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王朝对越南的统治：伏波将军马援南征交阯(1)

付波将军马援

    一

    从公元前三世纪末至十世纪中叶，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中，今天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北部，曾经处于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之下。在《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少间篇、《墨子》节用篇等先秦古籍中，越南北部地区被称作“交阯”。到春秋战国时期，交阯地区与中原地区发生了较多联系，经过楚国“南平百越”，到公元前三世纪秦王朝统一时，在交阯地区设置郡县。秦末汉初，南海郡龙川令赵佗在岭南（今中国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中部）建立过“南越”地方政权，交阯同广西、广东以至中原地区，仍保持着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到汉武帝时，交阯仍由中国封建王朝设置州郡管理，成为古代岭南地区的一个组成部分。

    新莽末，邓让为交阯牧，《后汉书·岑彭传》载：“初，彭与交阯牧邓让厚善，与让书，陈国家威德，……于是，让与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长沙相韩福、桂阳太守张隆、零陵太守田翕、苍梧太守杜穆、交阯太守锡光等，相率遣使朝贡，悉封为列侯。”东汉王朝将交阯、九真、日南（今越南北部、中部）、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今广东、广西地）等七郡，统称交州，委派州牧（后改为刺使）、郡太守治理。《东观汉记·岑彭传》云：“于是，江南之珍奇食物，始流通焉。”

    《交州外域记》载：交州所辖之交阯郡，农业生产还处于较原始的状态，其“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恳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雒将铜印青绶。”《宋史舆服六》云：“两汉以后，人臣有金印、银印、铜印。”按汉制，“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比二百石以上，皆铜印黄绶”。汉王朝不太可能比照内地官吏六百石至二百石以上给予雒将俸禄，而雒将接受汉王朝所赐“铜印”又享受“青绶”的荣誉，则是可能的。其地同汉王朝的关系，大致上与“闽越”、“东瓯”的情况相似。“越人名为藩臣，贡酎之奉，不输大内，一卒之用不给上事”。“其不可用于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积也”。由于交阯地区距中原遥远，其发展水平可能比起“闽越”、“东瓯”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到西汉后期，“凡交阯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人如禽兽，长幼无别”。“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籴交阯，每致困乏。”“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日南则基本上处于原始状态。《交州记》曰：“其民依海际居，不食米，止资鱼。”《博物记》曰：“日南出野女，群行不见夫，其状皛且白。裸袒无衣襦。”交阯、九真、日南三郡之间，发展很不平衡。而三郡的总体发展水平，同汉王朝直接统治的中原地区，更存在很大的差距。

    二

    秦王朝经略岭南地区，置南海、桂林、象郡，派任嚣为南海尉兼典三郡。赵佗雄据岭南，将秦之象郡分为交阯、九真二郡。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吕嘉叛乱后，在岭南地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崖、儋耳等九个“初郡”。初郡“且以其故俗治，无赋税。南阳、汉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师古曰：“地比，谓依其次第，自近及远。”即初郡官吏士卒的物质保障，均由与初郡邻近的内地各郡，由近及远，给予供应，不必由初郡承担。依其“故俗治”，任用典主交阯、九真二郡民之二使者为太守，“诸雒将主民如故。”汉王朝派出的州刺史，在每年八月巡行所部，“录囚徒，考殿最。年终赴京师向朝廷奏事，实际上是负有考核、监察使命的无任所巡迴大使。

    东汉王朝基本上承袭了西汉的管理模式，但行政机构的职能有了较大改变。原来州牧“无适无治”，而今“所治有定处”，原来每年年终州牧赴京师奏事，而今“不复自诣京师，虽父母之丧不得去职”。年终派员代奏；原来“州牧奏二千石长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由三公遣吏按验处理，而今“不复委三公，故权归举刺之吏”。州成为一级的行政机构，州牧的权力也扩大了。建武十八年（42年），东汉王朝把州牧改为刺史，并特别规定“交阯刺史持节”。“节”，即符节，古代使臣出使，必持节以作凭证。《宋书百官上》云：“前汉遣使，始有持节。”《东观汉记百官表》司马彪注：“考诸州刺史，皆不持节，而交阯独持节，以所部绝远，故重其事权也。”反映了东汉王朝对岭南边郡地的高度重视。

    与加强行政机构的职能相适应，交阯、九真的地方官吏也采取了一些社会改革措施。早在新莽末中原离乱之际，交阯太守锡光就曾“教导民夷，渐以礼义”。建武初，锡光继任交阯太守，任延为九真太守，对二郡民“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从生产到生活诸方面改变原来的陋规旧俗。任延在九真还“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又“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其贫无礼娉，令长吏以下各省奉禄以赈助之。同时相娶者二千余人。是岁风雨顺节，谷稼丰衍。其产子者，始知种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为'任'”。任延离任后，九真吏人为之立生祠，以志纪念。

    南北朝时，豫章（治今江西省南昌市）人俞益期“性气刚直，不下曲俗，容身无所，远适在南”，至书友人韩康伯曰：“九真太守任延，始教耕犁，俗化交土，风行象林，知耕以来，六百馀年，火耨耕艺，法与华同。名白田，种白谷。七月火作，十月登熟，名赤田，种赤谷。十二月作，四月登熟，所谓两熟之稻也。”“米不外散，恒为丰国。”当地原来的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对于锡光、任延在交阯、九真的治理，《后汉书》作者范晔给予充分肯定：“岭南华风，始于二守焉。”十四世纪越南人黎则（上加山）撰写的《安南志略》，对锡光、任延在交阯、九真“教民”的举措，也给予正面评价。交阯、九真的社会进步给邻近的部落产生良好影响，建武十二年（36年），“九真缴外蛮里张游，率种人募化内属，封归化里君。明年，南越缴外蛮夷献白雉、白菟”。

    东汉王朝的统治及锡光、任延的改革措施触犯了当地的“固有风俗”，引起雒王、雒侯、雒将“新的不满”。

    其实，自汉武帝以来，朝廷对岭南边郡的雒王、侯、将采取维持现状的优容政策。但这些氏族奴隶主贵族拒绝任何社会改革。早在文帝前元十三年（前167年）朝廷已明令废除肉刑。可是到武帝元鼎年间（前116-111年），南越地仍然盛行黥刑、笔刑，赵佗的曾孙婴齐嗣立后，“尤尚乐擅杀生自恣，”害怕朝廷“要以用汉法，比内诸侯”，不敢入朝。后来，其子兴嗣立，与其母摎后请求“内属”时，朝廷又遣使明谕，“除其故黥劓刑，用汉法”。把废除肉刑、用汉法作为“内属”的条件。其相吕嘉反对摎后及其自行“内属”，实际上正是反对“用汉法”、“比内诸侯”。吕嘉叛乱，从某种意义上说，正代表了那些反对汉法、固守旧规的雒王侯将的政治要求。吕嘉叛乱失败后，西于县（西汉置，治今越南永富省东英县地）雒王曾趁机反叛，被原瓯雒左将黄同所杀。其他雒将未敢轻举妄动。元封五年（前106年），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置交阯、朔方等十三州，凡十三部，皆置刺史，周行郡国，省察治政，“以六条问事”。其中第一条便是“强宗豪右天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这一汉法在岭南交阯地的任何程度的实施，对于固守旧规的雒王侯将，显然是十分不利的。因此，雒王侯将对建武年间东汉王朝加强统治及社会改革措施不满，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

    三

    建武十六年（40年）春二月，交阯女子征侧、征贰聚众起兵反抗，攻陷郡县。《越史略》载：征侧“性甚雄勇，……太守苏定绳之以法，侧怒，乃与其妹贰起峰州兵，攻陷郡县”。《安南志略》载：苏定“守交阯，贪暴，由是征侧杀（苏）定而叛”。马援也曾向汉武帝上言：“太守苏定，张眼视钱，碟（石作目）目讨贼。”二征起兵反抗固然是出于对东汉王朝统治的不满，其直接导火线是因太守苏定贪暴而起。

    《后汉书·南蛮传》载：“征侧者,麊泠县（今越南河内西北）雒将之女也。……甚雄勇。交阯太守苏定以法绳之，侧忿，故反。于是九真、日南、合浦蛮里皆应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为王。交阯刺史及诸郡太守仅得自守。”二征起事所率之众为“峰州兵”。《资治通鉴·汉纪三五》宋白云：“峰州，汉麊泠县地。”《读史方舆纪要广西七》亦云：“峰州城，汉交阯麊泠县地。”麊泠县邻近西于县，吕嘉叛乱时，西于县雒王曾反抗朝廷。麊泠、西于是雒王势力较强的地带。二征统率之“峰州兵”，当是雒将世袭领地上的氏族部落之众。征测起事后，“服诸雒将，皆属征侧为王，治麊泠县，得交阯、九真二郡，民二岁调赋”。改变了西汉以来对越地“初郡”之民“毋赋税”的政策。这在东汉王朝来看，也应属“所为不法”之举。

    二征起事时，正值东汉王朝镇压了赤眉军，扫平了地方割据势力，初步安定了西北边疆之后。光武帝正励志图治，力图归服西汉时期所统各郡，不会允许岭南边郡出现任何新的地方割据。

    建武十七年（41年），光武帝诏令长沙、合浦、交阯诸郡县“具车船，修道桥，通障溪，储粮谷”，为大军出征作准备。十二月，拜马援为伏波将军，以扶乐侯刘隆为副，督楼船将军段志等，率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八千人，开赴交阯郡，军至合浦（今广西合浦东北），段志病故，光武帝诏马援并统其军。马援率军出合浦，遂缘海而进，直趋西于，沿途没有遇到抵抗。又东进浪泊（约今越南河北省西部、永富省东部一带），与征侧的军队遭遇，打了一仗，“斩首数千级，降者万余人”。征侧等退保金溪（《大越史记全书》作“禁溪”，约今越南永富省北部），处境“益困”，兵败被杀。此后，马援进军顺利，并扩充了兵力。建武十九年（43年）九月，马援向光武帝上言：“臣谨与交阯精兵万二千人，与大兵合二万人，船车大小二千艘，自入交阯，于今为盛。”正当马援陈兵交阯时，益州发生了蜀郡守将史欣的叛乱。马援上书建议，派出一军，“从麊泠出贲古，击益州，臣所将越骆万余人，便习战斗者二千兵以上，弦毒矢利，以数发，矢往如雨，所中则死。愚以行兵此道最便，盖承藉水利，用为神捷也”。表明由雒越人组成的交阯精兵，已成为马援所部之主力。同年十月，马援进军交织、九真，沿途所遇雒将或遁或降，马援在日南郡置象林县（约今越南广南之南部），立铜柱以为汉南疆之极界。徙越骆“渠帅”（雒将）三百余口于零陵（今湖南零陵），于是“岭表悉平”。

    马援在交阯期间，进一步完善郡县。时西于县有户三万二千，沿边离县治远者千里，马援奏请将西于县分为封溪、望海二县。在所经之地，辄为郡县制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交州记》曰：“凿南塘者，九真路所经也，去州五百里，建武十九年，马援所开。”《南越志》亦曰：“马援凿通九真山，又积石为坻，以遏海波，由是不复过涨海”。又“条奏越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

    建武二十年（44年）秋，马援率军“还京师，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中原人民也为这场战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对于二征的反抗及马援在交趾的种种举措，范文澜先生曾有评述，他认为：“《后汉书》说征侧甚雄勇，被苏定惩罚，愤怒起兵。这是错误的说法。如果征侧仅仅是为个人的愤怒，四郡越人俚人为什么起来相应呢？……足见这些刺史太守都是苏定一类的贪劣官，早就为居民所厌弃。征侧的胜利，正是由于它的行动顺应了驱逐贪劣官的公意。不过征侧脱离汉朝，自立为王，在当时的条件下，还不符合越人俚人一般的利益。首先是经济上还需要与汉朝联系，没有政治上的关系，要继续那些联系当然很困难。……当时越人俚人在经济上和汉朝联系是有益的，这就决定了马援将是战胜者而征侧将是战败者”。马援在交趾“穿渠灌溉，为越人兴农利。又奏请朝廷废除不合汉律的越律十余条。可以设想，低级文化的社会，法律往往过于残酷，马援废越律十余条，是帮助雒越民减轻雒王的压迫。”“马援改革越律，申明制度，自后越人奉行马将军故事”。“这说明雒民反对汉贪劣官吏，但并不要求雒王雒将统治的恢复”。范先生的这段论述，经过了五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重读一遍，笔者认为，仍然是比较客观公正的。

    法国学者鄂卢梭说：“安南历史中之封建时代，始于前四世纪末，迄于纪元之初”，“其初，中国固然不变越人的风俗组织，然在纪元之初，则逐渐将其变更，虽然有抵抗叛乱的尝试，然在纪元初的一世纪中，待遇已同中国之一州。……使从前一种原始民族，变为服从社会纪律的一种文明团体云”。鄂卢梭所说在纪元之处越人的社会变更对安南历史进入封建时代的意义，大致上是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

    越南古史研究者认为，从西汉时期至东汉初期，是骆越社会“过渡到封建制的阶段”，是二征起义失败的“客观结果”，是“促进外族统治者不得不发展郡县制与矫治以前更为深刻的封建生产关系”。因此，瓯雒社会开始进入到一个属于封建制度范畴的新的发展阶段”。上述见解，囿于农民起义推动社会发展的传统观念，忽视了从前三世纪末开始雒越人已在中国封建王朝所置郡县制之下。却承认了从东汉初期起骆越社会向封建制阶段过渡的历史事实。

    四

    由于马援曾率军镇压骆越人二征的反抗并在交阯等郡实施的改革措施,使他成为史学研究中一位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纵观马援一生，与边郡结下了不解之缘。

    马援年少而孤，然有大志。未成年时即欲辞别长兄况，赴边郡畜牧。因况病故未能成行。其后任渭城（治今陕西咸阳东北）督邮，在押送囚犯途中，马援同情弱者，将囚犯放走，因而逃亡北地（治今甘肃庆阳县东北）。遇赦后即留居北地从事田牧。其祖父宾曾客居天水（治今甘肃通渭县西），其父仲曾为牧师令，其次兄员时任护苑使者，故人宾客多投附马援。马援转游安定、天水、陇西数郡，宾客役属者数百家。《水经注· 河水》曰：河水过天水北界，有“苑川水地，为龙马之沃土，故马援请与田户中分以自给也。”苑川在今甘肃榆中县东北。马援田、畜日增，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但他认为，拥有“货值财产，贵其能施赈也”，即救济贫困之人，否则就是“守钱虏”。乃将货值财产全部散发给昆弟古旧，投身仕途。

    王莽末，天水成纪人隗嚣据有西北弋郡，在刘秀、公孙述两大军事势力之间“欲持两端，不愿天下统一”。时马援留居西州，隗嚣与马援相善，以援为绥德将军，参与决策。隗嚣曾遣马援先后赴蜀地、洛阳，观察公孙述和刘秀。马援视公孙述为“井底蛙”，认为不足与谋。刘秀对马援每次召见交谈，夜至天明。“援才略兼人，又好纵横之划，故未得官，待召而已”。未获刘秀信任。马援乃自请于上林苑中屯田。其后，隗嚣多次支持公孙述据战汉军，向公孙述称臣。马援本着“当今之世，非独君择臣，臣亦择君”的宗旨，向刘秀“建宜进之策”，协助东汉王朝削平了西北隗嚣的割据势力。

    建武九年（33年），光武帝拜马援为太中大夫，为来歙之副，监诸将平定凉州。“自王莽末，西羌寇陇西、金城，入塞内。隗嚣不能讨，因抚集以为强”。来歙向光武上言：“陇西侵残，非马援莫能定”。光武乃以马援为陇西太守。马援发步骑三千人，击破先零羌于临洮（今甘肃岷县），守塞诸羌八千余人向马援投降。《水经注· 河水》曰：“昔马援为陇西太守六年，为狄道开渠，引水种秔稻，而郡中乐业”。是时朝廷之众议以金城（郡治允吾县，今甘肃永靖县西北湟水南岸）之西，途远多患，主张放弃。马援认为，金城以西，城皆完整坚固，金城诸县，皆田地肥美，溉灌流通，自有本地居民，迁还原地充实，不宜放弃。主张“流民患本业，不复为国家忧”。光武帝采纳了马援的建议，诏武威（治姑臧县，今甘肃武威县）太守梁统，令全部归还金城客民，归者三千余口使其各返旧邑。马援奏请朝廷批准为金城以西之地“置长吏，缮城郭，起坞候，开导水田，劝以耕牧，郡中乐业”。又遣羌人豪帅杨封譬喻劝说外羌皆来和亲。又武都（治今甘肃西和县南）氐人背弃公孙述来降者，马援皆上奏复其侯王君长，赐印绶。光武帝皆从其请。建武十三年（37年），武都参狼羌与塞外诸种人为患，杀长吏。马援率四千余人击讨，至氐道县（治今甘肃礼县西北）。羌人在山上，马援军占据便地，夺其水草，不与战，羌人穷困，豪帅逃亡出塞，诸种万余人皆向汉军投降，于是陇右清静。

    由于马援在龙东南地区的多年经略，对东汉王朝在西北边郡统治的建立与巩固，起了重大作用。

    建武十八年（42年），马援奉诏率军赴交阯郡，以战功封新息侯。二十一年（45年），从交阯班师返京，时仅月余，匈奴、乌桓诸部进扰扶风（今陕西兴平县东南），三辅之地备受侵害。时有故人对马援胜利班师受朝廷封赏多有祝贺，马援谓故人曰：“方今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自请击之。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明年秋，马援将三千骑兵出高柳（今山西阳高县西北）上谷障塞，乌桓见汉军，皆散走。建武二十四年（48年），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孤军深入全军覆没。马援时年已六十二岁，又一次请兵。光武帝遣马援率中郎将马武、耿舒、刘匡、孙永等，率死万人讨“五溪蛮夷”精夫向单程。二十五年（49年）春，马援军至临乡（今湖南常德西南），遇蛮军攻县。临乡即沅南县故城。《水经注· 沅水》曰：“县在沅水之阴，因以沅南为名。县治故城，昔马援讨临乡所筑也。”马援击败蛮军，接着进军下隽，有两道可入，从壶头（在湖南沅陵县东一百里）则路近而水险，从充县（今湖南桑植县境）则途夷而运远。马援认为从充道，“弃日费粮，不如进壶头扼其喉咽”。但壶头山地势险要，蛮军乘高守隘，水流湍急，船不能上。正值炎天暑热，士卒多染瘟疫而死，马援亦中疫，行军被困。此时，耿舒致书其兄耿弇，称马援“类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以是失利，今果疾疫”。耿弇得书即上奏光武帝，光武帝认为马援贻误军机，遣虎贲中郎将梁松前往质问马援，并代监其军。

    梁松为武威太守梁统之子，尚光武帝女舞阴长公主，封高山侯、太中大夫。“宠幸莫比”，是朝廷中新贵。其父梁统与马援同起于西北，马援以梁统为友，按长幼之序，马援视梁松为晚辈，曾对其礼遇不周，梁松由是怀恨。正值此时，马援病死于军中，梁松宿怀不平，以贻误军机事乘间上书陷害马援。光武帝大怒，下令追收马援“新息侯”印绶。“死于边野，马革裹尸”而还的马援，死后竟蒙受了不白之冤。

    当年马援从交阯回京曾随军运回薏苡一车。据《神农本草经》云：“薏苡味甘，微寒，主风湿痹下气，除筋骨邪气，久服轻身益气”。是防治“瘴气”致病的良方。他认为“南方薏苡实大”（“实”即薏苡果仁，名薏米），载一车随军回师，“欲以为种”。朝中一些权贵以为马援从交阯运回一车“南土珍怪”，十分眼红。但马援当时正受光武帝宠信，“故莫以闻”。及马援疫死疆埸之后，朝中“有上书谮之者，以为前所载还，皆明珠文犀”。马武等皆上奏章言其状告，光武帝益怒。当马援尸体运回京师后，其妻、子万分惶惧，不敢以丧还旧茔，仅在城西暂时埋葬而已。宾客故人害怕株连，不敢吊唁。马援之妻、子、子侄“草索相连，诣阙请罪”。前后六次上书申冤。

    面对马援死后蒙受不白之冤，朝廷大臣三缄其口。却有一位年届六十的同郡人、云阳令朱勃，敢于犯颜直言，上书光武帝，认为伏波将军马援“建宜进之策，卒破西州”；“奉诏西使，镇慰边众”，“晓诱羌戎，救倒悬之急，存几亡之城”。又“出征交阯，克平一州”，“间复南讨，立陷临乡，师已有业，未竟而死，吏士虽疫，援不独存”。今“名灭爵绝，国土不传。海内不知其过，众庶未闻其毁”，“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为之讼，臣窃伤之”。

    平陵（县治今陕西咸阳西北）人朱勃，是马援少年时代之同窗，朱勃能说《韩诗》，马援仅能书写。其兄激励言“汝大才，当晚成”。后马援为将军封侯，朱勃之位不过一县令。马援虽贵，但常待以故旧恩情而不轻慢，今马援遇谗，唯有朱勃能终守故旧恩情。

    马援早年在北地田牧，后留守陇西六年，开渠灌溉，发展农业，对货值亦颇熟知。他在陇西时，曾上书建议，后汉王朝初立宜如前汉旧铸五铢钱，三府（太尉、司徒、司空）以为不可行。马援还京师，从公府求得前奏，知公府以不能实施之难有十余条。如《东观汉记》所言“凡十三难，援一一解之，条奏其状”。光武乃从其奏，如旧铸五铢钱，“天下赖其便”。

    马援之兄子严、敦等，常讥议时政，结交轻佻之客，马援在交阯还书诫之曰：“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子孙有此行也”。南朝宋人裴松之以为马援此诫可谓切至之至，不刊之训矣。王僧虔亦赞“昔马援处子侄之间，一情不异”。而马援回京时，则“闲于进对，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辅长者，下至闾里少年，皆可观听，诸王侍闻者，莫不属耳忘倦”。袁宏《后汉纪》称马援“善说前言往事”，以历史鉴诫今人。

    在马援去世九百三十多年之后，北宋雍熙初，由左散骑常侍徐铉校定的许慎《说文解字》“叙”中说“暴秦苛政，散隶聿兴，便于末俗，人竞师法。古文既绝，巧伪日滋。至汉宣帝时，始命诸儒修仓颉之法，亦不能复。至光武时，马援上疏论文字之讹谬，其言详矣”。可证马援有关文字之讹谬的论述，其精确性经过了历史的检验，为后世学者所肯定。

    马援在世纪之初对南、北边郡的征战中，如历代封建王朝一样，实施剿、抚政策。对反叛的首领有斩杀，但不嗜杀，多迁于内地安置。这是封建朝廷大的政策方针决定的。对于效忠汉王室、盼天下统一、边郡安宁的朝廷重臣，对西北的羌人，南方的骆越，理所当然地实行同样的政策。南方骆越的分布地域虽较为广大，但当时均处于东汉王朝所属州郡管辖之内，被马援同样视为东汉王朝的臣民。世纪之初的南方边郡，并未出现十世纪中叶以后的那种新的政治格局（如吴权称王建国），骆越人也不成其为“跨境民族”。马援除了对反叛首领镇压之外，对骆越人并未实行民族歧视，他以收编骆越精兵中“便习战斗者”的顽强战斗力而感到自豪，并自请率骆越兵入蜀讨伐叛将。他在交阯得知获得朝廷的封赏之后，乃按越人之俗“击牛酾酒，劳飨军士”，足见他对所率部队中越人习俗之重视。马援在交阯曾得骆越铜鼓，“取其鼓以铸为铜马”，上表大讲相马之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囿于中原文化盲目优越感和对少数民族历史文物的短识。

    马援在日南郡象林县立置的铜柱，在历史上留下深远影响。《水经注.郁水》俞益期牋曰：“马文渊（援字文渊）立两铜柱于林邑岸北，有遗兵十馀家不反，居寿泠（治所在今越南广治省广治县北广治河东岸），而对铜柱。悉姓马，自婚姻，今有二百户。交州以其流寓，号曰马流。言语馀食，尚与华同。山川移易，铜柱今复在海中，正赖此民以识故处也”。《通志南蛮下》注“马流人”“至隋时有三百余户”。

    后世治理交阯的官员，有效法马援者。《新唐书.马总传》载，唐元和年间，马总为“安南都护，廉清不挠，用儒术教其俗，政事嘉美，僚夷安之。建二铜柱于汉故处，鑱著唐德，以明伏波之裔”。《旧唐书马总传》亦云：马总“于汉所立铜柱处，以铜一千五百斤特铸二柱，刻书唐德，以继伏波之迹。以绥蛮功，就加金紫”。唐太和年间，韦公干为爱州（治今越南清化省清化北马江南岸）刺史。《岭表录异》卷上载：公干“闻有汉伏波铜柱，以表封疆，在其境。公干利其财，欲摧镕货之于贾胡。土人不知援之所铸，且谓神物，哭曰：使者果坏，是吾属为海人所杀矣。公干不听，百姓奔走诉于都督韩约，移书辱之，公干乃止”。按，文宗太和中，废州都督，咸属安南都护府，以韩约为都护。韩约下书辱公干欲摧镕铜柱之举，亦是继伏波之迹。当地居民更是视铜柱为震慑、防御海盗的神物。

    清人潘鼎珪《安南纪游》云：至康熙年间，安南尚有马将军庙，“至今庙貌并巍然，……自其王一下罔不望门瞻礼，岁时祷祠焉。……品秩悉依汉制，冠裳如之”。“编伍悉依古田赋法，……国以兵象多为富强，然其为数，象每不踰三千，兵恒歉十万，则传为伏波将军谶定也。”。由此可见世纪之初曾促进交阯社会走向封建化的“马援故事”，经过一千六百多年以后，仍在当地保留着较大的影响。

    历史的尘埃已逝去二千多年，对马援这位历史人物是非功过的评价，只应从世纪之初中国封建王朝同周边地域的历史大环境出发，实事求是地论述、探讨，决不可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恩怨反观历史，去苛责世纪之初的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