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文化侵略：抗战时日本利用宗教分裂中国(1)

图为1937年11月15日，净土真宗本愿寺发行的月刊‘教海一栏‘的封面

    宗教是群众性、民族性和国际性的现象。它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类在一定历史时期产生的，对支配自己命运的客观世界的一种虚幻观点，但却发挥着深远的影响。作为和某些特定民族的历史文化、思想情感密切相关的宗教，它不仅涉及到其民族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和心理状态，而且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政治力量。特别在遭受异族入侵与内部压迫时，宗教往往成为团结抗敌的神圣旗帜。正因为此。在**战争中，日本除使用军事手段外，还千方百计地利用宗教从事对外扩张、毒化殖民地的活动，对中国抗战造成严重的危害。

    输入日本宗教，效力侵华战争

    日本有本土的神道、扶桑教，以及外来的佛教、道教、基督教等多种宗教。历史上，佛教在日本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当局始终沉湎于对中国侵略的迷梦之中。为了适应对外扩张的需要，日本政府有意识地强化和规范宗教的社会功能。特别在九·一八事变后，为纳日本国民意识于一致对外扩张之中，日本当局便把神话天皇和崇尚“武运长久”的国家神道抬高到各宗教之首。1940年，日本“宗教团体法”再次确认国家神道的国教地位，并规定各宗教完全划归政府管辖，公然提出日本宗教教义要以适应军国主义的思想为前提，“侵略战争是圣战，所谓八纮一宇的思想成了国体教义的根本”。

    因此，战时日本的宗教就不能不为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服务。而不少教徒不惜抛弃教旨，为之圆梦。如日本东本愿寺教化研究院主持河本显了述居然引经据典，撰写《佛教经典战争观》，把侵略杀人说成是“圣战”。诚如日本著名佛学家道端良秀所言，“战时日本佛教，简直好象发了疯一般。”。

    移植宗教，对华传教，是配合军事侵略的政治图谋。早在日俄战争后，日本就开始在中国东北建立宗教寺院。继日本在《二十一条》中提出对华布教自由后，不少日僧就更加积极鼓吹。如1924年日本《中央佛教》第七号，就有数篇文章强调日本佛教必须对外扩张，广植寺院。到1933年，日本佛教真言宗、净土宗等佛教宗派在旅大就建立了寺院和布教所20多座。到七·七事变时，上海租界已有九所日本佛教寺院，天津租界有五座日本寺庙。据日本方面1936年11月调查，仅哈尔滨一地，就有日本多种宗教的布教场所24处，其中佛寺九座。全面侵华后，日本宗教更是渗透华北与东南各省。仅日本东本愿寺就在中国各地设立近40处布教所。日本神道除在东北伪都搞“建国神庙”外，还在我国东北各地搞了不少日本“神社”。据1945年统计，东北城乡的大小日本神社就有295座。日本侵略军上海军特务部，为了日本在华各派教徒能通力合作，于1939年2月，在虹口虬江路624号成立“中支宗教大同盟”。1943年6月，又在延安东路77弄1号成立“大东亚佛教总会”。

    日本殖民主义者力图通过日本宗教迷信，摧毁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如日军在长春建立的“建国神庙”，供奉日本“天照大神”。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带头，天天向建国神庙行礼。强迫中国群众也向它行礼，承认它的权威。伪“保安法”还规定，如对“建国神庙”有“不敬罪”者，要判处一至七年徒刑。把“天照大神”作为“建国神”供奉，表示伪满的开始不是起始于清始祖，而是和日本一样，始于“天照大神”，因此，东北人民要与日本“精神如一体”、“一心一德”。这也为将东北分裂出去找到了宗教的依据。日本在华佛教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软化中国人民的斗志，使“日、满、华亲善”。哈尔滨极乐寺的日本佛教徒的这一活动，因其成绩显著而受到日本方面赞扬，并鼓励“日本佛教各派都必须融合到满人中去”，“要提倡日本佛教徒超越职业意识，竭力向满洲扩张。”

    在华日本寺院成了日军侵华的前哨据点。不少日僧为对华心理战出谋划策，为军方传令，或充当间谍，直接为侵华战争效力。如为日军进攻上海寻找借口，1932年1月18日，日本驻上海武官田中隆吉和女特务川岛芳子唆使日莲宗和尚无崎启升、水上秀雄等五人，以举行“寒中修行”为名，到上海双阳路三友实业社门前挑衅，酿成流血事件，嫁祸中方。而披着宗教外衣，进行特务间谍活动之事，更是屡见不鲜。早在1903年日俄战争前夕，为侦察沙俄军队在东北情况，日本特工江木少佐、土井大尉就是化名觉然、悟省，获得北京禅宗本山的度谍而潜入东北的。**战争爆发后，在青海的塔尔寺和佑宁寺，就有几个化装成喇嘛的日本人潜伏在那里，指使汉奸阮志贤化装成商民，在西宁活动。18岁的福田隆化装成朝圣者于1940年1月15日抵达塔尔寺，返回张家口后向参谋本部提交详细报告。1940年11月，“华北交通”（日特机关）的牧野秀之进，装扮成喇嘛，经百灵庙、中公旗，穿越腾格里沙漠，到达青海的夏宗寺，后返北平。战时，未经允许，外国人严禁入藏，但对蒙古族朝圣者却不加禁止。为插足西藏，野本甚藏、木村肥佐生与西川一三等人，化装成“地道的”蒙古族喇嘛教僧人而混入西藏。

    充当宗教扒手 阻挠国际援华

    抗日战争爆发后，与我相邻的东南亚友好国家积极支持中国抗战。由于佛教、回教在东南亚诸国流传甚广，缅甸还将佛教定为国教。为遏制东南亚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日本便大造舆论，说“中国赤祸蔓延，共产党毁灭宗教”，日本对华战争是“弘扬佛教的圣战”。日本给人们造成这样一种信念，战争似乎只存在信教与非信教之分，而没有侵略与非侵略之分。

    众所周知，中国佛教历史悠久，东汉起取经印度，梁朝后传日本，影响甚远。东南亚人民自然不会轻易受骗。于是，日本又把自己打扮成佛教事业的代表者。老牌特务造谣专家土肥原在《为创造新文化而战争》一文中大言不惭地吹嘘，“东洋文化之代表佛教，支那文化代表儒教，十分维持实行于国民生活中者，不在印度，不在支那，实在**本帝国。”为了表示日本尊重“东方文化”，1934年在东京连忙拚凑了“东亚佛教会”、“佛教兴亚会”、“国际佛教协会”等组织。“东亚佛教会”的宗旨也定为“发扬佛教真理，团结佛教信徒，铲除共产邪说，恢复东方文化”。“大亚细亚主义”的制造者矶部美氏还向东亚一切佛教民族侈谈对华战争可以建立“新摩揭陀帝国”。他们说“佛教发源印度，而残存于锡兰、缅甸、泰国、越南、爪哇、中国，最后东渐日本，今日惟缅甸、泰越、日本保有余荣，如缅、泰、越加入形成一联邦国，构成亚洲南部之一防堤，则亚洲佛教兴旺置于磐石之上”，并许以“泰国为这一联邦的盟主”。与此同时，日本广派特务到各国游说，以引起东南亚人民对中国的恶感。尤其在广州沦陷后，中国只有西南滇缅公路保持对外交通，这时日本特务加紧了在缅甸的造谣，竭力宣传诬诋中国政府摧残佛教、逐僧毁寺，日本“为保中国佛教，故与中国作战”，煽动以佛教为国教的缅甸反对开放滇缅公路。而当时泰国居然有一小部分自名为“激进派”的人物，羡慕当“新摩揭陀帝国的盟主”，也跟在日本后面鼓噪。

    日本早已注意到世界伊斯兰教，为拉拢亚洲和中近东阿拉伯各国，日本原本没有一个回教徒。1937年前，日本连一座清真寺也没有。为扶持亲日势力，日本赶忙修建清真寺，翻译《古兰经》，**东方各国回教徒。1938年5月12日，在东京建成清真寺时，日本特意组织44回教国代表去参加，成立“伊斯兰文化协会”，搞了“大东亚回教圈展览”，伪称日本有回教徒50万，好象日本是回教的发祥地一样，并把大会拍成电影，向世界广为宣传。这时，日本又成了回教的代表者，以复兴回教自居。宇垣一成在东京发表“皇风万里”的文章，内载：“现在亚细亚有二万万伊斯兰教徒，据最近的传闻，他们眼看着亚细亚的更生，也奋起企图与日本提携，以从事亚细亚成为我等之亚细亚”。日本对我国历史上存在的一些民族隔阂和矛盾，以及个别有辱回教的言论肆意夸大，广为宣传，恶意中伤。如1938年，日本派4人冒充中国回民代表，到麦加向朝觐的十余万各国回教徒作蛊惑性宣传，旨在阻止各国对华的援助。

    运作信仰差异 图谋分裂中国

    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宗教信仰不一。利用民族宗教差异，分裂中国，分而治之，也是日本侵华的惯用伎俩。

    日方图谋蒙古由来已久。辛亥革命后，为粉碎日本借佛教拉拢蒙古王公的阴谋，中国僧俗太虚、胡瑞霖等筹建中国五旗佛教联合会，沟通汉藏文化，弘扬藏传密法以对密宗僧人在华布教。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无力侵略全蒙，遂将蒙古分成东蒙、西蒙两部分，在东蒙建立特务机关。九·一八后，西侵东蒙，改称“兴安省”，统辖于伪满洲国内。紧接着，又策动西蒙亲日派“自治”，并以东蒙、西蒙合并“大元帝国”、“大蒙古国”为诱饵，分化我民族团结。

    图谋建立“会教国”，扰乱我抗战后方。中国西北五省，地位重要，是抗战的后方基地，信奉回教的近四千万人。“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达到它灭亡中国的目的，久已穿着提倡回教的伪装，捧出'大回回国'的旗帜，在回族间进行挑拨分立的活动。化装成回教徒的日本奸细，从民国三年即已深入甘、宁、青各地”。远在1900年，日本黑龙会与浪人会就策划搞所谓的回教运动。1914年，日人涛秀雄即化名马成龙在甘肃组织“黑龙会”，从事挑拨回汉关系的活动。1917年，川村乙麻假入教为名，在宁夏实行诱惑工作，当时被马福祥逮送张家口日领署。川村乙麻又改名川村狂堂，在东北、平津做回民特务工作。佐元间贞，化名左东山，于1923年在上海办了《回光》杂志，用笔名发表文章，以倡导回民取得政权为主旨，进行舆论煽动。“九·一八”日寇强占东北，川村狂堂率领回奸张子文、张子岐等组织伪“伊斯兰学会”。而村田则率兵强占沈阳清真寺，自为阿訇，派人到西北活动。沈阳回教中文校长张子文，曾奉命前往西北对回族军阀马鸿奎执行拉拢任务，奉天市小西区区长兼回教协会支部长的杨进文，也曾到西北对回族军阀进行拉拢策反。华北事变后，阿桂善、额济纳、宁夏、武威、西宁等地，均有以回教信徒名义掩护的日本特务机关。

    1937年8月和10月，天津和北平相继成立了以马良和王瑞兰为首的“天津回教会”和“北京回教会”。1938年2月，又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成立了所谓的“中国回教总联合会”。“满洲陆军少将”刘锦标任“咨议”，主要负责者原为喜多诚一少将，后为茂川秀和大佐。另有小池与三谷亨任“顾问”。“回教总会”名为宗教团体，实为日本特务机关控制动用的外围群众组织。该地还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各地广设分会。

    日本对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道教也绝不放过利用的机会。1941年，由日本兴亚院命令成立“华北道教总会”。日本原拟由老牌汉奸下台官僚陆宗舆任会长，临开会时陆病住院，只好改由前国务总理靳云鹏充任。“华北道教总会”要接受东京道教组织“大学院”的指导。1942年由“大学院”指令，以“大东亚共荣”为名在天津等地设立分会，并无耻要求中国道教徒学习日本的“王道”。

    日本利用这些组织，干了许多破坏中国抗战的罪恶勾当。如1937年冬季，日寇用“北京回教会”的名义，先后向冀中各清真寺投寄劝降信和宣传品，邮袋装有日本旗帜和《告伊斯兰同胞书》，挑拨回汉关系，说什么“抗战是为了汉人”，日本要“维护回教”，实现“回民自决独立”。日本的劝降信还诡称：“皇军到了，回民都到清真寺去，打上日本国旗，皇军一定给予保护”。日本侵略者企图通过分化政策让广大穆斯林群众当温顺的亡国奴。战时伪回教总会除散布所谓“中日满提携”、“日华亲善”、“团结拥教”、“拥护新政府（即伪政权）”及“反对共产党”的汉奸言论外，还要各清真寺以行动支持日军的活动，为日本“献铜献铁”、“增产粮食”。

    1941年左右，日本为搜刮中国财富，要从华北大肆招收劳工，去东北“勤劳奉仕”，于是，“回教总会”在日本顾问的建议和监督之下，组织回教青年去东北服劳役。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使日本侵略者伤透脑筋。对此，1938年7月12日，日本制定了“适应时局的对华谋略”，其中规定“推进回教工作，在西北地区建立回教组成的防共地带”。伪“回联”不断派人到西北进行拉拢策反活动。日本侵略行径也遭到中国回族同胞的奋勇抗击。如马本斋领导的回民支队令敌人闻风丧胆。于是侵华日军又玩弄“以回制回”的把戏，在1938年组织“中国回教青年团”，建立“回教军”，由日本军官训练，充当日本的炮灰。

    日本通过这些活动，以向中国佛教徒表示，日本是一个极虔诚的佛教国家，日本对华战争，是为了“弘扬佛教的圣战”，要中国佛教徒“保教不保国”，为日军侵华出力。于是，杭州灵隐寺的和尚被迫使为到庙中求佛保佑的日本士兵书写“武运长久”的条幅。关东军也利用佛教在长白山区开展“宣抚”活动。由于东北抗日联军以长白山为根据地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顽强的斗争，1938年夏，日本关东军和伪满当局共同策划，把长白、抚松等地方弄成一片没有人迹的“真空地带”，来切断人民群众对东北抗联的支援。于是决定在出动几十架飞机掷投大量烧夷弹，把长白山林海地带和全部居民区化为焦土的同时，组织“宣抚班”，动员当地居民搬迁。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规定佛教总会、道德总会、大同佛教会、红万字会等团体，选派效忠日本、身强力壮、“灵敏机警”的佛教徒共60人受训。佛教总会选定戒空和印空“布教师”前往参加，他们以“宗教”、“慈悲”为幌子，甜言蜜语的说什么“这是皇军的政策，非这不可。迁到其它地方拨给好地，发给安家费”。戒空还刺探东北抗联的情况，然后向日本关东军汇报。因其有功，日军后来还发给戒空一枚银盾，以资“奖励”。

    据统计，山东共有70余种道会门，只有十余种未为敌所用。当中共组织民众抗日团体时，这些会徒造谣说“推背图”（天书）上写着：“单看龙蛇跨马，五洋大闹中华；西方佛子回去，胡儿对对还家”，意思说五洋各国进攻中华是天命，是“气数”，非得等到“西方”的“佛子”回去以后，鬼子自然就出去了。那么，当然也无须什么抗日。华北敌占区的长毛道，请日本顾问“朝记”专驻天津指导，所谓“白阳世界”、“上登佛天”等等，都是他们反对抗战，进行汉奸活动的护身符，还说什么“日本过去是中国人，现在是回家送印来了”，“它保咱，咱保它，暂叫日本人替咱打天下”。在沁县被枪决的道徒王明川，还受命打进铜川游击队进行刺探和分化工作。总部设北平的万国道德会，是日伪操纵下的汉奸外围组织，居然在淮北，苏北地区都有市场。它们散布谣言，扰乱民心，暗杀投毒，从事间谍活动，反对减租减息。太行地区的“离卦道”和“六离会”，还聚众进行反对中共敌后抗日政权的反革命暴乱。在陕甘宁边区，1937年至1939年，边区就破获过两起宗教团体进行汉奸活动的案件。当时有称“佛教会”、“一心会”的团体，假神教名义，宣扬“加入一心会、佛教会，日本来了能保障安居乐业；给日本当兵每月可得饷银30元”，叫人们不要参加抗战。凡此种种，对中共敌后抗战造成很大威胁。因此，战时各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政府，都发布告示，采取行动，严厉取缔和打击反动道会门及秘密宗教团体腼颜事敌、助纣为虐的汉奸活动。

    驱逐西方教会势力 炮制东洋宗教

    日本侵华期间，在华的基督教等西洋宗教，均为英美控制，且影响很大。由于英美等国在一定程度上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所以日本就千方百计攫取对基督教的领导权。九·一八事变时，担任日本东京基督教长老会长老的日匹信亮就叫喊，“从来，大陆的基督教都是欧美化的，有依存欧美的思想，这是有害无益的。日本人必须将欧美化的势力驱逐出去，以日本化的日本基督教代替之”。于是，在“东洋人掌着东洋人的宗教”的口号下，驱逐英美势力，制造日本式的基督教、天主教。

    由上可见，日本在华的宗教活动，已远远超出了文化侵略的范畴，宗教只是日本侵华活动的补充。日本并不真心要保护宗教，中国宗教也无须日本来保护。日本只是利用宗教作为侵华战争的掩饰和配合。特别当他们利用宗教侵华的企图破产时，就撕下伪装，公然血腥屠杀富于反抗精神的教民，拆焚毁劫寺庙教堂，上演了一出出毁灭中国宗教文化的丑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