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9年，北魏大军深入漠北腹地给柔然汗国以沉重打击，柔然力量受到极大削弱，双方一直所持敌对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北史.蠕蠕传》谓“太武征伐之后，意存休息；蠕蠕亦怖威北窜，不敢复南”。公元439年，北魏灭北凉，分裂半个世纪的北中国重又出现统一局面。北魏采取以功为守的战略，发动了数次对柔然的主动功击，防止其进犯漠南而影响北境稳定。终太武帝一代，北魏与柔然征战关系的格局虽然并未改变，但随着北魏社会基本矛盾的转化，缓和的趋势开始上升，双方敌对关系缓慢解冻，和平通使的次数逐渐增加，而征战则越来越少。与这种形势相适应，北魏北边防务也在前期政策的基础上进行着调整，突出的特点是防守代替进攻而成为防务政策的主导思想。这样，北镇地位以及与此相关的矛盾和冲突也日益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一 太安四年（458）十月，北魏文成帝北巡，欲伐柔然，“以寒雪方降，议还”。侍中、太尉尉眷谏曰︰“今动大众以威北敌，去都不远而便旋驾，虏必疑我有内难。虽方寒雪，兵人劳苦，以经略大体，宜便前进。”（《魏书.尉眷传》，下“《魏书》”二字皆略。）这一主张被采纳，于是魏军“骑十万，车十五万辆，旌旗千里，遂渡大漠”。柔然处可汗吐贺真率部远遁，其莫弗乌朱贺颓以数千落降魏，乃“刊石记功而还”。 除这次较大规模的征伐外，在太武帝大举征伐后一二十年间，北魏与柔然之间很少有战事发生，双方敌对关系有所缓解。和平五年（464），柔然处可汗病故，其子予成即位（受罗部真可汗），建元永康。年号的建立，是继柔然部落联盟酋长自称可--以后柔然汗国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的一次重大进步，反映出它和北魏交往关系的发展而受到中原王朝文化的冲击已达到了一个较高层次，对柔然汗国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接着，予成率部众南犯魏境，为北镇游军所败。当时北魏为防止柔然寇掠，在北镇地区派兵镇守，沿边巡逻。予成所率部众为北镇游军击败的事实说明，这时柔然的力量已较过去大为衰退，对北魏的威胁也在减弱。皇兴三年（469），柔然两次遣使到平城“贡献”（《显祖纪》），在友好行动的背后掩盖着侦察形势的意图。次年，予成率众入侵边塞，这是一次规模较大的军事进犯，北魏朝廷予以高度重视。献文帝引见群臣商议对策。尚书右仆射拓跋目辰说︰“若车驾亲征，京师危惧，不如持重固守。虏悬军深入，运粮无继，不久自退，遣将追击，破之必矣。”给事中张白泽则提议舆驾亲征，“岂可坐而纵敌”（《通鉴》卷132），这一主张为文献帝所接受。以殿中尚书吕“罗汉与（尚书）右仆射元目振（辰）都督中外诸军事”（《吕罗汉传》）“掌留台事”（《通鉴》卷132）；同时以陆“馥为选部尚书，录留台事，督兵运粮，一委处分”（《陆馥传》）。献文帝与诸将北征︰京兆王子推、东阳公拓跋丕督诸军出西道，任城王云等督诸军出东道，汝阴王天赐、济南公罗乌拔督诸军为中道（献文帝为统帅）前锋，陇西公源贺督诸军为后继（《蠕蠕传》，参各本传）。参加这次征战的将领还有毛猛虎，拓跋平原等人（参见《魏书》本传）。诸道魏军会合于女水（此役后改名武川，在今呼和浩特市西）之滨，献文帝亲誓众，诏诸将曰︰“用兵在奇不在众也。卿等为朕力战，方略已在朕心。”乃以轻骑惑敌而击之，柔然部众溃退，乘胜“逐北三千余里，斩首五万级，降者万余人，戎马器械不可称计”。 柔然的生活方式是“逐水草而居”，故在秋冬季节漠北高原天气严寒难以牧畜时便经常徙居漠南游牧，自觉不自觉地对北魏北部边境造成危害。加上奴隶制游牧民族所特有的掠夺性生产方式，它便在放牧时乘机寇抄魏边，影响边地安宁。为此，北魏每年在秋冬季节加强对北边的防守，《魏书?源贺传》︰“是时，每岁秋冬，遣军三道并出（“屯于漠南”），以备北寇，至春中乃班师。”这表明北魏北边防务政策已由主动进攻转变为以防守为主，它是北魏全国统一以后加强对内控制政策的必然结果，又反映出北魏政治经济重心南移的倾向。这种办法比起柔然寇边然后进行还击来说，已是一大进步，但毕竟还存在着严重缺陷。源贺认为它“劳役京都，又非御边长计”，上表说︰ 请募诸州镇有武健身三万人，复其徭赋，厚加赈恤，分为三部。二镇之间筑城，城置万人，给强弩十二床，武卫三百乘。弩一床，给牛六头；武卫一乘，给牛二头。多造马枪及诸器械，使武略大将二人以镇抚之。冬则讲武，春则种植，并戍并耕，则兵未劳而有盈畜矣。又于白道（在今呼和浩特市西北）南三处立仓，运近州镇租粟以充之，足食足兵，以备不虞，于宜为便。不可岁常举众，连动京师，令朝庭恒有北顾之虑也ゞ。源贺的建议是在深刻分析北魏与柔然双方冲突特征及北魏防务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如据此议，北魏北边可建立一支稳定的防务力量，形成一套完整的防卫体系。春夏正是北镇地区生产季节，此时柔然正在漠北温暖的气候条件下游牧，为北魏防卫士兵进行耕作生产创造了安定环境；秋冬农闲季节，柔然为躲避高寒气候侵袭而南移，北魏此时正好讲武御敌，有足够的积储作为抗击柔然侵犯的后盾。但是这一具体周备颇有实施价值的计划却未能受到统治当局的重视，“事寝不报”。源贺上表正值献文帝末年，拓跋弘在数年前传位太子宏，仍以太上皇身份决策国政，太上皇与太皇太后冯氏的矛盾越来越大。源贺上表没有任何处理结果，或许正是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激烈而无暇他顾的缘故。比起北魏正在实施的防务政策，源贺的计划更为积极，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防守措施︰耕战兼行，屯田自给，戍边卫镇。这一措施未能实施，表明北魏王朝尚不具备全面防守北边的能力。孝文帝太和初年，遣军秋冬屯守漠南之策并未改变。《魏书.源怀传》︰孝文帝初年，为征南将军，“寻为持节，督诸军屯于漠南”；《元平原传》︰太和时，“每岁率诸军屯于漠南，以备蠕蠕”。 延兴二年（472），太上皇曾经两次率兵还击柔然的进犯︰二月，追击南侵之柔然部众至石碛，“不及而还”；十月，柔然部众南侵至于五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拓跋弘率军欲渡漠追击，“蠕蠕闻军至，大惧，北走数千里。以穷寇远遁，不可追，乃止”。（《高祖纪上》）。 与此同时，柔然在西北地区对北魏进行寇掠，严重威胁着魏廷对西北边地的控制。北魏在消灭北凉后不久，便在敦煌设镇々，加强对河西的控制，并开始经略西域。这就危及原控制河西北边地区和西域的柔然汗国的利益，双方的冲突在所难免。延兴年间，柔然曾数次进攻北魏敦煌，晋昌（今甘肃安西县东南）等边镇，为守将尉多侯，乐洛生、薛奴等击败ぁ。北魏朝廷对西北局势非常关注，“尚书奏以敦煌一镇，介远西北，寇贼路冲，虑或不固，欲移就凉州。群官会议，佥以为然”。给事中韩秀不同意移镇主张，他说︰ 愚谓敦煌之立，其来已久。虽土邻强寇，而兵人素习，纵有奸窃，不能为害，循常置戍，足以自全。进断北狄之觇途，退塞西夷之路。若徙就姑臧，虑人怀异意。或贪留重迁，情不愿徙，脱引寇内侵，深为国患。且敦煌去凉州及千余里，舍远就近，遥防有阙。一旦废罢，是启戎心，则夷狄交构，互相来往。恐丑徒协契，侵窃凉土及近诸戍，则关右荒扰，烽警不息，边役烦兴，艰难方甚。（《韩秀传》） 北魏朝廷采纳了韩秀之议而未移徙敦煌镇。其时敦煌设镇已逾三十年，它是北魏最西边的一个军镇，其主要职责是控扼河西门户，并负责经略西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如果将敦煌镇移就姑臧（今甘肃武威市），就意味着北魏迫于柔然威慑而主动放弃了河西西部地区，其后果将不仅是失去了对西域的部分控制权，而且也为柔然打开了通往关右的门户。很显然，这种战略上的退却无疑会使西北边地蒙受极大损失，是缺乏全局观点的短浅之见。北魏朝廷接受韩秀建议维护郭煌镇驻地的决策是正确的选择。 其后不久，裴修出任张掖子都大将，“张掖境接胡夷，前后数致寇掠，明设烽候，以方略御之。在边六年，关塞清静，高祖嘉之”（《裴修传》）。张掖所遭受的寇掠来自其北面的柔然，柔然可汗庭即在张掖正北あ；虽然路途遥远，但大漠地区柔然骑兵可长驱南下，其活动范围可达张掖附近，从而造成严重破坏。即使如此，北魏仍然牢牢地控制着河西地区。 北魏加强北边防御而减少攻战，适应了它与柔然关系趋于缓和的客观形势。延兴五年（475），柔然可汗予成“求通婚娉”，魏廷未予同意，故“终显祖世，更不求婚”。联姻虽未实现，但双方通使关系却日益频繁，见于史书记载的主要是柔然通使北魏。延兴六年（承明元年，476）有四次，直至太和六年（482），几乎每年都有柔然使者到北魏京师平城“贡献”（《高祖纪上》）。 南朝曾经派使者经河南道去柔然，欲相互联络以夹攻北魏。由于双方之间路途遥远，使者通行困难重重，信息难以及时勾通，所以这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太和三年（479）十一月，北魏派遣假梁王拓拔嘉督二将出淮阴，陇西公拓跋琛出广陵，河东公薛虎子出寿春，进攻南齐（《高祖纪上》，参各本传）。就在其后不久，柔然可汗予成率十余万骑南寇魏边，至塞而还。或许这就是前此联络计划的一次反映。事实上，柔然此行并无与魏军交战之意图，而是借机徙牧漠南，“校猎”一番罢了。 二 中书监高闾在太和八年（484）九月上表“安边之策”，提出“为国之道，其要有五”︰文德、武功、法度、防固、刑赏。他主要就防固问题展开论述，《通鉴》卷136载其辞曰︰ 北狄悍愚，同于禽兽，所长者野战，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夺其所长，则虽众不能成患，虽来不能深入。又，狄散居野泽，随逐水草，战则与家业并至，奔则与畜牧惧逃，不齎资粮而饮食自足，是以历代能为边患。六镇势分，倍众不斗，互相围逼，难以制之。请依秦、汉故事，于六镇之北筑长城，择要害之地，往往开门，造小城于其侧，置兵--守。狄既不攻城，野掠无获，草尽则走终必惩艾。计六镇东西不过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城三步之地，强弱相兼，不过用十万人，一月可就；虽有暂劳，可以永逸。凡长城有五利︰罢游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无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观故，以逸待劳，三也；息无时之备，四也；岁常游运，永得不匮，五也。表上之后，孝文帝诏曰︰“览表，具卿安边之策，比当与卿面论一二。”《魏书?高闾传》记述更加详实，并对筑长城方法有全面说明。 高闾安边之策是北魏王朝北边防务政策由进攻改变为防御为主以来，首次在理论上总结历代安边防卫经验，并进一步在实践上加以改进的建议。他从分析北魏与柔然不同的战争特点出发，认识到双方的优劣所在，从而利用我之所长攻敌之所短，使敌之所长难以发挥作用，而我之所短则又转化为优势。这样在北边防务中便可获得主动，收到良好的功效。我们知道，鲜卑拓跋部本徙自漠北，游牧业是其主要的生产方式，因此一直到北魏前期，其军队仍以骑兵为主力，骑兵的特点是长于野战而短于攻城，这在北魏初年统一兼并战争中有充分表现。北魏统治中原汉地时间已久，鲜卑族汉化程度不断加深，其野战能力减弱，同时，大量汉人服徭役，参加征戍，步兵的成分在逐渐增加。这样，北魏野战略地的优势逐渐消失，而攻城防御能力却大为提高。适应军队素质的变化，以较小的兵力防备柔然寇掠与侵扰，是当时的客观需要；同时，北防兵力的减少，也为北魏控制中原及南进，发展社会经济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高闾安边策所代表的防务思想与北魏前期以攻战为主的防务思想进行比较，有助于加强我们对北魏北边防务政策演变及其原因的认识。代表北魏前期北边防务思想的当推崔浩在太武帝神二年（429）四月的议论，见《魏书.崔浩传》。 首先，北魏王朝北边防务的出发点不同。太武帝时期，北魏王朝正致力于开疆拓土和翦除群雄的兼并统一战争，它在北边防务上，不仅要消除柔然的寇掠，而且还有领土和民众要求，要“得其地”，“臣其民”，以此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力量。孝文帝时期，北方统一近半个世纪，北魏王朝的统治方针由武功转为文治，在内政上致力于安定社会，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在外交上，随着经济政治重心的南移，向北方草原扩张疆土的欲望大减，因此由进攻转为防御战略便是势所必然。正是在这不同的历史背景之下，便有了崔、高二人不同议论所代表的不同防务思想。 其次，北魏王朝的民族性由强到弱，反映了北魏社会因民族融合而不断获得进步。崔浩的言论表明，北魏王朝在当时具有强烈的民族性，游牧经济在社会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在军队及统治集团构成上，其核心和主要力量是以鲜卑拓跋部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它不排斥以柔然民众为其臣民，并乐于吸收柔然上层统治者加入北魏统治集团，“蠕蠕子弟来降，贵者尚公主，贱者将军、大夫，居满朝列”。就军队战斗力而言，双方具有共同点，崔浩所谓“彼能远走，我亦能远逐，与之进退，非难制也”，正是很好的概括。但是，高闾安边策所反映的情况则大不相同︰这时柔然仍以游牧生活为主，“随逐水草”，“不齎资粮而饮食足”，其“长于野战”一如往昔；而北魏军队主要不靠游牧为生，必须有充足的后勤供给才能维持战斗力，野战远走的优势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相反防御能力大大加强。这表明鲜卑游牧经济已完全退居次要地位，农耕经济成为济经生活的主体，从均田制在六镇的施行更可以看到这点；汉族兵员在北魏军队中比例大增，从而使军队以骑兵为主转化为以步兵为主。高闾建议道︰“官发近州武勇四万人及京师二万人，合六万人为武士，于苑内立征北大将军府，选忠勇有志干者以充其选。”所选武士绝大部分应属汉人无疑，当然北边诸州及京师平城因受鲜卑风习影响而染尚武风气，故武勇之土很多。另外一方面，北魏也不是纯而又纯的农耕经济，特别是在北镇漠南地区更具有浓厚的游牧经济色彩，高闾所言筑长城有五利，其中二利即是关于北镇游牧的好处，便是很好的证明。 再次，崔、高议论对北镇问题反映不同。太武帝时期，六镇正在形成之中，其防御作用尚不突出，北魏主要是用大规模的京师军队来进攻或反击柔然。所以，崔浩议论中不曾提及北镇。到了孝文帝时期，北边防卫的主要任务落到了北镇身上，高闾安边策特别提及六镇问题，并试图用新的防守措施改革过去的缺陷。高闾分析六镇现状时指出︰“六镇势分，倍众不斗，互相围逼，难以制之。”六镇兵民的主要成份是降附的柔然与高车民众及徙边罪犯，可靠性很差，需要互相牵制以使力量均衡，其后果则是削弱了六镇的防卫职能，并且加剧了六镇多民族之间的矛盾。随着北边镇戍制度的发展以及其后政治重心因迁都而进一步南移，这一消极方面便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 三 太和九年（485），予成死，子豆继立（伏古敦可汗）。就在这时，北魏与柔然双方各自的社会状况都开始发生较大变化。北魏方面，以孝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正在进行触及社会各方面的改革，他继续执行业已形成的以防守为主的北边防务政策，只要柔然不进行南寇，北魏便不主动兴兵出击。柔然方面，由于豆的残暴统治，国势顿衰。这正好减轻了北魏北部边境的压力，为改革的顺利进行创造了外部条件。 太和九年十二月，孝文帝以任城王澄为使持节，都督北讨诸军事还击柔然的入寇（参《魏书?高祖纪上》、《任城王澄传》）。十一年，柔然入寇魏塞，平原王陆--率五千骑北伐，柔然遁走，追至石碛，擒其部帅石河突等数百人而还（《魏书?高祖纪上》、《陆--传》）。看来两次战争规模都不大，远不比当年大檀时期那样对北魏构成巨大威胁。这表明柔然南寇的规模大大缩小，北魏方面则由于北镇防守的加强而减轻了京师的压力；只有当柔然犯塞入寇时，朝廷才派出为数不多的军队帮助北镇守兵反击柔然。 这时，柔然统治集团内部要求偃武修文，休养生息的呼声也在不断增加。《北史?蠕蠕传》︰“豆性残暴好杀，其臣侯医--石洛侯数以忠言谏之，又劝与国（即北魏）通和，勿侵中国。豆怒，诬石洛侯谋反，杀之，夷其三族。”豆不能与时俱进，改弦更张，与民休息，而继续推行武力政治，实施残暴统治，“由是部众离心”（《通鉴》卷136）。柔然社会经过百余年发展，特别是与北魏交往的增加，其社会组织不断完善，文明程度逐步提高，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改变暴力政治而代之以文治的政治主张。但它却为伏古敦可汗豆所不容。当时，役属于柔然的高车副伏罗部力量非常强大，其首领“阿伏至罗与从弟穷奇俱统领高车之众十余万落（《魏书╱北史.高车传》）。副伏罗部首领也不主张与北魏为敌，因为在战争中首当其冲的是高车部族，他们为了部族的生存和发展，要求柔然可汗与魏通和，而不应相互攻伐。但是，豆同样并不采纳他们的意见，这就引发了该部的叛离。《魏书╱北史?高车传》︰“太和十一年，豆纶犯塞，阿伏至罗等固谏不从，怒，率所部之众西叛，至前部（今新疆吐鲁番西北）西北，自立为王……豆追讨之，频为阿伏至罗所败，乃引众东徙。”这样，柔然在西域的统治已基本结束，北魏西北边境的威胁自然也就解除了。高车副伏罗部与北魏最初保持了友好关系，太和十四年（490），阿伏至罗遣商胡越者至平城，称“当为天子（指魏廷）讨除蠕蠕”（《魏书╱北史.高车传》）。然而不久因统治集团发生内讧，高车势力也急剧衰颓。 以高车反叛为契机，“蠕蠕乱离，国部分散”（《魏书╱北史.高车传》）。国人杀豆母子而立其叔父那盖。自此以后柔然再未能恢复往日强盛时的国力。 关于高车反叛时间，史书记载颇有歧异，《魏书╱北史?蠕蠕传》纪太和十六年，而《高车传》则确指在十一年。究竟那一说真实可靠？ 《通鉴》卷136齐武帝永明五年（487，魏太和十一年），“八月，柔然寇魏边，魏以尚书陆--为都督，击柔然，大破之”。同书卷137永明十年（492，魏太和十六年），“八月乙未，魏以怀朔镇将阳平王颐，镇北大将军陆--皆为都督，督十二将，步骑十万，分为三道，以击柔然。”其下《考异》曰︰“《魏帝纪》︰太和十一年八月'壬申，蠕蠕犯塞，遣平原王陆--讨之，事具《蠕蠕传》'；十六年'八月乙未，诏阳平王颐、左仆射陆彀讨蠕蠕'。按《蠕蠕传》无十一年犯塞及征讨事，唯有十六年八月颐，--出征事与《纪》合，盖十一年《纪》误也。”案；《通鉴》既然在北魏太和十一年纪柔然犯塞事，则它并不否认《魏书.高祖纪》的可靠性；然司马光《考异》以《高祖纪》误，则是一面之辞，在此略作辨析如下︰ 1.《魏书.天象志二》︰太和十一年八月“是月，蠕蠕犯塞，遣平原王陆--讨之。”同志三︰“（太和）十一年……是岁，蠕蠕寇边。”把重大事件与天象变化相联系，是儒家天人感应说在封建政治中的体现，在古代王朝是很受统治者重视的，《魏书.天象志》中两处提及太和十一年柔然入塞寇边事，其真实性似不容怀疑。 2．《魏书.奚康生传》︰“太和十一年，蠕蠕频来寇边，柔玄镇都将李兜讨击之。（奚）康生…从兜为前驱军主，频战陷阵，壮气有闻，由是为宗子队主。”可见这一年柔然曾多次寇犯魏边，主要由北镇驻军负责防卫与还击。只是由于战局严峻，非六镇守兵所能承受，于是才有陆--率兵征讨之事。太和十一年不仅有战争，而且次数频繁，并具有一定规模。 3．《魏书.高车传》明载太和十一年柔然与北魏、高车的冲突斗争，已见前。 4．《魏书.陆--传》︰在太和八年以后，曾三次率兵北征柔然；《高祖纪》包括太和十一年八月的一次共有三次征讨柔然的记载，可见每次陆--都参加了。第三次本传明载在十六年，第一次是在八年他当巡按大使之后不久的事，当即九年任城王澄为北讨都督那次，则第二次即为十一年无疑。 《魏书》本纪所载柔然诸事，《蠕蠕传》略而不载者甚多，但盲“事具《蠕蠕传》”而不见于该传者却惟有此条。其因何故？我们知道，《魏书.蠕蠕传》早已亡佚，后人据《北史》本传补之。这样，以《魏书》本纪与《北史?蠕蠕传》堪比，出现矛盾是可能的。《北史?魏高祖孝文帝纪》在太和十一年纪蠕蠕事时无“事具《蠕蠕传》”之说，足证李延寿在删去此语同时亦将原《魏书.蠕蠕传》所纪同年有关事项在《北史》中删去，或许是他认为这一年柔然有关活动不太重要之故；当然删而不当的可能也是存在的。今读《蠕蠕传》便感觉此处文句欠通。也不排除脱、错简之可能。 柔然与高车的矛盾斗争以及各自的内讧，使北魏北边压力迅速减轻，这正好为孝文帝进行迁都及深化改革，及兴兵攻击南朝创造了极为便利的国际环境。 孝文帝在进行改革的同时，仍然很重视北边防务以及与柔然的关系。太和十一年八月，他在派遣陆--出兵反击柔然之时，又集群臣“大议北伐，进策者百有余人”（《高祖纪下》）。看来这是一次关于北边防务问题的特大型讨论。孝文帝说︰“近有投化人云，敕勒（高车）渠帅兴兵叛之，蠕蠕主身率徒众，追至西漠。”问群臣︰“今为应乘弊致讨，为应休兵息民？”尚书左仆射穆亮认为︰“宜兴军讨之，虽不顿除巢穴，且以挫其丑势。”中书监高闾则认为︰“昔汉时天下一统，故得穷追北狄，今南有吴寇，不宜悬军深入。”孝文帝同意高闾的看法，认为应保持“太平之基，”不可“摇动兵革”，决定不对柔然发动大规模征伐战争。（《高闾传》）这次讨论体现出两种不同政见︰一种是以穆亮为代表的尚武派，反映了大多数鲜卑贵族的政治主张；另一种是以孝文帝和高闾为代表的，反映了汉族官僚和汉化较深的鲜卑贵族的文治主张。总起看来，孝文帝太和年间北边防务政策继承了前此已经形成的防御为主进攻为辅的方针，为了保持边境地区安宁，在加强防守的同时，不再主动发动进攻性战争，即使在柔然国内分裂之时也是如此。 太和十六年，即以南伐为名行迁都之举的前一年，为了加强北境边防，从而顺利实施迁都计划，孝文帝决定主动出击柔然。这是一次有预谋的以攻为守的战略行动。八月，孝文帝征召怀朔镇都大将、都督三道诸军事阳平王颐入京，特“--以战伐之事。”拓跋颐对孝文帝说︰“当仰仗庙算，使呼韩同渭桥之礼。”帝叹曰︰“壮哉王言！朕所望也。”（《阳平王颐传》）又以北部尚书陆--为镇北大将军、都督，“督领军将军斛律桓等北征三道诸军事，步骑十万以讨蠕蠕”。颐、--及诸将“议军途所诣。于是中道出黑山，东道趋士庐河，西道向侯延河。军过大碛，大破蠕蠕”。据《魏书.陆--传》︰“--以下各赐衣物布帛。高祖亲幸城北，训誓群帅。”看来这确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举动，它背后有着比征伐柔然更深刻的政治意图。 四 此后终太和之世，很少看到北魏与柔然发生关系。当然六镇问题已经出现并突出起来。高闾太和八年上表旨在解决六镇防守问题，接着孝文帝对六镇作了迁徙调整。高闾太和十四年秋答癸未诏书时说︰“窃以北镇新徙，家业未就，思亲恋本，人有愁心，一朝有事，难以御敌。可宽其往来，颇使欣慰。开云中马城之食以赈恤之，足以感德，致力边境矣”。表上之后诏曰︰“省表闻之，当敕有司依此施行。”（《高闾传》）看来孝文帝采纳了高闾建议，解决了北镇新徙后出现的问题，北镇局势得到稳定。 迁都之时，孝文帝“遣（广陵王）羽持节安抚六镇，发其突骑，夷人宁悦”（《广陵王羽传》）。太武帝征讨柔然时将降附的数十万落高车民众“徙置漠南千里之地”，（《魏书╱北史.高车传》）成为北魏马、牛、羊等牲畜的重要提供者，也是北镇防守的最主要力量。但是，北魏王朝对他们并未实行平等的民族政策，而是作为被统治民族受到歧视。因此，他们在徙置漠南之后数十年中，随着向半农半牧经济的转化，举行过多次反抗北魏奴役的斗争，形式主要以逃亡为主。《魏书.汝阴王天赐传》︰“高祖初，殿中尚书胡莫寒简西部敕勒豪富兼丁者为殿中武士，而大纳财货，简选不平。众怒，杀莫寒及高平假镇将奚陵，于是诸部敕勒悉叛。诏天赐（内都大官）与给事中罗云督诸军讨之。前锋敕勒诈降……敕勒轻骑数千袭杀云，天赐仅得自全。”这是一次声势浩大的民族反抗暴动。安置在北镇的敕勒（高车）民众因习于骑射，成为北魏骑兵的一个重要来源，尤其充当殿中武士是他们摆脱依附地位而进入统治阶层的主要途径。 北魏王朝对于敕勒的反叛一贯采取坚决镇压的措施。如，延兴元年“冬十月丁亥，沃野，统万二镇敕勒叛。诏太尉、陇西王源贺追击，至罕（今甘肃临夏市），灭之，斩首三万余级，徙其遗迸于冀、定、相三州为营户”；二年三月，“连川敕勒谋叛，徙配青、徐、齐、兖四州为营户”。（《高祖纪上》） 孝文帝迁都以后大举南伐，急需补充兵源，这样六镇高车便成了重要役使对象，但强行征发必然引起高车的反抗。《魏书.高车传》︰“后高祖召高车之众随车驾南讨，高车不愿南行，遂推袁纥树者为主，相率北叛，游践金陵（北魏帝陵）。都督宇文福追讨，大败而还。又诏平北将军江阳王继为都督讨之，继先遣人慰劳树者；树者入蠕蠕，寻悔，相率而降。”本来北魏军队以骑兵为主，其民族成分很复杂，拓跋焘在太平真君十二年（451）从南伐之瓜步山北返时致书南朝宋盱眙守将臧质说︰“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三秦氐羌”。（《宋书.臧质传》）这说明北魏军队主要以拓跋鲜卑为主体，包括其他诸多少数民族。可是孝文帝南伐时距全国统一半个多世纪，内地丁零、胡及三秦氐羌同鲜卑拓跋部一样汉化已深，游牧经济已经转向半农半牧或完全的农业经济，其武勇程度大为退化，征战所用马匹也越来越少。因此，靠他们提供长途征战之骑兵已很困难。另一方面，在北镇地区生活的高车部族虽然也有一定程度的汉化，但主要仍过着游牧生活，依然长于骑射，他们一直是北魏骑兵的来源之一；而到孝文帝时期这种状况更加突出，北魏王朝只有征召高车部民参加军队才能满足征战之需。《魏书.宇文福传》︰南伐时，“高祖指麾将士，敕福领高车羽林五百骑出贼南面，夺其桥道，遏绝归路。……寻以高车叛，命加征北将军，北征都将，追讨之。军败被黜。”看来高车羽林是北魏禁军中的一支劲旅。宇文福未能平定高车叛乱，结果丢了官职。江阳王继时作为持节、平北将军“镇摄旧都”，他是如何处置这一重大政治事件的？《魏书.江阳王继传》︰ 高车酋帅树者拥部民反叛，诏继都督北讨诸军事，自怀朔已东悉禀继节度。继表︰“高车顽党，不识威宪，轻相合集，背役逃归。计其凶戾，事合穷极，若悉追戮，恐遂扰乱。请遗使镇别推检，斩愆首一人，自余加以慰喻，若悔悟从役者，即令赴军。”诏从之。于是叛徒往往归顺。高祖善之，顾谓侍臣曰︰“江阳良足大任也。”车驾北巡，至邺而高车悉降，恒朔清定。由此可见，北魏对于逃亡以避兵役的高车民众在进行镇压的同时，开始采用以安抚为主的平息手段，获得了成功。孝文帝同意并充分肯定了这种措置。就当时来看，北镇的问题已经危及到改革的深化和社会的稳定，但由于处理得当，这种可能性并未变成现实。北镇军民深受徭役之苦，社会地位低下以及仕进路难仍然是逐渐汉化以后的最大问题。此后统治当局是否着意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关系到北镇安危的关键。 北魏迁都洛阳以后，与柔然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1.柔然对于北魏中央王朝的关系由直接变为间接，成为与北魏地方政府北镇和代北诸州的直接关系。对于北魏王朝来说，与柔然的关系以及北边防务都不如以前那么具有直接影响。由于洛都距北镇路途遥远，京师难以经常派兵镇守，防御柔然的任务便几乎全都由北镇和代北诸州来承担。这样，北镇局势的发展变化就至关重要。2．对于柔然来说，它可以免遭北魏中央军的较大规模的进攻和反击，比较安全地在漠南放牧。形势应该说有利于柔然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可是它内部在此时却不断出现矛盾和分裂，力量在逐渐削弱，因此在北魏迁都之际及其后防御力量相对减弱的情况下，也未能对北魏发动较大规模的侵略。 终孝文帝一代，我们没有再看到柔然入犯魏塞的记载。但是新的矛盾依然有随时发生的可能，其中北镇地位剧降日见重要。 五 迁都洛阳之后，由于大量用兵南伐，无暇顾及北境。迁都之际，孝文帝曾亲巡六镇安抚兵民，但六镇问题决不是他所关注的中心。宣武帝继位以后，继续奉行孝文帝向南发展的战略方针，不曾加强北镇防卫力量。景明二年（501）出现柔然犯塞的情况，这是太和十一年以来的第一次。正始元年（504）九月，“蠕蠕犯塞，诏左仆射源怀讨之”。（《世宗纪》）当时北魏朝廷接到六镇告急的消息，称柔然可汗“率十二万骑，六道并进，欲直趋沃野、怀朔，南寇恒代”，宣武帝乃诏源怀以本官加使持节、侍中，“出据北蕃，指授规略，随须征发，诸所处分，皆以便宜从事”。（《源怀传》）可是“怀至云中，蠕蠕亡遁”，未及与北魏大军交锋，柔然掳掠一番就撤兵退还漠北去了。 从宣武帝初年起，六镇饥荒严重，加之镇将武吏的盘剥，六镇内部阶级矛盾开始尖锐起来。景明元年（500）五月，“以北镇大饥，遣兼侍中杨播巡抚赈恤”（《世宗纪》、《杨播传》）；四年十一月，“诏尚书左仆射源怀抚劳代都，北镇，随方拯恤”。《魏书.源怀传》︰诏源怀为使持节，加侍中、行台，“巡行北边六镇，恒燕朔三州，赈给贫乏，兼采风俗，考论殿最，事之得失，皆先决后闻。”史称︰“自京师迁洛，边朔遥远，加连年旱俭，百姓困弊。怀饺命巡抚，存恤有方，便宜运转，有无通济。”源怀巡视北镇，深入了解和考察北镇社会矛盾，在对朝廷的上表中作了深刻分析，他说︰ 景明以来，北蕃连年灾早，高原陆野不任营殖，唯有水田少可亩，然主将参僚专擅腴美，瘠土荒畴给百姓，因此困弊，日月滋盛。诸镇水田，请依地令分给细民，先贫后富。若分付不平，令一人怨讼者，诸将已下连署之官，各夺一时之禄，四人已上，夺禄一周。北镇边蕃，事异诸夏，往日置官，全不差别。沃野一镇，自将已下八百余人，黎庶怨嗟，佥曰烦猥。边隅事，实少畿服，请主帅吏佐五分减二。这就是说，北镇的主要问题是由于镇将吏佐盘剥百姓而引起的阶级矛盾，严重的自然灾害更加剧了这种矛盾。对于源怀提出的解决办法，宣武帝深表赞同，他下诏说︰“具恤民之怀，已敕有司，一依所上，下为永准。如斯之比，不便于民，损化害政者，其备列以闻。”（《源怀传》）源怀上表是北魏统治集团首次比较深刻地关注到北镇形势的严峻性，从中可以看出︰1．北镇农业经济已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流，与高闾太和年间上表中所论游牧经济的重要性相比，变化是十分显着的。这一地区自秦汉开边以后农业化程度很高，但自永嘉之乱以来为少数族占据，游牧经济取代农业经济而成为当地社会生活的主流。经过北魏统治后百余年的发展，，特别是大量汉人因犯罪徙边或戍守边镇，少数民族在汉族文明影响下汉化程度提高，农业经济也不断地侵蚀着游牧经济，到宣武帝时北镇又恢复了农业经济的状貌。2．均田令在北镇地区实行，表明孝文帝的改革措施在北魏全国上下得到贯彻执行。但在具体实施当中，地方官吏舞弊现象十分严重，特别县沅离京师而不受朝廷监督的六镇地区就更加糟糕。将帅吏佐擅权弄法、广占良田沃地使遭受饥害侵袭的北镇兵民陷于悲惨境地。3．北镇将吏太多，说明剥削和寄生阶层所占比例很大，势力强大。这是由两个因素所导致的︰一是高级将吏难以再迁转，不断累积下来；二是将帅继承制使统治阶层代有增加。因此下层兵民几乎没有升迁之路，永受压抑。源怀表上并得到批准之后，“时细民为豪强陵压，积年枉滞，一朝见申者，日有百数”（《源怀传》）。源怀在六镇“所上事宜便于北边者，凡四十余条，皆见嘉纳”（同上）。这表明北魏统治者不仅注意到北镇存在的问题，而且努力加以解决。正始元年九月，源怀赴云中征讨柔然，还至恒代，“案视诸镇左右要害之地，可筑长城之处，皆量其高下，揣其厚薄，及储粮积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势”（同上），凡表五十八条。其中最关键的内容就是在代北筑城置戍，分兵把守要害之地，并劝农积谷，增加储备。源怀的筑城方案为宣武帝批准，至北齐初年，源怀表请所筑北镇诸戍东西九城仍完好无损。可以认为，太和年间高闾安边策在二十余年后得以部分实现。 正始三年（506），柔然侯其伏代库者可汗那盖死，子伏图立（他汗可汗）。伏图欲与魏修好，遣使与魏通和，宣武帝“不报其使”，因为他所需要的不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双边关系，而是要柔然修“蕃礼”、着“款诚”；这种要求反证在这一段时间中北魏与柔然力量的消长变化，北魏因改革而国力加强，柔然则因内讧而国力衰微。正始五年，柔然又来通使，北魏亦不报。同年，他汗可汗伏图西征高车，被高车主帅弥俄突所杀，其子丑奴立（豆罗伏跋豆罗可汗），遣沙门洪宣献珠象。佛教信仰的共同点，导致了双方外交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延昌四年（515）冬，宣武帝决定与柔然通使以改善双边关系，已选定骁骑将军马义舒为使者，但因宣武帝病死而未能成行。 六 孝明帝时期，北魏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而使统治危机加剧，社会颓势日甚一日；柔然内部也迭起纷争，可汗更替频繁，政局动荡。双边关系于是发生了一些戏剧性变化。 孝明帝初年，灵太后胡氏执政。她花费大量精力和心思控制政局，并不留意解决统治中存在的问题；对北镇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及宣武帝。北镇矛盾虽经源怀解决而有所缓解，但矛盾的根源并未从根本上消除，特别是因六镇地位下降而出现的它与朝廷的矛盾在增加。都城南迁后一系列旨在促使鲜卑贵族迅速汉化的改革政策使迁洛鲜卑贵族加入土族门阀序列之中，在新的统治秩序中找到了各自的位置，获得了既得利益。留在代北的鲜卑人和鲜卑化汉人以及敕勒。匈奴等少数族却未能在文化上迅速与洛阳贵族取得同步，他们为清途所阻，仕进困难，积怨越来越深。有可能由对洛阳统治集团的不满转化为对北魏王朝的不满。这一严峻的问题是很难为洛阳统治阶层所察觉。司空任城王澄以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发现了北镇问题的症结，他“以北边镇将选举弥轻”，不利于防御边境，请求“重镇将之选，修警备之严”。可得到的回报却是“诏不从”。其后果是“贼虏入寇，至于旧都，镇将多非其人，所在叛乱，犯逼山陵（指云中帝陵）”。（《任城王澄传》） 熙平元年（516），柔然豆罗可汗丑奴率众征高车，擒其部帅弥俄突，“尽并其众”，“国遂强盛”（参《魏书/北史.蠕蠕传》、《高车传》）。这是柔然自487年中衰以后的一次中兴。丑奴凭其盛势，分别于517、518年两次遣使北魏，“抗敌国之书，不修臣敬”（参《世宗纪》、《蠕蠕传》），北魏“朝议将依汉答匈奴故事”（《张伦传》），大司农少卿张伦上书请求不报其使，未能采纳。此时北魏在双边关系中暂时处于劣势。然而，柔然中兴好景不长，神龟三年（520），丑奴在内江中被杀，其弟阿那继立为可汗。阿那族兄俟力发示发率部众数万人讨伐并打败了他，阿那与其弟乙居伐轻骑南奔北魏。 九月，在阿那一行即将到达魏都洛阳时，“诏遣前郢州刺史陆希道兼侍中为使主，以（孟）威兼散骑常侍为副，远畿迎接”。使司空京兆王愉、侍中崔光，黄门侍郎元纂在近郊迎候，“并申宴劳，引至门阙下”。北魏朝廷对百余年来第一个亡归的柔然可汗的礼议是隆重的。十月，孝明帝（案；时元叉专政）亲临显阳殿，引从五品以上清官、皇宗、蕃国使客等列于殿庭，王公以下及阿那壤等入就庭中。关于如何安置阿那的位次，也就是北魏朝廷对于亡附柔然可汗的政治态度问题，负责礼仪的大臣之间发生了争论，结果，阿那被安排在蕃王之下。然后，中书舍人曹道宣诏劳问，并力图使阿那称臣于魏帝，一连追问四次之后，他才不得不屈辱称臣，对魏明帝则以陛下称之。这样，国破家亡而身处异域的柔然可汗无可奈何地对北魏王朝行蕃臣之礼，宣武帝曾经所希望的不平等双边关系在此以特殊形式表现出来。十一月，北魏朝廷封阿那为朔方郡公、蠕蠕王，“禄从仪卫，同于戚蕃”（《蠕蠕传》，《肃宗纪》）。 正光二年（521）六月，柔然弥偶可社句可汗婆罗门（阿那从父兄）亡奔凉州。其时北魏朝廷就如何处置阿那与婆罗门的问题征求凉州刺史袁翻意见。袁翻上表认为︰“愚谓蠕蠕二主皆宜存之，居阿那于东偏，处婆罗门于西裔，分其降民，各有攸属。那住所，非所经见，其中事势不敢辄陈。其婆罗门请修西海故城以安处之。”（《袁翻传》）“时朝议是之，遂处婆罗门于西海郡（今甘肃西北端额济纳旗）。”同年八月，柔然后主俟匿伐（阿那兄）又亡奔怀朔镇。 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就有三位柔然可汗先后因内争失败而归附北魏，这种状况是空前绝后的，北魏在外交上获取了很大好处。北魏对于他们的态度大有差异︰阿那其时并未称可汗尊位，因其归附较早，且直达京师洛阳，故受到特殊待遇；其他二位则不太受到重视，处于边州边镇，但却领有一定数量的部落民众，是较独立的政治势力。 正光元年十二月，阿那以“国无定主，思还绥集，启请切至”，准备返回北边绥集部众，重振汗业。朝臣议论，分歧很大，莫衷一是。时元叉当政，“阿那私以金百斤货之，遂归北”。尉庆宾“上表固争，不从”（《尉庆宾传》）。张普惠认为许其北返“将贻后患”，极陈其理，亦不从（《张普惠传》）。乃以平北将军、光禄大夫孟威“假员外散骑常侍，为使主护送之”（《孟威传》）。次年正月，阿那向魏孝明帝辞别，诏赐床帐衣物、骑射之具、奴婢、饭食、牲畜及粮食等大量物品。其中如父草马五百匹、驼百二十头、牛一百头，羊五千匹，粟二十万石，数目不小，正反映出北魏朝廷扶持阿那复国之意。“诏侍中崔光，黄门元纂郭外劳遣。”并遣杨钧率兵与使主孟威一同护送他北行（《周书?杨宽传》）。 北魏朝廷扶持败亡的柔然可汗复国直振汗业，主要是为了在漠北地区建立一个新的藩属国，臣服于北魏王朝的柔然国可以起到拱卫北边，提供牲畜等牧业产品的作用。愿望如此，能否成为现实却是问题。事实证明，它所达到的效果正好相反，柔然并不恪守臣信，不再寇掠；它为了转移社会危机而不断地骚扰北魏边境，加剧了边境地区的社会矛盾。 安置在西海郡的婆罗门首先反叛，骚扰边镇。《魏书.费穆传》︰“婆罗门自凉州归降，其部众因饥侵掠边邑，诏穆饺命宣慰，便皆款附。明年（正光三年，522）复叛，入寇凉州，除穆辅国将军、假征虏将军，兼尚书左丞、假西北道行台，仍为别将，往讨之。穆至凉州，蠕蠕遁走。” 接着在正光三年十二月，阿那“乞粟以为田种，诏给万石”。这表明柔然部族随着和中原地区交往的增多以及自身社会组织的进步，统治重心因国家分裂内争面向漠南地区的转移，开始改变其单一的牧业生产方式而向半农半牧经济转化。北魏朝廷主要从政治角度考虑而积极支持柔然社会的这种变革。正光四年，阿那所统柔然部众大饥，乃“相率入塞”进行寇抄，且“上表请（行）台赈给”，魏廷诏尚书左丞元孚为北道行台尚书“诣彼赈恤”，“持节谕之”。元孚于柔玄、怀荒二镇之间慰劳柔然，时阿那之众号三十万（实不及此），拘留元孚，且向南寇掠直到代都地区。阿那及其部众以暴力手段劫持元孚并以之为招牌深入内地进行了一次“名正言顺”的掠夺，“驱掠良口二千，公私驿马牛羊数十万北遁”（《元孚传》、《蠕蠕传》）。北魏朝廷这才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改变交好与扶助的方针，派遣尚书令李崇为都督北讨诸军事率骑十万征讨。李崇出塞三千余里，至翰海，不及而还。《魏书.高谦之传》︰“正光中，尚书左丞元孚慰劳蠕蠕，反被拘留。及蠕蠕大掠而还，置孚归国。事下廷尉，卿及监以下谓孚无坐，惟（廷尉丞高）谦之以孚辱命，处以流罪。尚书同卿执。诏可谦之奏。” 北魏朝廷扶持阿那复国，延缓了柔然汗国衰亡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使已经陷于饥荒和将吏盘剥双重重压之下的北镇兵民遭受了一次新的掳掠，诚如张普惠所说此乃“困疲我兆民，以资天丧之虏”（《张普惠传》），客观上加速了六镇阶级矛盾以及六镇与朝廷的矛盾，为六镇反魏起义创造了重要条件。如于景为怀荒镇将，“及蠕蠕主阿那叛乱，镇民固请粮廪，而景不给。镇民不胜其忿，遂反叛，执缚景……月余，乃杀之”（《于景传》）。柔玄等镇情形大体当与此类似。 正光五年（524），以破六韩拔陵首倡的六镇暴动揭开了北魏末年各族人民大起义的序幕。六镇初起，柔然参预其事。《周书?于谨传》︰“及破六韩拔陵首乱北境，引茹茹为援，（北魏）大行台仆射元纂率众讨之。……茹茹闻大军之逼，遂逃出塞。”柔然欲乘机渔利的图谋遭到挫折以后，便改变策略，与六镇义军分道扬镳，而协助魏廷对付起义军，以尽藩臣之道。延昌元年（525），在北魏朝廷遣使赐赠杂物安抚并请求其给以援助的情况下，阿那率部进攻破六韩拔陵军，从武川向沃野镇，柔然军“频战克捷”，斩拔陵将孔雀等。接着在孝昌二年杀害了破六韩拔陵。 此后，在六镇、河北、关陇起义的战火之中，柔然还经常与北魏保持着通使关系。至建义初（528），魏孝庄帝诏柔然可汗︰“自今以后，赞拜不言名，上书不称臣。”灭亡前夕的北魏君主已经无力接受柔然的臣敬而与之保持君臣关系，它只是希望通过平等关系来换柔然“镇卫北藩，御侮朔表”之助。这只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公元534年，魏分东西，柔然与中原的关系以及中原东、西王朝的北边防务也将转入新的阶段。 北魏前期以北魏征伐为主结合柔然寇边犯塞为中心内容的双方征战关系在中期发生了根本变化，柔然“与中国亢礼”（《宋书.索虏传附芮芮虏传》）、“与魏虏为仇敌”（《南齐书.芮芮虏传》）的局面不复存在，代之以柔然通使魏廷并有较少次数战争冲突的和战关系。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在北魏方面而不在柔然。北方统一以后，随着割据兼并战争的结束，原来在统一战争总体战略中具有意义的和柔然征战关系已不再有其意义了，此其一。北魏的统治重心已由原来的武力政治改变为缓和内部矛盾，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相应地外交政策也适应这种变革而向和平政策过渡，此其二。由于北魏国力因内战结束以及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而强大起来，柔然的入寇、犯塞已不再象前期那样威胁着北魏王朝统治，故无需再兴兵动众深入漠北腹地打击柔然，此其三。农业经济因汉化加深而逐渐成为北魏社会经济的主体，漠北、漠南草原地区的丰美水草的吸引力减弱乃至不能再有吸引力，出兵所获不及消耗，征战便无必要，此其四。北魏由于社会制度的封建化和以汉化为中心的民族融合的加深，军队中骑兵成份越来越少，其攻城野战能力越来越差，而步兵增加则使防守能力大大加强，与柔然的关系也不得不适应这种状况，减少攻战征伐而加强边境防守，此其五。北魏中后期的北边防务政策便是围绕防守问题而展开的。都城南迁后，作为北边防守重地的六镇失去了原来拱卫京师北大门的战略地位，地位的剧降以及北魏统治者的注意力放到内政和南伐上，使六镇与京师甚至朝廷的矛盾隔阂越来越大。六镇问题成为北魂后期最棘手的政治问题之一，最终由于没有及时处理好这一问题而导致了激烈地反抗北魏王朝统治的包括多阶层多民族参加的各族人民大起义，敲响了北魏王朝的丧钟。 |
Powered by Discuz! X3.4
Copyright © 2001-2021, Tencent Clou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