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牺牲之谜：因望远镜暴露身份(1)

    邓萍是中央红军长征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将领。他1908年出生于四川省富顺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与领导了平江起义，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参谋长、中共红五军军委书记，参加领导开辟湘鄂赣苏区。同年冬和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主力到井冈山，参加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0年6月任红三军团参谋长兼红五军军长，参与指挥红三军团进行长沙战役和参加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在中央苏区，邓萍南征北战，战功卓著，成为红军的著名将领。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协助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担任右路前卫，掩护中共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第三军主力突围。1935年2月27日，在中央红军长征第二次攻打遵义城的战斗中，亲临前线侦察敌情，不幸光荣牺牲，年仅27岁。参加此次战役、时任团政委的张爱萍当即写下挽诗：“长夜沉沉何时旦？黄埔习武求经典。北伐讨贼冒弹雨，平江起义助烽烟。'围剿'粉碎苦运筹，长征转战肩重担。遵义城下洒热血，三军征途哭奇男。”对于他的牺牲，过去有多种说法，成为历史谜团。最近，笔者又有新的发现。 

    过去存在四种说法 

    关于邓萍的牺牲之谜，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以下四种说法： 

    一是被敌人的冷枪击中牺牲。据遵义会议纪念馆原长期主持工作的副馆长、研究员、全国知名的遵义会议史实研究专家费侃如考证：“在攻城战斗，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和十一团政委张爱萍、参谋长蓝国清一起，于遵义老城外湘江河东岸汇川坝察看攻城路线，邓萍不幸被拱安关上守敌冷枪击中头部牺牲。”在至今为止国内出版的学术专著中和文章中，持“被敌人的冷枪打死”这种观点的占大多数。如郑广瑾、方十可著《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第一版324页），陈松、黄先荣著《伟人毛泽东在这里崛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第199页）等。 

    二是敌人发现了邓萍使用的望远镜上的反光，被敌狙击手击中牺牲。全国知名的军史研究专家、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少将，国防大学图书馆采访室主任马祥林在《重解长征之谜》一书中写道：“邓萍亲自领着红十一团政委张爱萍等几个营以上干部，冒着敌人枪弹迫近到城下小河边，隐蔽在一个小土堆后面的草丛中，举起望远镜观察地形和敌人守城部署，安排夜间即将发起的战斗。此处距城墙并不太远，也许是望远镜镜片在夕阳中的反光引起了敌人的警觉，也许是往来的传令兵被敌人发现，隐蔽在北门外拱安关城墙上的敌兵暗暗将枪口瞄向了草丛中的邓萍……一声沉闷的枪声使邓萍的话嘎然而止，子弹不偏不倚，正好射中他的头部……”在这段文字中，邓萍在观察敌情时所用的“望远镜镜片在夕阳中的反光”，成为“敌兵暗暗将枪口瞄向了草丛中的邓萍”并“正好射中他的头部”的原因之一。 

    三是前来报告情况的三营小通讯员暴露了邓萍等的侦察位置，被敌人乱放的排枪击中牺牲。据张爱萍在1936年（距邓萍牺牲只一年）所写的文章中回忆：（在邓萍与张爱萍等人正在潜伏侦察时）三营一个小通讯员跑来向张爱萍报告：“报告政治委员，营长说，'是两堵城墙，我们三营爬进去了一连多人，又出来了。'”“你是谁？”邓萍首先这样的问。“嗨，我是三营通讯员咯。”“告诉你们营长，队伍不要撤回来，把这信带去就行了。”蓝国清补充说，“准备今晚上爬城啊。”通讯员藏好了信，行了个军礼，飞跑去了。城墙垛子里的敌人看见这个通讯员暴露地飞跑着，“砰！砰！砰！”不住地乱放他那“九响棒棒”。邓、张、蓝他们三个还是匍匐在那土墩上继续进行他们的工作。“咦！”他们三个不约而同地喊了出来，“枪打到这里来了！”蓝国清还加上了一句：“你瞄准些个，你妈的！”“唉……哟！”邓萍同志忽然倒下去了。这段文字中表明，是三营小通讯员的飞身跑回，把邓萍他们三人的位置给暴露了。当时邓萍他们匍匐的那土墩，距护城河对岸仅50米远。敌人朝小通讯员开枪扫射的同时，也向他们扫了过来，并直接导致了邓萍的牺牲。同时，这也和第二种说法中“也许是往来的传令兵被敌人发现”这一原因相符。 

    四是邓萍脚上所穿的胶鞋和手中所用的望远镜暴露了身份，被敌人狙击手击中牺牲。遵义战役时担任三军团第十一团一营一连一排排长、邓萍牺牲时正隐蔽埋伏在湘江河右岸距北门仅40米的低洼地、现在仍健在且住在遵义的97岁高龄的老红军王道金认为：敌人用望远镜，发现邓萍穿的是胶鞋，知道穿胶鞋的一定是当官的，于是专门挑选了狙击手击中了他。王道金说，红军长征中，一般营以下的干部战士都是穿草鞋。营以上干部，虽然也有穿草鞋的，但一般都穿布鞋、胶鞋，有少数的领导还穿黄皮鞋。敌人发现一个穿胶鞋的红军，手里还拿着望远镜，猜测是一个比较大的干部，枪才打得很准。 

    在以上四种说法中，第一种说法太笼统，太具有突然性。敌人为何要打冷枪，冷枪为何又正好打中了邓萍，交代得不具体。第二种说法也值得商榷，在当时“天无三日晴”的黔北早春二月，有没有太阳，实在存疑。就连作者本人，也用了“也许是”这个不确定的用语。第四种说法虽是遵义战役当事人王道金的回忆，但这也只是一种推测，且王道金本人并未在邓萍牺牲现场。而第三种说法是邓萍牺牲现场当事人张爱萍的回忆，在这四种说法中，相对而言是较为可信、较有说服力的。 

    笔者的新发现 

    笔者最近发现了一段新的史料，与以上四种说法均有所不同。据2011年第2期《遵义》杂志载文披露：1987年清明节，遵义数万群众举行祭扫红军先烈活动。参与采访的《遵义晚报》记者陈世玉，在与单位同事李军（化名）谈论邓萍烈士时，李军讲述道：他的爷爷当年就是遵义老城里的一名守城团丁，是当时守城敌方的亲历者。1935年2月27日红军夺取遵义新城后，防守老城的敌军是王家烈属下的一个团，外加民团一些团丁。敌军害怕红军攻城，于是加强了工事和戒备，并增加了流动哨，密切注视城外的一举一动。那天黄昏，诚惶诚恐的敌人已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不敢有丝毫的大意。起初，敌人并未发现邓萍。刚开始时，邓萍是趴在草丛中，用手拨开草丛进行侦察。因天色渐晚，暮色苍茫中看不清城内敌情和防御工事，“急火攻心”的他竟然一时忘却了自我保护，从草丛中钻了出来，在居高临下的地形中半蹲半卧，用手中的望远镜托举在眼前，不时地朝城内瞭望。由于失去了草丛的掩护。这样，敌人就发现了他。狡猾奸诈的敌人见邓萍身上配有望远镜，左右两边还有两三个人同时出现，判断他必定是红军的“大官”。为了不惊动邓萍，敌人不动声色，暗中悄悄选准最佳射击位置，九个团丁用九支步枪瞄准邓萍一齐射击，其中一颗子弹碰巧击中了他的头部。李军还说：这些情况是他爷爷在世时亲口告诉他的。但由于那个特殊的年代，在场听到的几个人都一直没有公开此事，他算是雷着胆子一股脑儿的“竹筒倒豆”了。 

    这段文字表明，邓萍牺牲既不是被突然的“冷枪”击中，也不是望远镜上的反光暴露位置被敌人狙击手击中。第四种说法中“胶鞋暴露说”也行不通，敌人不可能看到“在居高临下的地形中半蹲半卧”的邓萍脚下的胶鞋。第三种说法说小通讯员来回走动暴露位置使邓萍被敌人排枪击中，虽是邓萍牺牲现场当事人张爱萍的回忆，但与直接导致邓萍牺牲的罪魁祸首“雷着胆子”的亲口转述相比较，可信度和说服力还是要欠缺些。“九支步枪瞄准”红军的“大官”邓萍一齐射击，其中一颗子弹正好击中邓萍的头部并导致了他的牺牲。而这九支步枪射出的子弹，包括射偏出去的子弹，正是张爱萍回忆文章中认为的敌人“乱放”向小通讯员、并转而射向他们并导致邓萍牺牲的“九响棒棒”。张爱萍当时不可能知道敌人射击时就是因为发现了邓萍位置和身份，只能认为是来回跑动的小通讯员暴露了邓萍潜伏的位置。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邓萍是由于“从草丛中钻了出来”，“手中的望远镜”和“左右两边还有两三个人”（这已得到印证，就是陪同邓萍的张爱萍、蓝国清），暴露了他红军“大官”的身份，被“九个团丁用九支步枪瞄准”击中牺牲的。而第一种说法中“邓萍和十一团政委张爱萍、参谋长蓝国清一起”，第二、第四种说法中邓萍“手中所用的望远镜”暴露身份，第三种说法中敌人打的是“乱放”的“九响棒棒”，与笔者的认为也有部分吻合之处。 

    1979年6月，费侃如等在北京访问了张爱萍。当张爱萍再次谈到邓萍牺牲时，眼眶湿润了。他说，当时他向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报告邓萍牺牲的情况时，彭德怀在电话里便骂开了，说你们这些猪狗养的，都给我去死光好了。其实他知道，彭德怀只有在悲愤至极时才会骂人。透过这无遮无挡的家乡“国骂”，他深切地感受到军团长的心，是在为红军失去栋梁之才而滴血，也是怕他们再去冒类似的危险。张爱萍还说，事后，彭德怀对张爱萍说的一句话，他至今都难忘：“革命的路还长，你们都不要作无谓的牺牲啊！” 

    1957年夏，在中央军委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的亲切关怀下，经遵义党政军民和各界人士的调查研究，在老城干田坝找到了邓萍的遗骸。1958年开始在邓萍牺牲地附近的遵义小龙山(后改称红军山)动工修建邓萍墓，次年初建成。1959年清明时节举行了迁葬仪式，将盛有邓萍遗骨的棺木放在正墓室中。如今，邓萍陵墓周围，松柏葱葱，苍翠欲滴。全国各地慕名前来的人们，在这里祭奠英烈，净化灵魂，身临其境地接受着一堂堂触及灵魂的思想教育和党课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