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盟友”到“死敌”：蒋介石与德国的军事合作(1)

1936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德籍顾问赛克特病逝柏林，国民政府特别在南京举行追悼会。图为赛克特将军的灵堂，前方置步枪两支。两边悬挂中德两国国旗，南京党政军要人前来追悼者甚多。

    1945年4月30日，德国首都柏林笼罩在一片硝烟火海之中。总理府花园地下室暗堡内，随着一声沉闷的枪响，希特勒自杀身亡。

    一个星期以后，中国战时陪都重庆，国民党政府大礼堂内张灯结彩，蒋介石高举酒杯，向驻华美英苏军将领及大使们祝贺欧战胜利结束。蒋介石与希特勒，第二次世界大战两大对立阵营中的风云人物，在20世纪30年代却曾有过近十年之久的友好关系，他们不仅函电往来，互致倾慕之情，更是互赠照片、战刀，以表亲善之意，中德关系由此经历了一段蜜月时期。但后来两国关系却逐渐紧张直至断交、宣战，蒋介石甚至还参与到德国内部推翻希特勒的事件之中，这一段曲折历史值得我们去探究。

    蒋介石的德国情结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与苏俄的关系随之断绝。因急于寻找新的国际力量来填补苏联顾问撤退所留下的空缺，蒋介石把目光转向了德国。

    蒋介石十分赞同学习日耳曼民族所具有的“认真、勤俭、遵纪、执着”的民族精神，认为这是针对旧中国贫穷、散漫、落后的国情，医治社会痼疾的良方。在留学日本期间，蒋介石便致力于学习德语，1912和1918年曾两次准备赴德留学。他也曾在《军声》杂志上发表文章，赞扬德国的军事教育与军事训练制度，主张中国向德国学习。他从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中找到了精神和实践两方面的秘诀，力主将“铁血政策”作为中国的“指导原则”，促成中国社会的“军事化”。精神上的崇拜与现实的需要，使蒋介石坚定了他的联德决心。

    1933年，希特勒上台，蒋介石开始直接与纳粹政府展开交往，中德关系进入蜜月期。 蒋介石一直是希特勒的崇拜者，他曾经宣称“我们需要中国的希特勒”。蒋介石认为以中国传统文化加上法西斯主义理论，就是今日中国由乱变治的法宝。为此，蒋介石效法德意志法西斯，建立了特务组织“复兴社”（由于复兴社干部均穿蓝衣黄裤，故又称“蓝衣社”），以恐怖手段来维护统治。此外，陈立夫和陈果夫的“CC系”以及“政学系”、汪精卫的“改组派”等，都不同程度地颂扬德意志法西斯的治国成绩。

    登上总理宝座后，希特勒为了侵略扩张，大力发展军备工业，并将对华政策由魏玛时期的“占领中国市场”修正为“要确保从中国获得稳定的战略资料来源”，迫不急待地希望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合作。

    相互的需要使两位终生都未谋面的领导人开始了超越时空的交往。1936年5月，《德华信用借款合同》签订，为此希特勒致电蒋介石，称“中德两国之间的货物互换，给予两国经济的发展以莫大的帮助??两国的密切合作也是两国人民的利益所在”。希特勒还向蒋介石赠送了德国国防军荣誉军刀、自己的照片，以表示其“敬仰钧座及贵国之微意”。蒋介石也趁希特勒生日之际，致电赞扬希特勒“对于德华两国间经济合作热心主持，使国交益敦亲睦特致谢忱”。德国国防部长布隆堡还向蒋介石赠送三辆汽车，其中一辆与希特勒检阅军队时所乘相同，蒋介石也向德国国防部长、经济部长、航空部长等政要授勋，中德关系渐入佳境。

    军事顾问来华训练军队

    中德关系友好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大批德国军事顾问来华。1928年11月，第一位来华的鲍尔上校率领德国顾问团抵达中国鲍尔来华后直接从事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为国民党高级将领授课。授课的内容包括军事工业、新式武器与化学战等。听鲍尔课的，除了蒋介石，还有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等人，以及一些部队的高级军官。由于鲍尔的作用，德国顾问团已经介入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训练、警察、国防工业和其他重要部门。

    1930年5月，原德军参谋本部作战处处长佛采尔来华担任顾问团团长。佛采尔十分轻视国民党军队的许多高级将领，特别是旧式军人或留日出身的，认为他们“只知侈谈理论”，因而同他们关系并不融洽。而对于恃才傲物、同蒋介石不无龃龉的宋子文，佛采尔却一见如故，经常陪同宋子文参观军事设施与新建立的教导队，关系非常密切。这使蒋介石感到不满。另外，佛采尔个性倔强、脾气生硬，同其他顾问之间的关系也比较紧张。这样，佛采尔总顾问一职易人，已是势在必行。

    1933年6月，“德国国防军之父”塞克特来华，并于次年被正式聘为总顾问。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塞克特向蒋指出，中国的军队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只是缺少训练有素的部队。中国当前应重点训练和装备10个师，置于南京政府直接管辖下。他还建议仿效德国军队中的军官团，在中国军队中建立起“教导旅”。

    蒋介石对塞克特的建议十分赏识，他让塞克特享有优厚的待遇，每月薪金相当于2000美元，这是此前佛采尔月薪的3倍。蒋介石给予塞克特的地位之高、权势之大，是其他任何外国军事顾问所无法企及的。塞克特来华就职后，国民政府特设了总顾问办公厅。蒋介石曾命令参谋本部、军政部等中央军事部门都必须向塞克特全面报告有关情况。塞克特常以蒋的名义召集高级军事会议，有的时候，塞克特还代表蒋介石视察、检阅部队。

    塞克特建议先整编6个师（10万人）作为和平时期的基础兵力，然后再发展成18个师。第五次“围剿”之后，陈诚提出立即整编30个师，塞克特坚决反对，向蒋介石力陈己见，甚至以提前回国相威胁。蒋介石只好同意塞克特的主张。1935年塞克特辞职离华前夕，曾向蒋介石竭力推荐法肯豪森继任总顾问。此后，法肯豪森便成为在华德国军事顾问中地位最高的人。法肯豪森先后担任过德军军事教育和训练总监、陆军团长、步兵学校校长。

    法肯豪森向蒋介石指出，一旦日本发动军事进攻，华北地区即首当其冲，同时长江流域也会遭到来自海上的日军进犯。为此，中国应将作战部队集中于徐州-郑州-武汉-南昌-南京区间。最初抵抗区务必向北推进，以沧县、保定之线为绝对防御，以黄河为最后抵抗线。长江封锁对于中部防御最关重要，江防须封锁江阴，陆防须推进至上海附近。南京为全国首都，必应固守。在华中，次以南昌、武昌作主支撑点，宜用全力固守。四川则为最后防地，应规划兵工业和发展运输。这些建议有不少经以后战争实际证明是可行的。

    这一时期除了来华的众多军事顾问外，还有一位德国人的名字被历史铭记--约翰·拉贝。中日战争爆发后，拉贝作为德国西门子公司代表被派驻南京。在日本占领南京期间，拉贝担负起了“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的工作，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勇敢地保护了近20万南京难民免遭杀戮，拉贝也因此被誉为“南京的辛德勒”

    中国战略物资交换德国军火

    大批德国军事顾问来华的同时，中德之间战略物资和军火贸易也迅猛发展起来。1934年8月，中德签订《中德易货协定》，规定中国政府以砂矿和农产品换回德国的“工业产品”，德国则向中国提供重工业企业设备。1936年5月，中德签订《德华信用借款合同》，德国将向中国提供1亿马克的商业信贷，中国可用此购买德国工业品和其他产品，之后两国之间的经济往来有了很大的发展。1934-1938年5年中，德国从中国进口的钨砂（制造枪炮等必不可少的战略原料）分别为2510吨、4784吨、5091吨、8037吨和8962吨，从中国钨砂占德国进口钨砂的比例来看，1934年占57.2至1937年已达70.6除了钨砂以外，德国还从中国进口了大量的锑、锡等重金属原料。在德国重整军备的过程中，从中国获得的战略原料起了很大作用。中德断交、宣战后，国民政府完全停止了向德国出口钨砂等战略原料。至1943年11月，德国政府经济部长施佩尔向希特勒报告说，由于钨砂进口中断，国内储量仅够10个月的使用。德国当局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有人提议用黄金同中国交换钨砂，但以往的德国对华贸易公司早已被迫中断了同中国的业务往来。希特勒德国不得不喝下纳粹当局自己酿下的苦酒。

    根据《中德易货协定》，中国方面还需向德国出口大宗农产品。这也是中方抵付进口德国军火及工业贷款的重要手段。自借款合同签署后，中国向德国提供了大批的农产品，包括蛋品644吨、芝麻6500吨、豆油850吨、棉籽油2095吨、桐油100吨、花生仁1000吨、花生油1000吨、蚕茧150吨。

    南京当局还加快了从德国进口武器的步伐。1936年德国对华出口军火为640.5万马克，占德国出口军火总额的28.8中国成为德国军火的最大买主。根据德国外交部的一份文件，至1936年10月，德国已向中方交付价值1000万马克的军火，其中包括2300万发炮弹、6000万发反坦克炮弹、1800万发高射炮弹，以及探照灯、钢盔等；另外，已订货且将于1937年交付的军火中，有150毫米海岸防卫炮4门、88毫米海岸防卫炮4门、240门水雷、1艘布雷艇、60门野战榴弹炮，以及高射炮牵引车；1938年交付的有榴弹炮、炮艇、鱼雷快艇、高射炮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国民党当局已有一支8万多人全部德式装备的部队，在淞沪战场上曾作为主力使用1935年在德国顾问参与下，时任行政院秘书长的翁文灏主持制订了重工业发展的三年计划，该计划确定了中德合作进行的10大工业项目，有钨铁厂、钢铁厂、炼铜厂、炼油厂、中央机器厂（包括电机厂、工具机厂）、中央电工厂（包括电线厂、电话厂、电子管厂）等，德国方面除供应设备外，还负责工厂的设计、主要厂房的建筑和设备安装。

    陶德曼调停无果，中德断交宣战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德国虽和日本结盟，但又不愿日本取代德国在华利益，也不愿日本在中日战争中受损，从而失去或削弱在远东对苏联的牵制作用，因此不希望日本扩大侵华战争。10月下旬，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电告驻华大使陶德曼和驻日大使狄克逊，德国愿意调停中日战争，由此揭开了陶德曼调停的序幕。在陶德曼调停期间，日本先后三次提出所谓的和平条件如内蒙自治、华北特殊化、上海交由国际共管等，对此，德国政府不仅没有表示任何异议，反而力劝中国接受。在南京的胜利又促使日本更进一步提出令中国无法接受的条件，如中国放弃溶共和反抗日满的政策，对日满两国的防共政策予以协助，中国向日本作必要的赔偿等。

    但没等陶德曼和蒋介石的进一步商谈得出任何实质性的结果，日本方面便于1938年1月16日发表了一份官方声明，称谈判已经结束。东京方面对德国“提供的斡旋”表示感谢，并且撤销对国民政府的承认。对于日本的挑衅，18日国民政府发表声明：“中国政府于任何情形之下，必竭全力以维持中国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方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决非中国所能忍受。”同时，中日两国互相召回驻对方大使。陶德曼调停中日战争的努力实际上已告失败。

    陶德曼调停期间，德国的政策已经明显倒向了日本，随着局势的发展，日本在德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也愈显重要。1938年2月20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演说，宣布：“德国将承认'满洲国'，以抛弃过去不可解之幻想政策，而尊重现实。”这一演说，成为中德关系倒退的转折点。24日，中国政府照会德国外交部，表明了“对德国此种不友谊行为之不满”。德国方面则通过其外交部向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表示：“德方对中日战事仍保持过去中立态度，希望中国政府亦继续以前对德友谊。”然而，德国说一套，做一套。6月24日，外长里宾特洛甫下令召回驻华大使陶德曼，与此同时，德国国防部则严令禁止军火输华。7月5日，全体德国顾问离华返国。中德合作至此结束，两国关系基本破裂。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正式签订，条约“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中之领导地位”。次年7月，德国更进一步宣布承认汪精卫伪政权。这无疑是对中华民族及远东地区各国人民利益的粗暴干涉。南京国民政府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正式宣告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9日，中国政府宣布同时对德国、日本、意大利宣战，双方处于战争状态，与德国间的“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一律废止”。中德关系至此完全破裂。

    希特勒拉拢蒋介石合攻印度

    中德绝交后，德国仍然企图拉拢中国。1942年，德国有关方面引诱中国缔结《中德军事密约》，企图将中国绑到轴心国的战车上。但得知希特勒想要中国“突攻印度，与德合作”的计划后，蒋介石警醒了。他在6月18日日记写道：“对德国路线，勿再探索为宜??不如严令拒绝之。”蒋介石这时关心的是加强反法西斯阵营的力量，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当年2月，蒋介石与宋美龄曾访印，力劝英国与印度化解矛盾，共同投入反法西斯战争，现在德国却要中国“背盟”，“突攻印度”，自然要被蒋介石拒绝。

    关于合攻印度的会师计划，据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回忆，希特勒曾向他提出，分兵越过伊朗，进驻波斯湾，与日本“在印度洋会师”。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在《昭和的动乱》一书中也说：希特勒“认为大军南侵，从乌克兰进攻高加索，将石油控制在手，可断绝英、美从波斯湾方面对苏的援助，使德国的势力伸展到中亚细亚，再与印度方面的日军遥遥相对，取得联系”。

    为实现会师计划，1942年3月23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和日本驻德大使大岛会谈，商讨轴心国的战略，要求日本占领锡兰和马达加斯加等地，以配合德军向中东和高加索的进军。日本在偷袭珍珠港得手，取得局部海上优势后，也曾制订了一个用5个师攻打澳大利亚、夺取锡兰，与希特勒在印度洋上会师的计划。

    美国总统罗斯福充分认识到了这一计划的危险性。1943年，他在开罗会议期间对他的小儿子直言不讳地说：

    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欧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割吞埃及，斩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罗斯福的这段话从中国坚持抗战、拖住日军主力这个角度，认为如果中国军队被打垮，德日会师印度，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来说，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分析：蒋介石接受德国拉拢，与德合作，命令当时在缅甸与日军作战的中国远征军进攻印度，从而促成两个法西斯会师，其结果不也同样是灾难性的吗？幸亏，蒋介石没有这样做。

    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在其巨著《国家间政治》开篇说道：“像所有的政策一样，国家间的政策是为了利益而争，无论国际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利益总是最直接的目标。”中国的战略原料虽然对纳粹德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中国在远东的战略价值当时无法同日本相比拟。国际形势迫使希特勒在中日之间做出选择，这也是中德关系由高潮到破裂的症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