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军阀的鸦片贸易：依靠鸦片税敛财扩充军队(1)

    鸦片贸易原是英国殖民主义者打开近代中国大门的可耻手段，它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清政府尽管惩办了禁烟英雄林则徐，但鸦片泛滥的恶果最终迫使其改弦更张。1907年，慈禧太后降旨，命令“以十年为期，要将所有外国鸦片和中国鸦片的毒害一并根绝”，并采取了强制性的禁烟措施。一时“烟禁森严，事关条约，全国官吏，谁不憻遵”，禁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可是到了民国初期，中央政权形同虚设，各地军阀割据。为了筹措军晌，抢夺地盘，军阀们推行饮鸩止渴的政策，不仅强迫农民种植鸦片，抽取烟税，而且包运鸦片，征收特税，导致全国鸦片贩运猖獗，烟祸再度蔓延。湖南自民国以来就成为南北军阀必争之地，各派军阀相继柄政湖南，拥兵自重，致使湖南战乱频繁。而“数年来的战争，完全是为了鸦片问题”。可见，鸦片对民国时期的湖南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拟就民国时期湖南军阀的鸦片贸易问题作一探讨。

    一、湖南烟禁解除，烟祸重起的原因

    清廷发布以10年为期，“将洋药土药之害一律革除净尽”的谕令后，全国上下纷纷实施烟禁。湖南的禁烟运动走在了全国前列，“湘省烟禁甚严，已将禁绝”。可是，到民国时期，各派军阀相继控制湖南后，竞对种植和贩卖鸦片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政策。军阀们一面勒令湘省农民弃田种烟，交纳烟土，一面又经营非法的鸦片贸易，牟取暴利。于是湘省烟禁大开，贩毒吸毒者日益猖獗。“湘人兵燹之余，重以烟祸”。那么，民国时期湖南何以烟禁大开，烟祸重起呢？笔者认为它与当时湖南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民国时期的湖南具备了滋生烟祸的土壤和温床。

    1．民国时期国家政权四分五裂，地方军阀割据，争权夺利。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湖南政权先后为皖系、直系、桂系、粤系等军阀势力把持，推行所谓“联省自治”运动，把湖南政局搞得一团糟，执政者“走马灯”似地更换。如此变幻莫测的政局变动，当权军阀们要想在湖南站稳脚跟，就势必要取得地方势力在财政上的支持。而“烟税为湖南财之渊薮”。军阀政府大开烟禁后，既可以增加税收，扩充财源，又可以稳定政局，在权力竞争中获胜。谭延闿的倒台就是铁的教训。在他主湘期间，曾严禁鸦片贩卖运销，结果得罪了湘系军阀势力，被驱逐出境。而何键之所以能主持湘政长达10年之久，其原因就是拥有可观的烟税收人，能在蒋介石政权下左右逢源。

    2．民国时期，湖南已是民穷财尽，经济濒临破产。当局为了维持正常的财政开支，不得不千方百计寻辟财源。自太平天国以来，湖南就战乱不断，湘省军队防剿本省，援剿邻省，穷兵黩武，迄无虚日，财力大多耗于军队。一直缺乏发展经济的安定环境，使得本来就不富裕的湘省经济遭受重创。加之清末以来长江中游洞庭湖沿岸一带自然灾害的频繁袭击，早已民不聊生。正常情况下，若仅依靠传统的田赋和货物税，全省经济收入，不过300万两，再加上厘金收人，亦不过500万两，而20世纪的前10年间，岁出已增至600万两，严重的财政赤字，达到了无可改变的程度。如何才能挽救颓局，弥补赤字呢？民国初期的湖南军阀们认为鸦片贸易一本万利，是迅速聚积财富，摆脱经济困境的最佳手段。

    3．民国时期，湖南是“频苦于兵，战祸连绵”，且军队人数众多，军费开支庞大。由于湖南地处军事要位，当时境内南北军旅，交集一隅，军队人数一度达到165,000人，超过了两广和云贵四省兵力之总和。正所谓“倾全国之师，集于湘境”如此庞大的军队和频繁的战争，所需军饷是历任的湖南军阀头目们最头痛、最恼火的事情。因为此时，中央政府早已被赔款、外债、内战拖得负债累累，不但无法顾及地方财政拨款，反而加紧对地方的搜刮，地方军队的饷源只能由地方税收解决。如果他们的主子控制了省政府，则全省财力听其支配；如果他们与省府敌对，则饷源就需从个人控制的地盘州县所获取。军阀们知道，早在清末，国家就从洋药土药税中获得了镇压农民起义、支付战争赔款的大笔费用。所以民国时期的湖南军阀们也照例沿袭旧法，为解决棘手的军队饷费问题，在激烈的权力竞争中增强自身势力，除了增加田赋、滥发纸币外，更从征收鸦片特税中获取重要财源。

    二、民国时期湖南军阀的特税收入情况

    自谭（延闿）、赵（恒惕）之战后，湘省的军队多且杂。为便于管辖，督军将其划分了防区，允许各地军阀按区域自行收税。湖南的特税收人，要数湘西最为丰厚。因为驻扎在湘西的部队能够垄断云、贵过境或湘西自产的鸦片税收。西南三省是我国鸦片种植、销售最多的地区。云、贵两省所产鸦片要运销省外，售往全国，首推方向是湖南。鸦片由黔东运往湘西重镇洪江，再由洪江转到常德或邵阳，最后运往长江销区和两广销区。其中晃州、沅州、麻阳、靖州、绥宁、里耶、慈利、吉岗坪等地都是川、黔、滇三省烟入境的扼要之地，军阀们规定：云贵鸦片过湘境时必须缴纳特税，本省种烟农户也须交税。他们对种烟农户和贩烟商人征收的特税名目繁多。主要有如下几项：

    1．特税的种类。（1）通关税。征收对象限于烟土运销商。在湘西、湘中南等交通要道、口岸，军阀们设置关卡，以禁烟为名，对过境烟商收取重税。规定：凡烟土运销过关，每担（一千两，十六两制）特货必须缴纳捐钱四百元左右，取得税票后才准通行。（2）窝捐税、懒捐税及种烟牌照税。征税对象是种烟农户，规定种烟农户必须事先缴纳税款，领取牌照；农户种烟按窝征税；不种烟者需交懒捐税。目的是强迫农户种烟。（3）烟灯税。征税对象是烟馆经营者和吸食鸦片者。规定：凡开馆供人吸食鸦片和吸烟者本人都必须按罩灯收税。

    在湖南，仅通关税一项收人就十分可观，也成为各派军阀们角逐的首选目标。“从1920年到1930年，李烈钧的滇军、沈鸿英的桂军、蓝天蔚的湘系杂牌军、熊克武的川军以及当地五花八门的军队一直把持着这一要道（指从黔东经湘西重镇洪江，然后转往湘北常德或湘中的邵阳）上的鸦片烟税”。下列数据足以说明军阀控制的烟土买卖之兴隆重。“从宝庆（今邵阳）到长沙，每月的鸦片税在一百万元以上”。军阀在湘西洪江设立了特税检查所。在20~30年代，“仅贵州一省每年向洪江输人的鸦片额达三万担以上”。1930年，何键在邵阳设立了监护处，规定烟土护运费每担征收180~200元，“从1930年11月到1932年7月底的一年零九个月中，监护处共计收得护运费八百八十多万元”。从1930~1933年，湖南征收的云贵鸦片特税少则每年约300多万元，而洪江一处的特税就几乎等于宝庆、常德、津市、汝城、绥宁等各处税收的总和，约占湖南全省特税的45上，成为当时何键部队的一项重要军饷来源。“1933年下半年，何键又从特税中提取一百万元到广州定购军械”。所以说湖南许多防区的军费开支，除一年征收数年的田赋外，有很大一部分是依靠厉行鸦片专卖和强收特税获取。还有不少军队并不按月发给军晌，而是发给鸦片。特别是在打仗的时候，鸦片更成为鼓动士气，督促官兵奋勇杀敌的重要奖品。

    2．军阀们怎样收取鸦片特税。具体来说，各防区的军阀头目在各鸦片倾销口岸设立了所谓“禁烟查缉局”，名为严禁烟土贩运，实是重税而保护。烟商须按照买得的鸦片数量向禁烟查缉局缴纳运销捐税。其税率因内销与外销而异。内销鸦片只准其在省内运销，约每担征收200~300元的特税；外销鸦片可出省运销，约每担征收400~500元的特税。在鸦片运输途中，即使在同一防区内，每经过一道关卡又须向禁烟查缉分支机构缴纳定额的登记费，然后加贴印花标记。如在甲防区收买的鸦片通过乙防区出售，那就必须按照乙防区所定的章程缴纳捐税，否则目为私货，予以没收。因而一般鸦片贩卖商多与军阀相交甚密，拉拢行贿为常见之事，甚至利用军队武装押运强制通行。何键统治时期，为了帮助护运鸦片毒品，还专门成立了一支特种武装部队，在湘黔边境和洪江-宝庆线上进行武装护送。军商合作，利润分成，狼狈为奸。有些产烟防区，军阀们将生烟收集起来，自己设厂制造吗啡，然后高价出售，牟取暴利。何键曾经从上海请来制剂师在湘西凤凰设厂制造吗啡。湘西还有个军阀叫陈渠珍，“割据湘西，闭关自守，平时在其割据地抽收鸦片烟税，作为其军政费用的主要财源”。在湖南军阀当政时期，全省每年的烟税收入，“为公的达一千万余元，私人不汁其数”。

    三、鸦片贸易对民国时期湖南社会的影响

    1．非法的鸦片贸易不仅成为湖南军阀们获取军费的摇钱树，而且往往被他们作为玩弄权术的王牌、诉诸战争的借口，从而加剧了民国时期湖南政局的混乱和动荡。作为实力军阀，其首要条件当然是必须拥有雄厚的财力。有了丰厚的军饷，才能养兵配备，在残酷的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财源枯竭意味着军心动摇、军权削弱。湖南军阀们一旦面临这个困境时，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设法夺取税收宝地。解决的办法通常是诉诸于战争。20年代初赵恒惕发动的湘省援鄂之战，有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要“调走客军和杂牌队伍，重新掌握鸦片税收”。1923年谭延闿和赵恒惕之战，也是以蔡钜猷争夺烟税为导火线引起的。云、贵烟土，大部分要从湖南洪江进口外销。洪江一处烟税，占全省烟税的45上。谁控制了洪江，谁就可以发财，所以湖南军阀们常为争夺洪江而争战。1926~1927年，贵州军阀袁祖铭以北伐为名长期驻守湘西，不但占据了洪江这块税收宝地，而且还控制了沅陵、麻阳、晃县、芷江、通道、靖县、黔阳等县，独吞了由洪江入口的特税，严重地侵犯了湖南军阀的权益。唐生智几次敦请袁祖铭移驻鄂西均未成功，就派所属师长周斓杀了袁祖铭，查封了袁祖铭在常德所设的“元源记”、“泉昌记”两家烟土公司，并没收了所囤积的鸦片数十担。袁祖铭之死虽还有其他政治原因，但侵犯了湖南军阀在鸦片方面的权益，无疑是重要原因。正如一位学者所言：“鸦片战争是中英两国的国际性战争，而中国数十年的军阀混战也可以说是鸦片战争在国内的继续和扩大。”

    鸦片贸易也成为军阀之间进行政治交易的一种秘密手段。在1930~1934年期间，贵州军阀王家烈同毛光翔、犹国才争夺贵州政权。湖南军阀何键趁势极力拉拢王家烈，支持他夺权，以助他主政贵州为条件，要求王家烈能在鸦片外销上给予特别的照顾。由于当时战争频繁，贵州向湖南输出的鸦片一度减少，何键就通过王家烈的驻长沙代表胡羽高询问原因，王家烈立即下令将正运往四川的80多担鸦片中途截回半数，转运湖南洪江，同时又跟何键代表官鼎良商定，此后“每月专向洪江输送一至二批鸦片，每批约在四百担至五百担之间，以支援湖南财政”。作为酬报，何键则资助王家烈军费2万元，并以衡阳兵工厂造的枪械相支援，还赠送王家烈飞机一架。何键的目的是希望王家烈在贵州掌权后，把贵州的特货完全经由湖南运销，使湖南的炯源有着落。

    另外，有着“湘西王”之称的湘西军阀陈渠珍，长期割据湘西，霸占洪江特税，他一向反对何键。何键视陈渠珍为肘腋之患，想除掉他，就多次利用王家烈。两人在共同利益上互相勾结，对陈渠珍采取排挤夹击政策，最后对陈渠珍实施武力，迫使他离开了湘西这块税收宝地。

    2．鸦片贸易致使湘省烟祸蔓延，毒害了社会风气，危及民生。湖南自军阀统治以来，烟祸日趋蔓延。“军兴以来，烟土之多，烟民之众，言之骇人听闻”。各地军阀视中央禁令于不顾，竭泽而渔，干起了连清末统治者都认为后患无穷的蠢事，对湘省社会生活产生了极为有害的影响。

    第一，贩毒者甚多，形成了庞大的贩毒运毒队伍。由于鸦片买卖本小利大，常常一本万利，因而吸引着唯利是图的人甘愿以身试法，不惜肝脑涂地。在湖南，上至上流社会的官僚、军阀头目，下至下层社会的土匪、地痞和帮会势力，无不涉足于鸦片的走私贩卖，从中牟取厚利。据1920年上海《民国日报》报道：“最近武昌鲇鱼套车站扣留张署（指湖南军阀张敬尧）由奉天运到的烟子四十五袋，迭经各方呈诉，外人抗议，通国执言，犹卒被张督强迫运去。”当时的《北京日报》以“大员贩鸦片”为题抨击说：“此次鲇鱼套车站，破获某大员运湘之鸦片种子约万斤，以堂堂督军兼省长竟为此破坏道德，触犯刑律之事，吾不为堂堂之方面大员惜，吾实为共和国家之国民羞。”何键统治时期，更是督军大员组织军需人员贩运烟土。由于烟土运输路途险恶遥远，在黔东通往湘西南的商道上，过去都是山路崎岖，层峦叠嶂，渺无人烟，加之烟土又系贵重禁品，为特商的血本和部队的军饷所在，因此大小军阀都很重视，特意加派了得力的亲信部队护运，以策安全。何键成立的一支特种武装部队，常年在湘黔边境和洪江、宝庆线上进行武装押运。何键的手下湖南航空处处长黄飞，也因在贵州贩运吗啡东窗事发，被蒋介石政府在南昌处决。下层社会的烟贩也拉帮结伙，串通贩运鸦片。汤芗铭统治时期，小本烟贩还临时结伴而行，每人背上一个小包袱，时称“包袱帮”。军阀烟商们的军队、马帮日夜活跃在湘西南的商道上，“湘籍特商多为宝庆、湘乡人”。他们还在各经销口岸，大小城镇开设了许多烟馆、土膏店，经营着烟土生意。

    第二，烟馆林立于大邑小镇，吸烟者很多。种烟和贩烟的盛行，使得民国时期的湖南烟馆林立，烟民剧增。烟商们将生土熬制成熟膏，开办烟馆，设置红灯，供烟民吸食。在长沙，“军人售卖鸦片，烟馆遍及于省城”。皖系军阀张敬尧督湘的时候，“嗜烟成癖，相率效尤、督署人员上自参谋、秘书、顾问、谘议、副官，下迄兵士、仆、妾，皆烟瘾甚深。实地调查，合署烟枪及百杆，张督日须陈膏三两，张部七师士卒以及警察无不吸食鸦片，所得饷粮不能敷用，于是串通轮船水手、茶房，由沪汉各处贩土人湘，以致民间已经戒者，现复沾染，而青年染有新瘾者，亦复不少。一般流氓，大开烟馆。”不仅通都大邑烟馆林立，且穷乡僻壤亦有茅蓬草屋以供吸食，一时烟馆多于米肆，烟民剧增。从职业来看，实事上，吸烟者不仅有军人、警察、富有的官僚地主，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下层民众。从吸烟者的年龄看，吸烟者年龄最多的是41~50岁，其次是30~40岁，还有一部分未成年的孩子。从性别上看，男女都有，很多青楼妓女染有烟瘾，到1937年，湖南烟民已达285942人，仅次于四川。而以郴州一带，吸毒者最多。既严重地摧残了百姓的身心健康，又毒化了湘省的社会风气。

    3．军阀勒令湘省农民种烟，破坏了湖南农作物耕种的土壤环境，造成了此后多年的粮食恐慌，百姓乏食。自1907年清政府开始实施禁烟谕令后，湖南官绅普遍认为：“自种烟苗既未净绝，自难禁运烟土出境之实，”“禁烟要政。莫先于禁种。”于是下令州县各地销毁种烟田地。1909年，仅酃县就一次拔去烟苗13万平方米，1910年又拔去270万平方米，全省罂粟种植面积一度大为减少。然而这种势头并没有延续下去。到民国初年，湖南地处南北军阀必争之地，各派军阀为此不惜连年混战，为筹措军饷，竟强迫各州县农民种植罂粟而“不以禾稼为重”。张敬尧督湘时，下令“每田四百亩，种烟四十亩，每亩抽税二十元。长沙一县，就发烟种四万包”。赵恒惕治湘后，更迫令农民种烟，因“种鸦片的税收比田赋大数倍”。于是湖南的产烟地迅速推广，形成了区域性种植，在湘西的湘黔边区及辰沅一带种植最为广泛，该区尤以慈利、石门、永定（今大庸）、龙山、淑浦、桃源等县种植最多，慈利县推广种烟后，广大农户一改“往时春田多种二麦，又颇艺豆”的农事习惯，“今则鸦片之利溥，民贪艺之，而麦种者寥寥矣”。而永定所产鸦片除供本地吸食外，每年还有价值10万两以上的鸦片销往澧州、常德等地。在湘南的湘桂边区如桂阳州、晃州厅（今新晃县）、武冈县等山区州县，出产鸦片也很多。在湘中地区，又以宝庆府、善化、新化、安化等县产量最大。如此广泛种植鸦片，致使许多“生产谷米的田地，变而生产鸦片”。新化县农户没有一家不种烟的，全县种烟的土地估计约达110万平方米。“在湘阴、石门、慈利等县，军阀迫令农民种烟，纳税充作军饷，倘有不遵从的，除罚洋以外，竟有处死刑者”。本来农民因为税重不愿种烟，但在这样的暴力压制下，也不得不种烟了，这样一来，民国时期，军阀统治下的湖南，鸦片种植深入农村，许多生产米谷的田地，变而生产罂粟。相反，生产粮食作物的田地遭到排挤，逐渐减少。可是湖南的气候、土壤条件都不宜种植罂粟，而且产量极低、品质极差，加之成本高、税收重，农民本不愿种植。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种植罂粟时间长了，就会造成土质下降，粮食减产。在善化县，由于种植婴粟，“产粮之地年少一年，吃烟之人日多一日，以致粮价腾贵，风俗败坏”。湘西一带的肥田沃壤也因“多种罂粟，至为贫农”。由于粮食的减产，湖南在此后经常粮食短缺，闹饥荒。总之，军阀勤种鸦片的又一严重后果是造成了湖南粮食产量下跌，大大削弱了湘省农业经济，原为产米之区的湖南随后百物奇贵，米价持续上涨，农民更加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