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大选与中国军事安全：从没放弃对台军售(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欧洲、亚洲主要参战国损失惨重，主要战场上一片废墟。

    中国死亡：3000万人；美国：死亡30万人。

    作为有两洋保护的美国，不仅人员伤亡小，而且得到了最广泛的利益。美国在获得巨大的权力、利益和兴高彩烈的自信的同时，也尽其所能地在中国使用权力、享受利益和挥霍自信。

    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民主党政府一方面出钱出枪支持代表官僚垄断资本的国民党政权与共产党军队打内战，一方面利用与国民党政府签定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和协定在中国享受前所未有的经济特权。然而，让美国人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打着“友好”名义与国民党官僚资本相勾结对中国人民的残酷盘剥、压榨，激起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的强烈愤怒。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国民党政权，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年10月7日，国民党政权逃往中国的台湾省。

    当美国二战后取得的自信在中国人民面前遭到挫伤后，杜鲁门民主党政府终于在1950年1月5日发表的“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中承认：“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野心”，“现在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定权力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1950年4～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相继解放了海南岛、舟山群岛后，开始调整兵力做好渡海解放台湾的准备。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杜鲁门民主党政府改变了半年前所作的关于美国承认中国对台湾主权的声明立场，公然宣称“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需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考虑，”同时杜鲁门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9艘舰艇进入台湾海峡，并在台湾海峡进行巡逻，悍然侵犯中国国家主权。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虽然在军事上领教了中国军队的利害，但仍坚持利用台湾在军事上对中国进行扼制、围堵战略。1954年12月，美国执政的艾森豪威尔共和党政府与台湾签定了“共同防御条约“，通过该条约，美国不但承担了继续向国民党军队提供援助，提高其作战能力的责任，而且得以在需要动用美国军事力量阻止大陆同台湾的统一。随后，1955年1月，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台湾决议案”，授权美国总统在台湾海峡使用武装力量。1957年5月7日，美国的导弹部队首次驻防台湾。

    1958年8月23日，为了打击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嚣张气焰(蒋把1957年定为“反攻复国决定年”)，以及支持中东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解放军实施了金门炮击作战。同年9月30日，美国共和党政府的国务卿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如台湾海峡地区获得“相当可靠的停火”，美国将赞成国民党从金、马等沿海岛屿撤军。这样，继美国民主党杜鲁门政府利用朝鲜战争公然驻军台湾侵犯中国主权之后，美国共和党艾森豪威尔政府又抛出了这个试图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阴谋。

    对美国人的阴谋，不仅蒋介石于1958年10月1日发表了谈话表示反对，中国政府也于同年10月6日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中也明确表示：“一个东太平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这一点是常识，美国人应该懂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并无战争，无所谓停火，无火谈停火，岂非笑话？”从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这段文字上看，中国对待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已经很清楚了：即美国人根本没有资格插手属于中国内部事务的台湾问题。

    然而，自此之后的四十多年里，无论是民主党政府还是共和党政府，美国却都没有停止过利用台湾问题干预中国主权的行为，使得台湾问题始终是中国军事安全中的一个最大的隐患。不久前中央召开的五中全会，已经把“完成祖国统一”作为二十一世纪必需抓好的三大任务之一，因此，从中国军事安全的角度来审视这次美国的总统大选，应该说更具有现实意义。

    美国民主党执政总统杜鲁门1947年在3月12日发表了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演说，演说为美国干预别国事务提供了理论依据。当杜鲁门在意识形态上把冷战理论化后，共和党立即找到当时还是无党派人士的艾森豪威尔充任该党竞选人。艾森豪威尔代表共和党执政期间(1953～1961)年，对美安全战略的调整，被称为“新面貌”政策。

    “新面貌”的政策提出的依据主要为两个方面：第一，同苏联的对抗是长期的，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力量作后盾，军事力量的发展不能以损害经济力量的健全为代价；第二，同苏联的对抗主要是政治的，而非军事的，军事上的强大主要是为了遏制战争而不是进行战争。据此，美政府提出了包括以下主要内容的“新面貌”政策：(1)同更多的国家缔结军事同盟，以对苏联--中国形成更广泛的战略包围圈。这包括缔结“日美安保条约”、“美韩共同防务条约”、“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美台共同防条条约”、“中央条约组织”等。(2)提出“大规模报复”军事战略。这一战略重技术而不重人力，重核力量而不重常规力量。认为这样既可以实现“无赤字的国家安全”，又可以在苏联的进攻面前“能够即刻以我们的选择的方式和地点进行报复”。(3)提出依靠“和平变革”最后战胜共产主义的政策。对此，美国务卿杜勒斯有一段名言：“如果他(指赫鲁晓夫，实指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的孩子又要有孩子，他的后代将获得自由”。此即所谓寄希望于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第四代的“和平演变政策”。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还针对中东问题提出一个被称为“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政策。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之后，英、法在中东的势力瓦解，出现了所谓的“力量真空”。艾森豪威尔总统从遏制战略思维出发，于1957年元旦发表政策声明，宣称这一力量真空“必须在俄国人进来之前由美国来填补”。为此，他要求国地批准向中东国家提供2亿美元经济和军事援助，并批准用武力保护中东国家。艾森豪威尔的这一政策举动，也被称为“填补力量真空主义

    艾森豪威尔虽然与杜鲁门民主党政府一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的敌对态度，但毕竟他是一名有经验的军人总统，因此他在军事上的考虑还是比较周全的。如1958年解放军实施炮击金门作战时，艾森豪威尔认为：如果美国被迫介入，即使美国断定中共的目标是台湾，美国最初的反应也将只限于对船只和机场进行空袭，而不对内地实施攻击。应该说，作为共和党的军人总统，艾森豪威尔是清楚当时美国军事力量的优势与劣势的。因此从军事角度看，如果美国出动大军保卫金门、马祖，凭借中国的战略纵深和军队作战能力及近距离作战的战场条件，美国一定会被拖住。这与后来民主党总统肯尼迪、约翰逊盲目进入越战，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同时，无论是出于意识形态还是地缘战略角度，艾森豪威尔也决不会放弃台湾本岛这艘“不沉的航空母舰”的。这一点，从当时美国抛出逼蒋让出金门、马祖实现“划峡而治”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就足以证明。

    1961至1969年，是美国民主党两届政府(肯尼迪和约翰逊)执政。在此期间，这两位不懂军事而又妄图用军事手段制止“革命”的民主党总统，使美国军事力量在越南战场上越陷越深。

    肯尼迪(1961～1963年)对美国家安全战略所作调整，主要是将艾森豪威尔时期军事上的“大规模报复战略”调整为“灵活反应战略”。调整背景是：(1)美功双方核力量的差距已经缩小；(2)亚、非、拉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运动达到高潮。这表明艾森豪威尔的“新面貌”政策并没有改善美国的安全态势：“大规模报复战略”“既不敢打全面战争，又不能打局部战争”，已经破产。

    “灵活反应战略”有以下特点：(1)强调提高军队打小规模战争的能力。要求军队要既能打核战争，又能打常规战争，既能打正规的常规战争，又能打正规的常规战争(“特种战争”、“反游击战”、“反暴乱”等)，而且要以打局部战争(有限战争)和对付游击战为主；(2)给核威慑赋予新的定义。主伙核威慑有两层含义：首先是以优势的核力量使敌感到没有胜利和生存希望，从而不敢发动核战争；其次是即使用了核武器，美还能使用残存的核武器给敌以摧毁性打击，使敌丧失毁灭美国和打赢战争的信心。(3)恢复核军控谈判。肯尼迪意识到，美功的核武器已发展到“核战争中没有胜利者”的水平，应当恢复美苏部分禁止核试验谈判，以达的限制苏联获得核优势的目地。谈判于1962年8月恢复，1963年7月达成协议，即《禁止大气层、外空与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这是美苏核裁军和军控的新起点。

    约翰逊(1963～1969年)因越来越深地卷入越南战争，没有对美安全战略作出有意义的调整，只是在推行这一战略中取得一些进展(例如签署“外层空间非军事化条约”和“禁止核扩散条约”，开始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等)，以及更加强硬地推行干涉主义政策(例如扩大侵略越南战争和赤裸裸地对多米尼加同政实施军事干涉)。1965年5月2日，约翰逊发表电视讲话为其武装干涉多米尼加事务辩解，称那是为了“防止在西半球建立另一个古巴”，并声明“美国不能够、不应当、也不允许在西半球建立又一个共产党政府”。约翰逊的这一声明被称为“约翰逊主义”。

    从这两位民主党总统及其军事幕僚制定的军事战略上看，显然没有由他们支持而最后战败的解放战争和他们直接参与的朝鲜战争中，得到应有的教训。他们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歧视为基础的军事骄狂，被人民战争的特殊力量彻底击碎了。这两位对军队没有深刻理解的民主党总统，虽然没有配合侵越战争在台湾海峡开辟“第二战场”，同时迫于前苏联和越南战场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表示出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但却都试图在联合国玩弄“两国中国”伎俩，本质上继续了美国政府一贯的分裂中国的反华立场。在此期间，中国于1964年10月16日，成功地爆炸了第一课原子弹，同时为了反对美国将侵越战争扩大化，于1965年4月，与越南政府签署协议，正式向越南派出支持部队。中国的军事行动，不仅为巩固中国西南边境的安全、打破美国对东南亚的“遏制、封锁”战略起到关键作用，而且在50年代后国际形势由紧张转向缓和的进程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并由此为迫使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作出让步埋下了伏笔。

    1969年至1977年，是美国尼克松与福特两位共和党总统执政。在此期间，他们为把美国从血淋淋的越南战场上拯救出来，为了重整旗鼓与有沙俄和蒙古霸权血统的前苏联重新较量，在调整军事战略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华政策。1972年2月28日，继中国1971年10月25日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后，中美共同发表了《上海公报》，美国在公报中表示：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异议。

    尼克松(1969年～1974年)是在美国内外交困的时期入主白宫的。上台之年7月，他到关岛对记者发表被称为“关岛主义”的谈话。谈话的思想在后来的外交政策报告中得到全面阐述，被正式称为“尼克松主义”。

    “尼克松主义”提出的背景原因，大致为4点：一是美苏军事力量形成均势，尤其在核力量上苏联已取得数量优势；二是世界出现了美、苏、日、欧、中五大力量中心，美国再也不能在世界事务中为所欲为；三是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本身出现深刻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危机；四是美国经济地位下降，1944年确定的35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政策停止执行，“金元帝国”地位衰落。“尼克松主义”的主要内容是：(1)美国将信守化的一切条约义务；(2)如果美国的“盟国”或对美国以及整个地区的安全“至关重要的国家”受到威胁，美国将提供援助；(3)其它类型的国家受到“侵略”，美国“将在接到请求时”提供适当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蛤是在人力方面，该国应“承担主要责任”。从这三点可以看出，“尼克松主义”的实质是在不放弃美国的“全球责任”的同时，要求其它国家分担更多的责任。贯彻“尼克松主义”的措施：(1)使越南战争“越南化”，然后最终撤出越南；(2)打开中美关系之门，以华制苏；(3)缓和对苏关系，首次与苏达成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SATI)；(4)力促中东和平，使苏伊士运河得以重新开放；(5)承认世界多极化趋势，支持欧洲统一进程；(6)向日本归还冲绳岛，使“日美安保条约”顺利延期；(7)将美军事战略调整为“现实威慑战略”，不再谋求充任“唯一世界警察”。

    福特(1974～1977年)在推行“遏制战略”上，有两项较大举措：一是接过尼克松时期传下的谈判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接力棒”，于1975年8月1日在赫尔辛基正式签署了建立欧安全的《最后文件》，并继续进行中欧裁军谈判。欧安全最后文件的达成(欧美35国签署)，对推动美苏缓和有重大作用。对美国而言其主要收益是，可以利用最后文件中关于人权和人员、信息、文化交流方面的条款，对苏东国家施加更直接的政治压力,迫其在其他领域妥协让步。二是在推动阿以和平进程中取得一定进展。在美的斡旋下，埃以签订第二个关于西奈问题协议。根据协议，以色列从部分西奈领土撤走，埃及允许以色列非军事物资通过苏伊士运河。协议的签订，使埃及进一步靠近美国，美国在中东的“仲裁人”地位是到巩因。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尼克松、福特两届共和党政府没能接受中国提出的中美建交三原则(与台湾断交、废约和从台湾撤军)，但是在政治层面上，并没有象前两届民主党政府那样想方设法制造“两国中国”、和“一中一台”，这可能与共和党传统上更关心美国在军事上的安全有关。从军事层面上看，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战死官兵5万余人，直接耗资1640亿美元，同时在国内引起了深刻的社会动荡和道德怀疑；中国作为越南战争胜利的一方，虽然支付了物质上的大部分帐单和派出了几十万官兵，但毕竟是一次继朝鲜战争后以较低的成本让美国作出重大战略让步的胜利，在台湾问题上为中国军事安全争得了决定性的利益。

    民主党卡特政府执政时期(1977～1981年)，对苏逐步转取强硬态度，对其前任的安全政策作了较大的调整：一是政治上大力开展“人权外交”，增强美国在全球意识形态对抗中的地位。卡特上台伊始就强调“人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灵魄”，美国应成为维护国际人权的“灯塔”。此后，频频向苏联发动“人权”功势，并以“人权”争夺第三世界国家民心，企图以美国的“人权”之水，扑灭苏联向第三世界进攻的“革命”之火。二是军事上同苏联进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SALTⅡ)谈判以及调整美军事战略，企图以军事技术优势阻遏苏军事扩张。SALTⅡ谈判于1979年6月18日达成协议，协议条款给苏方予数量优势，但给美方留下了技术上的优势(因苏联侵略阿富汗事件发生，协议未获美国会批准)。军事战略的调整，主要表现在主张可用战术核武器对付苏常规力量，以阻遏苏的进攻。三是在全球力量部署上，采取一系列外交行动改善对苏遏制态势。这包括：(1)推行“三边主义”(即加强美、欧、日三边的协商合作)，巩固西方阵营的团结；(2)同中国建交，加大美在美中苏大三角关系中的份量；(3)推动埃以签署“戴维营协议”(结束埃以战争状态，以三年内向埃交还西奈半岛)，埃及从此成为美在中东抗苏的另一可依靠力量；(4)同巴拿马签署运河协议，规定美于2000年交还巴运河主权，但运河区永久中立，战时美舰船有优先通行权。协议改善了美同拉美国家的关系。四是提出“卡特主义”，加强同苏在南亚一波斯湾地区的争夺。1979年12月27日苏联入侵阿富汗。卡特于1980年1月23日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对此作出强硬反应：“任何外来力量企图控制波斯湾的尝试，将被视为美国重大利益的侵犯，这种侵犯，将遭到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一切必要手段的回击”。卡特这一用武力阻遏苏联势力南下的政策，被称为“卡特主义”。为此卡特创建了“快速部署部队”。

    出于对前苏联扩张的防范和民主党人传统的“道义”色彩，卡特执政期间，一方面与中国正式建立的外交关系，承认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另一方面又与台湾建立起了以《与台湾关系法》为基本法律依据的“实质性”关系。民主党政府几个月内在对华政策上出尔反尔的举动，不仅造成了多年后中美关系中的最脆弱环节，而且在中国军事安全中制造了巨大的隐患。所以，表面上不重视发展美国军事力量的民主党政府，以“道义”名义为台湾提供的所谓“安全保障”，实质上大大增加了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难度和复杂性。这一点，从后来民主党执政八年的克林顿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玩弄的伎俩上得到了充分印证。

    作为美国的共和党里根政府(1981～1989年)共执政了8年。这8年是一个美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时期。出于要全面压倒前苏联的战略需要，出于摆脱经济的滞胀，出于闻所未闻的供应学派理论，美国进行了和平时期规模最大的军备扩张。

    从尼克松到卡特三届政府的以“缓和”为主调的对苏政策，都未能改变苏攻美守的态势。为改变这种不利态势，里根在安全战略上采取全面对抗的政策。一是调整军事战略，同苏展开激烈军备竞赛。里根对其前任的“现实遏制战略”作了调整。调整后的军事战略有四大特点：主张以“横向升级”对付苏进攻，不搞“水来土挡”，而是在苏意想不到的地方进行反击，使苏陷入被动；主张对苏实行全面威慑，即既要实行核威慑，也要实行常规威慑；主张打低强度战争，“以火对火”，而不是卡特总统的“以水对火”；主张建立战略防御体系(SDI)，使美国在核战争领域既有进攻的予，又有自卫的盾。与此同时，加大国防投资，扩大军队规模、大力研制和采购高技术武器装备，全面增强美军事实力。里根执政8年，国防投资累计约2万多亿美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扩军步伐最快的时期。在裁军和军控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针对苏部署SS-20导弹之举，在欧洲部署“潘兴Ⅱ”中程导弹和巡航导弹。之后又利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搞“新思维”之机，压苏联同意签署全面销毁中近程核武器协议，使核军控的主动权始终操纵在美手中。二是采取一系列措施，在世界各地加大对苏遏制的力度。在欧洲，在加大对苏东国家“人权”攻势的同时，压西欧国家取消铺设将苏天然气输往西欧的天然气管道协议。在东西，一方面压日本重新武斗，承担更大的防务责任；另一方面同中国签署《八·一七公报》，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在中东一海湾地区，一方面巴以双方互相承认，开始中东和谈新阶段；另一方面两次空袭利比亚，为两伊战争中的科威特轮船护航，以及打破禁规向阿富汗游击队提供“毒刺”导弹等先进武器装备，加大了对西亚一中东事务军事干涉的力度。在拉美，对亲苏势力加大打击力度，例如武装入侵格林纳达，拨巨资支持萨尔瓦多政计同游击队作战和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等。里根政府的上述举措确定改变了美守苏攻的态势，在全球争夺中取得了优势，但也加深了美国自身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削弱了美国应付日、欧挑战的能力，世界的多极化发展已不可避免。

    里根在竞选时虽然对台湾问题上大放厥词，但由于中国政府在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上的态度坚决，里根政府终于在1982年8月17日与中国政府签定了《八·一七公报》。值得注意的是，在“公报”中美国政府虽然在对台军售上有所承诺，但其对“公报”解释和后来的做法表明，充分证明了共和党在地缘、军备问题上不会轻易让步的特点。如在“公报”刚刚发表后里根就解释称：对台“出售武器将继续按照《与台湾关系法》进行。”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美国仍然与台湾合作生产了F-5E、F-5F战斗机和向台湾出售了60架F-104战斗机。至此，由美国民主党政府批准《与台湾关系法》成了共和党政府违背《八·一七公报》精神继续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的口实。在里根执政期间，美国又向台湾出售了170枚标准-Ⅰ对空导弹、4艘基林级驱逐舰、AIM-7麻雀空空导弹、C-130H军用运输机(12架)、S-70C直升机(24架)、262枚小榭树低空防空导弹和架S-2T反潜巡逻机等，同时还帮助台湾完成了包括舰艇、飞机、坦克、火炮、导弹、雷达等所谓“第二代”装备的研制建造。

    共和党布什政府执政期间(1989～1993年)，美国赢得了冷战的胜利。1989年6月之后，中美关系发生在较大的起伏。这一时期，共和党的布什政府不仅在军事战略上加强了对中国的遏制，纵容所谓“中国威胁论”的叫嚣，而且加强了与台湾的政治、军事联系。

    如果冷战结束从1990年10月3日两德统一算起(因为两德统一是雅尔塔体制解体的标志)，那么布什政府就是跨冷战和冷战后两个时代的政府。因此，其国家安全战略也具有跨时代的特点。实际上，早在1989年布什就预见到了冷战的结束，所以于是提提出了“超越遏制”战略，并在此后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重申这一战略。所谓“超越遏制”战略，也即“遏制之后”战略，其要旨仍然是“遏制战略”的继承，但其目标已由“遏制苏联”转变为“争取把苏联作为一个建设性的伙伴纳入国际体系”，也即“消化”剧变后的苏东国家，将其纳入西方社会体系。“超越遏制”战略有以下新特点：第一，强调加强大西洋共同体国家联盟，以共同努力将苏联和东欧国家纳入“建设性伙伴”的轨道。认为“冷战是随着欧洲分裂而开始的，只有在欧洲重新走向完整之时，冷战才能真正结束”。因此，美国和西欧国家要加强合作与协调，“确保中欧与东欧民主演变的成功”；并且要保持“北约”的“活力”，使之作为“建立全欧新的和平结构的基本条件”。第二，强调虽然苏联的威胁已减少，但世界仍“充满危险”。这些危险是“种族敌视、民族抗衡、宗教关系紧张、武器不断扩散、个人野心和苟延残喘的极权主义”等引起的地区性冲突。第三，强调为了对付新的威胁(地区冲突)，必须采取一些新的措施。主要为：(1)重视发挥联合国的作用，认为联合国的作用已在海湾战争中得到证明；(2)保持地区力量均势，以使争端在发展为军事冲突之前得到解决；(3)加大武器控制的力度，尤其要制止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扩散。第四，强调以“四个基本要求”为标准，建立一支规模较小，以对付地区性冲突(“包括欧洲可能发生的有限常规战争”)为重点的军队。布什政府主伙：海湾战争的经验表明，在“全球战争的危险已经减少”的世界上，地区性冲突已成为主要威胁。因此，军队规模可以缩小。160万是军队规模缩小的底线，也即“基本力量”的指标。“威慑”的概念要更新，要把威慑的对象扩大到“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并可能认为使用这些武器对他们损失不大”的国家。军队建设的“四个基本要求”是：确保战略威慑力量；保持在重要地区的前沿军事存在；对危机作出有效反应；保持在必要时重建部队的能力。

    从军事安全的角度看，共和党布什政府一味强调美国和西方在冷战中的作用，忽视了中国在冷战中对前苏联的巨大牵制。因此布什政府在冷战结束后，一改冷战前试图与中国寻求安全合作的态度，一方面指责中国向中东和南亚地区出售的武器，另一方面大大加强了与台湾的政治、军事关系。仅在1992年，布什政府就向台湾出售了42架AH-1W武装直升机、26架OH-58D侦察直升机、160辆M-6A3坦克、12架SH-2F反潜直升机、151枚MK-46鱼雷、150架F-16战斗机和4架E-2T空军预警机。为日后李登辉推行“台独”路线在军事上打牢了基础。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92年9月，布什为了几张GE员工的选票，竟然宣布向台湾出售价值60亿美元的150架F-16战斗机。这其中虽然有美国大选和美国国内经济衰落的因素，但由此也可以看出美国共和党政府因冷战结束而丧失了对手后的霸气和寂寞。实际上，布什政府这种对台军售的出手“阔绰”，为后来的民主党克林顿政府暗中推行“美-台军事一体化”打了一定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