件于9月9日发表了偏袒印度的声明。赫鲁晓夫来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典时，还就中印边界问题对中国政府进行无理指责。中国政府一再向赫鲁晓夫说明是印度军队侵入中国境内并向中国边防部队进攻时，中国边防部队才被迫进行自卫还击的。赫鲁晓夫却强词夺理地说：“我不管是谁进攻，反正印度人死得多，就是中国的不对。”由于得到苏联的袒护和支持，印军气焰更加嚣张，肆无忌惮地入侵中国领土，在中印边界西段空喀山口挑起武装冲突，再次制造新的流血事件。 1959年8月，印度西部军区根据其陆军当局的指令，派出了几支边境巡逻队，妄图在中印边境西段增设新的入侵哨所。9月中旬，其中一支百余人的边境巡逻队，由正、副司令官s·P迪亚吉和K·辛格率领，在邻近中国境内的错格斯查鲁、基阿姆温泉建立哨所，尔后妄图进抵中国境内萨莫尔设立侵略据点。 10月20日，这支巡逻队派出由3人组成的武装侦察组，偷越传统习惯线，向东往空喀山口方向侦察。当这3名印军侦察人员进入到中国空喀山口附近之西隆格巴尔马河以西山沟时，与中国边防分队的3人巡逻组相遇。入侵者不听劝阻，并举枪威胁。中国巡逻组在不得己的情况下，解除了入侵者的武装，并暂行拘留。 拘留越境印军人员后，中国边防部队为严守边防，防止对方的挑衅报复，当即派出6人巡逻组，彻夜防守于章图山南侧一独立小高地--胜利山上。21日上午，骑兵第六团作训股长段海珍、第二连政治指导员文万秀等7人到西隆格巴尔马河一带勘察地形，当段海珍等行至胜利山时，不期与一支约60余人的印度军队相遇。 这支入侵印军，就是由正、副司令官迪亚吉和辛格指挥，准备到中国萨莫尔设卡的武装巡逻队。当他们与中国边防分队在胜利山相遇时，看到中方只有13人携带轻武器，便气势汹汹，分两路向中国边防分队进行包围。面对数倍于己的印军，中国边防分队镇定自若，立即占领有利地形，迅速进行战斗准备，严阵以待。同时，为了避免武装冲突，中国边防分队立即向侵略军挥手喊话，令其后撤并退出中国领土。印军恃其兵力优势，全然不顾中方严正警告，公然抢走边防分队的马匹，继续向中方阵地包围逼进，并喊话示意，要中国边防分队缴械投降。面对印军的猖狂行径，中国边防战士仍然强忍怒火，坚持不打第一枪。 15时9分，入侵印军向中国阵地左侧开了第一枪，中国边防分队未予还击，并继续向他们喊话。15时19分，印军又向中国阵地右侧打了第二枪，并继续分兵包围，逐渐逼至中国阵地50米、40米，直至5米处，企图活捉中国边防战士。中国边防分队于15时27分对空鸣枪警告，副班长武清国迎着敌人的枪口，在岩石顶端枪挺立，正气凛然地挥手喊话，要印军停止挑衅。凶残的印军以密集火力疯狂射击，武清国当即中弹牺牲。面对印军的暴行，中国边防分队忍无可忍，被迫自卫还击。19时15分，中国边防分队集中火力压制右侧印军，以一个战斗小组迂回至印军侧后激战。19时30分结束战斗，入侵印军被击毙9人，伤3人，副司令官辛格中尉等7人被俘，残余印军逃出国境。中方参战13人，牺牲1人。事后，辛格中尉等印军被俘人员，对擅自越境蓄意挑起武装冲突等事实供认不讳，中方再次以大局为重，释放了辛格等印军战俘，交还了其武器装备。 空喀山口事件，是印度扩张主义者于50年代在中印边界东段制造朗久流血事件后，在中印边界西段蓄意挑起的又一次严重武装冲突。它进一步验证了印度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所坚持的扩张主义立场，即不惜以武力来改变中印边境久已存在的边界现状，以支持其领土要求。 空喀山口事件后，中国外交部于10月22日向印度驻华大使递交备忘录，要求印度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制止印度军队侵犯中国边境和类似挑衅事件的再次发生。印度政府对中国备忘录提出“抗议”，反诬空喀山口事件是中国侵略造成的。不仅如此，印度朝野还发出了一片战争叫嚣。尼赫鲁在给各主要驻外使节的备忘录中称：印度可能不得不使用武装力量把中国军队从他们所占领的印度领土上赶出去。印度政界一些人士甚至要求出动飞机，将新藏公路炸断，有的要求印度抛弃不结盟政策，参加反对中国的军事条约集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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