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关系由对峙走向接触：曾因海洋权益冲突频发(1)

    相对于中朝关系而言，冷战时期中韩关系的发展表现得较为简单。由于分属于不同阵营，双方立场明确，彼此泾渭分明。在朝鲜战争结束后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中韩两国隔海对峙，相互口诛笔伐，几乎没有任何往来。从中国政府的官方文件和新闻媒介表达出来的关于韩国的观点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韩国当局是美国的附庸和走狗，是美国推行对华政策的工具，美韩勾结破坏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是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根源；其二，韩国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中国支持韩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反独裁、反美军占领、反对迫害、争取民主的斗争。同样，韩国采取了亲美反共的立场和政策，同美国签订共同防御协定，把共产主义视为洪水猛兽，极端仇视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韩国一些政要还不时发表一些反华言论，采取一些敌视中国的行动。归结起来，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初期的30多年间，中韩之间的对峙与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围绕《朝鲜停战协定》谈判与实施的斗争

    其中，首要问题是遣返战俘问题。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总计战斗伤亡35万余人，失踪25600余人，在失踪者当中，大部分被俘虏。根据《朝鲜停战协定》第3条“关于战俘安排”的有关规定，在停战协定生效后的60天内，各方应将其收容下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分批直接遣返，交给他们被俘时所属的一方，不得加以任何阻挠；各方应将未直接遣返的其余战俘，从其军事控制与收容下释放出来统交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按照《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的规定予以处理；凡一切坚持遣返的病伤战俘须予优先遣返，全部战俘的遣返须在停战协定生效后60天内完成，各方尽早完成其收容下的上述战俘的遣返。然而，1953年6月18~22日，就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签字刚过10天，李承晚政府就组织战俘逃跑，自行就地释放北方战俘27000余名，故意制造麻烦，阻挠《朝鲜停战协定》的达成。特别是在遣返战俘过程中，李承晚伙同台湾的蒋介石，采用暴虐手段迫害要求遣返的战俘，对志愿军战俘进行威胁利诱。韩国政府在战俘遣返问题上所作的手脚，加剧了中韩之间的敌对情绪。同时，李承晚不断叫嚣将战争进行到底，企图阻挠和平的实现。1953年7月19日，在停战谈判即将达成协议前夕，李承晚连续发表声明和谈话，声称“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把北朝鲜从共产党手里解放出来”。对于李承晚的战争叫嚣，中国立即进行了抨击。7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社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高度评价停战协定的签订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1954年4月26日召开的讨论朝鲜问题与恢复支那和平的日内瓦会议上，中韩再次进行了激烈交锋。韩国代表污称中国对朝鲜的“侵略”与“控制”，对中国发起无端攻击，遭到中国代表的严厉驳斥。日内瓦会议耗时51天，由于双方各执己见，特别是美韩的恶意阻挠，最终未能取得任何进展。

    (二)关于《日韩基本关系条约》的签订和韩国出兵越南问题

    日韩两国自1952年正式开始交涉，经过长达10年时断时续的多次外交谈判，至1962年，日韩缔约建交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由于朝鲜半岛南北对立有增无减，而各方均宣称对半岛全境拥有主权。因此，日韩交涉中所涉及的日韩合并评价、日本36年殖民统治的认识、财产请求权、旅日侨民国籍与法律地位等历史遗留问题，从一开始就超越了日韩两国的双边范围。韩国人民普遍认为，解决朝鲜半岛与日本之间的“邦交正常化”，应该由统一的朝鲜政府同日本政府谈判，在目前朝鲜分裂的情况下，韩国没有资格代表全体朝鲜人民，因此，韩国人民发起了抵制“韩日会谈”的运动。韩国单方面对日和谈行为也引起了朝鲜的强烈谴责，特别是日韩双方谈妥财产请求权处理意见并加快谈判步伐后，置身谈判桌之外的朝鲜对日韩交涉的指责也更为激烈。中国舆论则对朝鲜给予声援。在此期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系列社论对所谓的日韩和谈进行揭露和批判，中国外交部也发表声明强调不承认该条约。在抨击日韩谈判缔约的同时，韩国出兵越南为美军助战，是中国舆论抨击的又一个目标。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警告韩国政府“甘心为美国侵略越南战争效劳，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同时韩国与台湾当局的频繁接触，发展所谓的“政治和军事合作”，更加引起中国的警惕和不满。

    (三)中韩海洋权益冲突频发

    北起鸭绿江口，南达中国长江口北角至韩国济州岛西南角一线的黄海，是联结中韩两国、面积约4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海域。朝鲜战争爆发后，黄海变得不安静起来。1952年1月18日，韩国政府发布了李承晚签署的《对邻近海洋的主权宣言》，自行宣布对朝鲜半岛周围及大陆架199海里以内海域的自然资源、矿物和水产拥有主权；强调为防止鱼类等资源财富受到损害，保护国民与国家的利益，由政府监控水产渔捞业；宣布政府将维护上述规定的保护水域界线，这条199海里的水域界线，被称为“李承晚线”。李承晚此举主要目标是针对中国与日本。随后韩国政府又公布了《捕获审判令》，为拘捕审判进入所谓“李承晚线”的外国渔民，提供了法律依据。朝鲜战争结束后，黄海海域的海事冲突多次发生，韩国舰艇屡次侵犯在此作业的中国渔轮，给原本对立、紧张的两国关系火上浇油。至20世纪70年代中前期，两国海事纠纷主要表现为民间渔轮间的冲突。1975年春季渔汛期，韩国渔轮多次冲撞在东海海域作业的中国渔轮，并破坏渔具、抢夺渔货、打伤渔民，甚至闯进中国领海。此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韩国无视东海大陆架属于中国的国际惯例，私自允许外国石油公司在东海海域进行石油钻探活动，还伙同日本在东海大陆架搞所谓的“共同开发”，严重侵犯了中国的海洋权益。韩国的行为引起了中国政府的严正抗议。迄今为止，关于中国同邻国在黄海和东海的划界问题仍未解决。

    (四)中韩两国还对对方国家的政局变动品头论足

    中国舆论对韩国政府镇压民主人士与学生运动的行为进行谴责，对韩国人民的民主运动给予声援；同样，韩国舆论也对中国政局的变化，特别是10年动乱期间中国政局的剧烈变化，不时发表评论和抨击，构成两国口诛笔伐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需要指出的是，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中韩双方的官方观点和传播媒介在涉及对方的问题上，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差别，感情色彩比较浓重，对某些事件的报道也不够准确，难免有夸大之词。但在当时特定的冷战气氛之下，这些情况的发生也是可以理解的。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大国关系的调整和国际形势的缓和，中韩关系也出现了松动的迹象。中美关系的改善、中日关系的正常化，对韩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极大冲击。在被美国“出卖”的强烈意识下，韩国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不安全感，迫使它调整对外政策，尤其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从自身利益出发，韩国开始积极寻求改善对华关系的途径和时机，以结束多年来相互对峙相互隔绝的不正常状态。1973年6月23日，韩国总统朴正熙发表了《有关和平统一外交政策的特别声明》。声明称在“平等互惠”的原则下，韩国将向包括苏联和中国在内的所有一切国家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不管其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是否存在差异。

    但是，“6·23宣言”发表后，韩国谋求改善同共产党国家关系的努力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在冷战格局没有根本突破的情况下，特别是考虑到中朝关系的特殊性，中国对韩国方面种种改善关系的信号，未能作出积极回应，朝鲜方面则直接表示拒绝。尽管如此，这一时期中韩之间在发展非政治性关系方面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例如中国驻外官员开始同韩国外交官进行接触，中国开始允许驻香港及驻国际机构的官员为谈判或参加国际会议去韩国等等。1974年9月，中韩建立了邮电通信联系。从1975年开始，居住在中国的韩国侨民或朝鲜族居民可以到韩国探亲访友，持有韩国官方护照的人也可以到中国参加各种国际会议或从事各种训练等等。

    同时，20世纪70年代以后，韩国经济迅速发展，经济实力大大提高，在国际舞台上独立发挥作用的愿望与信心也空前增强。韩国开始自主实施“北方政策”，即所谓的“北方外交”，表明韩国将外交政策优先定位在改善同苏联、中国的关系上。进入80年代，韩国更积极地谋求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并迫切希望来自中国方面的积极回应。1983年，全斗焕总统对朴正熙的“6·23宣言”进行了重要修正，指出韩国不仅要同与朝鲜有关系、甚至关系密切的国家如苏联、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而且也不反对同韩国关系密切的友邦国家同朝鲜改善关系。难能可贵的是，80年代初中韩两国在抨击日本文部省审定的历史教科书、篡改历史的过程中，找到了共同语言。两国的舆论与外交行动相互配合、遥相呼应，无形中拉近了两国的距离。为了推进同中国的关系，韩国政府制定了实现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三个阶段具体计划，即扩大体育交流、增加经贸往来、建立外交关系，此后中韩关系升温也基本上是通过这几个阶段来实现的。

    一次偶然的事件为中韩官方代表的最初接触提供了契机。1983年5月，一架中国民航客机被劫往韩国，中国民航总局局长沈图率团赴韩国进行处理，这是朝鲜战争结束以来到访韩国的最高级别中国官员。劫机事件成为两国官方接触的开始，也是双方关系的转折点，着实让两国外交人士感到意外。从此以后，两国在体育、学术等方面的交流逐渐展开，民间往来不断增加，经贸关系也呈现出迅速发展的态势。

    随着双方往来的日益频繁，中韩对峙的坚冰也逐渐走向消融，彼此的相互敌意也日趋减弱，韩国政府开始酝酿和推动中韩两国政治关系的突破。同时，中国也逐渐改变了外交思维方式，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积极调整同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周边国家的关系，力图在不引起朝鲜过激反应的情况下，采取灵活策略，尽可能改善同韩国的关系。中国的新闻媒体对韩国的国内事务特别是群众争取民主化的斗争采取低调处理，舍弃了昔日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敌对情绪，没有进行煽动性宣传。这表明中韩关系正在逐步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88年2月25日，韩国新上任的总统卢泰愚在其就职演说中宣布，“我们将扩大同那些和我们没有交往的大陆国家实行国际合作的渠道”，韩国“要推行生气勃勃的北方外交”，“推进同那些和我们有不同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这将“有助于东亚的稳定、和平与共同的繁荣”。在这里，卢泰愚将朝鲜半岛南北关系的改善与大韩民国同中苏等北方国家关系的改善，视为外交政策中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认为推行北方外交是“通向”朝鲜半岛统一的“大门”。7月7日，卢泰愚发表的《争取实现民族自尊、统一与繁荣的特别宣言》(“七七宣言”)中指出，世界正在进入一个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和谐合作的时代，韩国将在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概念的基础上，和北方一道寻求共同繁荣，帮助北方改善同(韩国的)非共产主义友好国家的关系，韩国也将努力实现同中国、苏联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关系正常化。卢泰愚进而提出了实现民族和解的6点主张：推动南北各领域人士的交流和旅居海外韩国人自由往来于南北方；实现南北方1000万名离散家属互访；将南北间贸易视为民族内部贸易；不反对韩国的友好国家同北方进行非军用物资贸易；韩国协助北方为国际社会做贡献，让南北方代表在国际场合自由会面；韩国协助北方与日本、美国改善关系等。这篇演说向北方传递了停止敌对的重要信号，并强调要改善同中国、苏联等国家的关系，以适应国际形势变化的需要，进而促进朝鲜半岛南北方的对话与合作。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韩关系之所以能够从长期对峙隔绝发展到初步接触，再到两国经贸往来的扩大，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

    第一，美国东亚政策的调整迫使韩国作出反应。大韩民国自成立以来，一直严重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和经济支持，使韩国在外交上倒向并听命于美国，李承晚、朴正熙政权均执行亲美反共外交政策。自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深陷越战泥潭的美国开始调整世界战略，实行战略收缩。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美国一方面承认两个朝鲜的存在，另一方面提出减少在韩国的传统义务，决定在1971年撤走驻韩美军的1/3。同时，美国也要求韩国改变外交政策，同朝鲜开展直接对话并同意朝韩同时加入联合国，考虑同苏联、中国和东欧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等。有了美国的“授意”，韩国开展自主、独立外交的顾虑就减少了。同时，中美关系的解冻，中日关系实现正常化，“东北亚大国关系结构的重新组合使韩国采取新对策变得十分必要”。

    第二，韩国经济发展，国力增强，提高了推进独立外交的自信心，也产生了寻找海外市场的愿望。20世纪60～70年代，韩国经济平均年增长率在两位数以上，增长速度之快居世界前列。仅仅经过20多年时间，韩国就从世界上最穷的农业国之一，一跃而跻身新兴工业化国家行列，与台湾、新加坡、香港一起被誉为“亚洲四小龙”。同时，韩国通过举办1986年亚运会、1988年奥运会，民族自信心大为增强。但是，韩国经济存在着严重隐忧。韩国实施的是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再加上资源缺乏，国内市场狭小，经济对外依赖性特别严重。它只有不断扩大对外贸易，才能推动经济向前发展。此前韩国对外贸易主要集中于美日等西方国家。可是，随着韩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美、日等国逐渐减少甚至取消了对韩国的优惠政策，而且越来越多地采取贸易保护主义，限制韩国商品的进口。韩美、韩日之间的贸易摩擦因此日趋激烈。在这种情况下，韩国经济要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开辟海外新市场，实现对外贸易多元化。另一方面，与韩国毗邻的中、苏两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市场广大，与韩国的经济有很大的互补性。。因此，韩国朝野都对改善同中、苏的关系产生浓厚兴趣。

    第三，朝鲜半岛南北方接近与关系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半岛紧张局势，这是冷战缓和的结果，更是南北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经过20多年的对峙，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逐渐接受了南北分立的现实，开始寻求国家统一和半岛稳定的途径。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朴正熙政权通过韩国红十字会提议为协商“南北离散家族寻找运动”而举行南北红十字会议(1971年8月12日)，朝鲜同意了该方案。此后，在板门店设置了常设联络处，开通了直拨电话，召开了若干次红十字会预备会谈。在南北要人秘密往来协商后，1972年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终于在汉城和平壤同时发表了《“七·四”联合声明》。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为韩国推行北方外交减轻了“朝鲜因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四，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幅度调整外交战略思想和政策，实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从而为中韩关系的正常化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对中国来说，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周边国际环境的稳定，另一方面也需要吸引外资，处于经济上升期、以贸易立国的韩国无疑是中国的一个潜在的重要贸易伙伴。同时，韩国政府也积极鼓励韩国大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从1983年起，中国同韩国开始进行转口贸易，到1988年中韩贸易转由民间直接方式进行。随着贸易渠道的逐渐拓宽，中韩贸易额迅速扩大。据统计，1979年中韩贸易额仅为1900万美元，到1990年猛增至37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64％。韩国企业对中国的投资始于1985年，截至1992年6月，韩国政府准许对中国投资的企业有292家，投资额达25亿美元。中韩经贸关系开始步入正常的发展轨道，并推动双方正常外交关系的确立。

    随着苏东剧变、雅尔塔体系覆灭，韩国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同原东方阵营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从1989年2月到1991年3月，韩国与苏联东欧各国全部实现了外交关系正常化，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1990年9月韩国同苏联建交。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当时的中韩关系正常化未能像苏东国家那样取得迅速突破。两国经贸关系和民间往来并未因此受到影响，而是继续在不断增强。1988年，中国派大型体育代表团参加了汉城奥运会。会后，中国政府正式邀请韩国参加广州贸易交流会。1990年，韩国派出700人的庞大代表团到北京参加第十一届亚运会。同年10月，中国国际商会和韩国贸易振兴会社签署了在北京和汉城互设代表处的协定，次年春季正式运作。与此同时，韩国开始增加在华投资，双方签订了促进投资保障协定，有关通讯、空运和海运业务也相继开通。

    在经贸关系和民间往来迅速发展的推动下，中韩两国也在为彼此改善政治关系而努力。1991年9月，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同时加入联合国，解决了中韩建交的一大难题。此后，中韩之间加强了官方层次的交往与沟通，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明显加快。

    摘自：《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 作者：杨军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