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过雪山草地：粮食问题威胁到部队的存亡(1)

红军爬雪山、过草地

    红军长征中两次爬雪山，三次过草地，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一下两上，纵横5千里，辗转驻留16个月，战胜了强敌的追堵和险恶的自然环境，克服了内部的分裂倾向，实现了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罕见的奇迹，功勋彪炳史册，光照千秋。川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藏、羌、回、汉各族人民，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以无畏无私的奉献和牺牲精神，大力支援红军，积极开展反蒋抗日斗争的事业，曾被毛泽东主席赞喻为中国革命史上特有的“牦牛革命”。

    一、粮食问题特别突出的主要原因

    本文所指的“雪山草地”位于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地处四川省西北部，青藏高原东南缘，是个以高原和高山为主的地区，西北部为川西北高原，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年平均气温在0.8～4.3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为零下36摄氏度。雪山即指红军翻越过的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昌德山、打古山、虹桥山、鹧鸪山、巴郎山、党岭山等；草地即指红原、若尔盖、阿坝大草原及甘孜草原。

    1935年，红四方面军为策应中央红军北进，占领岷江上游地区，创建新苏区，于同年4月23日陆续进入松潘、茂县东部，到1936年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北上，后卫部队于8月下旬最后撤离。三大主力红军先后在阿坝州和甘孜州境内驻留16个月，占长征历时两年的近三分之二。

    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创建了面积约6万平方公里和20万人口的苏区支撑10万红军战斗、生存的艰难局面。当时粮食问题成为红军能否生存的主要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川西区地广人稀、物产不丰。据刊载在《川边季刊》1935年3月第1卷第1期上的《四川之边地与开发》一文，在分析“人口分布状况”时写道：“川西区辖茂县、理番、松潘、汶川、懋功、抚边、绥靖、崇化五县三屯属之，总人口为202450人”，该刊同年第4期《屯区鸟瞰》称“总人口计78038户，344249人”。川西区面积5.5万平方公里，农作物以产玉蜀黍著称，大小麦及黄豆次之。年产稻约1000石；马铃薯约5，000，000斤；玉蜀黍约90，000石；青稞约170，000石。牲畜：川西区有牛2，000 ,000头、羊520 ,000只、马骡驴150，000匹、猪100，000头、有名之西狗约有50，000条。以上并非精确统计，只是个估算，特别是农产品，估算当时年粮产不足1亿斤。

    当时阿坝州是一个封建农奴社会，由封建主（土司、头人）、牧主和寺庙上层喇嘛三者联合统治。在政治上统治阶级享有无限的封建特权；在经济上他们凭借对土地和草场的支配及操纵，采取多种形式和手段残酷压迫农牧民，农牧民生活极端贫困，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当地的粮食产量不高，品种也少。人均有粮在400～500斤之间。全区处于封闭的自给自足之经济中，据推算全区总储粮仅在1000万斤左右。

    二是红军队伍庞大。红军在进入川西北时，红一方面军近2万人，红四方面军近10万人，在被围追堵截之中，缺衣少粮，军供不济，带入该地区的粮食军需品不多。红军人数占全地区总人数的二分之一，在红军集中的地区和主要行进路线上，红军人数超过了当地居民人数。

    三是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产生了战略上的分歧。主要是毛泽东与张国焘之间的北上与南下的分歧，这种意见分歧使红军举棋不定，要达到意见统一，需要时间来弥合，这就延长了在雪山草地的驻留时间，使粮食问题日益突出。从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全部进入川西北，到6月红一方面军进入该地，到同年9月毛泽东带领1万余人先行北上，张国焘带领8万多人南下，11月其主力翻越夹金山去天、芦、名、雅，有10万红军在川西北留驻6个月，需耗粮2000万斤左右。此后有近2万红军在大小金川地区驻留9个月，需耗粮500～600万斤左右。1936年7月，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北上又途经川西北历时一个月，5万多红军（最少需100万斤）的粮食也是从阿坝州产粮区筹集的。据此，红军在川西北雪山草地按每人每天一斤粮食计算，总消耗的粮食在2500万斤至3000万斤左右。这相当于红军集中留驻的茂县、松潘（一部分）、理县、汶川、黑水、大小金川、丹巴、马尔康、壤塘、阿坝地区年产粮食的50％以上。

    因此，川西北地区地广人稀，物产不丰；红军人数庞大，驻留时间长达一年有余；国民党反动派挑拨民族关系，反动宣传影响人心，以及反动武装的骚扰破坏，交通不便、气候恶劣等造成了筹粮困难，成为红军能否生存的首要问题。

     二、粮食问题严重威胁到部队的存亡

    红军面临的粮食短缺不仅是总体的，而且还突出地表现在局部上和具体的个体上。1935年7月红六团在黑水马河坝一带几乎陷入绝境，他们向总部发出的求粮急电称：“因为粮秣已绝，茹草饮雪，无法充饥，饿死冻死者触目皆是……生死完全取决于能否及时取得接济。”朱德总司令立即紧急动员，筹集大批粮食，由一军团某部宣传科长舒同同志率领一排武装及几十名运输队员，将粮食送到了马河坝一带，接济红六团。红军战士为了实现北上的宏愿，他们忍受着饥饿的考验。为了生存和革命，饱尝了人间的一切奇味怪食，利用了一切能充饥果腹的“佳品”，如飞禽走兽、皮张革履、死牛烂马、野果蔬菜、树皮草根等，甚至食用了“神仙土”和马粪中残留的粮粒。据老红军文炳清回忆：“我们在草地上行军70多天，一路上都吃野菜。起初，每人每天还能吃四两肉松，或几两粮食。最末一个星期，肉松、干粮、盐巴都没有了，全靠吃野菜度日”。老红军张培荣也回忆说：“两军会合后，部队多，每人只筹集了极少的一点青稞面。几天后，全团断炊，饥饿像一群猛兽，疯狂地噬咬着每个战士的肠胃，我也饿得四肢乏力，头昏眼花。别看着辽阔的草地，能吃的东西早被先行的几万大军给弄光了，我命令将全团的马匹集中宰杀，马肉吃完，马鞍、皮带凡是能煮食的东西，也全部送下肚肠。”

    红军的口粮几乎全部由草根、树皮、野菜所代替，一些老人回忆：“人们解出的大便都和马粪差不多了。因缺乏营养，得肿病的也相当多，严重时，有的出外执行任务，在路边上一坐下便不能起来死去了，有的晚上睡时还好好的，第二天早晨便死在床上了。”

    三、红军在雪山草地解决粮食问题的举措

    红军长征进入川西北地区后，愈向雪山草地迈进，人烟越稀少，离内地更远，粮秣供给更是困难。在这革命成功与失败、红军生存与死亡的关键时刻，摆在红军面前的头等任务，就是要为过草地筹集粮食。

    （一）红军筹粮的总体举措：根据人民军队的本质和当时红军的生存是革命的根本和最大利益的特殊性。红军先后采取了以下措施：1、缴获战利品--粮食，红军攻占了近10座县城和官寨，缴获了部分粮食、军需品。2、通过苏维埃政府没收了土豪劣绅及土司、头人的部分粮食。3、向商人和农民买粮食（金川苏区的国家粮店初期每天能收买粮食数千斤），这是常用和通用的筹粮方式，也是红军民族工作的具体体现。4、收割地里成熟的青稞、小麦等，插上木版借条或欠条。5、运走藏匿在老百姓家的粮食，留下银圆或欠条。6、买牛羊和牲畜。7、动员老百姓将自己的粮食和食物支援给红军。

    为了筹粮，红军成立了一批筹粮组织。红军筹粮的组织措施有：1、成立专门的粮食委员会。根据记载，红军成立了芦花和毛儿盖两个筹粮委员会，为过草地开展筹粮活动。“黑水、芦花粮委担任筹集60万斤粮食的任务，计划在几个出产粮食的中心区域分头进行。”芦花粮委成员，红一方面军的贾拓夫和成仿吾同志奉命率领一支筹粮工作队去瓦钵梁子筹粮。2、地方政权设有粮食部，专管筹粮工作，西北联邦政府和省苏县、苏乡都有粮委，形成强大的筹粮工作网络。3、对粮食进行统一的保管（粮库）、运输和分配，实行定量供给，在金川初期每人每天定量为1斤2两，最后到1936年夏，每天一顿玉米面汤尚难保证。4、对粮食工作不力或有失误的进行处理，西北联邦政府粮食部长郭纯德因工作失误被撤职，并送裁判部。这些组织在红军长征中对筹粮工作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二）红军在黑水等地的筹粮活动。“红四方面军主力数万人长征过汶川历时三月之久，所需粮食一百余万斤”。“打粮、送粮是游击队的主要任务，红军过汶川所需粮食，绝大多数是游击队打的”。

    1935年6月至1936年8月，红一、四方面军近9万人次，先后三次途经黑水。红军在黑水境内开展了多方面的革命活动，足迹遍及18个乡的山山寨寨。红军到达黑水后，广泛宣传革命真理，唤醒藏族民众。在瓦钵梁子一带建立了苏维埃区乡政府，给灾难深重的藏族民众指出了光明道路。在此期间，红军在黑水芦花地区大力开展了筹粮、熬盐和其他活动，为过草地准备了必需的粮食、盐巴和其他御寒物资。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等都亲自下地同红军战士和藏胞一起割麦子；周恩来在工作百忙中也抢时间搓麦；邓小平以及贾拓夫、成仿吾等也都深入高山村寨开展群众工作，筹集粮食。

    谢兴华（1984年4月11日）三谈红军长征在四川的有关情况时讲道：“我们在瓦钵梁子筹粮，是要用川板买，我们共买了二、三十万斤的粮食，是以包谷为主，还有一部分青稞麦子，买了粮食推成面，送到山下。赤不苏那一带河边上有七、八盘水磨推面，然后送到维古，都要给工钱，一天给半个大洋，运到维古以后交给三军团。”红军筹集的粮食，一般在几个寨子中心的地方设一个粮食仓库，集中贮存。毛儿盖粮委的筹粮工作有相当部分是在黑水完成的，据肖锋的《长征日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第二辑等史料载述，驻毛儿盖的红军筹粮队曾分两路到小黑水区域的扎窝、晴朗、麦扎、知木林一带开展筹粮活动，重点在扎窝。扎窝是黑水较富庶之区，有黑水“粮仓”之称，红军在这个寨子共征集陈粮10万斤，收割地里的新麦子、青稞9万余斤。

    红军到黑水后，国民党军阀和当地头人、土司相勾结，恐吓群众，颁布了一个《惩治条例》，规定不准同红军接触、为红军办事。红军所经各寨，看不到炊烟，听不到鸡犬之声，缺粮断炊日复一日地威胁着红军的生存。为了避免饿死，只好向藏民家里找粮食和割地里已熟的青稞、麦子煮食。藏民家的粮食，红军用后，少的当即留款，多的写了借条，说明借用数量，待革命胜利后归还藏胞的粮食。藏民的粮食有的藏在地窖，有的藏于山洞，部队找粮相当困难。在杨成武的《忆长征》一文中讲：“一军团四团在芦花一带筹粮时，找到一家头人的牛栏下，发现新砌的一堵墙，墙上糊的稀泥还是湿的，拆开一看，里面几口大锅里盛着青稞麦，也有一坛坛玉米、黄豆、酥油。同志们把它叫做'密窑'，后来他们又发现了好几个。”

    在地里青稞成熟时，各部队便组织割麦队下地割青稞，手搓麦粒煮吃。据调查，红军在黑水各地筹、借粮中，纪律严明，所筹之粮，有的按当地粮价付给了银圆和布匹，有的没付钱但也都打了借条。2002年初在毛儿盖山寨一户牧民家发现了当年红军留下的一个木牌借据，借据写到：“红军在这块麦地里收割了青稞200斤，你们可凭此牌向任何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兑取这些青稞的银子、茶叶。未兑取前请保存此牌子。前敌政治部。”（2002年5月21日的《四川日报》已报道了此事）

    据载，红军在黑水共筹集军用粮食710万斤，其中在境内驻扎整训时耗用约600万斤，带走约110万斤；借用宰食各类牲畜3万余头，折合肉约100余万斤；借用各类畜油1万多斤；还借用了一大批牲畜皮张、牛羊毛和野兽皮等。

    1935年7月，红军陆续到达毛儿盖地区。由于几个月的征战，部队已经十分疲劳，又缺乏粮食，因此中央决定在毛儿盖暂住体整，筹集粮食。毛儿盖是藏民聚居区，由于生产力水平极低，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出没无常地搜刮抢劫，社会财富贫乏。为了穿越草地，筹粮显得更加重要。全军上下便投入了紧张的筹粮工作，征收了反动地主、喇嘛的粮食，部队以连、排为单位，深入到各村寨以及小黑水的一些地区去筹集粮食。这期间，去达盖方向的红军买到了九驮青稞，去西北方向的买来了几头牦牛，这就算是最大的两次收获。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所筹集到的粮食还很少，这时已到秋收季节，藏民们为支援红军北上，便收割庄稼。军民齐动手，把青稞搓揉出来，做成炒面。由于藏民们的支援，红军在毛儿盖筹集到了一些粮食、肉类，但仍然不能满足过草地的需要。指战员们每人只带着极少的、万分宝贵的粮食离开毛儿盖，踏上了荒芜人烟的茫茫草地。

    李湘涛在《星火燎原--筹粮过草地》中写到：“来到毛儿盖，没有吃的，就到山上去采蘑菇、挖野菜充饥。”“藏民成群结队地端着糌粑，前来慰问我们。连长吩咐司务长收下大娘的米粒，给了大娘三块白洋。”刘文章在《星火燎原--一袋干粮》中也提到：“部队到了毛儿盖，上级决定在这里筹粮，准备过草地，可是由于部队多，粮食少，每人只分了三、四斤麦子。大家都把它看成宝贝，缝个小布袋装起来，走路带着它，睡觉枕着它。谁心里都明白，这不仅是三、四斤麦子，而是自己的生命啊！”

    （三）红军在马尔康、金川一带的筹粮活动。红军走出草地后，又奉张国焘之命南下，在马尔康、金川一带进行筹粮活动，提出：“打到成都吃大米。”再次翻越夹金山，南攻天、芦、名、雅一带。

    1935年是马尔康稀有的丰年，时令正值开镰收割季节，红军长征抵达马尔康，红一、四方面军北进、滞留和南下时均在马尔康各地筹集粮食，马尔康人民支援红军的粮食至少有100万斤以上。如在卓克基，百姓在异常困苦的情况下无私地将粮食支援了红军。对此，当时任红三十一军九十师二七六团团长的张培荣回忆说：“我们团在卓克基每人筹集到四、五十斤青稞炒面。”［13］红九军一个团在草登斯尼筹粮数月，仅脚木足乡孔龙一个村就筹集到7万多斤粮食。草登斯尼村74岁的女村民泽郎老人回忆说：“我一辈子没有见过那样多的人，早上天麻麻亮，他们就去各村找粮食，晚上就把找到的粮食集中到代基和斯尼两个村。”

    马尔康人民不仅保证了在本境内活动的数以万计红军的吃粮问题，而且将粮食源源运往金川等地。对此，成都军区顾问组组长余洪远同志深情地回忆说：“马尔康的百姓对红军的贡献很大，红军长征时我率领几千人到那里筹粮，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各地苏维埃组织协助红军的“筹粮队”（当时俗称“打粮队”，实际上是后勤部派出的人员），深入到村寨，把地主、恶霸埋藏的粮食从地窖里取出来，支援红军部队。对这部分查获的大宗粮食一律收缴；另外还在群众手中用买卖的方式，采购了一部分粮食。对群众卖出的粮食公平合理地作价，每斛（85市斤）给银圆四元、五元或给大烟三两五至四两多，有的也付给相等的铜圆。

    1935年以前的二、三年中，懋功连年丰收，民间存粮较多，特别是一些封建地主及上层集团的人物，他们也“窑藏”了不少历年积存的粮食，逃走时这些藏粮是无法带走的。所以各地苏维埃政府能协助红军筹集到相当数量的粮食。

    根据当年新桥口苏维埃组织的成员余七爸（80岁，名字余培丰）回忆：“仅大坝口这样的一个小村子，筹到的粮食就在一万斤左右。当时全县的自然村落不下一百余个，比新桥大坝口富裕的村寨尚多。另外，红军在县上还接管了国民党政府的仓库存粮。当时，在县城禹王宫有一存粮仓库，名称'济仓'，存粮在二十余万斤左右。”

    据《红军长征在雪山草地，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编写征集提纲》载：“征粮和筹粮是苏区最重要的工作，粮食实行了统一征收、运输、保管，实行了配给制，采取对反动派和地主没收、对农民购买的办法筹粮。1936年春耕以后，粮食越来越短缺，以至断绝，军民吃榆树皮、酸酸草根、生梨疙瘩。人民群众仍然每天打野菜送给红军。这时红军组织队伍到边远牧区去买牦牛。”余洪远和徐向前的回忆录里都提到在观音桥和杜柯河一带赶回数千头牦牛。

    谢兴华回忆说：“1935年底，那时我兼任大金省委粮食委员长，正在四大坝带着人搞粮食，有个小土司答应给我们送5万斤粮食来，条件是我们拿钱买，这个人很守信用。他送来了5万斤苞谷、豌豆，还搞了一万多斤蔓青（甜萝卜）。我们在那里买了一百斤的样子。”

    总后勤部副部长熊贤约1984年4月17日回忆说：“第二次过草地前，三十一军没有吃的，就用梨子（金川那里）做干粮，那时侯梨子还小，不好吃；因为部队大、人多，那一带地方小，出产的东西也少。我们的部队过去过来两次，把那个地方什么东西都吃光了，部队没有吃的，拉藏民的牛和羊，只好有什么能吃的就拿什么了。要保存这一支革命队伍，那时候也就只得这样子啦。”

    刘忠在《回忆我的一生》中说：“一天，我向军团长汇报部队吃饭有问题。罗局长说：'粮食是困难，现在刚到草地边沿，还能找到藏民的粮食，进入大草地就没有人烟了，红军的纪律是个问题。但为了保存中国革命这个种子，不能不这样做，将来中国革命胜利了，一定要来对藏民同胞好好赔偿。'”

    谢兴华（1984年4月24日）回忆说：“当时我们需要的粮食多，需要牛羊也多，那边地方小，没有那么多……那时候粮食那么困难，吃饭成了最大的问题”。

    四、红军筹粮工作和粮食问题评价

    在红军长征过境、留驻的16个月里，先后创建的“汉理茂赤区”及“大小金川根据地”其总辖域面积不足6万平方公里，人口仅有20余万，人均年有粮不足300公斤、有畜不到两头。在这种条件下，却承担着对10万主力红军的支援任务，藏、羌等人民面临着十分繁重而神圣光荣的时代使命，为红军筹集粮食2000～3000万斤（包括红军收割老百姓麦子，取走家里的粮食、牛羊，留下借条），大小牲畜20万头、熬制土盐5000余斤，还有大量的猪膘、干牛肉、油和蔬菜等。当时军民同吃草根、树皮，共同渡过了艰难的岁月。

    雪山草地间的赤区各族人民节衣缩食支援红军，所承受的牺牲是巨大的，也是很有价值的，保存了中国革命的基本武装力量，很多人做出了自我牺牲，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红军北上后，苏区人民遭到了白色恐怖的报复。

    红军因粮食问题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三次过草地、爬雪山和1936年夏季饥饿、疾病造成巨大减员，红军在雪山草地减员万人以上。

    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和全国解放以后，曾对此有过多次讲述，高度评价了红军长征翻雪山、过草地时期藏、羌人民的革命斗争业绩，高度概括地比喻为“牦牛革命”。还曾一再表示说长征时期在川西北地区“我们是欠了番（藏羌）民债的，欠了债是要偿还的。”

    1936年毛主席在保安对斯诺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是红军拿了藏民的粮食而欠的债，有一天我们必须向藏民偿还我们不得不从他们那里拿走的给养。”（见《红星照耀中国》第159页和《长征--前所未有的故事》第308页）

    邓小平同志在1952年7月2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说：“红军北上，在那里（川西北兄弟民族地区）是把他们（当地老百姓）搞苦了，这在当时是为保存红军，没有办法，把他们的粮食吃光了，他们吃了很大的亏，要在具体利益上向他们赔偿，真正要从经济上帮助他们得到利益。（见《血对西藏说》，第31、32页）

    五、红军在雪山草地解决粮食问题的意义

    红军在雪山草地解决粮食问题是成功的，是一个奇迹，它保存了一支数万人的红色队伍。红军筹粮始终坚持发挥地方政权和宣传工作的政治优势；红军和老区人民表现了互为鱼水的良好关系，很好地团结了少数民族群众，得到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表现了红军争取胜利的精神。江泽民同志说：“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老区人民。”川西北各民族当年为红军作出过巨大的牺牲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