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仲密举北豫来附，周文率军援之，与齐神武遇于芒山。佑时着明光铁铠，所向无敌。齐人咸曰：“此是铁猛兽也。”皆避之。--北史卷六十五 蔡佑列传 看完上面这段史书的描述，脑海里面浮现的是一幅什么样的将军形象呢？想必是全身重铠，铁骑无敌的骠悍武将的形象。这样的骑兵形象在我国的史书中比比皆是，甚至在演义小说中，这样武将的形象更是突出。但是与之矛盾的是，在对中国骑兵的描述当中，中国骑兵基本都被归类于轻骑兵一列，对于中国的重骑兵往往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似乎重骑兵从来不曾与中国有什么关系一样，可事实果真如此么？显然不是这样。其实重骑兵一直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中国重骑兵无论是使用的程度还是规模在世界上均是数一数二，可谓是重骑兵之国。 在谈重骑兵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谈谈重骑兵的含义，首先是不是重骑兵最重要的就是要看骑兵身上的铠甲重量，正如区分坦克是轻型还是重型吨位是一个重要的标准一样。一般身穿二十公斤以上的盔甲的骑兵就被称之为重骑兵。当然如果在一个时期世界上的骑兵铠甲最多的重量不超过10公斤的话，那么身穿接近10公斤盔甲的骑兵就能被称之为重骑兵，以此类推，直到达到二十公斤的上限。另外的标准就看是不是有着突击的战斗功能，有很多古代早期的骑兵虽然没什么重型铠甲但是我们依然将他们称之为重骑兵，也是根据这项战斗功能来判断的，例如马其顿重骑兵，哥特重骑兵等等。 经过残酷的楚汉争霸战之后，最后的胜利者刘邦终于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又建立了一个大一统的帝国，可是初建的帝国却遭到了北方匈奴的侵袭，作为争霸战的胜利者，刘邦志得意满地踏上了讨伐匈奴的征程，可是战争的结果让他大吃一惊，百战之后的汉军步兵精锐根本无法抵御匈奴骑兵那来如风去如电的机动力，在匈奴轻骑兵的弓箭之下，汉军损失惨重，被包围在白登，三十余万汉军不得突围，后方十万汉军也无法解围。此战后汉帝国痛定思痛，决心发展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和匈奴人对抗，可是匈奴人自小生活在马上，射箭是他们的生活技能，汉军如果跟匈奴人依葫芦画瓢的学，能有战胜匈奴人的希望么？显然答案是否定的。聪明的汉人们学习了匈奴人的优点，也努力训练自己的弓箭技能。可是与匈奴人不同的是汉骑兵更发挥了自己的特长，以铁甲坚固自己，以钢刀强化自己，以此来对抗匈奴人的皮甲铜剑。当时汉军的骑兵身披铁铠，身上装备长矛钢刀以及强弓劲弩，这样的骑兵西方直到拜占庭的查士丁尼一世才发展出类似的重骑兵，这样的骑兵被西方称为“双重功效骑兵”，这样的骑兵也迅速成为当时最为强悍的骑兵，称霸近东。 而此种类型的骑兵自此成为了中国的主流骑兵，一直延续到清代，传承千年。 汉朝时期的铁甲一般分两种，从陕西咸阳杨家湾出土的披甲武士俑中，可以看到两种铠甲的样式，一种为札甲，采用长方形甲片，胸背两甲在肩部用带系连，有的还加披膊，为汉代铠甲的主要形式。另一种甲采用鱼鳞甲片（在腰部、肩部等活动部位，仍用札甲形式）。当时的铁甲，札甲一般由超过600片的铁片穿缀而成，重量超过十公斤，而鱼鳞甲则由2000至3000片铁片穿缀而成，重量超过十六公斤。我们目前出土的汉代铁甲中，最重的一领铁甲是安徽阜阳发掘出的一套铁甲，全身由三千零八片铁甲组成，全重为二十多公斤。而我们通常意义上西方中世纪的重骑兵身上的铠甲，一般在二十公斤左右，而超过三十五公斤的盔甲就不再能用于实战，仅用于仪仗或者是比赛。而这样的铁甲根据居延出土的汉简中可以清楚地知道当时汉朝这样的铁甲是普遍装备的，可以说是制式装备。 当汉军有了这样的装备之后，在对阵匈奴的时候便有了很大的改观。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 119 年）春发动的漠北战役。汉军调集重骑兵10余万、步兵数十万、预备马匹14万，分编卫青、霍去病两大骑兵集团，各率骑兵五万，两路大军都越过了大沙漠，行进2000多里，与匈奴单于和左贤王军正面展开激战，歼灭与俘获匈奴军8万多人，汉军获得了战略决战的巨大胜利。经过此次大战，匈奴军元气大伤，匈奴部族远走漠北，漠南已无匈奴王庭。至此以后战争的天平越来越向汉朝方向倾斜，以至于后来名将陈汤甚至放言“一汉当五胡”，可见汉军装备的优势大到了什么程度。 到了东汉，铁甲形制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除身甲、盆领、披膊外还出现了保护两腿的“鹊尾”和“腿裙”，增加了防护部位。到东汉后期，则利用百炼钢技术制造铠甲，使铁铠日益精坚。陈琳 《 武库赋 》 中记：“销则东胡阙巩，百炼精刚，函师震旅，韦人制缝．元羽缥甲，灼檎流光”即是对这种铠甲的描述。 完善了对人的防护后，自然不会忽略马匹。我国对于马匹的防护历史源远流长，最初的起源是在战车时代对战马的防护，后来开始有皮制的“当胸”对马匹进行防护，到了汉末就已经有发展的比较完善的铁制全身式马甲，我国称之为具装。 而汉末到三国的这段时间是我国铠甲的大发展时期，我国铠甲的主要类型基本均在此时期产生，例如筒袖铠，明光铠，锁子甲，两当铠等等。而我国的重骑兵也因此在随后的南北朝大乱世中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代。 骑兵铠甲的制造愈加精良，当然重量也继续稳步提高，以至于负担如此沉重的甲胄作战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于是当时对士兵的选拔都要求“胜举衣甲”，而马甲也是如此，在北燕冯素弗墓中发掘出的马甲达到了四十多公斤。在这样的潮流下，中国重骑兵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以至于隋炀帝征讨高丽时，一次就动用了十二万多甲骑具装的骑兵，这在世界上都是空前绝后的规模。 在此期间明光铠是最为重要的铠甲，这种铠甲因为胸前和背后各有两面大型金属圆护，很象镜子，反照太阳光即发明光，正如汉代镜铭所谓“见日之光，天下大明”，所以称为“明光铠”。明光铠一般颈有盆领，肩覆披膊，腰上束带，个别的还带有腿裙；其在北朝晚期日益流行，表现出取代两当铠的趋势。明光恺有两种类型，一种胸背各有两面大型圆护，颈设盆领，肩有披膊，腰部束带；另一种形制略有变化，胸甲分成左右两片，居中纵束甲绊，左右各有一面圆护，或作凸起的圆弧形花纹；两肩覆盖披膊，背上套有臂护；腰间扎带，腰带之下有两片膝裙护住大腿，小腿上则多裹缚“吊腿”。此种盔甲形式已经向着欧洲重骑兵的最终形态--全身式板甲发展。不过中国历史上最终并没有发展出类似于欧洲板甲般的盔甲形式。原因是什么呢？制造工艺达不到要求么？显然不是。中国最终没有发展出板甲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板甲的不可替换性。中国的封建社会和欧洲的封建社会的体制完全不一样，骑兵铠甲马匹都是国家提供，而板甲则往往都是需要为本人专门定制，这样对于中国这种规模化，国家化的军队组织不能相适应，所以最终并没有在中国出现。而盔甲发展到板甲的程度其实已经属于华而不实，规模化集团化成为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重铠和欧洲重铠发展轨迹的不同之处。 到了宋朝铁甲的发展又有了变化，整体形制的明光铠渐渐被淘汰，整体形札甲和山文甲再次成为主流，而铁甲的重量则进一步加重，铁甲往往会超过二十五公斤，因为太重，朝廷不得不下令将铠甲的重量限制在二十公斤到二十五公斤之间。而因为宋代骑兵稀少，因此大多披马甲，这使得宋代军队无论是步兵还是骑兵从上到下均为重装。在盔甲的制造技术方面利用了冷锻技术，使得铠甲经久耐用，更为坚固。 与宋朝相对的辽金两国也是重视重骑兵的国家，无论是辽金均有一支强大的重装骑兵，这些骑兵上下均全副披挂，战斗力非凡。尤其是金代对重骑兵更是重视，我们耳熟能详的“铁浮图”就是其中的代表。比宋朝更为优越的是辽金两国均有大规模的马匹来源，因此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方面，这两国的骑兵都比宋朝来得优越。由于宋代的马匹来源太过困难，以至于以步制骑的歪理邪说大行其道，在面对北方强悍的骑兵的时候，宋朝的重步兵往往就是赢了追不上，输了跑不掉，一次次地全军覆没，只得一次次地割地赔款，称臣纳贡，最终国破家亡。 到了元朝我们知道这是蒙古人以轻骑兵横行欧亚的时代，蒙古人的骑射让西方的重骑兵吃够了苦头。但是以轻骑起家的蒙古人重甲化起来也十分迅速，西方历史学家对蒙古人的精良铠甲的描写随着时代的推移越来越多。俄国圣彼得堡保存的一套蒙古人的盔甲全身以连环锁子甲制成，外面更以铜铁丝串以铁片，以牛皮作为衬里，精巧至极。 而到了明朝中国骑兵身上的重量再次加重，重量再一次上二十公斤。明朝继承了宋朝的铠甲形制，并将之继续发展完善，以至于明代铠甲的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了现代，我们小时候看得三国演义，说唐之类的连环画，或者是家家户户贴的门神，他们身上穿得盔甲都是明代的形制。 清代继承了女真人的一贯传统，依然是重骑兵大行其道，不过此时因为火器大行，所以铠甲方面有了很大的变化，女真人一般内穿锁子甲外披棉甲，棉甲外缀铜钉，中敷铁叶，作战时还可浇水让棉花吸水，增加防御枪弹的能力。这种重骑兵在清代的中前期风光无限，将四周的对手一一打败，最终稳定了中国的疆域。 重骑兵的武器多种多样，从短兵器到长兵器，从轻兵器到重兵器没有一定的规格，一般是看敌人是什么类型的。但是有一种武器配置是千余年来最为经典的，那就是手持长槊，身佩腰刀腰挎长弓。当然如果敌人一样是防护良好的重骑兵或者是重步兵的话，武器就会有一定的变化，例如宋代，盔甲重型化已经是主流，这样宋辽金夏蒙古等国之间的交锋中骑兵手中所持的钢刀已经很难完成破开敌人铠甲杀伤敌人本体的任务，于是慢慢地骑兵手中的武器从钢刀之类的锐利型武器演变成鞭锏锤之类的钝器，靠兵器的重量直接杀伤敌人在盔甲内的本体。大家耳熟能详的《说岳》《隋唐演义》等演义小说中使用重武器得越来越多这并不是小说家的凭空杜撰，而是确有一定的历史依据。东西方由于铠甲防护的越来越严密使得武器重型化这一点，东西方发展的轨迹是一致的。 重骑兵这个兵种由于宣传的缘故，除了西方的那些骑士之外大部分人都没有什么更加深入的认识，但是不论什么民族，游牧也好农耕也好，由轻骑兵到重骑兵都是世界共通的，就算是以轻骑兵无敌于天下的民族也没有例外。除了疯子，没有什么战士不珍惜自己的生命，沙场交锋生死相搏，而自身的防护如何则是能不能存活下来的重要保障，谁不想让自己穿上一套防御良好的盔甲呢？可是游牧民族却往往是用轻骑兵在战争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为何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这是因为游牧民族大多科技落后，不能获得铁矿和先进的冶炼技术。就如在欧亚大陆上掀起巨大风暴的蒙古民族，起家西征的时候士兵往往无甲或皮甲，铁甲仅仅是极少数，可是当他们横扫欧亚之后，披挂制作精良的铁甲的蒙古骑兵就比比皆是。游牧民族获得铁矿和先进的冶炼技术之后往往就迅速地走向重甲化。科技落后的民族尚且如此，在世界人类文明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各大文明民族那就更是这样，中国，波斯，拜占庭，阿拉伯，欧洲诸国莫不如是。另外很多人对重骑兵有一种误会，那就是认为重骑兵就是一个铁罐头，沉重的铠甲让人上马都困难，对阵之时仅仅是靠着冲击力获胜。这些看法基本是错误的。首先虽然穿这沉重的盔甲，但是重骑兵依然是非常灵活的，法国的骑士考核中的一项就是身穿全套盔甲熟练地进行格斗翻越障碍等等，穿上盔甲就动不了的人是没有资格当重骑兵的。中国也是这样，挑选重骑兵的人选十分严格，都要选择身高体壮能负担沉重盔甲而无问题的士兵。经过严格训练的重骑兵在马上做的动作并不会逊色于身披轻甲的轻骑兵，这也是游牧民族会很快重甲化的原因，重甲化只会大大加强军队的战力而绝不是相反。 我国历史利用重骑兵获胜的例子非常多，岳飞这位民族英雄相信读者都十分清楚，在他一生中极为善用骑兵，尤其是重骑兵。例如在绍兴元年，岳飞随张俊讨伐叛军李成之时，叛军当时在西山扎下连营严阵以待。而岳飞则身披重铠骑马绕到了敌人的右边，以重骑兵进行突击，叛军的阵型一下子便崩溃了，大败而归。以重骑兵突击步兵阵型虽然不能说是万灵药，百试百灵，但是这种战术的成功率非常之高，可以说是对步兵的杀手锏之一。当然此时有人会说，用长矛就可以阻止重骑兵，如果加上弓弩就更为保险。可是这往往是想当然，步兵面对重骑兵，即便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依然是败多胜少，这一点东西方是一致的。欧洲的骑士也正是凭借这一点统治了几乎整个西方社会，恩格斯在研究了整个中世纪的欧洲内部战斗之后，有这么一句话：“在西欧各国，决定这一时期内每次会战胜负的兵种则是由骑士组成的正规重骑兵。……在多次大会战中，参战的骑士不到 800 一 1000 名。但是，他们只要将敌人的重装骑手逐出战场，通常足以对付任何数量的步兵。……以至于单枪匹马冲入人群之中乱劈乱杀，这是从头到脚裹以铁甲的骑士的拿手好戏。”唐代远征高丽，白岩城一战，猛将契苾何力以800重骑突击万余高丽军，高丽军以长矛对阵，结果是高丽军大溃，唐军追杀十余里，斩首千余级而还。可见在重骑兵的面前，即便是多么训练有素的步兵，所承受的压力也是非常巨大的，只要战阵随便哪个地方出现问题，整个步兵方阵就会顷刻间土崩瓦解，如果方阵本身就有空隙，被重骑兵从侧面甚至后面杀入那就更不用说，这就是为什么重骑兵是步兵杀手的重要原因。当然重骑兵的重要性不在于他们能够杀死多少敌人，最为重要的是重骑兵的突击能有效地打乱步兵阵型，而混乱的方阵不会有任何威力，获胜不过是时间问题。从以上战例可以看出重骑兵最佳的战场就是正面对决的会战，特别是对付步兵方阵，更是得心应手，实在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兵种。 纵观中国千年的历史，重骑兵在大多数的时间内在军队的地位可以说是举足轻重，但是中国的重骑兵战术却跟西方并不相同。首先中国讲究弓马娴熟，也就是中国重骑兵并不只是单纯的用作冲击或是格斗来用，中国的重骑兵一样可以干轻骑兵的活。这就使得重骑兵在面对轻骑兵的时候不再是被动挨打的一方，在面对敌人步兵的时候攻击方式也更为多样。当然在中国讲究的是多兵种的配合，重骑兵虽然重要，但其他兵种也并非重骑兵的附从，在不同的情况下因此在中国的战争史里面很多均是轻重骑兵甚至加上步兵的联合作战，唐代的李世民便是个中高手，他惯用的招数便是用较弱的步兵对抗敌人的强兵，然后用重骑兵直捣对方阵型的弱点，给与敌人沉重的打击，破坏敌人阵型，再从背后与己方的步兵夹击对方的强兵，最后赢得胜利。在大唐开国之际，李世民受命讨伐叛乱的刘黑闼军，刘黑闼于洺州率步骑两万与唐军决战。两军对垒之际李世民先以轻骑为先锋，与刘黑闼军骑兵混战，李世民自率精锐玄甲重骑兵骑于后掩杀，刘黑闼军骑兵不是对手，向后败退。李世民趁势率重骑兵冲过刘黑闼骑兵的保护圈，于阵后马踏刘黑闼的步兵大阵。刘黑闼军亦是骁勇善战，但步兵方阵被前后夹击已经是必败之局，单凭军士的勇武已经不能挽回战术上的失败，最终刘黑闼军终于溃败，被斩首万余，只得率两百余骑逃奔突厥。这一战是中国历史上经典的轻重骑兵联合作战战例，可见我国古代军事家对多兵种联合作战的成熟运用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 马克思说过：“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虽然热兵器最终取代了重骑兵在战场上的作用，但是这个过程却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在早期的火器与重骑兵的对抗当中重骑兵依然有着非常大的优势，在这个新陈交替冷热兵器大革命的时代便对当时的军事将领有着极高的要求。在中国的明末，便是正处于这个时代。当时戚继光、俞大猷这两名明军优秀将领认识到火器的作用并开创了以火器为主要作战手段的车阵战术。车阵的最终极的目标是将战车变成有足之城、不袜之马、移动的火炮，集城他的防韧性、战车装载机动性和火炮的杀伤性于一体，使之能攻、能守、能移动。可惜目标是远大的，希望是美好的，但是现实是残酷的，明军所期望战车能达到的目标直到坦克的出现才完全实现，在这之前，明军的战车既没有机动性也没有冲击力，而且还对地形要求颇高，每每遇敌，不是猝不及防，来不及布置好那费时费力的车阵就被打垮，就是只能呆板地结车等待敌人进攻，一旦敌军打开一个口子，那么即便是优势兵力照样会全营崩溃。并且车是排在第一线拒马的，但是车上面载得却是明军的各种类型的火炮，于是明军的火炮就变成了在第一线拒敌，将火炮放在最危险的地方，如此明军火炮的下场可想而知。明军当时火器通常是一齐发射，线式战术在明军中似乎没有市场，清军很容易就能够用特制防御火器的楯车吸引明军第一波的火器齐射，然后用重骑兵快速冲锋一举摧垮来不及装弹药的明军。即便侥幸击退敌军，根本无法做到聚而歼之，敌军很快就可以卷土重来。可惜明军并未意识到这种战术对地形及敌人类型要求极高，反而不知变通地盲目使用，以至于铸成大错。明与后金的大凌河城一战，守将祖大寿率三万据城死守，清军久攻不下，于是开始围城。此时明军监军道张春、总兵吴襄等率军四万来援救，此时鉴于形势，清军不得不分兵阻击，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只能分出两万进行阻截。此时明军人数倍于清军，不思主动进攻，一举击垮对手，而是开始列阵扎营，用火器车阵进行死守。等着别人冲击。清军面对这种情况自然不会客气，集中手中的重骑兵对明军的右翼猛攻，其间虽被击退但很快便卷土重来。结果只能呆板用火器防御的明军被后金军“右翼兵猝入张春营，敌遂败，吴襄及副将桑阿尔寨先奔。张春等复集溃兵立营，会大风，敌乘风纵火，将及我军，天忽雨，反风，复战，遂大破之，生擒张春及副将三十三人。” 当清朝取代明朝之后面对日益重要的热兵器潮流并未简单地一味排斥，而是根据自己优势的重骑兵队伍，创造了与明军所不同的全新火器战法。而这种战法，在清朝的对外战争中，不断地成熟并一一地显露出来，而平噶尔丹的乌兰布通之战便是其中最为经典的一场战例。 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酋长噶尔丹，在沙俄策动下，率10万骑兵，击败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札萨克汗部。1690年，喀尔喀蒙古三汗部，撤退到内蒙古，噶尔丹以追出喀尔喀部为名，沿克鲁伦河东进，越过呼伦贝尔草原，沿喀尔喀河入侵，6月10日，进抵今日蒙边界乌尔扎会河。康熙闻讯后，组织兵力，亲征噶尔丹，率抚远大将军裕亲王福全为其左路军出古北口，命安北大将军常宁为右翼军出喜峰口。7月，噶尔丹进至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旗一带，与清军常宁部接战，清军首战失利。噶尔丹乘胜长驱直入，南下到克什克腾旗乌兰布统峰下，清廷震惊。康熙积极调整战役部署，命康亲王杰书在归化（今呼和浩特）设防，截断噶尔丹返回新疆的退路；命索额图等率兵驻守巴林，坚决扼守巴林桥。命福全、常宁、苏努、马哈恩等部速向乌兰布统集结，并从京畿、盛京、吉林、西安等地抽调劲旅参战。7月20日，康熙抵波罗和屯（今隆化），福全挥师10万，在吐力根河（滦河的上源）一线扎营。《圣武记》记载：“清军营盘四十座，连营六十里，周二十里，首发尾联结，屹立如山”（今有十二座连营景观）。噶尔丹抢占有利地形，将指挥所设在乌兰布统峰之上，登高临远，临阵指挥，设“驼城”以战，史载：“贼骑十万陈山下，依林阻水，缚驼足卧地，背箱垛，蒙以湿毡，环列如栅，号曰：驼城。士从栅隙注矢发炮，兼施戈矛……”。8月1日清晨，清军与噶尔丹大战于乌兰布统峰下。清军隔乌兰公河，设鹿角枪炮，列兵徐进。日中，双方炮声震天，杀声遍野，进击中清军右翼军被河泥水沼所阻，内大臣佟国纲（康熙舅父）率左翼军循河而上，“猝为贼打中，殁于阵……弟国维率左翼兵，由山腰卷入，蹙袭之”。激战中，噶尔丹军以驼城掩护，发射鸟铳。前锋参领格斯泰身着重甲飞舞战刀，单骑“直入贼营，左右冲击，出而复入者再”，侦得驼城虚实。于是清军以铁心火炮，子母火炮猛轰“驼城”，“驼城”断为二，打开缺口，佟国维乘势“由山腰绕后横击之，步骑争先陷阵，遂破其垒”，大胜噶尔丹军。 从乌兰布通战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清军是多么重视火炮的应用，这次战役的胜利几乎完全是通过火器和精锐重骑兵相互配合从而取胜的。清朝的火器与骑兵既能够合力并战，也能够各自为战，野战重骑兵制胜，攻坚则靠火炮轰开缺口，重骑兵顺着缺口冲击，大大减少了重骑兵面对敌人强有力的防御而可能造成的损失。防守则深沟高垒用火器正面吸引敌军猛攻，重骑兵则从侧后突袭敌军。灵活而有威力的火骑配合，才打下了清朝偌大的一个江山。 随着热兵器最终取代了冷兵器，重骑兵也随着人类战争的进化而最终退出了历史的舞台，随着岁月的流逝，中国重骑兵的光辉历史被有意无意的忽视甚至淡忘了，可是即便如此，依然抹煞不了中国重骑兵过往的辉煌岁月，虽然骑兵的时代已经不再，但是我们依然有责任将正确的历史传承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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