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保定系：中国第一所现代化军校将星闪耀(1)

    近代中国的战场上活跃着三拨人：日本士官生、保定军校毕业生、黄埔军校毕业生，在军界往往也按照出身于哪一所军校而划分辈分。士官生辈分最大，黄埔生辈分最小，而保定生承上启下。

    与黄埔军校重视政治教育不同，保定军校自1912年正式建立之日起，即标榜“军人以保家卫国，服从命令为天职”，“军人不问政治为高尚”，形成保定军校学生一种职业军人的特点。保定军校培养出来的军事人才，始终是中国军队中的骨干。在近代中国历次战争中，都有保定生的身影。

    甲午战后，清政府开始着手编练新军，1895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开始练兵。与旧式的湘淮军不同，新军完全采用西方现代化的军事训练方式。过去的湘淮军只重视士兵训练而忽视培养军官，带兵官多是武勇之辈，缺乏现代军事知识，故而部队战斗力难以提高。为了解决基层军官不足的问题，1902年，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在保定东关外创练新军并设督练公所，下设兵备、参谋、教练三处，分别由刘永庆、段祺瑞、冯国璋任总办。经袁世凯奏准，在保定东关外创办北洋陆军将弁学堂，学堂总办先后由冯国璋、段祺瑞担任。第二年，北洋陆军将弁学堂改名为北洋陆军武备学堂，又改称北洋通国陆军学堂、陆军随营学堂，这便是保定军校的前身。

    保定军校纪念馆馆长马永祥对本刊记者说：“很多人都认为今年是保定军校的百年华诞，但实际上是110周年，严格说来，保定军校应该从1902年北洋陆军学堂算起。”

    北洋陆军武备学堂时期就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军事人才，民国初年活跃在军政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不少都是出身保定。如直系大佬吴佩孚、五省联帅孙传芳、督理湖北军务段芝贵、两度出任内阁总理的靳云鹏等都是保定军校毕业。

    第一任校长蒋百里：现代化的军事教学

    1912年，民国政府将陆军大学堂改为陆军军官学校重新开学。按照惯例，将这一年进校的学生定为保定军校第一期。校长蒋百里到校第一天，给全校师生训话：“今日之谈陆军者，不曰德国，即曰日本。这两国我皆到过，其军队我皆深入考察过。他们的人也不是三头六臂；他们的办法，也没有什么玄妙出奇。不过他们能本着爱国精神，上下一心，不断地努力，所以能有这样的成就。我相信我们的智慧能力，我不相信国家终于贫弱，我们的军队终不如人。”

    为了培养基层军官，保定军校的学制为两年，分步、骑兵、炮、工、辎重五科，保定军校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是参照德国与日本的军事教育，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而成的，逐步摆脱了天津小站练兵的一套旧法。在蒋百里的指导下，保定军校聘请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张耀亭任教育长，炮兵科长谭学夔、步兵科长邱志龙、骑兵科长邹志权以及一批教官都是当时学成归国的青年才俊。学制章程也参照日本士官学校。野外演习，先由简入繁，再逐步进入全面联合演习。实弹射击有打靶场、骑马训练有马场，炮兵训练有炮场，工兵有土木工作业场、架桥作业场，爆破演习则选择不至造成危害的场所。辅助术科如体操、劈刺、武术等，都有专业教官。器械操在校后门外的器械操场进行。

    蒋百里在海外留学近十年，深感中国军人在知识和眼界上的差距，他常说：“与别国开仗，对敌对国家的人文、历史、地理、军事都有所了解，应对起来就有针对性”，所以保定军校非常重视外语和战术这两门课。每天至少有半天时间教授课程，除有关军事的战术、兵器、测绘、筑垒及典范令外，并增加理化、数学、历史、地理等。

    蒋百里把许多西方军营的做法引入保定军校。他要求师生必须清洁和严肃。他到任后的第一件事是请西装裁缝量好全体学员的体裁，每人做一套新军服，皮鞋、马靴也都换上新的。他对学员的仪表非常重视，凡有帽子未戴正、钮扣未扣好、皮带未扎紧的，必令其止步，亲自替他们纠正。每逢星期六，蒋百里必集合全体教官和学员举行讲演会；每天去食堂和学员共同进餐。为了融洽感情，学校还定期举行会餐，行政人员、教员、学员全部出席。

    因为蒋百里并非北洋嫡系，所以掌管保定军校始终得不到北洋系的信任，时任陆军总长的段祺瑞不给学校拨款。蒋百里亲自进京交涉没有结果；致电袁世凯要求辞职，袁世凯又不批准。

    1913年6月18日早晨5点，全校教职员及学员两千多人齐集尚武堂前听校长紧急训话。训话结束时，蒋百里从腰间拔出手枪，朝自己的胸口就是一枪。全场的人都惊呆了：校长自杀了。幸好当时眼疾手快的勤务兵上前夺枪，子弹打偏，没有伤到心脏，没有生命危险。但蒋百里从此离开了保定军校。

    黄埔军校最可靠的教官们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北洋军阀的光辉岁月走到了尽头，保定军校的辉煌也跟着到了头。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皖系前敌总指挥曲同丰（曾任保定军校校长）在松林店被俘，原皖系第十五师在向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投降后被安置在保定军校内（正值学员放假）。由于未能及时补发所欠军饷，第十五师发生哗变并在校内大肆抢掠，而且还焚烧了部分校舍。直系军队前来镇压时，又趁机抢走军校训练用枪2000支、骡马300匹及大炮16门，其余教学设备如图书、仪器、器械等也大多在混乱中被毁弃一空。

    遭此严重破坏后，军校只能暂时停课，直至一年后复学。但未及一年，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学校再次被波及。在战争的阴影下，一些教官、职员因为长期拖欠薪金而被迫离校另谋生计，而训练又缺乏基本的枪械器具，第八、第九两期学员大多为徒手训练才得以勉强毕业。

    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不久，直系军阀曹锟强占校舍开办直隶讲武堂，以致学校无法继续开办，最后只能于1923年黯然停办，一度辉煌的保定军校也就画上了句号。1912年至1923年期间，保定军校办过九期，毕业生有6000余人，当中不少人后来成为黄埔军校教官，如陈诚、顾祝同、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邓演达等。

    保定军校停办不到一年，1924年1月，孙中山在苏俄的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6月，遂创办黄埔军校。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尽管蒋介石想极力培植自己的体系──黄埔系，但他深知，黄埔军校是一所不够专业的军校，黄埔的特色在政治不在军事，保定军校毕业生仍然是担任军事教育最可靠的人选。况且蒋介石就曾在保定军校学习。

    1907年，20岁的蒋介石考入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习炮兵。蒋介石后来常常回忆自己在保定军校的事情：在到达保定军校的一天，学堂总办赵理泰个别谈话时问道：“你为什么来当兵？为何不读书？”蒋介石答道：“本来我在读书，因为感到读书不能打洋鬼子、平乱党，所以决定投笔从戎，效忠皇上。”不久，蒋介石在课堂上与一位日本军医官发生了冲突，这位日本教官在给学生讲细菌课时，手拿一泥块打比喻说：“这块泥土就能寄生4亿细菌，就像4亿中国人寄生在里面一样”。日本军医官当着中国学生的面，把4亿中国人民比做寄生的细菌，显然是有意污辱。蒋介石听到这话，气愤地跑上讲台，把泥块掰成8块，指着其中的一块泥土说：“日本有5000万人，也像5000万细菌寄生在这块泥土里”。这一突如其来的反击，使这位日本军医官瞠目结舌，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蒋介石十分信任保定的师兄弟，手下最重用的五虎上将，有三个出身保定军校，分别是刘峙、顾祝同和陈诚。在蒋介石眼中，黄埔生都是学生晚辈，保定生却是师兄弟。因此，在他的顾问团队中也不乏保定生的身影。1936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委员长侍从室，保定八期的钱大钧任第一处主任，主管总务、参谋和警卫工作，侍从室成为直接秉承蒋介石意旨办事的实际权力机构，其地位堪比清朝的军机处。西安事变时，就是钱大钧在华清池全力保护蒋介石，指挥警卫部队拼死抵抗，被乱枪击中右胸重伤。抗战初期，又是保定三期的张治中出任蒋介石的侍从室第一处主任。

    不仅是顾问，每到关键时刻，战场上就会出现保定系的身影。北伐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行营参谋长是保定三期的白崇禧，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是保定六期的薛岳、第三师师长则是保定六期的顾祝同；在龙游、桐庐战役中击败孙传芳主力，一举拿下苏州的是保定八期的陈诚。中原大战时，又是陈诚率十一师攻下济南，顾祝同任第十六路军总指挥、洛阳行营主任，守住中原重镇。经过了两次北伐和中原大战，蒋介石终于坐上了中国军政两界一号人物的位子，这帮保定系的老同学功不可没。

    抗日战场上的保定生

    抗战时期，保定生更是精忠报国。九一八事变后，第一个拿起武器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便是保定一期的苏炳文。当时，苏炳文所部在海拉尔、满洲里进行抗日组织，他成立学兵连，收容有志青年学生百余人施行军事训练，又成立步兵第九团，扩充抗日队伍，还以留德学兵工的刘绍复为领导，组织沈阳兵工厂流亡的技工与青年百余人，成立制造手榴弹、地雷等的兵工厂。凡由沦陷区逃来的爱国志士，均欢迎接待，安置在救国后援会工作。日伪多次邀他到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开会，苏炳文拒不前往。为了争取时间，苏炳文假意迎合，骗取日本人的军费16万元，用这笔钱加强了抗日武装。

    1932年3月31日，苏炳文在海拉尔高举义旗，可惜苏炳文所部势单力薄，12月4日，部队弹尽粮绝，被迫逃往苏联。

    保定二期的郝梦龄本已卸甲归田，全面抗战爆发后，他上书请缨，决心率部北上抗日，出发前，他已下定以死报国的决心。郝梦龄率第九军自武汉到达石家庄后，编入了卫立煌第十四集团军序列。在忻口会战中，第九军与日军第五师团精锐交战，郝梦龄任中央地区的总指挥。面对强敌，毫无惧色，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双方在忻口西北的二○四高地上，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一昼夜竟易手十三次之多，敌我双方死伤惨重。第九军平均每日伤亡一千多人，有的团只剩下一个营的兵力。郝将军仍鼓舞官兵说：“现在我同你们一起坚守此阵地，决不先退。我若先退，你们不管是谁，都可以枪毙我”，最终他不违誓言，死在冲锋的路上。郝梦龄将军是牺牲在抗日疆场上的第一位军长。

    保定八期的陈诚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初就曾对蒋介石说：“与其不战而亡，孰若战而图存”，他提出牵制日军主力，使敌自东而西，不使其由北而南的战略。日本侵略军进犯上海，陈诚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第十五集团军司令，死守昆山一线，多次组织指挥大会战。淞沪会战一开始，薛岳就奉调到南京，被任命为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编入左翼军，投入淞沪战场。

    抗战中，薛岳先后建立了黄山山脉和天目山的游击根据地，指挥第三战区各部挺进苏浙皖敌后，对京杭、沪杭等各交通线及长江航道展开游击战争，牵制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1938年5月，他指挥兰封会战，重创日军土肥原师团。10月，取得了万家岭大捷，几乎全歼敌106师团。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薛岳坐镇长沙，三次顶住日军猛攻，重创日军。

    1942年，蒋介石把中央军仅剩的两个德械军--第五军和第六军，交给了保定八期炮科毕业的罗卓英。这是蒋介石手中最后的王牌部队，在罗卓英的指挥下，在缅甸解救了已被日军击溃的英国军队。

    三大战役中的厮杀

    在国共内战中，几个最重要的战场上指挥官多数也是保定系。日本刚一投降，蒋介石派出的是保定二期的熊式辉任东北行辕主任，主持东北接收及对苏谈判，之后又派陈诚总领东北大局。1946年，保定六期顾祝同当上了陆军总司令。全面内战第一枪，围攻中原解放区的重任落在了保定二期的刘峙身上，薛岳则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指挥华东战场，把华东共产党军队赶到了山东境内。

    1948年下半年，三大战役之前。镇守徐州，指挥徐蚌会战的是保定出身的刘峙。华北战场则由保定五期的傅作义坐镇指挥，镇守天津的是保定七期的陈长捷。三大战役结束后，1949年4月，蒋介石再次任命顾祝同为陆军总司令，12月任“西南军政长官”，陈诚则替他看守台湾。

    除了中央军，不少地方实力派也都是保定出身。国民革命军中，除蒋系之外，粤系和桂系是最有实力的两支力量。其中，桂系名将白崇禧毕业于保定三期，人称“小诸葛”，抗战初期白崇禧就提出了“游击战与正规战相配合，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策略。李宗仁、白崇禧指挥台儿庄会战，取得在抗战中的正面战场首次大胜。1948年6月，白崇禧任华中剿总司令，手握60万大军。1948年12月底，眼见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被解放军消灭殆尽，白崇禧发电逼宫。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下野，由李宗仁接任总统。白崇禧极力反对接受和谈，策划在湖南的军事防御计划，无奈大势已去，白崇禧所部陆续被消灭，白崇禧本人也只好逃往台湾。

    除了白崇禧，桂系几位大佬均出自保定，如保定四期的黄旭初，自1930年起长期掌控广西军政大权，是桂系的看家人。保定三期的黄绍竑在1949年1月14日，代表桂系参与北平和谈，为国民党方面和谈代表之一。

    粤系的代表人物，如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余汉谋均出身保定。除了余汉谋在1949年出任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与解放军继续作战，终率残部逃到台湾外，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人都向共产党投诚。

    出身杂牌的保定生不在少数，他们并非蒋介石的嫡系，自然也不会为蒋介石卖命。1948年淮海战役时，保定九期的何基沣和张克侠共同率第59军全部，第77军大部共两万多人在贾汪、台儿庄地区临阵发动贾汪事变，导致国军黄百韬所部在奉命西撤途中遭到粟裕所部的阻截和合围。

    三大战役之后，国军精锐尽丧。1949年2月，镇守新疆的保定四期生陶峙岳，违抗李宗仁“只留一个旅担任新疆防务，其余驻军全部调入关内，以加强长江防线”的命令最终和平起义。保定一期的唐生智在湖南奔走，参与了8月的湖南和平起义。12月9日，保定一期的邓锡侯与刘文辉、潘文华一起通电起义。

    左翼阵营中的保定生

    不仅是国民党军中活跃着大量保定生，就连共产党武装也是保定生创立的，1925年，保定六期的叶挺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随第四军12师师长张发奎参加湖北汀泗桥和贺胜桥等战役，获“北伐名将”之美誉，他带出来的这支部队后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火种。

    另一位具有左翼思想的保定生是保定六期工兵科的邓演达，邓演达是孙中山的信徒，在“中山舰事件”时，他斥责蒋介石专权。

    北伐打武昌时，他担任攻城总指挥，亲临城下督战。攻克武昌后，邓演达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兼任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

    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免去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军人部部长等职，邓演达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和中央农民部部长，俨然成为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邓演达多次发表讲话，反对“军事指挥党”，被蒋介石视为心头大患。

    蒋介石开始清党后，立即通缉邓演达，邓演达也不示弱，他联合宋庆龄、毛泽东等针锋相对地发表《讨蒋通电》。

    1930年5月，邓演达在上海，成立中国农工民主党，也是所谓的“第三党”。组党后，他策划军事倒蒋，编辑《革命行动》半月刊，第三党的工作热火朝天。次年8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英租界被逮捕，旋即解往南京被杀害。

    保定生以“军人不问政治为高尚”为原则，可军事又如何与政治无关？保定军校作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化军事院校，本意是培养军事人才，抵御外辱，可惜怀揣报国心的保定生们大都消耗在了内战战场，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