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华沙会战：“红色拿破仑”图哈切夫斯基惨败(1)

波军统帅毕苏斯基和波兰官兵

    俄国的内战使一位杰出的将才，图哈切夫斯基（Mikail Tukhachcvski）脱颖而出。他是一位才能出众的军人，他对于文明的看法可以密切的反映出来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亚洲方面。为了要了解俄国革命的未来趋势，他的思想是值得加以详细检讨的。

    图哈切夫斯基是在一八九二年出生于一个贵族的家庭中，其祖先可以回溯到佛兰德伯爵的身上，虽然他的母亲是一位意大利小姐，可是他的个性却是属于鞑靼族的。从母亲的遗传上，他获得了其拉丁人的外表，头发黑色，心智敏捷，这样才使他能够透穿其自己的内心，由俄罗斯人的特性以达到鞑靼人的特性。一九一四年，他在俄国近卫军中任少尉之职，次年即为德国人所俘虏。

    从本性上说，他是一个具有浪漫气质的野蛮人，讨厌西方的文明。他具有成吉思汗、奥古塔和拔都的灵魂。他是专横、迷信、浪漫和粗暴，他所爱的是一望无涯的平原，和千蹄践踏震耳欲聋的声音，他对于文明的秩序感觉厌恶和害怕。他痛恨基督教和基督文化，因为它们反对巫术和野蛮，并且使他的同胞不再崇拜“战争之神”和享受“死亡的燔祭”。同时，他也讨厌犹太人，因为他们帮助俄国人接受了“文明的毒素”和“资本主义的精神”。他说：“犹太人是一匹狗，是狗的儿子，他把他的跳蚤散布到所有的地方。”

    但他被收容在因果尔斯塔德（Ingolstadt）的时候，他向一个同居的战俘，弗瓦克（Fervacque）说道；“一个魔鬼或一个上帝会感动我们这个种族。我们将要使我们自己沉醉，因为我们还不能使整个世界沉醉。这是不久就要来临的。”有一天弗瓦克发现他在一块纸板上面，用不协调的颜色画着一个丑恶偶像的头部。他向他说：“这是什么东西？”图哈切夫斯基回答说：“你不要笑，我不是早告诉过你斯拉夫人需要一种新宗教。现在有人把马克思主义给与他们，可是从神学的观点上来看还是太近代化和太文明。斯拉夫人本来有他们自己的神，现在是被剥夺了这种信仰，但是不久就可以恢复的。他们是太阳神、风暴神、人文艺术和诗神、以及战神。我曾经犹豫了很久，不知道应该选择那一个神最好，但经过了沉思之后，我已经决定选择了战神，因为一旦马克思主义输入了俄国之后，于是最具毁灭性的战争就一定会爆发了。我们会进入一个大混乱之中，必须等到所有的文明都化为灰烬之后，我们才能脱离这个时代。”

    这个思想并不是因为在俘虏营中拘囚过久，而突然的刺激产生的。当他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即已对于基督教义表示强热的厌恶。照他的看法，一切的毁灭都是好的，因为这正是走回塞尔柱人、鞑靼人和匈奴人的旧路。他说：“若能把所有的书籍都烧掉，这对于人类才是一大好事，这可以使我们在'无知'的新鲜空气中生活。我认为这是惟一使人类不至于绝灭的途径。”他主张再回到“恐怖伊万”的时代中，于是“莫斯科就可以变成野蛮世界的中心了。”他说：“假使尼古拉二世能够步彼得大帝和凯赛琳二世的后尘，则他就会深受俄国人民的爱戴，因为他们是爱好一个暴政的。”他又说：“假使列宁能够把俄罗斯'非西方化'，则我愿意追随他。但是他却必须把所有的地面铲平，并且故意的把我们拖回到野蛮的生活。”

    一九三七年，斯大林把他枪毙了，同他一齐被清算的人还很多，他们一同回到他所崇拜的神的怀抱中--那就是毁灭。

    这个像火山一样的怪人，他的灵魂是背叛文明的，注定了要与毕苏斯基交手的，后者的具有强烈反俄情绪，正好像他的强烈反西化是一样的。对于毕苏斯基，迪·阿伯伦勋爵（Lord D'Abernon）在他所著的“世界上第十八次决定性会战”一书中，曾经有下述的批评：“他是一个热诚的爱国志士，具有巨大的勇气和人格的感召力量。无论是在军事或政治那一方面，他对于传统的方法都是表示怀疑的。他爱好危险，只有在危难之中，他的脉搏才会正常。除了危险以外，他也最爱权术，他的手段总是秘密而具有间接性的。”

    因为他具有这些特性--英勇、非正统和机密--再加上他的成功，所以遂使毕苏斯基变成了一个传奇中的人物。当他在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二日，逝世的前一天，曾经向希米格里－李兹将军（Gen．Smigly－Rydz）说过下述的遗言：“有被消灭的危险而不屈服者常能胜利，成功之后即不长进者常会失败。”前半段也正足以代表其将道的精华。

    在我们尚未说到这个紧接着华沙条约签订之后所发生的战役之前，首先应分析双方兵力的状况。双方都是拼凑成军的部队，装备是极为混乱，因为扩张过度的缘故，都具有内在的弱点。当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间，毕苏斯基刚刚接受指挥权的时候，波兰的陆军一共只有二十四个步兵营、三个骑兵中队和五个炮兵连。可是到了一九一九年一月间，他们就已经扩充为一百个步兵营、七十个骑兵中队和八十个炮兵连了，总数为十一万人左右。一年之后，这个数字又增到了六十万人，共编成了二十一个步兵师和七个骑兵旅，而且还有更多的部队在编组之中。虽然人力是很充足的，但是波兰却缺乏兵工厂和一切的军用物资。还有一个更大的困难即为马匹的缺乏，因为在六年的战争中，为了补充的原因，这个国家中的马匹是已经搜罗殆尽了。所以以后我们可以看出来，骑兵的缺乏实为毕苏斯基的最大弱点。

    其对方的陆军又是怎样呢？图哈切夫斯基有一次曾经对弗瓦克说：“俄国的陆军与你们法国陆军是完全不同的。它是一群乌合之众，其优点亦即在此。”虽然这句话是在大战期中说的，可是对于一九二〇年的战役也同样可以适用。毕苏斯基所面对的俄军，实际上只是一群由农民所组成的乌合之众，其惟一的观念就是“回家”--中间则加上极少数的狂热革命分子而已。由于围捕了大批的邓尼金和高尔察克所部之白军，所以获得了价值百万镑的英法军火，因此他们的装备要比波兰陆军较好，不过他们对于军事运输工具和有训练的人员，却极感缺乏。前者仅由数千辆农民的大车所组成，而为了应付后述的弱点，只好留用了几百名帝俄陆军中的旧军官。但是因为他们的忠贞是很有疑问的，所以托洛斯基对于每个单位又都派有“政委”（Commissars）以来监视他们。依照迪·阿伯伦勋爵的记载．这些政委中间有许多都是犹太人，他们在军中什么事都管--征发粮食、发布命令和解释目标。

    波兰人和俄国人都是同样的希望和平，但却都坚持着他们自己的条件。波兰人所要求的是一七七二年的旧疆界，俄国人所希望的则为世界革命的延续。所以当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苏俄政府邀请波兰政府谈判和平时，波兰人虽然接受了这个建议，可是结果却是毫无成就。

    四月二十五日，毕苏斯基突然的在日托米尔（Zhitomir）以西发动了一个攻势。于是外交的藩篱终于被突破了。他的目的是攻占基辅城，然后向北旋转以来对付图哈切夫斯基，后者正面对着他的左翼。在右翼方面有皮特流拉所率领的两师乌克兰部队和一些罗马尼亚部队的支援下，毕苏斯基率领着波军向聂泊河进攻，于五月七日占领了基辅。

    双方面对着的兵力是有如下述：

    俄军方面--在普里佩特（Prpet）沼地以北为图哈切夫斯基所率领的西面集团军，下辖第四、第十五、第三和第十六这四个军团和第三骑兵军，军长为汗（Gay Khan）。在普里佩特沼地以南为叶戈罗夫（Yegorov）所率领的西南集团军，下辖第十二和第十四两个军团，以及布琼尼（Budiermy）所指挥的五个骑兵师。一共可能为二十万人。

    波军方面--在普里佩特的北面，为第一和第四两个军团，此外在维尔纳附近的后方，还有一个预备军团正在组成之中。在普里佩特的南面，则为第三、第二和第六、三个军团，一共约为十二万人。

    虽然俄军所拥有的数量优势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其兵力恰好正对着最弱的波兰军左翼；但是比较更重要的却是在布格河与聂伯河之间的地区，却已经被波里西亚（Polesia）沼泽切成了两段，这是一个死亡的废墟，大批兵力决难通过的。这也就是说若是全线想同时进攻，其结果就马上会发展成为两个独立的行动，彼此无法合作。当时苏俄陆军总司令，加米涅夫（Sergei Kamenev）认清了这一点，遂命令图哈切夫斯基攻击波兰军的左翼。对于这个命令，他以疯狂的热心去加以执行，他梦想着饮马莱茵河畔，践踏在波兰人的尸体上，把赤祸送入西欧。在这个时候，托洛斯基也称毕苏斯基为一个“第三等的拿破仑”。他在五月二日，曾经作过下述的预测：

    “那是毫无疑问的，波兰布尔乔亚阶级对抗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工农阶级的战争，结果一定会为波兰造成一个劳动者的革命。若是为毕苏斯基的最初成功所吓慌了，那才是太缺乏精神。这是可以预料的，这是我们过去与波兰关系发展的自然后果。波军的右翼向乌克兰愈深入，则愈将引起乌尔兰人的反抗，于是在红军集中打击之下，波军也就会失败得更惨了。”

    从战略上来说，他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五月十五日，图哈切夫斯基选定了莫洛杰奇诺（Molodechno）的铁路交点，以来当作其攻击目标，他派他的第十五军团担负这个任务，其目的是深入到平斯克（Pinsk）沼地之中。虽然这次攻击失败了，但却已经使毕苏斯基大感震惊。在他尚未能增援其左翼之前，在南面又来了第二个猛烈的攻击。布琼尼从日俄战争时起就是俄军中的一个老兵，他现在却率领着一万六千七百名哥萨克人，加上四十八门火炮，五辆装甲列车，八辆装甲汽车和十二架飞机，于五月十八日，在艾利查费特格勒（Elivavetgrad）的附近打击在波军的右翼之上。接着他再向北行动，攻击在基辅以南和西南的波军，在格辛（Gaisin）附近实行突破，侵入到基辅的西面，并攻入了贝尔地齐夫（Berditchev）和齐托米尔。六月五日，波兰第三军团几被包围，但在十三日他们突围向西逃走了。布琼尼的骑兵也继续前进，于七月三日越过了贺仑（Horyn）河，两天之后又占领了罗弗罗（Rovno）。从那里他们一直挺进，达到了鲁兹克（Lutzk），杜布罗（Dubno）和利沃夫（Lvov）的郊外（即伦贝格）。

    诚如毕苏斯基自己所说的：“恐慌现象开始发生，国家的结构本身开始动摇。因为我们的部队对于这种新的攻击工具，是毫无应付的准备，所以布琼尼的骑兵变成了一支无敌的神兵了。愈是后方，心理上愈是动摇。所以对于我而言，开始形成了一个最危险的战线，那就是国内战线。”当此之时，为了应付这个危局，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救出其左翼的兵力，因为右翼的失败，在右面是已经感受到了迂回的威胁，所以他就命令左翼撤退。

    当毕苏斯基的左翼正在撤退之际，图哈切夫斯基也开始着手改组其混乱的部队。在六月中他收编了近十万人的逃亡者，虽然他一方面对于装备的缺乏深感不满，可是他对于未来的攻击，却还是认为政治重于军事的。他认为“波兰的情况是有利于革命的发生”，只要他的大兵一到，城市中的无产阶级和乡村中的农民就都会揭竿而起的。此外，他又认为欧洲的革命时机也是已经熟透了，只要有一个迅速而胜利的攻势，即足以对于人民发生催眠作用，把他们向东面吸引。他所获得的结论都是以夸大的宣传为根据的。照共产党的看法：德国是正在等候“叛变的讯号”，英国的情形正与一九〇四年的俄国是一样的。意大利的工人已经在占领工厂。他也对于他的部队大事宣传，以来鼓舞士气。对于这种战略，迪·阿伯伦勋爵曾经这样的批评着说：

    “莫斯科派了一大批间谍、宣传者、秘密工作人员透入了波兰的领土，使波兰人民中的某一部分动摇了其抵抗决心。不过这种非武力的手段，却还是没有军事压力那样有效。他们所采取的办法是尽可能避免正面的攻击，用侧翼迂回、渗透和宣传来击毁敌人。”

    图哈切夫斯基，虽然是一个很够狡猾的将军，可是他也和多数的俄国人一样，在行政才能方面可以说是糟不可言。他的心理是属于鞑靼人典型的，他愿意就地取食，他的补给体系大致说来，还是与阿提拉和成吉思汗所使用的差不多。弗瓦克的报导也许不无夸大，因为照他的说法，图哈切夫斯基的二十万战士后面却跟着有八十万人的乌合之众，其中有政工人员、警察和抢劫者，他们的任务就是要使被征服的地区布尔什维克化，使所过的地区一贫如洗，并枪杀布尔乔亚阶级和贵族阶级。不过他所说的话却也似乎并不如我们所想像的那样夸张，因为图哈切夫斯基也亲口告诉我们在他的第四、第十五、第三和第十六、四个军团的后方，一共有三万三千辆的农家大车跟着走，而且他更很幽默的补充一句说：“这对于当地的居民似乎是一个沉重的担负。”这样多的车辆，假定平均是六个人一车，则一共就约有二十万人。当这些人正在糟踏俄军的后方时，其宣传却在俄军的前面为他们开路。

    在六月底时，双方的兵力究竟有多大，似乎还是一个疑问。波军似乎约为十二万人，而俄军则约为二十万人。图哈切夫斯基自己说的数字为一五〇、一八八，其中步兵八〇、五四二人，骑兵一〇、五二一人，杂牌部队六八、七一五人。毕苏斯基说图哈切夫斯基所指挥的总人数为七九四、六四五人，和马匹一五〇、五七二匹，其中有二十万人是战斗人员。不管那一个数字比较正确，苏俄的兵力实际上都是一群武装的乌合之众。

    当宣传已经为他们开路之后，图哈切夫斯基遂于七月四日的拂晓时，挥动了他的四个军团，在维拉河与普里佩特沼地之间，发动了他的攻势，他们前进的轴线为斯摩棱斯克－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铁路。波兰第一和第四两个军团虽曾作英勇的抵抗，但因为俄军在数量上占了四比一的优势，所以他们被迫撤退了。波军并未作挖掘战壕的企图，因为毕苏斯基认清了由于战线太长，而兵力相当的微弱，这种野战工事是毫无用处的。此外，敌人骑兵又总可以迂回这种堑壕阵地。

    七月七日，整个波军的正面都在撤退之中，十一日展开了维尔纳之战。十四日，俄国第四军团攻陷了维尔纳城，因为立陶宛陆军也与俄军携手合作，所以波军的情况就更为紧急。到了此时，毕苏斯基自己说：“图哈切夫斯基的继续前进，造成了一种不可拒抗的影响，好像是一个巨大的黑云一样，没有任何障碍物可以阻止它。在这种威胁之下，全国都有陆沉之感，人民都在发抖，我们军人也就士无斗志了。”到处都是失望的情绪，军人们感到已经无能为力了，波兰的完全崩溃可以说是迫在眉睫。

    当毕苏斯基正在收拾他的残军时，图哈切夫斯基又继续前进了。七月十八日，后者命令他的第四军团，于二十一日，在格罗德罗（Grodno）以南，强渡尼姆河；第十五军团于二十二日也渡过该河；第十六和第三十六两个军团则应在斯罗尼姆（Slonim）的南北，分别渡过夏拉（Shara）河。但是其军队的前进却比他命令还更快：十九日格汗和他的骑兵已经占领格罗德罗，二十一日图哈切夫斯基向莫斯科发出下述的报告：

    “十九日已经占领了格罗德罗，而在前一天也已经占领了斯罗尼姆。因为有这两个成功，我军已经强渡尼姆河和夏拉河，在撤退中的敌人已经不可能再希望阻止我们了，我们现在预料在三个星期之内即可以完成任务。”

    加米涅夫接到了这个报告之后，也不禁大喜，他认为波兰的崩溃已成定局，所以遂建议在图哈切夫斯基的四个军团中，抽出一个军团来以便建立预备兵力。

    当普里佩特以北波军正在撤退之际，在它南面的波兰第三军团，由希米格雷－李兹将军率领着，正遭受着布琼尼哥萨克骑兵的压迫，很快的丧失了其战力和战斗精神。毕苏斯基说：“在南方，布琼尼的骑兵变成了战争中的马达。”

    当格罗德罗陷落之后，图哈切夫斯基遂命令应于八月十二日占领华沙城，他为什么要下达这个命令，而不暂停以来改组他的后勤部队和等待六万援兵赶上的理由，是因为他感觉到当敌人正在溃逃之时，只要乘胜穷追，则结果即能大获全胜的。当他正在这样做法时，毕苏斯基却已经在计划坚守布格河之线，并向图哈切夫斯基的左翼发动一个反攻。可是在七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这一条线和尼姆河之线都已经陷落了，八月一日，波军也被逐出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毕苏斯基的地位是已经危殆无比，因为波里西亚沼地已经被绕过了，他预料到苏俄的南北两军马上就会合兵一处，以来击碎其丧失了士气的部队。很侥幸的，情况并不如想像中的那样恶劣，因为弗兰格尔已经从克里米亚的狮穴中跑了出来，于是威胁着叶戈罗夫的后方，结果图哈切夫斯基就同意抽调出第十二军团的一部分兵力去援助他。虽然这对于波兰人的眼前情况，并不能立即发生作用，但对于八月中旬的作战却具有极重要的影响。

    八月十二日，毕苏斯基进入了华沙，得知拉流（Narew）已经落入敌人的手中。第二天罗门查（Lomza）也陷落了，于是波兰第一军团全部遂向首都撤退。歼灭的局势似乎已经迫在眉睫，可是情况又实际上并不如理想中那样的绝望，因为俄军的进展实在太快，三十天之内差不多前进了三百哩，所以图哈切夫斯基的补给体系已经近乎解体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图哈切夫斯基是即不能站住复不能撤退。要想暂停不进来实行改组，这是一个不在考虑之列的问题，因为那无异于是要挨饿的，他惟一的出路就是继续前进。

    此外，政治情况也是有利于继续攻击的。在奥国，捷克斯拉夫和德国的工人们都拒绝让军火经过他们的国家运往波兰。八月六日，英国工党也印发了一种小册子，声称大不列颠的工人决不参加以波兰为同盟国的战争。在巴黎，法国的社会党人在他们的机关报，“人道报”（L'Humanite）上面，认为波兰政府奉了英法帝国主义者的命令，在进行对抵苏维埃共和国的战争，所以呼吁不要给一个人、一文钱和一颗子弹来协助反动的和资本主义的波兰。并且高呼着：“俄罗斯革命万岁！工人国际万岁！”在但泽的码头工人也拒绝卸运军火。在所有的欧洲各民族之中，只有匈牙利人是同情于波兰人的，因为贝拉·昆（Bela Kun）的统治期中，他们曾经尝试过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滋味。

    在这个黑暗的政治背景中，波军一共后退了三七五哩远，遂使英法两国当局也都认为苏俄的胜利是已经指日可待了。俄军的即将占领华沙，似乎是已成定局。早在七月十二日，这种失败主义的精神早已充塞在英国政府之内。在那一天，英国的外交部长奎松勋爵，他是相信可以与布尔什维克派和平共存的，遂发了一个通牒给苏俄政府，不仅建议休战，而且更主张俄波两国之间的国界应沿着布格河之线划定。五天之后，齐起林（Chicherin）主张召开和会。八月十日，劳合－乔治在英下议院中也劝告波兰接受布尔什维克党的和平条件。这些条件中有一条为波兰陆军应限制为六万人，由城市工人所组成的武装民兵以为支援，并由俄国、波兰和挪威三国的劳工组织加以控制。

    因为这种条件的意义即无异于使波兰完全赤化，所以当然为毕苏斯基所拒绝。早在劳合给予这个可怕的劝告之前四天，毕苏斯基心中突然产生了一个新观念，这是注定了可以改变战争的全部途径--下文中将再详述。

    当布尔什维克的台风向西狂妇之际，英法两国当局觉得应该有所行动，就决定派了一个顾问团到华沙去。英国驻柏林的大使，迪·阿伯伦勋爵奉命前往巴黎，在那里与魏刚将军（Gen Weyzand）等人会合一起赶往华沙。当这个顾问团于七月二十五日达到那里的时候，他们发现毕苏斯基所需要的是炮弹，而不是空洞的忠告。

    现在再回到战争的本身。当他回到华沙之后，毕苏斯基面临着下述的情况。桥头阵地是已经挖掘有良好的堑壕和加上铁丝网，并且有了四十三个连的重炮来担负火力支援。此外在侧翼上也有坚强的据点，南面有迪布林（Deblin）--即伊万格勒（Ivangorod）--北面有莫德林（Modlin）--即新乔治弗斯克（NovoGeorgievsk）--此外在更西的维斯瓦河上，还有普罗克（Plock）。毕苏斯基看到阵地是很够坚强，觉得很满意，遂避免与外交家接触，也不忙着考虑苏俄的和平条件。他也和马恩河会战之前的霞飞一样，开始调换他的部将，命令霍尔将军（Gen．Haller）指挥华沙的城防，并新成立了一个第五军团，由希柯尔斯基（Gen.Sikorski）将军负责指挥。

    在这个长达二百哩的战线上，其情况是有如下述：波军共分为两个大集团--一在华沙附近，一在利沃夫附近，中间只有微弱的连系兵力。北面集团包括着第三军团（三四、〇〇〇人）、第一军团（三八、〇〇〇人）。第二军团（一二、〇〇〇人）和第四军团（二三、五〇〇人）--后者仍在从布格河向后撤退之中。南面集团包括着第六军团（二二、〇〇〇人），在利沃夫附近；在它南面的还有第七军团，乌克兰和罗马尼亚部队（共二四、〇〇〇人），两个集团之间的连系即为第三军团（二五、〇〇〇人）。面对着这一绵长的战线，自北到南，分布着图哈切夫斯基的西面集团军和叶戈罗夫的南面集团军。前者包括着第四军团（二八、〇〇〇人），由汗的第三骑兵军（四、七〇〇〇人）加以支援；第十五军团（二六、〇〇〇人），第三军团（二〇、〇〇〇人）；第十六军团（二〇、七〇〇人）和莫齐尔兵团（Mozyr Group--八、〇〇〇人）。后者包括着第十二军团（二二、五〇〇人），第十军团（一八、〇〇〇人），和布琼尼的第一骑兵军团（三〇、〇〇〇人）。一总算来，波兰及乌克兰人共一七八、五〇〇人，面对着布尔什维克党军共一七七、九〇〇人。

    因为两军的主力都是集中在华沙的附近，魏刚遂劝毕苏斯基坚守维斯瓦河之线，而同时在该河的后方准备一个反攻。大多数波兰将领也都支持这种见解，主张以莫德林为反攻的基地，其右翼则倚托在维斯瓦河上。他们的观念是击碎俄军的右翼，把它赶到布格河以南去，从华沙－拜里斯托克（Bialystok）铁路起将它切断。

    当魏刚与波兰诸将正在讨论之际，毕苏斯基却在一旁静听。他完全不置可否，好像他们的讨论使他心中更感到模糊一样。于是到了八月五日到六日的夜间，他一个人退到其在望景楼宫（Belvedere Palace）的书房内，作深入的沉思。他对于这种内心中的斗争现象，曾经有极详细的分析，现在就把他自己的记载引述如下：

    “拿破仑对于人类灵魂在战时的反应，曾经有一段极为精彩的分析，他在这方面可以算是最伟大的权威。他自己说当他在作一个重要的决定时，就好像是一个女人在生小孩子一样。他自己虽然是一个具有意志和天才的伟人，但他却以一个年轻的产妇自比，他常常说在这种情形之下，他是感到很胆怯的。我自己也有此同感，对于这个会战中的矛盾问题，感到无法解决。我不主张用大量的兵力，在华沙来作消极的抵抗。照我的意见，反攻也不能以华沙或莫德林来作为基地。我相信敌军的主力是集中在华沙之前，在这样的一个正面攻击之中，我们是不可能击败敌军的。此外，失败的恐怖心理也会弥漫着全城。”

    毕苏斯基在沉思之中，认清了专门扼守华沙还是不够的，专门为了重振其军队的士气，也都有立即发动攻势之必要。但是从那里去寻找必要的兵力来发动这个反攻呢？这就是他现在所最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假使他从两翼去抽调兵力，则华沙和利沃夫的人民必将大起恐慌，于是结果也会使部队的士气崩溃。他回头检查他的报告和地图，就注意到了第四军团正在慢慢的撤退中。他说：“敌人推送它的自然方向，是要把它送到华沙和迪布林之间的维斯瓦河岸上，现在在那个方向上是既无桥梁，又无其他的渡河工具。假使敌人在中央作猛烈的推进，这个军团就会被赶到维斯瓦河的一个角落上，而发现他们处于极端危急的位置中。所以该军必须趋向华沙或者是迪布林，否则就应分为两个部分，分别向南北两端退却。

    最后他立下他的决心，他决定命令第四军团向迪布林撤退，因为布琼尼的骑兵已经被逐退，所以同时也从南翼方面撤回了两个师到迪布林来--即外籍兵团中的第一和第三两个师。尽管当布琼尼若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就一定会再度前进，可是毕苏斯基还是甘冒危险而作了这个决定。最后，因为这次反攻的成功是如此的有疑问，所以他决定亲自指挥。

    当我注意到其所面临的情况，即可以知道他的基本观念是想利用其敌方兵力的分割状况：图哈切夫斯基的兵力是集中在华沙的附近，而叶戈罗夫和布琼尼的兵力则在利沃夫的附近。这个敌军的全部正面，是成对角线的从西北以达东南，中间的连系兵力颇为薄弱，集中在威普兹（Wieprz）河附近的卢布林（Lublin）周围。毕苏斯基深信若能使华沙和利沃夫附近的敌人都被阻止不进，于是他就可以将其反攻兵力，从迪布林与卢布林之间插入，换言之，即成直角的，打击在敌方脆弱的中央部分之上。这样他就可以从后方打击在图哈切夫斯基的第十六军团之上，而同时又可以阻止该军团在华沙与迪布林之间，透入他自己战线上的脆弱中点。此外，他又知道位置在俄军第十六军团与第十二军团之间的莫齐尔兵团，其兵力是太弱而且拉得太长，所以不会有太大的抵抗力。华沙会战的战略部署大致就是以此为基础。尽管在八月六日和七日，第四军团的三个师（第十四、第十六和第二十一）都还在战斗之中，而且他也认清了当第四军团要撤退时，就必须面对着敌军的正面作侧进的行军，同时外籍兵团中的第一和第三两个师若是撤退了，则对于布琼尼而言即可以说是门户洞开。

    因为我们应记着毕苏斯基所有的骑兵实力是非常的薄弱，所以这个反攻能否迅速执行是颇有疑问。不过若能如此，则一旦当莫齐尔兵团被击散之后，他就可以打击在俄军第十六军团的背面上。他又知道因为图哈切夫斯基的补给体系是早已紊乱不堪，所以敌军是早已进入了要瓦解的情况。为了增强这种混乱现象，他就决心从他的战略“弓”上，射出其“心理”箭来--即打击在威普兹河上。假使这一击成功，苏俄第十六军团的后方就会“反坐”在华沙附近第三、第十五、和第四这三个军团的后方上面，于是当他们的补给发生了瘫痪现象之后，波军在华沙的兵力--即第一和第五两个军团也就可以加入反攻了。简言之，他的整个观念是要想用第四军团的心理反攻开其端，以其主力的物质反攻收其果。卡蒙将军（Gen．Camon）说，就其全体而言，他这种调度是属于拿破仑式的，因为它也是注重后方的攻击。不过若说它是属于亚历山大型，则似乎是更为适当，因为其战略似乎颇似高加米拉会战中所使用者。我们一定还能记着，这位伟大的马其顿人是一方面挡着敌人的右翼，另一方面则冲入波斯军左翼的脆弱中央，然后再从后方攻击波斯军。毕苏斯基的意图也正是这样的。

    一旦当毕苏斯基决定了这个计划之后，于是就立即受到其将领和参谋人员的激烈批评。他的果敢使他们感到害伯，他们像老鼠一样，看见图哈切夫斯基这只猫都是害伯的。他们不特不劝他们的主将增强其反击兵力，反而只希望说服他把兵力用来增强华沙的防御。可是毕苏斯基却坚持他的主张。不为所动。八月六日他发出了集结兵力的命令。并预定八月十七日为其反攻开始的日期。八月十二日，他离开华沙前往迪布林。

    图哈切夫斯基的计划又是怎样呢？

    他深知列宁对于华沙的陷落，是十分重视的。现在他已经站在华沙的大门外。那么他应该采取什么路线呢？他认为由于兵力的缺乏，使他无法一方面作中央的攻击。而另一方面又同时攻击敌方的两个侧翼，所以他被迫在左右两翼之间。必须只能选择一个来加以攻击。假使要攻击敌人的右翼，则据他说，必须改组他的兵力，并改变其原有通过克里希里（Kleshcheli）和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交通线。所以他决定迂回波军的左翼，并切断其与但泽之间的交通线，虽然他也认清了这支迂回兵力必须背靠着东普鲁士，若是作战失败了，则显然居于不利的地位。他却希望叶戈罗夫的兵力可以掩护其左翼。

    八月八日，图哈切夫斯基对于其在十四日所准备发动之攻击，曾作下列的指示：

    第四军团向华沙的北面运动，对于多恩（Thorn）方向掩护着它自己的安全，并且在普罗克（Ploch）强渡维斯瓦河。第十五军团应进到普仑斯克（Plonsk），第三军团应进到威斯左格勒（Wyszograd）－莫德林之线。第十六军团进到新明斯克、格尔华林（Novoo－Minsk－Garwolin）之线，并在华沙之南强渡维斯瓦河，莫齐尔兵团则在迪布林的附近强渡该河。在他的计划的结论上，他说：“由于我方部队士气的高昂，所以我们有绝对的理由，可以预料将会大获全胜。”对于波军而言，才可以说是非常的侥幸，虽然他获得了一份毕苏斯基八月六日的命令副本，但是他却不相信那是真的，而认为是一种虚声恫吓的诡计。

    当我们对于这些训示的内容作了一番观察之后，即可以看出来俄军的主力，是指向华沙以北的。这次攻击的弱点并非兵力的缺乏，而是缺乏了指挥上的统一。加米涅夫留在莫斯科，图哈切夫斯基留在明斯克，而叶戈罗夫则在利沃夫的附近--与图哈切夫斯基相距在二百哩以外。更坏的，是他与叶戈罗夫之间又存在着激烈的私人仇恨。

    八月十日，加米涅夫下了一个命令给叶戈罗夫，要他把布琼尼的骑兵军团，拨交给图哈切夫斯基指挥，但是因为这个电报的密码翻译不出来，等到重发之后就已经延误了三天的时间。到了十三日，当这个电报的意义搞清楚了之后，加米涅夫又开始申辩他的意见。他对于华沙作战并不感到兴趣，其意图为攻占利沃夫、普里齐米斯尔（Przemysl）和桑波尔（Sambor）等城，而等到他渡过了聂斯特尔（Dniester）河之后，即可以把战争带到罗马尼亚的境内。结果是加米涅夫的命令被摆在一边，而布琼尼的骑兵则继续向利沃夫挺进。

    此时，毕苏斯基的情况又是怎样呢？他自己告诉我们说，在八月六日到十二日之间，当他看到敌军正绕着他的左翼方面爬行时，使他感到十分的焦急。十一日，图哈切夫斯基向普尔托斯克（Pultusk）发动了一个攻击。照希柯尔斯基将军所形容的，这个据点的守军都是老弱残兵，外表好像僵尸一样，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下面打着赤脚。这个古老的要塞阻塞着拉流河上的渡口，等到它为俄军攻下之后，在它与维斯瓦河之间，波军所剩下来的惟-一道防线，就只有克拉（Wkra）河，它在莫德林的附近流入布格河。八月十三日，图哈切夫斯基用无线电明码发出了其最后的总攻击命令，在波兰方面收听到了之后，各国的外交官遂匆匆地从华沙撤退到罗兹（Lodz）。

    上文我们已经说过，图哈切夫斯基的计划是要想从北面迂回华沙城，等到其交通线被切断了之后，即打击在该城的背面上。八月十三日，其第十六军团前进到该城的南面，第三军团则进向北面，其第十五军团则进到克拉河上，其巾心则在纳西尔斯克（Nasielsk）。其第四军团则绕过第三军团的右翼，而进到普罗克。那一天，第三军团对于华沙城的外围防线发动了一个攻击，这条防线是经过拉德齐明（Radzymin）的。这条防线由波兰第一军团据守，而希柯尔斯基的第五军团则占领着克拉之线。

    毕苏斯基率领着五个参谋人员，把他的总司令部建立在迪布林以南不远的普拉威（Pulawy）地方。八月十三日，他出发视察第四军团的各单位，所看见的情形一点都不能使他感到乐观。这些部队的装备是坏到了极点，所以他说：“在这整个战役之中，我都不曾看见过这样恶劣的部队。”他巡视了每一个单位，向所有的人员训话，尽最大的努力以来提高他们的信心和士气。

    八月十四日，拉德齐明又失守了，这就使俄军进到了距离华沙只有十五哩以内的地方。同时，俄军对于在克拉河上的希柯尔斯基军团，也曾加以猛烈的攻击，情R变得是如此的紧急，所以霍尔将军就力劝毕苏斯基，把他的发动反攻的日期较预定者提前一天。他勉强的表示同意，虽然若能再延缓二十四小时，则对于他是具有莫大的价值。

    八月十五日，克拉河之战仍在继续进行之中，在拉赛兹－德罗宾－比尔斯克（Raciaz－Drobin－Bielsk）地区之内，有八辆波兰的装甲汽车所组成的一个战斗群，曾经发挥了极大的威力。希柯尔斯基说：“他们以极大的技巧，穿入了敌方单位之间，攻击敌方的前哨，毁灭其补给纵队和交通线，获得了极大的战果。他们的机动性使他们的力量倍增，在俄军的后方到处散播着混乱的种子，使敌人产生一种印像，觉得他们是正在为一个巨大攻势作开路的准备。”第二天，在纳西尔斯克（Nasielsk）虽然击退了俄军的猛烈攻击，但是在这个攻击的掩护之下，图哈切夫斯基的第四军团，却已经向南迂回，进到了普罗克、华罗克拉威克（Wloclawek）、波布劳尼基（Bobrowniki）和尼斯查瓦（Nieszawa）等地，它们都是位置在维斯瓦河上；最后一个地点是在多恩的东南面十八哩远处。此时波军的情况是已经危急到了极点。虽然第一军团还坚守着华沙，可是希柯尔斯基的左翼却已经受到了迂回，而在普伦斯克的附近，更有一支强大的敌军将要进攻他的后方。于是威普兹河上的救星来了。那一天上午，毕苏斯基发动他的反攻，而在以后几天之内，前进达一百五十哩的深度。

    一九二〇年八月十六日，威普兹河被渡过了--这好像是波兰人的卢比贡河--波兰第四军团以华沙－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公路为其攻击目标。图哈切夫斯基在他的全部攻击过程中，都一直是留在明斯克，从未亲临前线。毕苏斯基则完全和他不同，整天坐在他的汽车中东奔西跑，从这一翼跑到那一翼，以来鼓励他的人员，并迅速估计当前的情况。最使他大感惊异者就是到处都找不到敌人。在左面格尔华林已经被占领，并毫无阻拦的通过了该地，所以对于十七日的作战，毕苏斯基决定调动其右翼兵力来搜寻假想中的敌军，看他们是否正在布置一个陷阱。在十七日那一天，他又还是继续巡视其正在迅速推进中的正面。

    卢柯（Lqkow）是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路线上的一个重要火车站，他在那里与第二十一师的师部人员一同吃饭。所有的人都肯定的告诉他说，已经没有大批的敌军了，他们更高兴说，全体人民也都起来杀敌，其结果是零星的敌人都为当地农民用农具打死了。在这一天，毕苏斯基曾经这样写出他个人的感想；

    “难道我是做梦么？不过几天之前，我都一直受到了梦魇的困扰，敌人的强大攻势似乎是不可能抵抗的，我感觉到这个魔鬼的巨爪已经扼着了我的咽喉，使我窒息得吐气不出来。这是真实的事实么？我的五个师现在自由的在这个地区纵横来往着，好像是如入无人之境，而这个地区也就是他们在几天之前，从痛苦的撤退中放弃给敌人的。尽管这个梦境是太使人感到快乐了，但却似乎是不可能会真有此事。一个月以来的事实都证明出来敌人是占了优势的，所以这个愉快的梦想是不可能真实的。当我在那天黄昏达到格尔华林时，我所感觉到的就是这样的。

    几个钟点之后，当他坐在床边，正要喝一杯茶的时候，突然听到在遥远的北方有炮声传来。他不禁高呼了起来说：“那的确是有敌人的存在！这并不是幻景！

    第二天上午，那个炮声停止了，虽然到处都还有哥萨克骑兵出没无常，毕苏斯基却还是坐上了他的汽车，向柯尔比尔进发，其目的是要想追上第十四师的尾巴。该师已于夜间攻占了该镇，并正在向新明斯克前进。当他达到了该镇之后，就发现苏俄第十六军团是已经在溃逃之中。于是他就命令他的驾驶员赶紧向华沙驶去，以便使第一和第五两个军团的前进可以与这个反攻取得协调。以后他才知道这一个行动是错误了，因为一旦他这个强有力的人格感召力量离开了战场上之后，这个追击马上就松懈了下来。于是八月十八日这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浪费掉了。此外，他也责备他自己应该直接指挥第一和第五两个军团，只有他这样做了，才比较可能对于他的部下贯彻他的意志。这些人是已经被敌人吓昏了，所以他们简直不相信是有胜利的可能性。

    八月十八日，他下达了下述的命令：

    第三军团：坚守卢布林、齐尔姆（Chelm）地区，并击退苏俄第十二军团的残部。

    第二军团：占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并向拜里斯托克追击敌军。第四军团；用强行军向北前进，以达到马尔基尼亚（Malkinia），拜里斯托克铁路；占领布罗克（Brok）和威兹柯夫（Wyzskov），把敌军向德国边界压迫。

    第一军团：向东北前进，其轴线为华沙、威兹柯夫、伊斯托（Ostrow）、罗姆查（Lomza）。其骑兵位置在左面，并且向德国边界压迫。

    第五军团：歼灭汗的骑兵军，进到莫拉瓦－普里查斯尼兹（Mlaua－Przasnysz），切断苏俄第十五军团在该线以西的一切残部。

    所不幸的是波兰第一军团兵力太分散，不足以执行这个命令，所以才使图哈切夫斯基的兵力得免于完全歼灭。

    当毕苏斯基发动其反攻时，图哈切夫斯基还仍然留在明斯克，距离华沙在三百哩以外，比马恩河会战中，毛奇距离巴黎的哩数还多了一倍。在那里他似乎是已经丧失了一切的接触，不仅是与敌人，而且对于他自己的军队也是一样。据他自己说，直到八月十八日，他才接到了其第十六军团司令所打来的一个电话，报告他波军已经发动攻击了。同时该司令又说对于波军的攻击，是不必太加以重视的。可是图哈切夫斯基到底不失为一个杰出的将才，他对于情况并不作如此乐观的看法，并且立即下达下述的命令：

    第四军团应立即撤退，并集中在西恰罗（Ciechanow）－普里查斯尼兹－马可（Makow）地区，在途中并应协助第十五军团的撤退。第十五军团则应挡住敌人，并协助第四军团的集中。至于第十六军团在此时即应撤到李威克（Liwiec）河的后面，并由莫齐尔兵团掩护其左翼。第十二军团则奉命对于已经渡过威普兹河的波军，发动一个侧击以来阻止它的前进。最后，第三和第十六两军团又应各派一个师往多希曾（Drohiczyn）和贾劳（Janow），组成总预备队。

    图哈切夫斯基也曾经告诉我们说，他早已预料到有向格罗德罗－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之线退却的必要；不过这也许只不过是“后见之明”而已，并不足信。因为事实上，他在当时很显然的，并不知道他的全部兵力中有一半是已经溃败了，而其余的一半--第四军团和第十五军团的大部分--也已经陷入了陷阱之中，所以他的命令对于他们是已经无法执行。而且他发给第四军团的命令，首先是在发送时延误了，等到该军团接到了电报之后，因为并未把全部的情况告诉他们，所以其司令还认为情况是有利的，遂把这个命令搁在一边，而继续渡过维斯瓦河，以求从后方进攻华沙。

    到了八月二十一日．图哈切夫斯基的右翼可以算是完全溃败了。首先是其第十六军团，其次为第三军团，最后为第十五军团都受到了侧面的攻击，可是实际的战斗并不如精神打击那样的严重。他们向东逃窜，到处都是逃兵，夹杂着成千的补给车辆，混乱不堪一直向尼姆河飞逃。毕苏斯基的“赤脚”兵一路乘胜狂追，简直一枪都没有放。

    在华沙的北面和西北面，苏俄第十五军团的右翼在齐恰劳作困兽之斗，但在八月十九日仍被逐出了该城，在八月二十日，又被逐出了莫拉瓦，在溃逃之中却带走了第四军团的补给纵列，它们正停留在维斯瓦的渡口上。

    在这次惨败之中，全部俄军只有汗的骑兵军曾有优异的表现。八月二十日，他退向马拉瓦，对于柯罗普基（Kopopki）作了一个夜袭，切断了一营波军。以后被迫向东退到恰尔齐里（Chorzele），在那里又击败了两团波军并突围而出。接着他趋向柯尔罗（Kolno），但该城已于前数小时，为波兰第四军团所占领。虽然数量上远处于劣势，而且又缺乏弹药，但是他还是照样进攻。最后到了八月二十五日，才被击溃，像第四军团一样，向德国境内逃命。

    到了八月二十五日，苏俄西面集团军的残部终于达到了格罗德罗－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吴罗达瓦（Wlodawa）之线。波军的追击也到此停止。所获得的战利品是很够惊人：俄军被俘者为六万六千人，此外还有三四万人在德国境内被解除武装；火炮二三一门，机枪一〇二三挺，弹药和补给一万车。在七八两月之中，波军损失总数约为五万人，而俄军则为十五万人。

    尽管有了这一次伟大的胜利，战役还是没有结束，接着即为两个独立的作战，一在南面，一在北面。前者由希柯尔斯基指挥，于九月十二日发动攻势，十八日占领了柯维尔（Kovel）、鲁兹克（Lutzk）、罗弗罗（Rovno）和塔拉普尔（Tarnapoe），二十日又占领了平斯克（Pinsk）。后者由皮苏德斯基指挥，他用了一个巧妙的迂回，于九月二十日向图哈切夫斯基的兵力进攻，在尼姆会战中击毁了苏俄的第三军团，并于二十六日占领了格罗德罗。在这次胜利之后，就继之以夏拉河会战，俄军的残部在这一战中都被逐回到了明斯克。在这两次会战中，毕苏斯基又俘虏了俄军五万人和火炮一六〇门。十月十日，双方签订了休战协定。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八日，根据里加条约，波兰的东疆界线终于算是确定了，一直到一九三九年为上。

    这就是这个著名战役的结束，在这个战役中双方所使用的都是有限数量的拼凑性兵力，在一个巨大的战场上搏斗。这是一个机动性和奇袭性的战役，与第一次大战中的许多次战役都大异其趣。在这个战斗中，军队都是由青年将领所率领着，骑兵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而堑壕工事则毫无用处。更特殊的在这个战争中，是人员比物资更重要，将领比他们的幕僚更重要。

    丧失了这个战争的图哈切夫斯基和在一旁监视着的迪·阿伯伦勋爵，都认清了这一个决定性战争在历史上的影响。不过说也奇怪，西欧诸国对于它的重要性却殊少了解，而此后也很少有人注意到它。在他失败不久之后，图哈切夫斯基曾经有过下述的意见：

    “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中，资本主义者都在张惶失措，劳动者都在仰首期待，准备揭竿而起。那是毫无疑问的，假使我们在维斯瓦河上获得了胜利，则在整个欧洲大陆上的革命都会爆发了。假使不是我们战略错误和在会战中失败了，则波兰战争即可能构成十月革命与西欧革命之间的一个连锁。假使我们能够击败波兰布尔乔亚阶级和贵族阶级的军队，则波兰劳动阶级的革命即将成为一个既成事实，于是波兰的边界也决不能挡着这场大火。于是就好像狂潮一样；会淹没了整个的西欧。红军应该永远不忘记这一次输出革命的试验，假使欧洲的布尔乔亚阶级再把我们引入了新的斗争，则红军将必能毁灭他们，并在欧洲鼓动革命风潮。”

    迪·阿伯伦勋爵以后在一九三〇年八月十七日，也曾在“波兰公报”（Gazeta Polsha）发表他的意见如下：

    “在现代文明史中，没有比一九二〇年华沙会战还更为重要的事情，而其意义在今天却很少有人能认清。当时的欧洲，其存亡之机实已间不容发。假使在这一战中，共产党获得了胜利，则在欧洲史中将构成一个转向点，因为毫无疑问的，在当时的全部中欧地区都有受到共产党宣传影响和苏俄侵入的可能性，而且也是很难于加以抵抗的。还有另一个原因，也使我们对于一九二〇年的事实有值得注意的必要。这一次胜利的获得，最主要的应该感谢一个人的战略天才。在作那样危险的行动，所需要的实际上还不只是天才，而更是英雄的气质了。政治作家们应负起责任来向欧洲人解释清楚：在一九二〇年，波兰曾经拯救了欧洲，而且必须使波兰强大，并与西欧文明保持着和谐的关系，因为对于亚洲人侵入的永存威胁，波兰总是一个壁垒。”

    进一步说，由于挡住了马克思主义的冲突，华沙会战也拨动了布尔什维克的时钟上的指针，使其向后退却。它使俄国人无法在外国去掠夺他们所急需的物资来应付他们的经济危机，于是使国内的不满情绪高涨，并且几乎使布尔什维克的试验从此自动送终。

    在一九二〇年，苏俄的生活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阶段。运输已经完全停顿。当与一九一四年作一个比较，则能用的火车机车数已从一万七千具减到四千具。在内战中被毁的桥梁约近四千座。城市居民都变成了饿蜉，伤寒病每天要死几千人。在城镇中找不到马匹的饲料，木质的房屋被拆下来当作燃料烧，大批的工人离开了工厂到农村中去寻找食物。一九二一年二月间，彼得格勒的工厂中发生激烈的罢工，喀琅施塔得（Kronstadt）的水兵又叛变了。这些情况变得如此的严重，结果打破了列宁的幻想，使他不敢再相信无产阶级就是天生的统治阶级。三月八日，他召集了共产党的十全大会，宣布废除一切影响农业的命令，准许农民回到私有企业的生活，并可以雇用劳工。以后，他又准许有私人性的国内贸易，但对于金融，重工业，大部份的轻工业，运输和国外贸易等，却仍然紧握着不放手。所以，依照其新经济政策，除了无产阶级以外，其他一切的人都很自由了。不过这却并不是回到资本主义的旧路，而只是一种为了争取时间的退却。诚如列宁所常说的：“退一步，进两步”而已。虽然如此，其结果却是很惊人的：农民开始出售农产品，商店也开了门，所有贸易也再度出现了。在一九二一年十月到一九二二年十月之间，生产量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六，次年又再增高了百分之四十四。

    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列宁公开承认他的失败。他说：“我们本来是假想可以把旧俄国的经济制度，变成一种以共产主义为基础的国家经济制度。很不幸的，当我们作如此尝试时，却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因为我们的文化水准太低，所以我们不能在一击之下就把资本主义打垮。在内战之中，因为我们对于军队曾经建立了极严厉的纪律，所以我们才能够获胜。现在我们对于生产军也应建立最野蛮的纪律，以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使俄国回到彼得大帝和恐怖伊万的旧路者，是需要而不是马克思。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列宁在莫斯科附近的高尔基（Gorty）逝世。政权为斯大林所夺取，由于他具有无限的野性，所以才被列宁选定为共产党的总书记，在他的统治之下，一个极权的国家资本主义迅速的发展成形，于是每个人都变成无产阶级了。政治局大权独揽，以秘密警察为统治的工具，而日益膨胀的官僚制度就变成了新的中等阶级。一九三一年，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曾经如此的批评着说：“苏维埃统治在最近十五年中的成就，就是恢复了其所毁灭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的组织，只不过是加上一个新名词而已。”

    国家制度不但没有撤消，而且更变成了一种崇拜的对象，并且以斯大林为其先知者。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名词的把戏。诚如波林（Bolin）所说的：“极权的国家资本主义被称为是共产主义，共产党政治局的独裁被称为是无产阶级专政。新统治阶级的繁荣被算是劳动者的繁荣。他们一方面保持着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可是一方面却又诋毁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是反动的、反革命的和法西斯的。在俄国的共产主义就是政治局和秘密警察。任何人敢不接受这种思想者就应该被处死。”

    诚如图哈切夫斯基所预料的，马克思主义从神学的观点上来看，对于俄国人还太近代化和太文明，所以必须回到崇拜斯拉夫“旧神”的道路上去。苏俄所走的还是历史上俄罗斯的旧路，那是以“第三罗马”自居。图哈切夫斯基在华沙为毕苏斯基所击败，对于这个回到旧有传统的沙皇主义路线的事实，要算是一个极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