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战争图片 在西方东来的诸列强中，紧步英国后尘的是法国殖民主义者。法国在七年战争中败于英国，失去了在亚洲最大的殖民地印度的大部分领地。为了补偿“损失”，便开始将侵略的锋芒指向既可控制马六甲海峡，又可作为进入中国大陆跳板的越南（当时称安南）。19世纪中叶，法国殖民者先吞并了越南南方六省，进而控制了整个越南，取得了进攻中国的重要前进基地。 19世纪80年代爆发的中法战争是近代史的一件大事。当时作战的战场有两个，一是在越南境内，二是在中国的闽、台海峡，特别是在台湾境内。中国军民为了反击法国侵略者和保卫神圣的祖国领土台湾，曾经在刘铭传的指挥下进行过极其英勇壮烈的战争，其指挥作战的战略方针、战役部署，也取得卓越成果。 闽、台战役是法国侵略者为配合掠取越南主权，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而有意挑起的一场战争，是早有预谋并经过长期的舆论酝酿和军事准备的。派遣军队占领中国沿海一个或数个重要地点，一则可以加强对中国的压力，使越南问题的解决能更有利于法方；二则尽可能在中国本土东南方再夺到一个占领地，以进一步扩展自己的势力，乃是法国茹费理内阁的既定方针。早在所谓“谅山伏击”事件发生前半年，在受法国政府操纵的报纸上叫嚷要求武装占领中国的台湾、琼州（即海南岛）、舟山三岛或其中之一的舆论已经甚嚣尘土。 很明显，在中国东南沿海发动军事冒险，用武力占领某些重要海岛，据以加强对清朝政府的压力，胁迫其就范，曾经被当时的法国统治集团普遍地认为是花较少的代价能取得较大的侵略成果的妙策。在这样的政策和策略指导之下，是迟早要制造出一个“谅山伏击”或诸如此类的事件来的。 但是，同时攻占中国的台湾、琼州、舟山三岛，又是当时法国力所不逮的。在上述三个目标当中，他们在几经权衡比较以后，又认为以先攻占台湾为最合适，因为台湾为中国东南七省的门户，战略地位较之琼州、舟山更为重要；加以物产丰富，占领后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台湾岛孤悬海外，距离大陆较琼州、舟山更远，战争爆发之后，法国可以海军力量进行封锁，中国驰援比较困难；他们还认为，当时台湾境内军政腐败，防务松弛，军队素质较差，不会遭受到坚强的抵抗，等等。凡此，都是促使茹费理内阁决心攻扰台湾的因素。这个内阁在1883年冬季便已研究决定，将在翌年适当时机发动以攻占台湾岛为中心目标的闽、台海峡战争。他们认为，“台湾似乎是最容易获得的保证品”，“这是我们使用两千兵员可以持久占领的惟一据点，而这些据点以后会成为对中国的交换物”。 果然，法国侵略者很快就行动起来了。从1884年1月到4月，法国先后派全副武装的军舰8舰次，闯到闽、台海岸，在福州。厦门、基隆港口游弋示威。这些军舰在我领海内横冲直撞，肆意停泊，其中最短的停留5天，最长的竟达40天。它们有时卸去炮衣，瞄对港口；有时进行登陆作战的演习，以作为恫吓讹诈的手段；有时甚至公然派遣水兵上岸挑衅，无理取闹，蛮横要挟。 有鉴于此，中国方面也加强了对台湾的防卫，当时的南洋大臣左宗棠、福州将军穆图善、派驻英法出使大臣曾纪泽等都纷纷上疏力陈加强战备的必要，清朝皇帝也下谕旨饬令沿海各省督抚严密戒备。1884春夏之间，台湾周遭已呈阴云密布，山雨欲来的形势，战神正在海峡徘徊，急求一试。这样的紧张气氛完全是法国侵略者一手策动起来的，它是当时中法两国在越南对垒的反映，又是法国殖民主义者扩大侵略的一个重要步骤。一切事态的发展都表明，引起轰隆巨震的火药线已经点燃，战争濒于一触即发。 1884年6月26日，清朝皇帝诏任一等男爵刘铭传以巡抚衔督办台湾防务，全台镇、道各官均归其节制。刘铭传出身淮军行伍，是李鸿章麾下一员重要将领。他在中法战争爆发之前，已解职10多年，但他对当时中国外患日迫、国土沦丧的情况并非无动于衷，他是一个主张坚决抵抗的主战派，在当时的高层官僚中，是一个比较具有民族观念和爱国思想的人。 刘铭传奉命赴台主持军事，可以说是临危受命。当时强敌压境，“闽、台危迫，援饷俱穷”。1884年6月26日，刘铭传奉命入京，7月6日至天津谒李鸿章等响募兵并购办军人，然后即率领旧部130对人赶赴台湾，16日轻装抵达基隆，翌日便巡视要塞炮台，并召集驻防诸将领研讨防务。19日进入府城台北，宣布到职任事。这样的速度和效率在当时可以说是很高的。 当时台湾的情况确实很复杂混乱：以军备言，则“台湾驻防之兵为数不下两万，而器械不精，操练不力”，“其时基隆已泊敌船数艘，台南之安平、旗后各口，均有法船游弋窥伺。陆营兵单，水师无船，枪械未齐，海口未塞。军情万分紧急”。刘铭传到达防地后才发现，作为主要防御工事的基隆炮台，“仅有洋炮五，且仅守前面，不能应敌之旁攻。”以军队的素质言，在刘铭传抵台以前主持政务的台湾道员也承认，当时的驻台军队“不知纪律，只知要钱”，“虚冒疲滥”严重。以军政关系言，则湘军老将、台湾道道员与原任台湾镇总兵“镇道不和，势同水火”，存在着所谓湘系粤系之争。久已存在的湘淮两系的倾轧矛盾，又在台湾地区的新环境新条件下发展起来。 当时清朝政府虽然多次下谕严健各省火速投械、拨舰、拨款援台，主要的地方大吏如张之洞、左宗棠、曾国藩、李鸿章等也确实各拨给了一些，但在数量上，特别在质量上远远不敷需要。这些大臣们还是斤斤计较如何保存自己的实力，对援台以不能损害到自己的主力为原则。凡此种种，都说明了当时台湾在临战前夕，不论在军政协作、战备等各个方面，都是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可以说是清朝政府腐朽统治的缩影。在这样的条件下，台湾军民还能在其后的严酷战斗中屡战强敌，并夺取得重大的胜利，应该说是极不容易的。 历史有时会有巧合。在清朝政府任命刘铭传督办台湾防务的同一天，即1884年6月26日，法国政府也下令将驻越南的东京舰队和中国海舰队临时编组起来。成立一支特遣舰队，委任海军中将孤拔为司令长官，全面负责指挥侵台战争。 孤拔是一个狂热地主张通过战争手段扩大法国侵略利益的人。他曾经指挥过侵越的法国军队在1883年攻下越南的国都顺化，胁迫越南政府签订亡国的顺化条约，使其沦为法国的保护国。自此孤拔便被捧为名将，被称为“赫赫有名而充满光荣的司令长官”。他奉命率军赴台作战，志骄气盈，不可一世，声称“对中国交涉获得解决的唯一手段乃是明确的宣战”，主张对中国沿海各地普遍进行袭击。在他看来，侵台只不过是全盘战略方针中的一个起点。这个狂妄的侵略者当时满以为是可以战必胜、攻必克的。于是，在刘铭传接掌台湾防务的第七天，即在1884年8月5日凌晨，孤拔便下令由他的副司令海军少将李氏卑斯率领舰队用大炮猛轰基隆炮台，顷刻便将其全部炸毁。 刘铭传认识到基隆炮台无可防守，中国军队的枪炮射程又较短，火力较弱，难以在海岸边上与有军舰强大炮火支持的法军对峙。在炮台被炸毁后，便命令各军撤出海滩，退守山后。他与湘军将领、陆军提督孙开华共同指挥，命令各营在山后各要隘构筑工事，“坚筹血战”。 果然，孤拔在顺利炸毁基隆炮台后，认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不敢应战，翌日便命令李氏卑斯挥军上岸索战，企图一举消灭中国驻台军队的主力，建立起陆上据点。法军登岸后未受到猛烈还击，认为中国军队已溃散远遁，便越山而进。可是刚抵达山后，立即遭到中国军队的三路阻击。总兵曹志忠率本部在小山坡后发出猛烈炮火；总兵章高元、苏得胜率军突袭法军东翼；邓长安领亲军猛攻其西侧。这时法舰的远程炮火无法隔山遥击，在失去火力优势的情况下，上岸法军被打得七零八落，伤亡惨重，只好溃逃回舰。 综合两天的战果，法军轰毁了基隆炮台，中国军队却夺得了山后伏击的胜利，可以说是胜负各半。孤拔在台湾受到挫折以后，恼羞成怒，命令李氏卑斯暂时带舰队离开台湾海岸，转而准备袭击福建沿海根岸。8月23日，聚集在福建马尾的法国舰队，突然对当地的中国军舰船只、炮台和造船厂进行猛袭，中国方面担任会办福建海疆事会的大臣张佩纶和船政大臣何如璋等昏愦失职，在当时中法交涉已告决裂，台湾基隆又已兵戎相见的情况下，犹漫不经心，松懈战备，听任孤拔率领大批军舰入港升火发炮，坐视南洋舰队福建海军的双艘舰船、马尾造船厂、沿江炮台等全被击毁。福建的严重挫败，隔海犄角之势已失，使台湾的防卫更感困难。 在这样的形势下，如何在台湾方面进行持久的防御和抗击法军，在中国方面却出现了重大的战略分歧。 以刘铭传为代表的一种战略思想是，坚决避开法军在近海作战能依恃舰队猛烈炮火支援的优势，诱其上岸作战，以发挥中国军队熟悉地势，增长短兵作战的长处；针对法军“远涉重洋，利在速战”的特点，选择有利阵地，和法军持久对峙，“严防浪战”；为改变中国军队处处设防、兵力分散、战防空虚、兵勇疲惫的状况，还必须作出大胆的从保卫台湾全局考虑，以取得最后胜利为出发点的战略调整，争取一个必要的从事整顿和加强战力的时间。在具体部署上，就是坚决退出基隆，退守山后阵地，在沪尾一带构筑强固工事，借以屏障台北，伺机决战。刘铭传曾经屡次把这样的战略考虑向朝廷奏陈。 基于以上战略部署，刘铭传在海滩一战之后立即作出撤出基隆的安排，他指定营官杨洪督拆基隆煤矿的机器，将之疏散到山后内陆，并将煤矿存煤、房屋等一并烧毁，以免资敌。从当时的情况看，基隆的撤退完全是中国军队从长远战略考虑而主动采取的，绝不是当时法国军政头目们一度昏昏然陶醉渲染的所谓“胜利”。但是，刘铭传上述战略考虑当时只得到少数部将和部分社会舆论的理解，却遭受到朝廷的申斥、重臣的弹劾打击和大多数部将及台湾人民的反对。 当地居民对于本国军队未坚持作战而主动放弃基隆非常悲愤，甚至曾当众把刘铭传这个职任巡抚、手掌军权的“部院大臣”揪下轿来殴打责骂。 刘铭传顶住了来自上下左右的压力，敢棋出险着，兵出奇局，是需要有很大的胆识、魄力和定见的。 如果说，中国方面正以围绕着是否应该撤出基隆而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时，法国人却最早做出了答案。 法国侵略军本来是带着骄躁求胜的情绪挥军进入基隆的。茹费理内阁过高地估计了攻陷基隆的军事和政治价值。他们曾经以为，攻入基隆就是对中国防卫台湾的致命打击，不难进一步解决台湾全局的问题。但驻在前线的法军正副司令长官在进入基隆不久。之后，便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失策和不利处境，因为当时的法国侵略军只能在基隆海岸旁的炮台原址及其附近活动，无法、也不敢轻越雷池半步。炮台既然已被轰毁，煤矿也已全部被破坏，全副武装的法国兵不过抢占到并据守住一小块荒滩废墟而已。要想扩大占领和继续前进是极不容易的。作为司令长官的孤拔在9月17日给法军海军部长发的密电中也对冒失攻入基隆作了相当悲观的估计。他看到了自己的军队在处于逐渐被围困的某些现显的迹象。孤拔甚至不得不承认，对于法军来说，基隆之战实际上是“一个时地不宜的战争”。 远在巴黎的法国政府在稍后也发现自己在台湾的军事行动正陷入进退维谷的泥沼之中，它“原希望对于基隆的炮击会使中国让步。反之，这次袭击并没有收到任何实际效果。……法国政府的计划变成了徒劳无益之举。法国政府在基隆方面更多了一层困难，因为它不能放弃基隆的占领而不承认它的失败。在第一次败北之后便将这据点完全放弃，会被人看做一种犹豫的征象，或是一种无力的告白，而这事非极力避免不可”。 基隆对于法国侵略者来说，正是一个烫手灼嘴的硬壳果。对它既啃不动、咽不下，而又一时不能吐出。虽然在其后的一段时期内，法国政府在外交照会中还是一再炫耀它攻陷基隆的所谓“战绩”，并挟以对清朝政府进行恐吓讹诈，这充分说明了法国政府其实是色厉内荏的，它企图用提高调门来掩盖自己的困境。 孤拔舰队攻毁基隆炮台之后，被一时性的虚假的所谓胜利冲昏了头脑，骄妄之气大增，真可谓到了忘乎所以的程度。当时的法国内阁总理茹费理和驻华公使巴德诺等人都一再发出趾高气扬，腔调嚣张已极的言论，俨然以战胜国自居，公然对清朝政府肆意恐吓讹诈。 1884年8月9月，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曾经给清朝南洋大臣曾国藩发出请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照会。在这个照公里，首先吹嘘本国水师提督已奉命取守台北所属基隆口岸炮台作为质押，现已均被取守”，继而提出，清朝政府必须遵照法国提出的条件，即立即在越南撤兵，赔礼；并答应赔偿军费8000万法郎，分10年支付，等支付清楚之后才将质押地交还中国，等等。 当时的法国政府正在踌躇满志，陶醉在所谓胜利之中，满以为挟基隆一战，便可压迫中国政府俯首称降，缔结城下之盟。它在这个照会中竟以极端蛮横粗暴的口气说：“法人已取基隆，中国应立即依法人所欲，如不依允，任凭中国开战。”“本大臣奉命告此项银数，丝毫不得两为争论”。 巴德诺还三番数次地请当时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和美国驻华公使杨约翰等人传来口信，从旁施加压力，说“在中国未满足法方条件以前，绝不停止台湾海岸的军事行动”，又说，“在中国现虽不予赔偿，（但）必须予以别项，即系或允本国由东京（按：指越南北圻）至滇省添造铁路，并允于滇省通商。所造铁路之费，中国应行襄助。按每年须还本国造船、修路之费，还至十年为期。或中国予以台湾地方，将基隆相连煤矿予之，十年期限后卖于本国。或允予以海南地方。如不照办，本国无论费苦干兵饷，总要兵至北京，彼时再告以中国如何办法。” 身为内阁总理的茹费理更是大言不惭，他在法国下院答复质询时竟然公开宣称，“夺中国之地不为启衅，因中国与各国不同，惟先夺其地，乃可与商议。” 总的说来，攻占基隆之后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在法国军政首脑和一部分主张侵华的人士中，确实有着一种强盗在作案后庆贺得手的欢乐气氛。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人都提高了要价，即将原来希望将攻占基隆作为“质押物”升级为“割地”。有人昏昏然地叫嚷，“至基隆一地，应让与法国，以为法国水师在中国海面屯踞之处。”更有人并不以仅取基隆一隅为满足，竟说，“盖占据全台，其与政治所关者大，即与法国所系着重，优胜算，足以增荣于茹费理矣。”茹费理内阁的海军部长胃口更大，他在5月18日致电孤拔，指示说：“可俟占领基隆后，再行率领各舰进攻中国北部。”牛溲马溺，不一而足。 如果把当时茹费理内阁的总理、部长、将军和议员、驻华公使、报纸评论员以及孤拔本人的言论汇集起来，真够编成一本《狂言录》。这些用白纸黑字印成的言论，必将使当时和后代的法国人民蒙受到羞耻，激发起他们的愤慨，因为这种不自量力而又赤裸裸地宣扬暴力强权政治，宣扬侵略有理的言论，严重玷辱了法兰西人民崇尚自由、平等的传统，严重损害了这个伟大国家的历史形象。 可是，基隆的硝烟尚未停息，尘埃还未落定，狂热的叫嚣还隐约可闻，闯入台湾的法国侵略者便发现，自己已经深深地陷入了困境。第一，他们发现攻占基隆实际上的军事和政治意义完全不像他们原来想象和吹嘘的那么有利和重要。炮台和煤矿被毁以后，基隆港无非是一片废墟和荒滩而已。第二，他们发现攻陷基隆并没有为他们原先想象和吹嘘的已经给予中国军队摧毁性的打击。相反，自己的舰队和陆战队却被钉锁在基隆海岸，置身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中国军队几乎在撤出基隆之后便立即组织了频繁的偷袭和反击，斗志并未涣解，战力反而有所提高，这也是非孤拔及其僚佐们始料所及的。 美国人大卫逊在其所著的《台湾之过去与现在》一书中也认为，刘铭传主动撤出基隆，从军事角度来说是很高明的。他说：“刘铭传不似一般华人那样的性格，他灵敏而有决断，听到炮轰即命令破坏基隆煤矿的机械设备，使煤坑泛滥，并将手中存煤一万五千吨火烧。这是使法国舰船无法受到煤之供应之故。这命令于接到命令之日被执行。”他接着又说：“法国人虽然攻占基隆，而不能再前进，他至少使他们大败一次。” 所有这些都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军队主动撤出基隆，大力加固和坚守山区以及沪尾一线的阵地。俟机与敌作陆上决战的决策，起到了稳定战局，部分地改变了敌我优劣力量对比，牵制住法国侵略军，并为不久之后予敌沉重打击创造了条件。 1894年10月上旬，中国军队在台北沪尾沉重打击了法国侵略军，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历史上称这次战役为“沪尾大捷”，或因沪尾在淡水地区，亦有称为“淡水大捷”的。 沪尾战役是在两军筑垒对峙将近两个月以后，法军为突破中国军队的围困，为逃避被歼灭而组织海陆部队向北窜犯，被中国军队击溃惨败的战役。这次战役，是从1884年10月2日开始的。 当日凌晨，孤拔首先命令被围困在基隆海滩的法军向山后的中国军队发出猛烈炮火，当即受到坚决还击。其实，这是孤拔故意发动的为吸引中国军队兵力的佯攻行为。与此同时，他又命令在其统辖下的13艘军舰中抽出8艘主力，满载兵员弹药急驶到北部的沪尾海岸，意图一举轰毁沪尾炮台，突破中方防线，借以威胁台北府城，并减轻被围困在基隆一隅的压力。法舰施其故技，企图用突然袭击基隆的战术以攻沪尾，即首先用重地炸毁炮台，继派兵上岸作战。 但是，时隔两月，情况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法军发炮后，立即就受到中方的猛烈还击。在这场炮战中，中国方面明显地占了优势，不但能把法舰的炮火压住，并且击伤其主力舰只。 基隆之役和沪尾之役，时间距离将及两月，但前次是坐听炸毁，而后次是有力地作出反击。两个炮台的坚固程度，还击能力，两次炮战的胜负结果可说完全不同。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中国军队在撤出基隆以后，已经赢得了必要的时间。在此期间，刘铭传将从基隆撤出的部队集中使用，重新调动和配置了驻台各军，征集和训练了民间练勇，构筑了坚固纵深可供实战用的工事，架设了刚运到台湾的大炮。除了严密围困盘踞在基隆之敌外，还着重在淡水地区布防以屏障台北。当时，中国官兵愤于法军侵略，都激切求战，孙开华、章高元、刘朝佑等昼夜率军分伏海滨林莽，风餐露宿，不敢少休。士气是很高的。孤拔将其海陆部队用以攻打中国设防最固的沪尾，是他的又一重大失策。 1884年10月8日是沪尾战役的高潮，决战就是在这一天进行的。当日拂晓，法军发动登陆攻势，挥军上岸，企图直扑台军，攻占以沪尾炮台为主的中方阵地。而在中国方面，当时的临战准备是良好的，对法军的战略意图和战术措施都有了较为准确的估计，并针对此而作了较为周密的军事部署，预设了四路埋伏，一路接应，引敌登岸，集中歼击的战术。 据刘铭传在战后的奏报说：“二十日清晨，敌船忽散，孙开华决其势必登岸，亲督右营官龚占鳖伏殷港，中营官李定明伏油车，别今后营官范惠意为后应。章高元、刘朝佑各率营官朱焕明等伏北台山后，防袭我台。李彤恩所募士勇张李成一营伏北路山间。部署粗定，敌炮轰数百响，烟尘涨天，炸弹如雨，复以子轮分道驳兵千人，猝登海岸，攻扑炮台……自辰至午，枪声不绝，屡挫复进，展战不衰。我军拔短兵击杀，张少成领队袭之，孙升华斩执旗法酋，夺旗锐入。……敌乃大溃，我军直追到海岸，敌兵溺海者更七八十人。敌船急护败兵，开炮乱轰，自伤小艇一只，并遗格林炮一尊。我军获胜而归。” 当时的中外报纸，中文方面的上海《申报》，广州的《述报》，香港的《华宇日报》，英文方面的上海《宇林西报》，香港的《南华早报》，法文方面的巴黎《巴黎新闻报》等，全都大量刊载过法军窜犯沪尾的报道。而且，对于法军遭受华军坚强反击，溃败而逃这一点，各报的看法都是一致的。综合这样大量的各方面的官私记载，完全可以肯定地认为，在1884－－1885年的中法两军交战中，中国方面不但在越南战区中赢得过“谅山大捷”等胜战，而且，在国内台湾战区中也赢得过名符其实的中外公认的“沪尾大捷”（或称“淡水大捷”）。在两个战区中，中国军队都曾从挨打的劣势中改变为相对的优势，都曾经给法国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这应该是无可争议的客观的历史事实。 早在1884年11月中旬，以孤拔为首的法国远征军内部便普遍笼罩着一种暗淡的悲观的气氛。中下级军官、士官和兵士们从实际中观察到形势的严峻，作战的主动权已经明显地从法方转移到中方手上。他们惊呼，“中国人在夜间……派出一些别动队一直推进到基隆，我军些微的移动，都必须有武装兵的卫护。”“包围圈紧缩起来了，……我们耐心地等待着援军，在他们到来之前是毫无办法的。”甚至在作战司令部12月3日呈送给法国海军部的正式公文中，孤拔也不得不承认“局势可虞”，“绝不曾预料到基隆所遇到的一切忧困”。这个曾已骄妄不可一世的将军现在却在向他的上级着力描述自己及其麾下军队处境的危急和艰难。他在12月24日致法国海军部部长的密电中，对前景作了相当悲观的估计，说；“准备激战的敌人，其主要目的也许不在将我们逐出基隆，而是要使我们将海陆军都固定在这地方；因为我们的海陆军在中国其他地方会更加有效地使敌人受到威胁，敌人使用其所能将我们牵制在这地方。从这最后的观点上说来，最近的发展已使敌人感到正中下怀。”他在呈交的末尾哀鸣地说，“局势至为不稳，且随时可以变成危殆。”有些中级军官甚至把法国占领下的基隆据点称为“悲惨堡垒”，说“我军在这悲惨堡垒的驻屯，实在可怜到了极点。” 沪尾的败战更促使法国侵略军士气低落，军心涣散。一是舰队的主力在沪尾遭到沉重的打击，“至于海军步兵队，它竟弄到只剩下一些中队的残骸”；二是这次军事冒险的失败，不但完全推翻了法军才以“任凭举动，无所限阻”的神话，而且恍如一股从沪尾刮回基隆又直透巴黎的冷风，使法国那一小撮军政头目们愕然无措。盈天的骄气被吹散了，代替的是普遍的沮丧、仿惶。侵略者供称，“此次失败，使全舰队为之丧气”。战后，法军一直未敢再度进犯淡水，使侵占基隆的法军成为一支孤军，两路夹击合取台北的企图化为泡影。 沪尾大败之后，孤拔为了报复，并企图由此而给中国方面制造更多、更大的困难，竟冒大不违，在取得茹费理内阁同意后，宣布要使用海军力量封锁台湾海峡。法国通过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转告中国，决定从1884年10月 23日凌晨起，对台湾岛所有口岸，一概“断截各项来往”。孤拔本以为计莫予毒，他认为如此一来，台湾军民得不到大陆运去的援兵援械，又得不到清朝政府的一切指示和外界消息，便必然会在战力补充以至精神心理各方面受到很大的打击，孤岛抗战的局势很可能无法坚持，不得不向法国侵略者屈辱求降。孤拔本妄图此一举既可泄沪尾惨败之辱，又可以解基隆被困之危，借此以扭转被动的局面。 可是，他完全低估了中国人民抵御外来侵略的坚定意志和承担艰难困苦的坚韧程度。在法国军舰执行此项《禁海令》之初，由于侵略者在海岸线上肆行焚掠屠杀，确实曾给中国军民造成过相当严重的一时性的困难。这些军舰在我领海之内横冲直撞，当时许多中国民船“被法船轰毁，焚烧殆尽，人尽死亡”。孤拔及其指挥下的侵略者欠下了中国人民累累血债。对于坚守在岛上坚持反侵略战争的中国军政当局，因此也确实增加了不少困难，一时接济难得，讯息难通，朝廷的意图和岛外的情况难明。但是，这样的残暴烧杀掠夺以及造成在指挥上的重重困难并没有吓倒中国军民，并未因此稍为瓦解斗志，反而激发起他们更大的义愤。 《禁海令》执行不久，闽、台沿海的爱国船民便纷纷组织起来进行“偷运”。他们熟悉台海的水情潮汐，又熟悉沿海的岛屿口岸，再加以海天寥廓，闽、台之间海岸线极长，可供进出、湾泊、装卸的小口岸又极多。孤拨用10艘左右的艇舰想要封锁全线，真可谓心有余而力不足。法国舰艇的出没规律有定，而中国爱国渔民驾驶的轻舟快艇出入无常。渔民们往往乘法舰交接的空隙，或在月黑风高、涛急浪大之际，连群结队，此出彼入，从大陆将援兵援械，甚至将负责官员运送到台湾来，为捍卫祖国的海疆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从1884年10月下旬开始，孤拔三番五次地向巴黎要求增派援兵来华作战。他有时甚至把能否扭转日益恶化的军事形势，主要寄托在能否得到数量足够的作战力较强的支援部队身上。可是，巴黎却是绝无办法满足这位远征军司令长官的要求的。拖到1885年1月，在几经讨价还价之后，巴黎方面才通知孤拔，可以派来一个亚非利加大队和一个外籍雇佣军大队，总人数只有600名，而且还要分批到达。 1885年1－3月，法军在基隆与中国守军连续激战数次，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却始终局限于基隆港周围一隅之地不能前进一步。为了摆脱进退维谷的困境，法军于3月28日派出战舰6艘、巡洋舰1艘攻占澎湖，企图把澎湖建成法国在西太平洋的海军基地。在此期间，法军一面付诸战争，一面以此为筹码与中国政府谈判，索取战争赔款。后来，又以占领台湾淡水、基隆，并管理淡水海关和基隆煤矿为媾和条件。只是由于后来法军在谅山大败，茹费理内阁倒台，侵台的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又得病暴死，才不得不放弃了这些无理要求。 由于侵台部队遭到挫败并处于困境，法国侵略者处于进退无措的窘况，在法国内阁和议会内外，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对茹费理和孤拔等人的责难声，要求对侵华、特别是发动攻台战役进行检讨。据清朝驻法出使大臣许景澄发回的情报，当时的法国国防部长表示攻台一事完全是由茹费理决定的，本人不负责任，并提出辞职。 在中国军民强有力的抗击下，法国政府上层互相推卸责任，从气焰不可一世转向仅要求保存体面地从台湾脱身，特别是1885年2月，中国军队在越南谅山地区反攻文渊州，大败法军，取得了有名的“谅山大捷”，这对于法国当局及其侵台远征军都引起了极大的震撼和沮丧，在首都巴黎更是引起轩然大波，掀起了倒阁的风潮，茹费理不得不引咎辞职，并最后决定将侵台部队撤出台湾。 清朝政府以当时主持军国外交大计的北洋大臣李鸿章为首，用一种怯敌畏敌的失败主义眼光观察战局，竟然在越南谅山大捷，台湾淡水大捷，两线俱获重大胜利之后，急于屈辱求和。竟然答应在遵守1884年4月“天津和约”的基础上签订新的和约，并答应在法军处于极端窘困的情况下全线停火，他们认为非如此就会“全局败坏”、“和战两难”。 在李鸿章等这种苟且图安、不惜丧权辱国思想的指导下，1884－1885年台湾人民反法侵略战争遂被草率地在有利的情况下被迫结束。抗战有功的刘铭传被严旨申饬，卖国有罪的李鸿章却仍窃据高位。台海三军皆恸哭，台湾军民为保卫祖国海疆浴血奋战的伟大功勋被白白断送了，这真是极可痛心的事。 腐败的清政府软弱无能，中法战争不败而败，1885年6月 9日，《中法合订越南条约》在天津正式签订，中国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开放蒙自、龙州两地与法国通商，法军撤出基隆、澎湖，并撤除对中国海面的封锁。尽管清政府作了可耻的妥协，但是，法国侵占台湾的战争目的远没有达到，这得益于中国军民、特别是台湾军民的英勇抵抗。 与昏聩的清朝政府、李鸿章之流不同，敌人方面在领略了中国人民的坚强反击之后，却 中国军民打了胜仗而被迫接受屈辱性的和约，完全是清朝腐朽反动统治之过。中国人民在反对侵略的战争中，是同仇敌忾，坚强有战斗力的。在台湾，正如在谅山一样，中国军队也是英勇善战的。这两大战役的结果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不可战胜的神话已经被粉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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