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左）、聂荣臻在红军第二架飞机“马克思”号飞机前 在共和国的十位元帅中，聂荣臻和林彪两位是从一个“家”中走出来的。这就是红一军团。他们在红一军团中相互配合了四年。林彪是军团长，聂荣臻是政治委员。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一军团是赫赫有名的。这支部队最初是以井冈山上的红四军为主力组建的。军团长和政治委员分别由朱德和毛泽东兼任。聂荣臻和林彪接过这支部队是1932年3月。 红一军团的业绩最早是由美国记者斯诺传播出来的，在他的《西行漫记》中，他写道：“红一军团从来没有打过败仗。”历史的真实也基本是这样。在聂荣臻和林彪的领导下，红一军团在中央根据地是反“围剿”战争的主力，在举世无双的战略大转移中，红一军团是长征的先遣部队，担负着掩护中央纵队、军委纵队和为整个部队前进开路的重任。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又依赖这个军团取得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的胜利。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的一一五师也就是以这个军团为主力组建的，他们出师之后第一个战果就是平型关大捷。 聂荣臻对林彪的认识 在红一军团聂荣臻比林彪待的时间还要长，从这个军团恢复的第一天到这个军团取消近六年的时间，聂荣臻一直是这个“家”的政治委员，而林彪在1936年5月出任红军大学校长后就把军团长的职位交给了左权。要说红一军团的“家长”，聂荣臻是当之无愧的。 聂荣臻和林彪在红一军团合作共事四年，以后又两度搭档，共创了平型关战役和平津战役的辉煌，总的来说，他们是合作和配合的。事实上，从安排他们共事的第一天起，聂荣臻就把搞好与林彪的关系摆在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 聂荣臻比林彪长8岁，在黄埔军校时，他们俩就认识，当时聂荣臻是黄埔教官，而林彪是黄埔第四期的学员。北伐到武汉，林彪毕业到独立团实习，还是经聂荣臻之手分配的。1932年初，聂荣臻来到中央根据地不久得知自己要去与一个小自己8岁，且是自己的学生的人合作，心情自然有些复杂。在《回忆录》中，他写道： 这次我和林彪一起被派到一军团工作，在我当时看来，林彪还年轻，世故也比较少一些，虽然气盛，但只要做好工作，还是可以团结共事的。 日久见人心，聂荣臻对林彪的认识更进了一步。 他平时是一个不爱讲话的人，和他共事，推心置腹地交换一些意见，有时感到困难。往好处想他，这个人似乎很深沉，往坏处想他，又觉得他很阴沉而又有些阴鸷。 林彪不是不能打仗之人。有时他也能打。他善于组织大部队伏击和突然袭击。可是由于他政治上存在很大弱点--个人主义严重，对党不是很忠诚，有时就使他在军事指挥上产生了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 有了对合作对象的客观认识，聂荣臻从大局出发，从红一军团的发展建设出发制定了与林彪合作的原则：“尽量支持他的工作，遇到非原则问题，即使有不同的看法，也不多争论。但是遇到原则问题就不能让步。” 聂荣臻和林彪在红一军团时因为原则上的问题曾有过四次大争吵。 第一次争吵 第一次争吵发生在中央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时的漳州战役结束后。 漳州是福建省的第二大城市，这里侨眷多，有钱的人也多，街上到处可见穿戴比较阔气的人。红军攻下漳州后，决定在这里筹集款子，改善部队军需。因为在筹款过程中遇到阻力，作为军团长的林彪就有意无意地放松了对部队的约束，有的地方还出现了在大街上拷打老财的现象。 作为政治委员，聂荣臻第一次认为这是要“掌舵”的原则问题。因为它事关红军这个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执行何种政策，影响当时民心向背，关系新开辟的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找到林彪，聂荣臻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的愤怒和不满。 林彪红着脸反问道：“那我们究竟要不要钱？政委同志，没有钱就不能打仗。” “钱，我们当然要。但我们不光要钱，还要政治。我们是红军。漳州是打下来了，如果我们把政治影响搞坏了，你筹到再多的钱，甚至把漳州所有老财的财产都没收了，也是毫无意义的。” 林彪自知理亏，不再吭声，聂、林共事过程中的第一次争吵，在互相沉默中结束。经过争论，林彪纠正了错误，部队也经过教育，杜绝了只顾弄钱不讲政治的倾向。 第二次争吵 聂荣臻和林彪之间的第二次争吵,发生在长征途中部署突破敌人第三道湘江封锁线时。这次争吵是聂荣臻为纠正林彪不执行军委命令的个人主义行为产生的。 红军长征开始时，蒋介石为阻止红一方面军与二、六军团会合，在湘江布置了三道封锁线。在部署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时，红一军团领受的任务是派一支部队控制粤汉铁路东北约十多公里的制高点--九峰山。九峰山有连绵起伏的峰峦。红军如果占领了九峰山，就可以阻止广东军阀先期占领粤汉线上的乐昌，阻止他们从乐昌向我中央纵队发动袭击和堵截。 当时，红军已经得知广东军阀的部队正在开赴乐昌途中，情况十分紧急。接到任务后，林彪把作战命令看了好几遍，又举起望远镜一遍又一遍地观察九峰山，对站在一边的政治委员说：“荣臻同志，我们完全可以不去占领九峰山，直接冲过乐昌。” 聂荣臻知道林彪的老毛病又犯了。因为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他经常会做出这样不负责任的行为。聂荣臻立刻说：“这怎么行？广东军阀的部队正在开赴乐昌。军委命令我们必须占领九峰山呀！” 林彪说：“广东军阀的部队还没有到达乐昌，我们完全可以避开九峰山。” 聂荣臻说：“那也不行。我们离乐昌还有一段路，虽然敌人现在还没赶到乐昌，但他们坐汽车，我们是用两只脚走路，等我们赶到乐昌时，也许敌人的汽车早已跑到我们前面去了。” 林彪仍很固执：“既然知道两只脚跑不过敌人的汽车轮子，去占领九峰山不是更耽误时间吗？” 聂荣臻觉得占不占领九峰山，这不是一个战术上的小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央纵队的安全问题，我们决不能为了图侥幸而去冒大险。平时小事他可以不争论不管，但今天这个事他非管不可。 歇了一会儿，聂荣臻严肃地指出：“占领九峰山，这是军委的命令。军团的任务是掩护中央纵队，即使我们能赶在敌人前面从平原上跑过乐昌，还有中央纵队在后面呢！如果我们不占领九峰山，中央纵队被敌人截断怎么办？” 参谋长左权看到两人争吵得十分激烈，建议派陈光带一个连到乐昌去侦察一下。聂荣臻对此毫不含糊地回答说：“我同意派人去侦察，但部队继续前进，一定要遵照军委的命令行事，一定要派部队控制九峰山。” 陈光侦察以后回来报告说：“在乐昌大道上已经看到敌人，正在向北开进。” 1932年11月6日下午15时，军团部到了麻坑圩，林彪利用敌人的电话线亲自侦察敌情，在电话里他假装敌人的口气，和乐昌附近的赖田民团团长通了一次话。敌人的民团团长当然想不到和他通话的是红军，告诉林彪说前天粤军邓龙光部三个团到了乐昌，一个团今天开往九峰山去了。林彪急了，放下电话，赶紧命令二师四团不惜代价抢占九峰山。四团深夜奔袭，在九峰山激战一夜，终于完成了掩护中央纵队和红九军团从九峰山以北安全通过第三道封锁线的任务。 对林彪的处置，聂荣臻感到满意。 第三次争吵 聂荣臻和林彪之间的第三次争吵是在遵义会议之后关于毛泽东的领导权问题。 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握军权，他以过人的胆略和不同凡响的指挥艺术，虚虚实实，声东击西，极大地调动了敌人，使一支只有3万人的红军纵横于几十万敌军之间，最终争得了主动。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不但把敌人弄糊涂了，也把红军内部的一些人弄糊涂了。红军四渡赤水到达会理期间，在中央红军领导层中，泛起一股小小的风潮，要求撤换毛泽东的指挥权。林彪就是带头起来倡议的一个。 林彪埋怨说：“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这会把部队搞垮的，像这样领导指挥还行？！” 对于林彪的埋怨，聂荣臻作了耐心的解释，他说：“这个阶段，我们是声东击西，大踏步地机动作战，不断地调动敌人。这样打法，部队自然要多走一点路，疲劳一点。可是敌人却对我们捉摸不透，便于我们隐蔽企图，使我军由被动变为主动。” 林彪不服气，与聂荣臻争吵起来，他还给彭德怀打电话，煽动彭德怀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 林彪打电话时，聂荣臻就在旁边。林的要求被彭德怀回绝了。聂荣臻更是严肃地批评了林彪的所作所为，说：“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聂还警告林彪说：“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指令给部队不执行。” 对聂荣臻的话，林彪听不进去，写信给中央三人小组，要求朱毛下台。实际上是要毛泽东下台。林彪把信写好后，要求聂荣臻在信上签名，遭到了聂荣臻的拒绝，最后，他就单独签字上送了。 1935年5月12日，毛泽东在会理城郊外的铁厂村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周恩来批评了林彪，指出毛泽东采用声东击西、与敌人兜大圈子的办法甩掉了敌人，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则批评林彪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在危急的日子里，聂荣臻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与林彪的分裂错误进行斗争。 第四次争吵 聂荣臻和林彪之间的第四次大争吵发生在长征途中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这次争吵，两人都动了气，拍桌子把一个盘子也打翻了。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为讨论两军会师后的进军路线，6月26日，中央和红四方面军领导召开了两河口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张国焘提出到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的主张，遭到了会议的否决，会议最后作出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决定。对这个决定，聂荣臻是赞成的。 两河口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张国焘在其住处请客，客人是聂荣臻和彭德怀。席间张国焘说中央红军很疲劳，减员很大，说他已经决定拨两个团给一、三军团。 聂荣臻过去就认识张国焘，因南昌起义时他临阵犹豫动摇，给聂荣臻留下的印象很不好。这次会师后，他处处表现出的傲慢自大的样子，也让聂荣臻有些反感。从张国焘住处出来，聂荣臻觉得他这次请客别有目的，就问彭德怀：“他为什么请我们两人吃饭？”彭德怀没有正面回答，只是笑着说：“拨兵给你，你还不要？”聂荣臻虽然不动声色，但心里开始警惕张国焘的所作所为。 1935年7月，毛儿盖政治局会议之后，红一、红四方面军联合编组，组织左右路军。右路军由中央红军的一、三军（此时将军团改为军的番号）和四方面军的四、三十军和军委纵队一部联合组成；左路军由四方面军的九、三十一、三十三军和中央红军的红五、三十二军及军委纵队一部联合组成。左路军由朱德和张国焘指挥，右路军的总指挥是徐向前，陈昌浩是政委。林彪和聂荣臻的红一军团编在右路军中。 右路军组成后，林彪和聂荣臻被通知立即去指挥部开会。会议结束后，陈昌浩请客。陈昌浩请客是张国焘请客的继续，吃饭之后，陈昌浩要林彪先走，说是还有事要同聂荣臻谈一谈。谈话中，陈昌浩单刀直入询问聂荣臻对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的态度。 聂荣臻知道陈昌浩是张国焘的人，回答得也毫不掩饰，他说：“遵义会议我已经有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有了态度，这两次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陈昌浩同聂荣臻的谈话进行到10点多钟，其中的奥妙和玄机，他不言明，聂荣臻也能明白。 回到军部后，聂荣臻怎么也不能平静下来，他认为自己有必要去提醒林彪。因为当时他已经获悉了张国焘的一个新方案，即将聂荣臻调到三十一军当政治委员，把林彪调到另一个军去任军长。这个方案的实质就是通过调虎离山，把红一军团“吃”掉。当聂荣臻将自己了解到的这一新情况及自己的担心告诉林彪后，林彪不仅不以为然，反而讽刺聂荣臻是“宗派主义”。 聂荣臻听了十分生气，当场就与林彪吵了起来，他说：“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一贯不一致，我们应该时时警惕。我觉得这不是宗派主义，这是路线问题。” 一提到“路线”这根敏感的神经，林彪心头“突”地冒出了一股无名火，竟然猛地一拍桌子，说：“什么路线问题，你说他路线不对吗？那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我们才几个人哪？” 来而不往非礼也。聂荣臻也拍着桌子说：“人多就正确吗？蒋介石的人更多呢，难道能说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 不久，聂荣臻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张国焘真的电示陈昌浩要他挟持右路军南下，并指示说，如果一、三军不听指挥，就采取“党内斗争”办法解决。关键时刻，叶剑英立了大功，才让红一、三军团脱离了险境。 聂荣臻和林彪的这场争吵，谁对谁不对，不言自明。 1936年5月，林彪调任红军大学校长。新的命令，结束了他们的争论，也结束了他们之间的合作。分别前，聂荣臻为林彪举行了一次气氛热烈的欢送会。会上，林彪旧事重提，想为他们的争论作一个总结。下面是他们在会上一段心平气和、坦诚相待的对话： 林彪说：“我们在一起搞了几年，现在要分手了。过去我们之所以发生分歧，你是从组织上来考虑的，我是从政治上考虑的。” 聂荣臻说：“你这个说法不对，你把政治上和组织上绝对对立起来，完全不对头。我们之间争论的许多问题，都是政治问题。” 总的说来，红一军团四年，聂荣臻和林彪的合作是成功的，分歧和争论是原则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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