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抗美援朝战争：“气多钢少”打败美国佬(1)

上一张下一张

    毛泽东作为世界公认的大军事家，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与军事斗争的实践相结合，在战争这个舞台上，导演了一幕幕以弱胜强的人间活剧。新中国建立之初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二战后世界最大规模的一场局部战争，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最扬眉吐气的一场反侵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是在毛泽东直接领导和指挥下进行的。抗美援朝使帝国主义感受到了中国人的硬骨头精神，毛泽东把美国“顶”疼了。没有抗美援朝的胜利，就没有中国的国际地位，就没有中国长期和平发展的环境。我们一直享受着抗美援朝胜利的恩泽。抗美援朝的意义将随着霸权主义威胁的日益严重愈来愈变得更加伟大、更加深远。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80周年的时候，我们回顾毛泽东与抗美援朝的若干片段以续读者。

    出兵朝鲜--伟大的决心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签署命令:“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卷第543页）至此，党中央根据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的请求以及中国人民的意志，正式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

    周恩来曾说“毛泽东下这个伟大的决心，是根据科学的预见、实际的分析”。彭德怀也作过这样的评价:“这个决心不容易定下，这不仅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对复杂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断力。”那么，下这个伟大的决心到底难在哪里？

    首先，统一思想难。对外反侵略是人民解放军的神圣职责，但出兵朝鲜，人们还不容易一下子接受的。因为，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非法决议，组成了以美军为主，16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联合国军”侵略朝鲜，霸占中国领土台湾。可美国侵略朝鲜，打的是反抗“共产主义”侵略的旗号，欺骗了世界舆论。虽然当时美国占领朝鲜，进而扼杀新中国于摇篮之中的意图也是显而易见的，但与俄国十月革命后遇到的帝国主义14国直接干涉还不是一回事，再加上美国又散布只占领朝鲜的烟幕，颇能蒙蔽一些人。针对模糊认识，中共中央非常重视抗美援朝的舆论宣传，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统一的道理讲地贴切实在，仇视、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的教育深入人心，毛泽东多次发表讲话，揭露美帝国主义的阴谋和罪行，各民主党派发表了《联合宣言》，各地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从大江南北到长城内外，从东海之滨到西北边陲，到处是沸腾的人群，到处是热血青年。举国上下群情激奋，义愤填膺，支持朝鲜人民，反对美国侵略朝鲜成为中国人民的时代强音。剿匪的部队把任务交给了公安、民兵，生产的战士放下了锄头拿起枪杆，复员的老兵脱下便服换上了军装；国家机关人员、党团员积极带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一次就有2000多人前往东北工作；母送儿、妻送郎、兄弟争相入伍的动人情景随处可见；成千上万的民工、司机、铁路职工、医务人员要求奔赴东北前线；工人和农民广泛开展增产节约竞赛活动，捐款、捐物，支援朝鲜人民；无数人写信、签名或写血书志愿去朝鲜当国际主义战士。人未去朝鲜，心先到了朝鲜。可以说，志愿军入朝前的宣传教育工作是相当到位、相当成功的。这里面与毛泽东亲自抓有着直接的关系。

    其次，预测胜负难。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是国力与国力的较量、军力与军力的较量。从双方国力看，1950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约合229亿多美元，钢产量只有60万吨，而美国工农业总产值已达2800亿美元，是我国的12倍多，钢产量8772万吨，是我国的146倍。从军事装备上看，美军有强大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其地面部队全部机械化和摩托化，每个师装备坦克140多辆，各种炮1500多门，汽车3800多辆。而我一个军只装备各种炮36门、汽车100辆。敌人攻占平壤后，气势汹汹，占着天时地利。我军参战已失去了最佳时机，且准备也不充分。毛泽东认为志愿军参战后战争形势有三种可能:一、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完全解决朝鲜问题；二、至少迫使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南朝鲜军撤至三八线以南，通过停战谈判解决朝鲜问题；三、志愿军同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打成僵局，甚至可能被打败，并且美国公开和中国宣战，至少以其优势的空军和海军破坏中国刚刚开始恢复的经济建设。可见，出兵朝鲜有极大的风险。

    战争胜负的客观条件是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等，但要分胜负，取决于战争的指导者能否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着眼战争的特点和发展，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实行正确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分析了美国在军事上的长处和短处，概括起来是“一长三短”。他说:“它在军事上只有一个长处，就是铁多，另外却有三个弱点，合起来是一长三短。三个弱点是:第一，战线太长，从德国柏林到朝鲜；第二，运输路线太远，隔着两个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第三，战斗力太弱。”毛泽东把战胜美帝国主义建立在可行、可靠的基础上。他在9月5日的最高国务院会议上说，“我们中国人民是打惯了仗的，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这些极而言之的话是对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最好解释。毛泽东做出兵朝鲜的风险决策，体现了智慧与胆识的统一，能力与魄力的统一，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统一。

上一张下一张

1950年6月28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发表讲话，号召“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第三，政治局拍板难。中国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重大决策是政治局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毛泽东坚决主张抗美援朝，大家是清楚的，作出兵准备也是没有疑义的，三八线作为出兵的底线也是赞成的。但准备出兵和真正出兵是两回事。当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10月1日，金日成请求中国出兵时，毛泽东拍这个板还是不容易的。10月2日政治局开会研究援朝问题。讨论中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或者对出兵存有种种疑虑。理由主要是中国刚刚结束战争，经济十分困难，亟待恢复；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还没有进行，土匪、特务还没有肃清；我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更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在一些干部和战士中间存在着和平厌战思想；担心战争长期拖下去，我们负担不起等等。概括起来就是“该不该打”、“敢不敢打”、“能不能打”的问题。一个刚刚建立的新国、弱国，靠什么去与一个打着联合国旗号的头号强国较量，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说着容易做着难，出国作战人地两生，怎么鼓舞士气；现代战争打的是钢铁，打的是后勤，没有钱是打不起仗的，脆弱的国民经济能否经得起巨大的战争消耗，经济拖垮了，国家就谈不上稳定；虽然人是战争的决定因素，但武器重要作用不容忽视，飞机加大炮的威力要比步枪加手榴弹的威力大的多，靠“三八”枪打到“三八线”底数有多大？打不赢，局部战争出了局，岂不是引狼入室？毛泽东反复地听取大家的意见，想了很多很多，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10月5日政治局一致通过了出兵朝鲜的决议。然而，10月8日，毛泽东下达志愿军出兵朝鲜的命令后，11日因苏联不能兑现提供空军掩护使抗美援朝的决策过程中又出现一个波折，但13日，毛泽东就出兵问题，与彭德怀等政治局委员再一次商量后，取得了一致意见：既然美国已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即使苏联不出动空军支援，我们仍然出兵援朝不变。“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出兵到朝鲜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卷第556页）

    10月16日，彭德怀和高岗召开志愿军师以上干部大会，宣布中央的决定。18日，毛泽东又一次主持会议，才把志愿军渡江作战的时间最后敲定下来，遂于当晚9时，电令志愿军按预定计划19日晚进入朝北作战。

    抗美援朝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难决策的两件大事之一。他要对世界大势做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对敌我友三方的情况和发展趋势进行全面的了解；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要能应付自如，迅速做出决断；更重要的是，要以充足的理由耐心地去说服自己的战友和同志。20年后，毛泽东对金日成说:“我们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还是决定了。”这是对当年中央关于出兵援朝决策过程的一个形象的描述。这是一个何等伟大而艰难的决心！

上一张下一张

    气多钢少--打败美国佬

    1950年10月19日，美军占领平壤。对朝鲜来说是首都陷落的日子，笼罩着悲哀；对美国来讲是值得庆祝的日子，白宫喜形于色；对中国来讲是紧张和不安的日子，毛泽东等待着志愿军渡江的消息。只是，我们知道美军在平壤大摆晚宴，美国并不知道我军26万人在夜幕的掩护下，分三路悄悄渡过了鸭绿江。这戏曲性的一幕，使朝鲜战场的形势起了戏曲性的变化。

    入朝那天晚上，细雨蒙蒙，夜色深沉，部队已在鸭绿江边集合待命，彭德怀环顾四周，突然一声：“出发！”即登上吉普车，冲过了鸭绿江大桥。

    志愿军入朝后，乘夜色，沿着崎岖的山路行进，前面看不见队伍的头，后面看不见队伍的尾。没人知晓在这长长的队伍中有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毛泽东的儿子上前线，以普通一兵的身份走在队伍中！毛岸英，时年28岁，曾在苏联参加过卫国战争，1946年回国后在延安当过农民，建国后担任北京机器总厂党委副书记。他有无数条理由不用去朝鲜战场，可他偏偏选择了血与火。当他得知要派志愿军出国的消息后，跟彭德怀提出了要求。彭德怀不敢答应，要等毛泽东表态。毛泽东支持儿子的选择，说，“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去？”就这样，毛岸英成为彭德怀被任命为司令员后的第一个志愿军。

    毛岸英到朝鲜仅一个月就在美机轰炸中壮烈牺牲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怕对毛泽东打击太大，过了一个多月后才向主席报告。毛泽东听了这一不幸的消息，平静地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为了反对侵略、为了世界和平和国际共产主义事业，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牺牲了许多优秀的战士，岸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他是党的主席的儿子，但他首先是一个和别人一样的战士。”

    战争是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综合较量。精神力量是思想道德、战斗意志、作风纪律、战术技术的综合反映。我军政治工作激发出来的革命加拼命精神，是降伏任何凶恶敌人的法宝。

    1950年11月底，朝鲜长津湖地区白雪皑皑，奇冷无比。装备鸭绒被、睡袋、大衣的美军冻得瑟瑟发抖，严寒难挨。可这时入朝作战的我9兵团指战员，由于时间紧、出动急，再加上美军的空中封锁，连寒区的冬装都没有换全，有的甚至穿着单胶鞋，戴着单军帽。官兵粮弹缺乏，忍饥受冻，一两天只能吃上一顿结冰的高粱米，官兵体质严重下降，冻伤减员严重。严寒的天气极大地制约了作战行动，部队配备的迫击炮70法使用，枪栓冻得无法击发，通信联络也极不通畅，就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志愿军发扬人民军队英勇顽强，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同美军浴血奋战。

上一张下一张

毛泽东送自己儿子参加志愿军去朝鲜作战

    12月1日，美陆战第一师在大量航空兵的支援下向兴南突围，在由北向南的70公里路段上，受到志愿军的步步紧追，层层阻击。12月8日，逃至古土里以南的隘路处，受到志愿军两个连的阻击。美军在飞机的支援下对我军阵地实行猛攻，志愿军不顾连续作战的疲劳，顽强抗击敌人，经过几天的激战，只剩下20多个人，但他们死死卡住这一关口。这天晚上气温降至零下40℃，第二天美军再次发起攻击，没有遇到任何打击，原来志愿军由于衣着单薄、冻饿数日，体力严重下降，全部冻僵在阵地上。正是靠这种挑战生理极限的精神把美国的王牌师打的溃不成军。使曾在二战太平洋战场的历次登陆战中，担负开路和主攻任务，威名赫赫，战斗力首屈一指的美军陆战第1师，经历了该师历史最惨痛的失败，从此风光不再。美军官方战史称，长津湖地区的部队“在撤往兴南的途中丢失或毁坏了大量被服、帐篷、军械装备、通讯器材和工程器材。……需要提供一个半师的装备。”

    作家魏巍在《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中写到：“这儿的每一寸土地都在反复地争夺。这儿的战士，嘴唇焦干了，耳朵震聋了，他们用焦干的嘴唇吞一口炒面……”。志愿军战士就是靠这一把炒面，一把雪的精神，在汉江南岸坚守阵地，与穷凶极恶的敌人殊死搏斗了50个日日夜夜。有一次，美军和南朝鲜军队数十架飞机、60辆坦克和大炮的支援下，向帽落山一线阵地发动轮番进攻，我50军的一个团在没有制空权和反坦克武器的情况下，用步枪、手榴弹、十字镐与敌拼死搏斗，鏖战8天8夜，硬是没让敌人前进一步。我38军的一个团在武甲山与莺子峰之间也坚持了8天8夜。在一个不足600平方米的580高地，每天落下20000多发炮弹，通往阵地道路被炮火封锁，运送伤员、弹药和给养都很困难，电话线刚刚架起接着被炸断，部队撤离收回一些电话线，一段50米的线上有30多个接头。炒面吃光了，就吃口雪解饥渴，阵地反复争夺，得而复失，复而失得。有一次阵地又一次丢失，100多名伤员感到对不起祖国人民、对不起毛泽东，主动组织起来上了阵地。没有弹药就从敌人的尸体上捡弹药。白天丢了阵地，晚上再夺回来。胜利完成了任务。这两个8天不是巧合，是战士钢铁精神的真实写照。“为祖国争光，为毛泽东争光”不是口号，是精神之柱。

    从1950年10月19日志愿军入朝开始，到1953年7月27日停战谈判协定签订，抗美援朝战争先后进行了两年零九个月多的时间，美国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现代化武器，战争的艰难性、残酷性和艰巨性在世界现代战争史上是空前的。我军将士经受住自然极限和战争极限的双重考验，以不屈的精神去抗击钢铁的挑战，在生与死的较量中，谱写一曲曲气吞山河的英雄战歌。在志愿军的行列中，相继涌现出了抱炸药包冲入敌群的杨根思、舍身堵枪眼的黄继光、烈火中永生的邱少云等30多万名英雄功臣和近6000个功臣集体。我钢少气多，以钢铁般的意志，血肉之躯战胜了敌人的狂轰烂炸，是世界上最勇敢最顽强的人，是“最可爱的人”。“志愿军打败美国佬，靠的是一股气，美军不行，钢多气少。”这股“气”，就是我军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屈服，只要还有一个人就要战斗下去的英雄气概。

上一张下一张

    灵活机动--退敌“三八线”

    10月19日美军占领平壤后，疯狂向中朝边境冒进。敌凭借优势装备，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轻敌骄狂，不可一世。此时，志愿军为实现入朝后先在预定地域展开，利用有利地形组织防御，制止敌人进攻的目的，正隐蔽行进。敌人是摩托化行军，昼夜推进，速度很快。我昼伏夜行，再加上撤退的人群造成道路拥挤，行进速度较慢，已无法先敌到达预定地域。

    敌我态势：敌分东西两路，浩浩荡荡而来；我分三路，悄悄而去。敌在明处，我在暗处。我知敌来，敌不知我到。

    慎重初战，初战必胜，是毛泽东指挥作战的一贯原则。10月21日，他审时度势，当机立断，要求志愿军放弃原定打防御战的计划，改取运动中歼敌的方针，并对战役部署提出了具体意见。为捕捉战机，22日7时，毛泽东对部队行军线路和围歼敌人最有利地域作了明确指示。23日，毛泽东给彭德怀发来了第7封电报。毛泽东指出：朝鲜战局，就军事方面来说，决定于下列几点：一是，目前正在部署的战役，是否能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两个三个甚至四个伪军师。此战如果是一个大胜仗，则敌人将作重新部署，在现有兵力的条件下，敌人将立即处于被动地位，否则，形势将改为于敌有利。二是，敌人飞机杀伤我之人员、妨碍我之活动究竟有多大，我军利用夜间行军作战的熟练程度如何，能否在敌人大量飞机威胁下进行有利的作战。三是，美国能否再增兵朝鲜（如五至十个师），或在美国增兵之前，我军能否在运动战中及打孤立据点的作战中歼灭几个美国师及几个伪军师。因此“应当力争此次战役的完满胜利；力争在敌机炸扰下仍能保持旺盛的士气，进行有力的作战；力争在敌人从美国或他处增调兵力到朝鲜以前，多歼灭几部分敌人的兵力，使其增补赶不上损失。”总之，“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589页）毛泽东为志愿军确定了十分重要的战略和战役指导方针，对初战胜利和尔后作战胜利，具有重大意义。此后，一天之内，毛泽东又连续发给彭德怀3封电报，就诱敌深入，捕捉战机等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

    接到23日的电报后，彭德怀又及时对战役进行了调整部署，部队继续隐蔽接敌。

    24日晚，40军118师、120师以预期遭遇的姿态，埋伏于两水洞、玉女峰地区，准备伏击南朝鲜军队。

    25日，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打响。上午7时、10时，120师、118师分别对伪1师和伪6师先头部队实施突然猛烈地攻击，打得敌人狼狈不堪。25日遂成为抗美援朝纪念日。

    25日晚9时，鉴于敌以汽车、坦克为先导，分兵冒进、到处乱窜，一仗聚歼两三个师甚是困难的情况，彭德怀决定，“以军和师分途歼灭敌之一个团或两个团……，求得第一战役中数个战斗歼灭敌一两个师，停止敌乱窜，稳定人心。”26日毛泽东复电，赞同分途歼敌的战法，并指出第一个战役须确定以歼灭敌伪1、6、8师为目标，“分为几个大小战斗完成之，然后再打美英军。”28日、31日、11月2日就如何抓住伪7团，断敌退路等问题毛泽东又作了具体指示。针对敌分兵冒进的特点，志愿军采取灵活战法，运动中分途歼敌，近战、夜战，穿插迂回、分割包围，增大了战役的突然性，扩大了战果。第一次战役歼敌1、5万余人，取得了初战胜利。

    志愿军突然出现在朝鲜战场上，令美国大吃一惊，打乱了其侵朝的战略步骤。白宫连续召开会议，对中国参战后的朝鲜局势做出评估。帝国主义者总是过高的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的估计人民的力量。认为，中国是象征性出兵，“最多不过6、7万人”，“不是不可侮的力量”。

    11月9日白宫决定，同意麦克阿瑟的建议，仍按原计划发动一次攻势，占领全朝鲜。并实行空中战役，炸毁鸭绿江上所有桥梁，阻止中国后续部队入朝。麦克阿瑟率联合国军22万人，分东西两线又一次发动了总攻势，要在12月25日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

    毛泽东针对敌战略判断上的错误，决定将计就计，利用敌人恃强自傲心理，将敌诱至我第一次战役所熟悉的战场，尔后实施出敌不意的攻击，歼敌7--8个团，将战线推至平壤--元山一线，使志愿军站稳脚跟。为达到目的，毛泽东命令9兵团3个军秘密入朝，担负东线作战任务。

    11月7日，志愿军主力后撤转移，少量部队节节抵抗，诱敌深入。我且战且走，敌以为我“怯战败走”，由开始缓慢推进，到放胆快速推进。21日，敌人全部到达预定的进攻出发线。24日，敌东西两线发动总攻。25日全部进入预定战场。

    11月25日晚，志愿军在西线突然发起反击，第二次战役打响。

    志愿军勇猛顽强、灵活机动，迅速打开了战役缺口。38、42两个军实施迂回穿插，负责截断窜至清川江以北美第9、第1军的退路。

    38军占领三里所、龙源里就关上了战役的大门。彭德怀有意识地把这一重任交给了38军。

    38军是四野的主力，解放战争中战如猛虎，很能打仗。第一次战役时毛泽东两次致电彭德怀，要他注意使用38军，切断清川江“联合国军”的联系。彭德怀把穿插任务交给38军后，该军由于行动迟缓和途中恋战，未能按时到达指定位置，贻误了战机。彭德怀拍着桌子批评了军长、政委。这次穿插任务无疑是一次考验。

上一张下一张

    27日晚，38军113师指战员，不顾两天两夜连续作战的疲劳，在师长、政委的带领下，顶风冒雪，翻山越岭，向三里所疾奔。当走到离三里所30里时，天已放亮。美机盘旋侦察，因已进入敌人的心腹地带，部队干脆去掉伪装行军，美机误认为是撤下来的南朝鲜军队，还通知三里所的“治安队”为“国军”准备了饭菜。前卫团一夜走了145里，28日8时到达三里所，占领了有利地形。5分钟后敌人的先遣队乘车来到，当即被全歼。两条腿赛过了汽车轮子。此后的50多个小时里，113师像钢钉一样先是钉在三里所，后钉在龙源里。敌人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支援下，实行波浪式、集团式冲锋，一天多达40多次。南突北援之敌相距不足1公里，却始终无法会合。由于38军切断了美第9军的退路，给我军大量歼敌创造了机会。在十几公里长的战线上，敌人丢弃了上千辆汽车、炮车、坦克。12月1日，彭德怀在给38军的嘉奖电上，亲笔写下：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38军万岁！从此，38军就有了“万岁军”的美名。

    就在38军穿插的晚上，我东线9兵团第20军、27军向美军发起突然反击，仅一夜，即将美陆战第1师和美第7师1个多团共约3万人，分割包围于长津湖东、西、南三个孤立的点上。30日晚，27军5个团，对被围于新兴里的美第7师第31加强团发动猛烈攻击。战至12月2日，将该敌3191人全歼。创造了以劣势装备，全歼现代化装备的美军1个加强团的成功范例。

    9兵团神兵天降，惊动了白宫。参谋长联席会议异常紧张。敌人怎么也想不通，从11月上旬实施“空中战役”，出动了1000架飞机，整天轮番对鸭绿江大桥及中朝边境的所有通路狂轰滥炸，并利用现代化的侦察手段24小时监控，15万大军竟在眼皮底下，完成战役集结，毫无觉察，成为“当代战争史上的奇迹”。怎能不紧张！毛泽东称其“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724页）

    第二次战役，“联合国军”遭到沉重打击，是美国历史上最惨重的失败。但敌人不甘心于失败，美英要我停止在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毛泽东看穿了敌人的阴谋，电示志愿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不利”。（《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239页》）彭德怀按毛泽东的指示，进行了第三次战役。此后，又进行了第四、第五次战役。我军战略战术机动灵活。第三次战役打过三八线，第四次战役回到三八线，第五次战役打过三八线又回到三八线，这里面有政治的因素，更有军事战略的考虑。敌我技术装备相差悬殊，我军只有战略战术的正确才能战胜敌人。不打过三八线就守不住三八线。也正是体现了这一战略战术。

    美军在朝鲜战场上有巨大的军事优势，拥有现代化运输手段，能迅速整补；拥有制空权，能在白天军事行动自如；拥有高度机械化装备，能迅速组织进攻退却的转换。我军处于劣势，粮弹经常供应不上，白天军事行动受限，缺少机械化装备，进攻退却的转换慢，部队容易疲劳。朝鲜战争中却能后发制人，迅速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是因为有毛泽东军事思想。志愿军指战员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和敌后游击战相结合的战略指导方针，以集中优势兵力，采取近战、夜战、速决战、穿插、分割、迂回等战役战术，在西方各国军事教科书中见所未见，而我军却运用的灵活自如。狂妄不羁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吃尽我军苦头后告诫部下:中国军队总是插入我纵深发起攻击，惯于在夜间运动和作战，他们是很危险的敌人，不要小看中国人。

上一张下一张

    打打谈谈--分晓板门店

    1951年7月10日，停战谈判在板门店开始。这是敌我双方进行战略调整的结果。

    经过五次战役的激烈较量，美国已看到，尽管自己有强大的军事优势，凭现有的兵力再打到鸭绿江是不可能的了，要继续增兵或将战争扩大到中国，那将是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敌人打一场错误的战争”。3月份，杜鲁门提出了打一场有限战争。4月份，极力主张扩大战争的麦克阿瑟被解职。5月1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放弃占领全朝鲜的军事目标，通过一定规模的军事行动，在三八线地区建立一条分界线，通过谈判，寻求“光荣的停战”。

    我虽然取得了五次战役的胜利，但自己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尽管兵力上占据优势，由于没有制空权，武器装备落后，后勤补给不足等给作战造成的困难短期内无法解决。志愿军在作战中一次战役能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一个整团，却难以全歼被围之敌。美军“还有顽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因此，不具备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把美帝国主义彻底赶出朝鲜的条件。5月26日，毛泽东指示志愿军，多打小歼灭战，每个军一次求得歼灭美英军一个营，积小胜为大胜。毛泽东比喻为“零敲牛皮糖”。6月3日，毛泽东和金日成商谈后，确定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总目标，在军事上则是“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朝鲜停战谈判非常特殊，既不是战胜国强迫战败国接受投降条件的谈判，也不是战胜国之间瓜分战果大打出手后的谈判，而是一个头号帝国主义国家妄图称霸世界，遭到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反抗之后，不得不罢手的谈判。

    由于敌人对“和谈”缺乏诚意，对谈判采取拖延和破坏的政策，使朝鲜停战谈判旷日持久、艰难曲折，形成了两年之久的谈谈打打，打打谈谈；边谈边打，边打边谈；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的斗争局面。谈判的天平取决于战场的砝码。一次小小的战斗，甚至一个士兵都体会到了“政治仗”的味道。

    毛泽东深知敌人虽然在战争中遇到了严重困难，被迫求和，但决不会改变其帝国主义侵略本性。预见到谈判期间，敌人可能会玩弄种种阴谋伎俩，可能乘机对我实施突然袭击，我军惟有经过坚决、激烈的军事政治斗争和持久作战的准备，才能取得胜利。能打方能言和。敌人谈判桌上得不到，战场就要打；战场上得不到，才回到谈判桌上谈。

    7月2日，毛泽东要求志愿军“极力提高警惕。我第一线各军，必须准备对付在谈判前及谈判期内敌军可能对我来一次大的攻击，在后方，则举行大规模的空炸，以期迫我订立城下之盟。如遇敌军大举进攻时，我军必须大举反攻，将其打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293页》）7月9日又在电报中指出，“我前方部队，必须鼓励士气，继续英勇作战，千万不可有丝毫的松懈，不要作此次可以和下来的打算，而应作此次和不下来、还须继续打、还须给敌人以大量的消耗和歼灭，然后才能和下来的打算。只有我们作了此种打算，才于争取最后胜利有益处，否则是没有益处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295页》）谈判未开战略策略已定。

    7月26日，当谈判接触到划军事分界线的实质问题后，敌以“谋求海军空军优势的补偿”为借口，要我后退数十公里，遭我驳斥后，便叫嚣让飞机大炮去辩论。发动了夏季、秋季攻势和“绞杀战”，迫我妥协让步。而我军则以打促谈，粉碎了敌之进攻和“绞杀战”，迫敌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上来。之后，敌又以沿海岛屿不受军事分界线限制为由，企图强占朝鲜北部沿海岛屿。针对这一情况我收复了这些岛屿，粉碎了敌之无理要求。随即，又打破了敌人的“细菌战”。1952年，敌又在战俘问题上进行讹诈，我为配合这一谈判斗争，于1952年秋胜利地进行了全线性战术反击作战，并取得了上甘岭防御战役的胜利。敌在我军事打击下，又不得不恢复谈判，作出让步。当敌企图从朝鲜东西海岸实施大规模登陆时，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形势指示志愿军“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仍按原计划进行。”“应肯定敌人登陆，肯定敌人要从西海岸登陆，肯定敌人在清川江至汉江间登陆这一基点出发，来确定我之行动方针”。志愿军实施了大规模的反登陆作战准备，迫使敌人的登陆企图“胎死腹中”。

    当停战谈判接近签字之时，李承晚集团竟公然强行扣留我方被俘人员，破坏停战协议，大肆叫嚣“单独干”、“北进”。为了惩罚李承晚当局，加深敌人内部矛盾，给敌军以更大压力，促使停战的最终实现和保证停战后朝鲜局势的稳定，毛泽东指出：“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才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50页》）遂发动了1953年夏季攻势的第三次进攻作战--金城战役，共歼敌5、3万余人，给了敌人以严厉打击，密切配合了停战谈判斗争，有力地促成了停战的实现。使敌人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也没能得到。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与1951年11月27日相比，我方阵地净向南扩展了332、6平方公里，敌人已无“面子”可言。

上一张下一张

    这场战争，美国先后投入全部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和海军的近半数，还胁迫15个仆从国的军队参战，并把整个国家经济推向战争轨道。经过两年零九个月的战争，我军共歼敌71.8万多人。我国战费开支25亿美元，消耗作战物资560多万吨。美国战费开支400亿美元，消耗作战物资7300余万吨。美国政坛老手艾夫里尔?哈里曼称:朝鲜战争是一场苦涩的战争，主要是因为一个超级大国，又是打着联合国的旗号，死伤了那么多人，损耗了巨额物资，花费了巨额战费，竟然战胜不了一个弱国，丢尽了颜面。战争出乎意外的惨败，还迫使美国当局三易主帅。美国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全胜者，军事战略从来都以全面胜利为终极目标。但在朝鲜战争中，美国开始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尽可能稳定三八线附近的战线，寻求停火。后来越南抗美战争中，中国政府警告美国不许越过北纬17度线。美国约翰逊政府未敢越雷池一步。美国切实接受了朝鲜战争因求全胜反而得不偿失的教训，结合世界有可能发生核大战的现实，提出了“有限战争”的新概念，即只要不涉及美国生死攸关的国家利益，就不要去追求全胜，其对外扩张的全球军事战略，也具有了有限性的特征。第三任侵朝主帅克拉克上将悲哀地说: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和痛苦。英国著名元帅蒙哥马利在抗美援朝战争后告诫西方世界:军事上的禁律之一是，不要同中国交战，谁若想入侵中国，就要大倒其霉。

    但帝国主义的将领们，始终也不明白志愿军靠什么取得了胜利。敌我武器装备相差悬殊，敌人伤亡却是我的两倍，“最初是能不能打，后来是能不能守，再后是能不能保证给养，最后是能不能打破细菌战。这四个问题，一个接着一个，都解决了。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353页》）我军能攻能守，能谈能打，能战能和，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敌人对我已奈何不得。我军能取得抗美援朝的胜利，其根本原因，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正确的领导加人民战争。这个领导就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就是毛泽东的领导。上甘岭战役时，敌对我坚守坑道的部队封锁、轰炸、爆破、熏烧或向坑道内投掷毒气弹等毒辣手段进行围攻，再加上坑道内缺粮、缺弹、缺水，空气混浊，氧气不足，条件极其困难艰苦，有的一个坑道内是19个单位的人员，并且多数是伤员，有的是重伤员，他们组成临时党支部，靠支部的坚强领导和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凝聚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使我军的阵地成了攻不破的铜墙铁壁。这铜墙铁壁不正是上至党中央、毛泽东，下至每一个支部、党员共同铸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