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系军阀发动“两广事变”：用抗日名义反蒋介石(1)

“两广事变”。图为当时桂军前锋进入桂湘边界情形。

    一九三六年六月，李宗仁、白崇禧屈从于广东陈济棠的要求，发动了“两广事变”（又称“六一运动”〉。此举尽管有反蒋的实质，但因它是围绕抗日救国这个口号进行的，所以在政治上仍有其积极意义。

    引起“两广事变”的导火线

    一九三二年一月中旬，蒋介石与汪精卫在杭州举行了有名的烟霞洞会议，相约联袂入南京共同负责，挤掉了由宁、粤和谈的孙科内阁。一月二十八日，由蒋介石主持的中央玫治会议提名江精卫为行政院院长。其后，汪精卫又在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推举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自此，南京政府遂形成蒋，汪合作的局面。

    早在国民党宁、粤两方依照上海和议分别召开国民党“四全大会”时，胡汉民即从上海南下香港，阴附两广实力派以自重。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五日广州“四全大会”作出决定：（一）取消中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及广州国民政府；（二）成立中国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及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会后，两广实力派利用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这两个机构与南京分庭抗礼。他们赖有胡汉民作掩护，蒋介石亦莫奈谁何。

    这种对峙局而，一直维持到一九三六年五月上句。五月十二日，胡汉民茌广州突以脑溢血逝世。两广实力派失去此一关键人物，宁、粤关系遂发生根本的变化。

    蒋介石得到胡汉民噩耗，立电陈济棠派其兄陈维周去南京商量善后。蒋对陈维周说，中央将乘此机会解决广西，以维持广东现状。陈济棠就此问题召集重要干部研究对策。他的心腹李扬敬、林翼中等说，此乃假虞灭虢之计，桂亡粵何能独存？！遂决定先发制人，主动掲橥反蒋。

    李宗仁这几年来，长住广州百子路孖棚岗，五月八日刚刚回到南宁，接胡噩耗，即派白崇禧、黄旭初、潘宜之、刘斐等四人去粤吊丧，并商粤局问题。他们十四日飞抵广州，吊胡后即往访陈济棠，陈主张乘机反蒋，其态度之坚决使白崇禧大吃一惊。白以这事关系重大，必须从长计议，特派黄旭初于五月十八曰飞抵南宁向李宗仁汇报。

    李宗仁于五月二十日飞抵广州。甫到，即聆悉蒋派王宠惠、孙科来粤吊丧并带有包括取消西南两个机构、发还广东军政财权在内的五个条件。陈济棠对此态度异常坚决，认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李，白以为外侮日亟，不宜对内用兵；但粤桂唇齿相依，又不能各行其是。双方斟酌再四，遂决定共同行动，以抗日名义，分军北上。

    “两广事变”的发动

    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贝会举行联席会议，决议令笫一、第四集团军北上抗日。当日，陈济棠、李宗仁发出通电，痛陈“'九●一八'之创痕未复，'一●二八'之腥血犹存，辽、吉、黑、热四省之同胞，陷于敌人铁蹄之下，已逾五载，今年平、津又继之矣。”表示“黄河以北，寸土不让敌人”，誓率所部“为国家雪频年屈辱之耻，为民族争一线之机”。六月二日，西南执行部又以“冬”电致南京中央，请准予陈、李所部“北上抗日，收复失地”。同时，第一、第四集团军分途向湖南出兵。

    广西军队北上时，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发出布告称：“本军师行所至，立即与日本断绝一切关系，凡中、日缔结之一切屈辱协定，均予取消无效。”是时南宁《民国日报》每天均刊载下面的标语：“要求中央政府北上杭口，收复失地！”，“实行对日经济绝交！”，“全国抗日力量联合起来！”，“反对内战，一致对外！”。

    当时两广当局以悉力争取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响应为当务之急。六月六日，广西部队师次永州，同时白崇禧派李品仙偕何键的女婿李觉飞抵长沙，打算游说何响应两广抗日。但何表示，只有桂军到达长沙时，他才能有所行动。李鹤龄只好怏怏而返。联湘计划卒无结果。

    六月七日，蒋介石电陈济棠称，“今日救国图存，必以整个之国力，取一致之步骤”，若“一隅独标揭于先，则整个国家之尊严，即已丧失于国际之间”。八日，蒋介石在国府纪念周致词，一口否认向粤方提出五条件之事，并声称：“相信两广决不会脱离中央，单独对外，亦决不会借外交之名，作内战之口实。”

    六月九曰，蒋介石电陈济棠，李宗仁称：“中央秉承五全大会关于外交报告之决议，以努力和平与不惜牺牲之方针，遵循不渝。诸同志关怀迫切，尤具同情。自应于最近期内，召开全体执监会议，于一贯方针之下，进为步骤缓急之谋。希望迅饬所属部队，勿因轻率自由行动，致误救亡之大计。”

    陈济棠在众叛亲离形势下垮台

    七月初，两广派中委李宗仁、李绮庵、詹菊似等去南京出席十三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准备在全会中提出关于抗日救国的五项提案。到了这个时候，蒋介石以收买手段促成广东内部分化的计划已有明显的效果。粤局的发展，完全出乎陈济棠意料之外。

    七月四日，粤空军四十八架飞机飞离粤境，在南昌降落，宜称叛离陈济棠，效忠南京政府。

    七月五日，陈济棠到燕塘航校召集空军飞行员训话，勉以团结一致，共济时艰。

    七月六日，叛逃的空军人员发出通电，表示，“服从中央，报效党国。”同日，广东东区绥靖委员兼第二军副军长李汉魂“封金挂印”秘密离开汕头，到达香港后始发出通电，表示叛陈拥蒋。

    七月七日，粤空军九架机飞抵南京。

    七月八日，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由蒋派来的上官云相陪同，从大庾防次到南京见蒋，表示愿受蒋命收拾粵局。

    白崇禧发现粤局危急，于七月十日派黄旭初、刘斐飞抵广州，与陈济棠、李宗仁举行两天的会议，提出一系列应变方针。但，陈济棠在会上承认已不能掌握部队，完全失掉信心。最后，双方只能达成两项协议：（一）成立第一、第四集团军联合总司令部，粤、桂两军并肩作战；（二）粤军采取内线作战部署。同时，广西财政厅长黄蓟抵粵与广东财政厅长区芳浦商定：粤、桂两省银行发行的钞票互相收受，兑换。十三日黄旭初、刘斐返桂。黄抵梧州时，衔李宗仁之命去大坡山料神村访李济深，告以“如粤局有变，广西苦挣到底，届时请任公主持一切”。

    七月十三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作出决议：撤消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同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发布明令，免去陈济棠本兼各职，任命余汉谋为广东省绥靖主任；命李宗仁、白崇禧为广西绥靖主任、副主任。这表明蒋对广西留有余地。

    七月十四日，白崇禧派李品仙飞粤向陈济棠建议：将可靠部队集结掌握，并将现款和武器准备运存西江，并问陈“是否需要桂军东下援助？”同日，余汉谋在大庾通电就广东省绥靖主任职，并号召广东将领一致效忠中央。十五日，余挥军指向韶关、翁源，所到之处，陈部笫二军不战而退。

    七月十七日，白崇禧见粤局恶化日亟，即电陈济棠云：“粤局危急，间不容发，应以官以钱或其他可行措施进行挽救，否则，转瞬将为他人所有，何所爱惜耶？”但，当日粵军已放弃英德，退守军田。情势变得太快，陈济棠无从措手，广西方面的建议，他无一可以实行。

    七月十八日，粵空军全部飞往南昌投效南京。陈济棠索信扶乩，于五月中陈维周从南京见蒋后因广州时，转以抉乩得“机不可失”一语，他当时曾误解为“时不我与”，因而急于掲橥反蒋。到了此时，他看到全部飞机投蒋，才恍然大悟，原来“机”是指飞机。飞机一失，事不可为，遂以军事交李扬敬、政治交林翼中负责向余汉谋交代，即日乘英舰“蛾”号去香港，结束其“南天王”的政冶生活。对峙五年的宁、粤关系，至是告终。

    广西决定对抗请李济深主持大计

    李宗仁于七月八日返抵梧州，即去南宁与白崇禧会唔。商谈结果，认为在粤局新变之余，广西态势孤立，对蒋应谋缓和为上策。因分电黄绍竑、吴忠信、张定璠，表示广西仍坚持抗日立场，如中央真诚抗日，广西将竭诚拥护，盼将此意转达，但没有得到答复。

    一计不成，再施一计。李宗仁、白崇禧七月二十四日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云，“奉军事委员会七月十三日电令，任宗仁、崇禧为广西绥靖正副主任，兹遵于八月一日宣誓就职，请派委员莅邕监誓为祷！”

    可是电发次日，即七月二十五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明令，（一）特派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二）任白崇禧为浙江省政府主席。（三）黄绍竑为广西绥靖主任，李品仙为副主任。这表明要把李、白调离广西，对桂态度突然强硬了。这是因为蒋看到广东问题解决得毫不费力，从而鼓励他下定彻底解决广西局面的决心。李、白接电，即发出通电斥蒋为“阴险毒辣的野心家”，并把持二中全会“作为诛锄异己的工具”。

    先是黄旭初七月十三日由粵返梧时，曾到大坡山访问李济深，说是粤局一旦有变，广西仍将坚持抗日到底，李德公有意请任公出来主持大计，请对组府人选及如何联合一切抗日力量问题尽先慎密考虑，以便届时提出。七月二十六日，李宗仁、白崇禧电李济深，请其即来邕面商一切；二十七日，李济深偕胡鄂公到南宁，即与李、白密谈，后者重伸前愿。二十八日，李济深、胡鄂公、宣古渔（即宣俠父，此时任第四集团军总部参议）徐惟烈谈对外联络问题。二十九日，李宗仁约刘斐、翁照垣、戴石浮、夏威、廖磊、黄旭初，李济深共商对蒋策略问题。八月底，李济深偕胡鄂公东下，李返梧州，胡鄂公赴香港，从那里派人带李济深、李宗仁致毛泽东主席函去陕北进行联系。八月八日，李济深偕张文再抵南宁（此时胡鄂公留港未归），就组织抗日军政府问题进行洽商，连续开会两日。

    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的广州行营主任陈诚忽派香翰屏为代表和广东绥靖主任余汉谋的代表邓世增来到南宁商谈和平。李宗仁疑是蒋的缓兵之计，特派刘斐于八月七日陪香翰屏、邓世增赴粤报聘，意在了解蒋的真实意图，蒋介石于八月十二日到广州，在黄埔接见了刘斐。刘斐于十三日回到南宁，对李、白说蒋有意谋和平。

    八月十七日，张定墦从上海电李、白云，“蒋召我去粤，托疾不应，切勿再中其计。”张电所云原来是有根椐的。黄绍竑那时在浙江省当省主席，接杨永泰电上庐山，杨把蒋的手令给他看，并表示将以武力解决广西。黄表示不就广西绥靖主任。杨笑说：“你已嫁过一次了〔指民国二十年任黄为广西善后督办），何妨再嫁一次。”黄应蒋召赴粤过沪时，将此事对张定墦说过。黄绍竑抵粤后，蒋要他担任讨桂总司令。黄听后吓了一跳。随即去找参谋总长程潜，痛陈利害。他说，“讨桂军事，三月未必竣事，而夜长梦多，大局前途难测。”程深韪其说，当即挽黄谒蒋，力倡和议，蒋首肯。八月二十日，程潜派唐星为代表偕邓世增、舒宗鎏到南宁，向李、白表示谋和诚意，并提出以撤销七月二十五日南京政府对李、白的任命作为和谈前提条件。事实证明，程潜出来斡旋和平，对后来局势发展起了决定作甩。

    蒋、桂终于妥协

    自广西坚持抗日主张以来，各方冠盖云集，主要的有下列各方面：

    --救国会代表杨东莼、何思敬等。杨东莼对李宗仁、白崇禧说明教国会的立场和态度，“应以真正从抗日救国出发，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团结抗日一切力量，不宜轻率地对内用兵，酿成内战。”希望双方“迅速结束大军僵持的局面，共同抗击日军。”（沙千里《回忆救国会的七人案件》《文史资料选辑》第89辑第4页）

    --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翁照垣等。蔡廷锴捐赠广西三十万港元，在广西成立一个师，以翁照垣为师长。翁师谢鼎新团于八月下旬进入合浦、北海；黄固团则在广东南路活动。另外两个师正在组建中，后以和谈成功停止。

    --各党派代表有宣侠父、章伯钧、彭泽湘、刘芦隐等。

    八月二十二日，南宁各界欢迎李济深、蔡廷锴、刘芦隐暨各地抗日救国人士大会，由李宗仁亲自主持，气氛极为热烈。

    八月二十四日，李宗仁约各地抗日教国代表举行会议，商讨成立抗日政府问题。会议由李济深主持，议定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救国委员会”或“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两案，并电张学良、刘湘征询意见，再作最后决定。

    八月三十日，李宗仁接居正、程潜、朱培德由广州来电，谓将来邕一行。李宗仁、白崇禧当即复电欢迎。

    九月一日，居正、程潜、朱培德从广州飞南宁，因天气恶劣中途折回，二日才安全抵邕。他们带来蒋介石的一封亲笔信，且均望和谈实现。当晚李宗仁约白崇禧、黄旭初、李任仁、王公度、潘宜之在省府合署会议室商和议问题。次早继续研讨。当以救国会提出的意见极为明确（李宗仁以为千家驹的救国会是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希望广西推动中央政府出兵抗日，而应避免和中央采取对立态度。如果广西独力支撑，财政难于持久。最后，他们一致决定赞成和议。并商定和谈条件如下：

    1、重申开放抗日救国运动及言论、集会、结社自由；

    2、撤退南下各军，恢复各方交通；

    3、确定抗日计划及实行日期；

    4、李宗仁任广西绥靖主任，并保留第四集团军；

    5、白崇禧以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出国考察；

    6、广西党政人事一应如旧；

    7、广西军队保留三个军，军费由中央补助；

    8、以上各条除第三条保密外，其余由蒋以谈话方式宣示国人。

    上项条件由居正、程潜、朱培德等三人于九月四日下午一时带回广州给蒋介石。李宗仁并派刘斐随行。九月六日，刘斐以“鱼”电致李、白云：

    “蒋五日在程颂云（即程潜）寓所与居、程、朱以及辞修（即陈诚）、季宽（黄绍竑）会议决定：撤兵、新命、谈话均于六日发表。”

    九月六日，南京国民政府明令：改派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任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黄绍炫仍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九月十八日，李宗仁、白崇禧在南宁宣誓就职前发表通电称，蒋“对宗仁等救亡等项意见”，已“全部俯予接纳”，“今后一切救国工作，自当在中央整个策略领导之下，相与一致之努力。”

    一场延续三个月的“两广事变”，就这样烟消冰释了。蒋，桂妥协后，李宗仁接获毛主席九月二十二日发出的信，和修改后的《抗日救国协定》①。尽管接到党的信息迟了一点，但广西也执行逼蒋抗日的方针，那就是：只要蒋不抗日，李、白就不入京。后来“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展，白崇禧才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四日飞南京，就任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不久，李宗仁也去徐州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职。直到此时，蒋、李才团结一致对日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