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皖的问题已至非经一战不能解决的严重地步，这当然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很具体地分析当时局势，段祺瑞无徐树铮，就没有那几年的烜赫声势，可是也正因为有一徐树铮而使众矢集于一身，到了直皖决裂的时候，形势已经造成，想摆脱是绝不可能的事，因此唯有一战才能解决。 当然，在最后五分钟，各方都尽量寻求一个能避免战争则避免的方案。所以直皖之战前夕，徐世昌还想尽力挽救危局。由参陆办公处于6月7日、14日18日发电三次，电召曹锟、张作霖、李纯三位巨头到北京来会商。可是李纯首先复电，称病婉辞。曹锟则借口直军吴师回防，须加布置，所以无法分身。最后只有张作霖于19日应召入关。 张作霖下车后，表示此次入京有三项目的：（一）为助靳云鹏重任阁揆；（二）为征询和局现况若何？（三）为将来裁兵与废督问题。不过这当然是表面文章。他先谒徐世昌，次访靳云鹏，然后去见段祺瑞。段祺瑞一向态度倨傲，可是这回对待以“和事佬”姿态出现的张作霖，也很和蔼可亲。张对段则十分恭顺。皖系众人弄不明白张作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连徐树铮也放下架子，亲自去造访张雨帅，竟然吃了闭门羹。 6月22日，张作霖偕同李纯的代表江苏督署参谋长何恩溥、陈光远的代表江西督署参谋长李竟成和北方各督代表多人前赴保定，于是时局的重心顿然由北京移到保定。 22日保定举行会议，吴佩孚发言最为激烈，经过反复讨论，提出了解决局势的六项条件：（一）解散安福系；（二）撤换安福系的三总长；（三）靳云鹏回任国务总理；（四）撤换北方议和总代表王揖唐；（五）撤销边防军，改编后归陆军部直接管辖；（六）徐树铮免职。 曹锟和张作霖都觉得条件似乎过于苛刻，因此把第六项徐树铮免职取消，六款改为五款，请张作霖带至北京，与当局磋商。 张作霖23日由保定返抵北京，段祺瑞当晚在团河的行馆设晚宴款待，段向张表示：自己并没有政治野心，并不想当副总统，且愿意支持一位可以合作的北京以外的人士担任副总统，这等于暗示可以支持张作霖当副总统。张作霖则表示自己一向服从“督办”的态度。 这顿晚餐，开始时的气氛很和谐，于是谈话渐渐引入张作霖保定之行，张便把保定会议的五项条件提了出来，段对于解除徐树铮的兵权，就是撤销边防军一条认为有困难。对于撤换安福系三总长，却可以商量，不过要求保证不要追查交通部和财政部的账目。原来这两部因为支持安福系，所以挪用了许多公款，如果追查起来，麻烦可就大了，所以段表示如果保证继任者不追查这些帐目，便可以叫他们辞职下台。这晚上就谈到此为止。 此后一连三天，大家在幕后磋商，双方都不肯让步。 29日，徐世昌邀请段祺瑞和张作霖两人到公府举行会议。就保定会议所提出的五项条件提出折衷意见，如安福系三总长退出内阁，徐树铮解除西北筹边使和西北边防军总司令，所部改归陆军部直辖，新内阁由周树模出组，靳云鹏仍担任陆军总长。这一天段说的话很少，也没有对这些问题表示意见。 第二天段召集安福系重要人物讨论先一天在公府会议的情形，徐树铮等这时为了自身生存问题，坚决主张采取强硬态度，不应过分示弱，三总长亦不应退出内阁，最大让步只能接受把西北边防军改归边防督办直辖，徐树铮仍留任西北筹边使。小徐用挑拨的口吻说：“如果超过这个限度，就是不替督办留余地，而我辈今后也抬不起头来了。” 段静听他左右的意见，有时闭目凝思，他是个意气用事的人，听了小徐这番话，立刻把桌子一拍，气鼓鼓地说：“对，我们不能再退一步了。他们欺人太甚。” 张作霖听说段态度转趋强硬，便又跑到团河来向段告辞。可是这次段却变了脸，不待张开口便咆哮地说：“吴佩孚区区一师长，公然要挟罢免边防大员，此风一开，中央政府威信何在？徐树铮不费一枪一弹收复外蒙，有什么地方对不起国家，一定要他去职，分明是给我难堪，太欺负人了。你们一定要他去职，必须同时罢免吴佩孚！” 保定方面听说西北边防军准备改归边防督办直接统辖，认为是换汤不换药，皖系毫无诚意，不止是敷衍，简直是玩弄直系，所以非常愤慨。 张作霖本是一个老粗，虽然他粗中有细，智慧特高，可是由他扮演“和事佬”，究竟是用非所长，何况直皖两系的成见已深，双方距离根本无从拉近，他已尽了全力，而且能抓住问题的重心，他了解问题的症结在于“解除徐树铮的兵权”，这不止是直系的愿望，也是奉系的愿望，如果小徐兵权解除，其他条件便容易谈了。可是这却是最难让段祺瑞接受的，当年为了小徐，段不惜和他受恩深重的老长官袁世凯反目，今天自然不会为了对直系让步而牺牲小徐。段的为人刚愎自用，自信自专，这些都是张作霖所了解的。他自己感到调和已不可能，段态度又转强硬，更无法谈得出结果，所以30日他备车要离开北京。 但是徐世昌认为张作霖一走，战争便无可避免，所以再三再四挽留，请张再作最后的努力。不过明眼人已经看出，小徐并没有牺牲自己挽救大局的胸襟，反而从中作梗，安福系更是变本加厉，这样情势，张作霖纵有三头六臂，也无法挽救了。 1920年7月2日徐世昌正式下令批准靳云鹏辞职，靳在请假期间，国务总理是由萨镇冰代理。靳辞职后，亦竭力推荐周树模组阁，自己愿意担任陆军总长。靳的坚决求去，是因为安福系三总长遇事和他作对，而在直皖两系磨拳擦掌，跃跃欲战的局势中，他感到左右作人难，更怕皖系以叛徒名之，所以他急于求去。他之所以愿意退居陆军总长地位，是怕他不做，小徐便乘机攫去，他和徐树铮同名列段手下的四大金刚，可是两人却势同水火。 张作霖与曹锟里应外合地催促罢免徐树铮。吴佩孚宣称非取销筹边使不可，如有反对，决先解散国会，盛传吴军已开抵长辛店。 7月4日，徐世昌在总统府举行特别会议，参陆处员均到，会议结果，对西北军决用部令改归部辖。西北军司令部即撤销。徐树铮开去筹边使，改任将军，遗缺由李垣署理。散会后即由总统府拟定命令共有三项： （一）特任徐树铮为远威将军。 （二）徐树铮应即开去西北筹边使，留京供职，西北筹边使着李垣暂行署理。 （三）西北边防总司令一缺着即裁撤，其所部由陆军部接收。 这些命令，徐世昌认为是根据29日徐段张三巨头会谈时所决定的，当时段在会谈时并未表示反对，可是段祺瑞则认为他在会谈中没有同意这个决定，段认为徐世昌是自己扶起来的傀儡，现在竟依靠“地方藩镇”势力而自专自行。对于徐树铮的处置不经辞职而予免职是不给面子，也不顾及段的颜面，所以命令发表时，段在团河大怒大骂。 7月5日段祺瑞乃以边防督办名义命令边防军紧急动员，边防军下级军官联名上书请求说明开拔地点和作战任务。段向他们作了一次简短训话，鼓励他们奋勇作战，如果这一战不能打胜，不但他个人失败，边防军也一定不能存在，全体官兵的命运均将不堪设想。 同一天，西北军五个旅长都有电报挽留徐树铮仍供原职，久病不起的段系大将倪嗣冲，也到了北京，可是他的病势沉重，一抵京即赴北戴河养病去了。 北京城顿成谣言城、恐惧城，达官贵人纷纷出京避难，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和外国饭店都告客满，张作霖也搬到奉天会馆来加强戒备。 7月6日徐世昌又请张作霖去团河再作最后一次努力，这天段的火气很大，咆哮着说：“罢免吴佩孚，万事皆休！”张说：“这恐怕办不到吧！”张作霖劝段冷静，应该化大事为小事，退一步着想。段听了很不耐烦地说：“你回你的奉天，不必管这儿闲事。”张听了一声不响就告辞而去。 这时，段派积极备战，直军亦布置防线，不遗余力。7日深夜1时，张作霖并未与任何人作别，悄然乘车出京，在军粮城下车，随即宣言“局外中立”！ 8日午前，段祺瑞由团河回到北京城，在将军府召集全体阁员及军政首要举行联席特别会议，靳云鹏等均列席，出席人员逾800余人。段极端愤怒，决定呈请总统将曹锟、吴佩孚、曹锳免职。交段亲自查办。下午国务院开临时会议，结果吴佩孚予以免职处分，曹锟则改为褫职留任，由交通总长曾毓隽、司法总长朱深送府盖印。 段在将军府议决惩办曹吴后，明知曹吴一定反抗，必至兵戎相见，乃退至私宅，召集近畿各师长，讨论出兵计划，决定派出五师，以曲同丰所部边防军第一师为第一线，刘询所部第十五师为第二线，陈文运边防军第三师为第三线，李进才第十三师为第四线，魏宗翰第九师为第五线。同时命交通部转饬京汉路局赶备专车输送。这一来，惊惶的北京城，更为恐慌，纸币骤跌，要人家眷纷纷迁徙，箱笼什物遍街触目。情形一如张勋复辟前后。 段祺瑞及内阁分别呈请大总统要求惩办曹吴，徐世昌颇有难色，因为这命令与前令大相径庭，所以不肯签署。于是段派乃以重兵围总统府，强迫徐世昌依允；并由边防军传出消息，如8日午夜免曹吴令不下，则琉璃河方面当于9日上午首先开火。徐世昌在威迫情形下，不得已乃将内阁送呈惩办曹吴之令盖印发下，这时已是9日午前。 惩办曹吴令如下： “前以驻湘直军，疲师久戍，屡次吁请换防，当经电饬撤回直省，以示体恤。乃该军行抵豫境，逗留多日，并自行散驻各处，实属异常荒谬。吴佩孚统辖军队，具有责成，似此措置乖方，殊难辞咎，着即开去第三师师长署职，并褫夺陆军中将原官，暨所得勋位勋章，交陆军部依法惩办。其第三师原系中央直辖军队，应由部接收，切实整顿。曹锟督率无方，应褫职留任，以观后效。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中央所以指挥将帅者，即将帅所以控制戎行。近年纲纪不张，各军事长官，往往遇事辄托便宜，以致军习日漓，纪律因之颓驰。嗣后各路军队，务当恪遵中央命令，切实奉行，不得再有违玩，着陆军部通令遵照。此令。” 9日，边防军第三师开赴廊房，边防军第一师与陆军第九师、第十三师、第十五师开向长辛店、卢沟桥、高碑店一带。10日段在团河成立定国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派徐树铮为总参谋，段芝贵为第一路司令，曲同丰为第二路司令兼前敌司令，魏宗翰为第三路司令，傅良佐为总参议。 同一天，外交团照会北京政府，如果战事危及外侨生命财产，中国政府应负完全责任。中国军队不得携带武器入城，飞机不得在北京上空飞过。这些限制对边防军颇不利。可是意大利公使却将使馆内所有军火秘密售予边防军，曾毓隽也从日本三井洋行借到100万元为边防军开拔费。 保定方面自获悉北京发表惩办曹吴命令后，军心愤激，一意主战，毫无回旋余地。曹锟于9日上午亲自到津行誓师礼，派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吴宣言将亲率三军，直向北京，驱老段，诛小徐，所部定名为讨贼军，设大本营于天津，设司令部于高碑店。 至此，京畿上空，战云密布，战争是无法避免了。 当时双方投入战争的兵力主要有：直系方面，吴佩孚中央陆军第三师一万一千人，直隶第一、二混成旅合计一万六千人，直隶补充旅六千人，曹锟卫队三千人，直隶警备队二十六营约一万三千人，曹锳直隶第四混成旅八千人，共计五万六千人。皖系方面，边防军第一、三两师各一万一千人，中央陆军第九师魏宗翰部六千人，陆军第十三师李进才部八千人，陆军第十五师刘询部八千人，边防军训练处学生队三千人，西北军宋子扬混成旅八千人，共计五万五千人，同时急调库伦之褚启祥混成旅火速回京，山东马良之一师一旅也即刻起兵。 但从数量上看，双方势均力敌，但是直军是久经战阵的老兵，而皖系一方的部队装备精良，人员素质又堪称一流，所以战前实在无法臆测孰胜孰负。 在战前，直、皖、奉三方文电交驰，互相攻讦，展开了一场互揭阴私，争取舆论的电报战。这可以说是民国内战的一大特点。这些电文洋洋洒洒，冠冕堂皇，无非是暴敌之短，扬己之长，细读之下，文章都是好文章。这种现象说明自辛亥以来，民主观念深入人心，就连一向独断专行的军阀们也不得不假借民意粉饰本派行为以正视听。 现在特选录几份经典文电。 直军将士告边防军、西北边防军将士书： “直军全体将士致书于边防军、西北军全体将士曰：我辈谊切袍泽，情属手足，谨抒亲爱恳挚之宣言，敬告于明顺逆知大义者，夫同类不相残，同国无义战，千古之铁案也。我祖轩辕氏制兵之始，原为对外之用，北逐荤粥，南驱苗蛮，中原始有此一片干净土。洎平北伐玁狁，西御氐羌，与匈奴、突厥、金、元、满、蒙角逐中土，无非借我国军，固吾圉也。充国屯田，德裕筹边，天下有道，守在四夷。我国边防军、西北军之设制，为对外御侮之嚆矢，凡属袍泽，畴不以手加额，踊跃三百，边防有托，西北无忧矣。乃野心权利者，利用愚民政策，采取军阀主义，拥我数十万朔方健儿，以为同室操戈之用，不以防边，而以防内，凭借西北，讨伐西南，直视我堂堂国军，桓桓武士为一家之鹰犬。在昔专制时代，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西南各省同隶版图，既无卖国媚外之罪，又焉有侵凌讨伐之理。矧共和国家，以人民为主体，人民并非欲萁豆之煎，军阀偏欲表鹬蚌之持，剥我人民脂膏，以重苦吾民，耗我国家饷糈，以疲困吾民。我国民何负于军人，我军人更何仇于国家。天良未泯，浩气犹存，既非至愚，终当觉悟。孰甘为少数私人作牛马哉？亚圣有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凡我军人动作，均应以对外为主旨，以民意为依归。是在我军人有觉悟心，尤贵我军人有辨识力。彼野心私利之徒，动辄曰服从命令，拥护中央。试问此项征讨命令，是否出于元首本心？即令出自元首，是否本于真正民意。为治命耶？为乱命耶？稍有常识者类能辨之。挟天子以令诸侯，久为权奸之惯技。安福系跳梁跋扈，而指挥安福祸国者，惟徐树铮一个。我昂藏七尺男儿，讵甘心供其驱使耶？彼安福系以路矿抵押外人，屈膝借债，豢养国军以残害同胞。我国军不乏忠义之士，明达之人，孰肯为一党一系效死命哉。上年鲁案发生，我国军有协力对外之热忱。借债发饷，我国军有不受外饷之义愤。全国军人，闻风兴起。……全国本属一家，焉有南北之界？北洋原系一体，何有皖直之分？国军同仇对外，又安有芥蒂之嫌？边防军创边防之基础，西北军开西北之宏图。我同胞方且崇拜之，敬仰之不暇，更焉有水火虞邪？此次直军撤防，原为扫除祸国殃民之安福系，及倡乱卖国之徐树铮。对于先进泰斗，同气友军，毫无挟带恶感，及并峙对敌行为。乃彼少数奸人，自知无立足之地，故为捏造流言，怂恿当道，不曰与'合肥督办为难'，即曰与'边防军西北军构怨'，是等无意识之谰言，希图妄施离间。我亲爱友军必不为其稍动。此后凡我军人，遐迩一体，披肝沥胆，敌忾同仇，耿耿此心，可对天日。外御其侮，内息阋墙，堂堂男儿，绝不坠其收买离间术中。……我边防军暨西北同袍果有能先我着鞭，驱除徐树铮，解散安福系，以顺人心，而慰民望者，则既可建拥护元首之大勋，更可全维持合肥之令名。非但所以爱元首爱合肥，亦即所以爱国家爱人民也。直军愿执鞭弭以从其后。他日历史增荣，俾直军得附边防军与西北军之骥尾，则荣幸多矣。袍泽志士，盍兴乎来！直军全体将士敬告。” 讨贼军前敌总司令吴佩孚出师前发表通电如下： “各省督军、省长、省议会、各团体、各报馆均鉴：自古中国严中外之防，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穷凶极恶，汉奸为极。段祺瑞再秉国政，认仇作父，始则盗卖国权，大借日款，以残同胞。继则假托参战，广练日军，以资敌国，终则导异国之人，用异国之钱，运异国之械，膏吾民之血。绝神黄之裔，实敌国之忠臣，民国之汉奸也。路线者国脉所在，而南起赣闽，北迄蒙满，要键无存者矣。军队者国本所托，而上自军官，下至下士，完全易汉帜矣。大逆不赦，中外所闻，斯而可忍，人心尽死。佩孚等束发受书，尝闻大义，治军而还以身许国。誓不与张邦昌、石敬塘、刘豫、吴三桂之徒，共戴一天。贼生则我死，我生则贼死。宁饮弹而瞑目，不为外奴以后亡。往者忧衷百结，以段祺瑞为军阀老辈，因尝眷念私交，不忍遽伸大义。但冀稍有悔悛，亦复不为己甚。故请惩从犯安福妖孽徐树铮等，以私曲获，此佩孚之私意，谅亦国人所矜察也。乃其日暮途穷，匪惟不悔，尤复倒行逆施，甘心举民国以送异族，躬为操莽，既一逐黄陂，再驱河间，今复威迫元首，失其自由，伪造乱命。暴戾阴狠，为振古所未闻；篡上卖国，尤中外所罕睹。夫共和主权在民，总统为民之公仆，元首袒贼以卖国，吾人尽忠报国亦当权衡轻重，况在失其自由被胁之乱命，佩孚等个人纵本末颠倒，不难伏首以就戮。为国家计，亦安能荒军人之天职，贻百载之笑骂。事变至此，惟有忍涕挥戈，以与卖国贼盗相周旋，但令悃悃血诚，为我四万万父老昆季所洞鉴。佩孚等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刀锯斧钺，非所敢恤。世或不察，目为皖直之争，愚怀耿耿，窃所未平。南北本属一家，直皖岂容二致。今日之战，为讨贼救国而战，为中国民族而战，其幸不辱命，则佩孚等解甲归田，勉告无罪于同胞。其战而死，为国人争人格，死亦有荣无憾。诸公或握军符，或主清议，奋发讨贼，当有同情。若其眜中外之防，忘国家之义，坐令国土陷于异族，子孙沦为奴隶，千秋万世，自有公论，非佩孚等所敢闻矣。涕泣陈辞，伏惟公鉴。讨贼军前敌总司令吴佩孚率直军全体同叩。” 直军全体将士致边防军西北军陆军第九师第十三师第十五师忠告书云： “敝军前次致边防军西北军书，谅邀鉴及。谨再为亲切恳挚之忠言，敬告于前线全体将士曰：同室操戈，为军人之大耻。我辈同属国军，情犹兄弟，断无阋墙私斗之理。贵师旅处段徐指挥之下，强迫开赴前线，与敝军为敌，必非出于本心。何则？敝军既非背叛中央，又非反抗元首，更非有争权夺利野心。贵师旅何至与敝军为仇，敝军所以讨段祺瑞徐树铮，讨安福系者，原为救国救民，想贵师旅亦深表同情。试想南北战争，何人作俑？卖国媚外，何人作伥？国危民病，何人作祟？追原祸始，段为戎首，徐为祸水，而安福则助虐者也。讵以堂堂国军。桓桓武士，而甘为卖国贼作鹰犬耶？彼军阀利用愚民政策，动辄曰拥护中央，服从命令，试问段命徐树铮包围公府，软禁元首，为拥护中央耶？抑危迫中央耶？贵师旅此次出师，攻击直军，为元首命令耶？抑为段徐命令耶？徐树铮夺取印信，大总统已失自由，国军处此，应助元首除段徐耶？抑助段徐逼元首耶？稍有常识者类能辨之。元首幽囚之日，正军人救国之秋，军人坐视不救，已有负天职，若此军起而救之，彼军则进而击之，有是理耶？自问良知，当能自解。敝军声讨安福，为救国也，贵师旅进攻敝军，亦为救国耶？自贵师旅束装出发，敝军已准备完全，所以相持七日，列阵以待，未即猛烈攻击者，正不忍同室操戈，轻启炮火，演煮豆燃萁之惨剧。夙仰贵师旅袍泽兄弟，深明顺逆，洞晓大义，若能去逆效顺，幡然来归，敝军敬当全体欢迎，箪食壶浆以犒从者。如有富于国家思想，夺勇为民除害，歼除安福渠魁者，敝军尤当尽礼致敬，虽为执鞭，亦所欣慕。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见义勇为，当不乏人。军人报国自属天职，为救国危亡计，为拯民水火计，为国军名誉计，为诸君前途计，均当审择利害，弃暗投明。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热不息恶木之阴，知命不立岩墙之下。人非至愚，终能觉悟，孰甘为一家一党供私斗哉。敝军所与誓与不两立者，不过少数安福系卖国党魁耳。对于贵师旅袍泽兄弟，无丝毫恶感。近日贵师旅仗义来归者，日见其多，敝军咸与优礼相待，亲爱有加。出谷迁乔，则薰莸自判，助纣附逆，则玉石俱焚。孰得孰失？何去何从？根据天良，当可自决。掬诚忠告，可质天日，敬布腹心，惟希朗照。直军全体将士忠告。” 同时曹锟有声讨安福系的通电云： “……迩来安福系力竭势穷，覆亡在即，犹复设词诬捏，谣惑听闻。或谓此举为直皖之争，或谓其中寓复辟之意，挑拨离间，肆彼阴谋。……查各省联军。此次义举，纯为救国，良以安福系数年以来，假借段、徐。把持政权，阴行卖国，横挑内乱，种种罪恶，罄竹难书。各省同志，或绾军符，或膺疆寄，对于国家大局，人民安宁，当负完全责任，且外观列强之大势，俯察人民之呼号，长此任彼横行，深惧国将不国，是以不顾利害，共起义师，绝无私意于其间。……总之，锟等此役为国家安全计，为正当防卫计，不得已而用兵，是非曲直，事实昭然。苟有私心，不但无以对同侪，而且无以对天下。敬布诚悃，正式声明，惟祈公鉴。曹锟印。” 张作霖宣布派兵入关，通电全国云： “窃作霖奉大总统令入都，本爱国保民之素志，抱宁人息事之苦衷，冒暑远征，力疾奔走。……无如我垂涕而道，人则充耳弗闻，困难情形有非楮墨所能罄者。厥后事机愈迫，险象环生，大总统日陷于荆天棘地之中，我商民日困于火热水深之下。见闻所及，惨痛难言，五内如焚，一筹莫展。不得已星夜就道，谋所以拯救之方。乃甫抵奉垣，即闻京师、保定之间，将欲发生战事，而由京到津避难者已络绎于途，大有琐尾流离之象。侧身西望，愤不欲生。……慨自国体改革以后，干戈满地，灾歉频举，国濒于危，民不堪命。现在浙有水患，苏有米荒，直、豫、鲁、奉赤地千里，天灾示警，民不聊生。稍有人心，岂堪再启兵戎，害我无告之黎庶。又何况京畿重地，遽作战场，根本动摇，国何以立？而京奉铁路，关系条约，倘有疏虞，定生枝节。上年援湘援鄂，奉军之在关内者，尚散驻于潼洛之间，若令阻断交通，势必断我接济。作霖戴我元首，卫我商民，保管我路线，援救我军旅，实逼处此，坐视不能，义愤填膺，忍无可忍，是用派兵入关，扶危定乱。其与我一致者，甚愿引为同袍；其敢于抗我者，即当视为公敌。大军所至，妖焰立摧，纪律严明，定秋毫之不犯。风云奋发，敢露布之先驰。皇天后土，实鉴此心。敬告海内，伏惟公察。张作霖叩。” 段祺瑞为了鼓励士气，特传檄全国，讨伐直军，檄云： “为檄告事，案查曹锟、吴佩孚、曹锳等目无政府，兵胁元首，围困京畿，别有阴谋。本上将军业于本月八日据实揭劾，请令拿办，罪恶确凿，诚属死有余辜。九日奉大总统令：曹锟褫职留任，以观后效。吴佩孚褫职夺官，交部惩办。令下之后，院部又迭电饬其撤兵。在政府法外施仁，宽予优容。该曹锟等应如何洗心悔罪，自赎末路。不意令电煌煌，该曹锟等不惟置若罔闻，且更分头派兵北进，不遗余力。京汉一路，已过涿县，京奉一路，已过杨村，逼窥张庄。更于两路之间，作捣虚之计，猛越固安，乘夜渡河，暗袭我军。是其直犯京师，震惊畿内，已难姑容，而私勾张勋出京，重谋复辟，悖逆尤不可赦。京师为根本重地，使馆林立，外商侨民，各国毕届，稍有惊扰，动至开罪邻邦，危害国本，何可胜言。更复分派多兵，突入山东境地，迳占黄河南岸之李家庙，严修战备，拆桥毁路，阻绝交通，人心惶惶，有岌焉将坠之惧。本上将军束发从戎，与国同其休戚，为国家统兵大员，义难坐视。今经呈明大总统，先尽京畿附近各师旅，编为定国军，由祺瑞躬亲统率，护卫京师，分路进剿，以安政府而保邦交，锄奸凶而定国是。奸魁释从，罪止曹锟、吴佩孚、曹锳三人，其余概不株连。其中素为祺瑞旧部者，自不为彼驱役。即彼部属，但能明顺逆识邪正，自拔来归，即行录用。共擒斩曹锟等献至军前者，立予重赏。各地将帅，爱国家，重风义，适此急难，必有履及剑及兴起不遑者，祺瑞愿从其后，为国家除奸慝，即为民生保安康，是所至盼，为此檄闻！” 直皖两军开火以后，广州军政府也发表通电，声讨段祺瑞，电云： “国贼段祺瑞者，三玷揆席，两逐元首，举外债六亿万，鱼烂诸华，募私军五师团，虎视朝左。更复匿嬖徐树铮，排逐异己，啸聚安福部，劫持政权。军事协定，为国民所疾首，而坚执无期延长；青岛问题，宜盟会之公评，而主张直接交涉；国会可去，总统可去，而挑衅煽乱之徐树铮，必不可去；人民生命财产，可以牺牲，国家主权，森林矿产，可以牺牲，而彼辈引外残内之政会，必不可以牺牲。凶残如朱温董卓，而兼鬻国肥私；媚外如秦桧、李完用，而更拥兵好乱。综其罪恶，罄竹难书。古人权奸，殆无其极。军府恭承民意，奋师南服，致讨于毁法卖国之段祺瑞及其党徒，亦已三稔于兹，不渝此志。徒以世界弭兵，内争宜戢，周旋坛坫，冀遂澄清。而段祺瑞狼心不化，鹰瞵犹存，嗾使其心腹王揖唐者，把持和局，固护私权，揖盗谈廉，言之可丑。始终峻拒，宁有他哉？乱源不清，若和奚裨。吴师长佩孚，久驻南中，洞见症结，痛心国难，慷慨撤防。直奉诸军，为民请命，仗义执言，足见为国锄奸，南北初无二致也。乃段祺瑞怙恶饰过，奖煽奸回，盘踞北都，首构兵衅，以对南黩武之政策，戕其同袍；以不许对内之边军，痛毒畿辅。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但知异己即噬，不惜举国为雠，故曩诿为南北之争者，实未彻中边之论也。道路传言，佥谓该军有某国将校，阴为之助，某氏顾问，列席指挥，友邦亲善，知必谣言，揣理度情，当不如是。然而敬塘犹在，终覆唐室，庆父不除，莫平鲁难。今者直省诸军，声罪致讨，大义凛然，为国家振纲纪，为民族争人格，挥戈北指，薄海风从。军府频年讨贼，未集全勋，及时鹰扬，义无反顾，是用奖率三军，与爱国将士，无间南北，并力一向，诛讨元凶。其有附逆兵徒，但知自拔，咸与维新。若更徘徊，必贻后悔。维我有众，壹乃心力。除恶务尽，其建厥勋。褫奸雄之魄，毋或后时，抉郿邬之藏，相偕饮至。昭告遐迩，盍兴乎来！” 段祺瑞对“讨直”之战是很有信心的，他曾吹嘘说，战争开始，只消九十六小时就可以攻下保定。但是令他万万想不到的是7月12日奉军第二十七、二十八两师大军已经开进关来，在京奉路、津浦路以及马厂、军粮城一带布防。同时联合曹锟、王占元、李纯、陈光远、赵倜等发表通电，讨伐段祺瑞。 本来，从7月11日起，直皖两军前线已有了小规模的冲突。北京城中已时闻炮声。传说边防军和刘询的第十五师有不愿出战的表示，每与直军接触，均着着后退。迨奉军入关，段祺瑞这才真的慌了手脚，乃派曹汝霖、傅良佐往谒徐世昌，请求颁发停战令，意在转圜。14日徐世昌下令云：“所有各路军队，均应恪遵命令，一律退驻原防，戮力同心，共维大局。” 段系手忙脚乱，一方面压迫徐世昌下了停战令，另一方面又觉得当前情势必需速战，否则军心不易维持，而且势成骑虎，箭已上弦，不得不发。所以在7月14日下午又召集特别军事大会，决议立即下达总攻击令。于是直皖战争正式打响。 直皖战争的战区分为东西两路，东路在京奉铁路沿线，西路在京汉铁路沿线。 皖军西路总指挥为段芝贵，率边防军曲同丰之第一师，陈文运之第三师第五旅，刘询之第十五师，魏宗翰之第九师两营，李进才之第十三师辎重营，在涿州、固安、涞水一线布防。边防军第一师为主力，集中于良乡--琉璃河--涿州一线，左翼为边防军第三师，右翼为陆军第十五师。东路军由徐树铮为总指挥，率西北边防军宋子扬之第二混成旅，边防军第三师之第六旅，陆军第九师之大部，布防于廊坊、落垡一带。其作战计划为：西路军主力沿京汉铁路南下，直趋保定；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率部由湖北北上，驻洛阳的西北军第二混成旅宋邦翰部，第四混成旅张鼎勋部同时东进，三军会合，围歼直军主力于中原地区。东路皖军全力夺取天津并乘胜南下，驻济南的边防军第二师马良部沿津浦路北上，夹击并歼灭东线直军。 直军西路以吴佩孚为总指挥，率所部第三师，直隶第二混成旅阎相文部，第三混成旅萧耀南部，在易县、涞水、涿州、固安一线布防。东路以曹锳为总指挥，率所部直隶第四混成旅，直隶第二补充旅董政国部，直隶守备大队二十个营，驻守杨村。其作战计划为：西路直军主力沿京汉铁路北进，与皖军主力决战；李奎元所部陆军第十一师监视并相机阻止皖军吴光新部北上；以驻郑州直军和驻洛阳奉军（许兰洲部）包围洛阳的西北边防军；东路在京奉铁路线与皖军对阵，并派商德全之直隶第五混成旅驻守德州，阻止山东马良部边防军第二师北进，以确保天津。 西路是双方交战的主战场。7月14日晚八时，琉璃河之边防军第一师骑兵第一团，及第十三师第一营，向直军第十二团第二营开始总攻击，双方战斗至二小时之久。由于皖军炮火猛烈，直军被迫后退。当皖军接近第一道防线时，直军突然反击，将皖军逐回原阵地。11时，皖军再度进攻，又未得手。15日晨6时，皖军集中火力向固安及宫村附近的直军猛烈进攻。激战数小时，直军退守高碑店，皖军占领涿州和松林店，并向固安发起进攻。吴佩孚在城内指挥直军顽强抵抗。同日，东路西北军第二混成旅全部及边防军第三师步兵二团，共约一万五千人，分三路由张庄、蔡庄、皇后店进攻杨村之直军防线。直军在杨村车站吊桥之两旁边架设大炮还击，双方各有伤亡，战事呈胶着状态，而皖军渐有不支之势。 16日天津开到一支日军护路队，借口维护铁路交通，强迫直军移走大炮并退出铁路线二英里以外，因此直军防线打开了一道缺口，皖军遂乘虚而入。直军放弃杨村，退守北仓，京津铁路因此不能通车。 从14日到16日，这三天战争中，一共打了两仗，都是直军败北。 但是不久战争情况便起了变化，尤其是西战场。吴佩孚的后撤，其实是诱敌之计，他将精兵摆在左右两翼，只等皖军深入。16日右翼直军第三混成旅及第三补充旅由固安北进，将边防军第三师击溃，师长陈文运受伤逃走，直军占领南庄、长安城等地。当夜下起瓢泼大雨，雷电交加，皖军的重型榴弹炮失去作用。吴佩孚亲率左翼一部直军突入在涿州、高碑店之间的松林店，这是皖军前敌总部的所在地。总部内一切很平静，曲同丰好整以暇地准备直捣保定，生擒曹吴，以立不朽的大功。不料枪声突起，敌军已经掩入。吴佩孚轻骑率领精兵冲进曲的司令部，曲吴本有师生渊源，原来曲同丰曾在武备学堂当过教习，而吴佩孚则在武备学堂受过训练，因此应该是师生，吴见到曲还行了一个军礼，接着便请这位“老师俘虏”上车去保定。 由于曲同丰和司令部的全体高级将领全数被俘，第十五师刘询所部和边防军第三师陈文运所部，便像山倒堤崩一样从高碑店败退下来，当天直军就占领涿州，并向长辛店追击前进。第十五师原属直军，是冯国璋的卫队，因为冯死后这支军队一直在段范围内，备受歧视，所以被迫前来作战，战前就有刘询不稳的谣言，而甫一接仗，师长刘询便不知去向。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因此该师第二十九旅旅长张国溶，第三十旅长齐宝善率领一部分士兵向吴佩孚投降。另一部分退到北京，段急忙下令关闭城门，不许他们进城。 东战场方面也发生了变化，由于奉军各部开始参战，联合直军，夹击皖军，进迫廊坊。17日，徐树铮在廊房听到西线皖军战败，乃匆匆赶返北京，他所指挥的边防军遂在没有统帅指挥的情形下，不战而投降直军。 17日，天津领事团派出美、英、法、日四国护路军，率同工程人员修复杨村铁路，京津火车遂恢复通车。 同一天，吴佩孚向曹锟致电报捷，略称： “现边军第一师曲同丰师长因伤亡过多，有伤人道，派副官吴敬珉同天主教李司铎前来，请求休战，已派随办营务汇春芝接洽。十五师齐旅长忱安，张旅长拱宸亦派执事官持函前来，谓该师原与直军一致，因在积威下有不得已苦衷，愿以全师来归。师长即函请齐亲来松林店面定办法，现双方正面炮火已熄，仍令前线严防。又接前方电话报告，陈文运全师，已被我军右翼萧、彭两旅击散，其曲同丰一旅愿缴械投诚。十五师完全归顺我军，第六旅明早可到琉璃河，奉军郭旅长现驻涿州东门外，明早进城，师长亦明日到涿。” 7月18日皖军主帅之一的曲同丰押抵保定，在曹锟的迎宾馆“光园”正式行献刀典礼。曹锟自称敬慕明将戚继光的为人，所以把这座接待外宾的招待所冠以“光园”之名。 曲同丰是山东人，和吴佩孚同乡，和曹锟亦是熟人，这次相见，一为座上主，一为阶下囚。可是曲同丰颇识时务，他表示是自愿投降的，所以乐意让旧友举行“受降礼”。曹锟在大厅中站立，曲同丰由直军将领陪同，全副戎装，步履铿锵，进入大厅，后面还有其他被俘的军官，曲首先由腰间解下军刀，双手捧献曹锟，并且朗声说：“鄙人今天愿意向贵经略使投降，特将军刀献上，宣誓决不与贵军为敌。”曹锟双手接刀后，又将军刀发还，用和悦的音调对面前的降将说：“本使今天愿意接受贵司令投降，贵司令作战勇敢，本使深为敬佩，特将军刀发还，仍请佩带。本使当按照优待俘虏条例，予贵司令以最优待遇。”受降礼完成后，两人握手叙旧，欢若平生。 曲同丰在保定献刀后，即发出通电，劝告边防军弃暗投明，共起讨“贼”。段祺瑞在北京获悉曲同丰这一幕丢脸的投降献刀戏以及通电讨段后，已经是大势全去，气也来不及了。 而段芝贵以火车为司令部，在战争期间竟打麻将，身为主帅，如此儿戏，难怪皖军不堪一击了。小段是北洋时代出名好打麻将的，当时北洋好此道的有梁士诒、段芝贵、王克敏、孙慕韩、潘复、张弧等，尤其是梁、段、王、孙几乎每晚必聚，常赌到天亮。梁士诒大小不拘，常在牌桌上看公事。 小段在牌桌上指挥直皖战争，败讯传来，牌局未终而大呼开火车逃走，后来在北京传为笑谈，列为直皖战争野史中一段佳话。 可怜的段祺瑞用了段芝贵和曲同丰两员大将，如何不败。 段祺瑞迭接败耗，不料他数年心血，竟毁于一旦，三天的考验才知道皖系的军队如此“不经一战”。他是一个刚强的军人，这时真想自戕，幸左右监护严密，劝他不必寻短见，因为直军虽已开火，成为敌人，究竟还有同袍之谊，是不会过分的。 18日，段祺瑞请求徐世昌下了一道停战令，以阻止奉直联军进入北京城，同时派傅良佐到天津向直军求和。 19日，段祺瑞发出通电引咎辞职，电云： “保定曹经略使、天津曹省长、盛京张巡阅使、南京李督军、南昌陈督军、武昌王巡阅使、开封赵督军、归化蔡都统、宁夏马护军使同鉴：顷奉主座电谕：'近日叠接外交团警告，以京师侨民林立，生命财产极关紧要，战事如再延长，危险宁堪言状？应令双方即日停战，速饬前方各守界线，停止进攻，听候明令解决'等因，祺瑞当即分饬前方将士，一律停止进攻在案。查祺瑞此次编制定国军，防护京师，盖以振纲饬纪，并非黩武穷兵，乃因德薄能鲜，措置未宜，致召外人责言，上劳主座之廑念。抚衷内疚，良深悚惶！查当日即经陈明，设有贻误，自负其责。现在亟应沥陈自劾，用解愆尤，业已呈请主座，准将督办边防事务，管理将军府事宜各本职，暨陆军上将本官，即予罢免；并将历奉奖授之勋位勋章，一律撤销，定国军名义，亦于即日解除，以谢国人。谨先电闻。” 在这个电报中，他故意漏去直军最重要的一个人吴佩孚，可以见到段对吴咬牙切齿之恨。 23日至24日，直奉联军进入北京，分别占领南、北苑的军营。直皖战争至此结束。 直皖两系从冯国璋入京接任总统后即开始冷战，前后历时三年，这也是北洋军阀统治期间一个特色--冷战期长，热战期短。直皖冷战了三年，可是打仗不过三四天。尤其怪异的，是两系的阵容并不鲜明，真正敌对的，在皖系方面是段祺瑞和徐树铮可指挥的边防军，在直系方面则是曹锟和吴佩孚所统率的直军。其他各省的两系军人都按兵不动，坐观成败。 直皖战争结束后，北京政府在直奉军阀的支配下开始处理战后善后事宜，以清除皖系势力。7月23日北京政府特派王怀庆督办近畿军队收束事宜。24日准免财政总长李思浩、司法总长朱深、交通总长曾毓隽职。派田文烈兼署交通总长，财政、司法两部则由次长代理部务。又准免京畿卫戍司令段芝贵职。26日令撤销曹锟、吴佩孚等处分。批准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辞职，派殷鸿寿继任。28日准督办边防事务兼管理将军府事务段祺瑞辞职。令裁撤督办边防事务处。令撤销西北军名义。29日派昭武上将军、热河都统姜桂题兼管将军府事。 7月29日北京政府下令通缉祸首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李思浩、姚国桢等，着分别褫夺官职勋位勋章，由步军统领京师警察厅一体严缉。 与此同时，各地的皖系军队也相继被直、奉军收编或遣散。 驻济南的边防军第二师马良部，曾一度击败直军商德全旅，进占德州，后来商德全在奉军的支援下全力反攻，转败为胜，将马良部逼至济南一带。战后，边防军第二师被改编为山东第七混成旅。驻洛阳的西北军第一混成旅宋邦翰部和第四混成旅张鼎勋部，战后在直系强行接收时发生哗变，官兵大部溃散，不复成军。原驻宣化的西北军第五混成旅李如璋部，兵败后逃至南口、居庸关一带，被察哈尔都统王廷祯部包围缴械。任长江上游总司令的吴光新手下有六个旅，是皖系的一支重要力量。7月上旬，开战在即，吴光新接到段祺瑞密令，将部队向汉口秘密集结，准备突袭湖北。然而这位吴舅爷（吴是段祺瑞的内弟）志大才疏，7月16日，湖北督军王占元借酒宴之机轻而易举将吴光新扣押。吴部驻信阳的赵云龙，陶云鹤两旅稍作抵抗，就被李奎元的十一师解决。驻沙市的刘文明旅，驻武穴的刘耀龙旅等部均为王占元接收改编。 这场战争应了那句话：“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但是段祺瑞在全国人民仇视日本之时，竟然一意孤行，积极同日本勾结，以至于失去全国的民心。各地舆论都倾向直系，希望曹吴获胜，就看吴佩孚从衡阳北撤，沿途人民夹道欢迎的声势，就知道皖系必败的结局了。 皖系失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军队问题。边防军看上去装备精良，军容整肃，然而却是中看不中用。军官虽说都是学生出身，但都未经过实战，皆纸上谈兵之辈，而且没有一位像样的统兵大将来率领。反观直军，从上到下都是训练有素的老兵，久经战阵，其统帅吴佩孚在当时号称“第一流军人”，因此皖系失败也不冤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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