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国际安全区总部的难民 战争带来的恐慌 南京市民真正感受到战争的恐怖是从1937年8月15日日机空袭开始的。空袭不仅给南京带来巨大的财产损失，更为严重的是对市民心理安全感的冲击。据日军总部发表的公告称：从8月15日到12月13日南京攻陷，日本海军飞机袭击南京50 多次，参加空袭的飞机达800架，投下炸弹160多吨。另有许多资料显示日机对南京的轰炸实际上却在110次以上。再加上那些空响的防空警报，南京市民每个晴天都要受到3次以上空袭威胁。 报刊几乎每天都在报道空袭中的伤亡人数和被炸后的惨景，8月27日凌晨日机两次飞临南京上空，就炸毁民房四五百间，炸死平民百余人，炸伤数百人。四处开花的重型炸弹再加上报刊对空袭惨景连续不断的渲染报道，更增添了市民对战争的恐惧。 到8月底，许多市民为躲避战火相继逃离南京，一些家境比较富裕的人大都坐船向长江上游的内地“跑反”，家境一般的则向苏北、皖北等地投奔亲朋，一些穷人则计划在日军要打进南京时再逃到郊区农村暂时躲避。战前南京人口为100余万，而到了11月份只剩下50余万。 由于市内人口剧减一半，街头已少有行人，许多空房任人居住，房东停收房租，生活用品供过于求，价格普遍走低。《新民报》专门刊登南京牧场消毒牛奶大减价等广告。市内商店也大多关闭，太平路一带开业的店铺不过四分之一，较大的饭店则全部歇业 。有一些冒着生命危险继续开业的酒馆生意则异常火爆，“酒馆业中山北路之岭南酒家、中央商场之厚德福、夫子庙之别有天等则仍照常开门，多数不怕死而好吃之客人趋之若鹜。” 与往年相比，进入9月初，南京订婚和结婚的人也突然增加了很多，许多报刊上登满了结婚启事的广告。据当时频频参加婚宴的金女大美籍教授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 女士称，结婚人员突然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许多家长都给已订了婚的女儿提早婚期，让他们安安全全地完婚，以免日军来了发生意外。” 寻找安全的地方 持续的空袭、报纸对南京防守能力夸大的宣传以及市民的侥幸心理，使得大多数留在南京的市民在经历了空袭初期的慌张恐惧之后，对空袭逐渐感到习以为常，《辛报》称：“南京的居民，现在是那么地习惯于日本飞机的空袭了。几乎是每天，当四周响起了防空警号时，他们便都满不在乎地躲入防空壕和地窟去，毫无慌张之象。”日本特务人员也在报告中写到：“一般市民已习惯空袭，面无惧色，态度冷静。” 但随着11月中旬国民政府迁都、机关人员撤退、日军即将攻占南京屠城的传言、有关日军残暴的传说、沪宁线难民的涌入以及在南京的外国人撤离等，市民对战争的恐怖心理开始与日俱增。在路上到处可以看到心神不定寻找“安全”的人，“城北的百姓往城南搬，城南的百姓往玄武湖搬，玄武湖的百姓往乡下搬，乡下的百姓往城里搬。搬来搬去，好像他们原来离开地方就可以得到无上安全保障似的。” 在南京市民最为恐慌的时候，留下的外国人士决定依照上海南市难民区，组成国际安全区，以收容难民。12月4日，有一些难民开始陆续搬进安全区。8日，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正式发布《告南京市民书》：“这个区域以内的人民，当然比他处的人民平安得多。”11日，拉贝在日记中写下：“安全区的街道上已经挤满了人，他们对炮击的轰鸣声已经不介意了，他们比我更加相信'安全区'。”12日晚上，许多难民都躲在拉贝的家中，“办公室安置了30人睡觉，储藏煤的地下安置了3个人，有8个妇女和孩子睡在佣人的厕所里，剩下的100多人分别在防空洞里，露天，院子里，在石子路上。”由西方人士组织的安全区成为南京难民首选的避难场所。 以残暴作为威慑 日军在攻打南京和占领南京之初实施的是一种威慑战，试图从心理上彻底击跨南京市民的心理防线，造成市民心理上的恐惧感，从而丧失反抗的意志。本来，许多本地居民在日军进城后曾由衷地表示宽慰，因为战争状况结束了，空袭的威胁也解除了，但日军进城后，对市民周击复始地虐杀和奸淫，很快击碎了难民侥幸之梦，全城难民立即陷入恐怖之中。 难民纷纷寻求自保之道，在西方人管理的难民所外，绝大多数难民都佩带太阳臂章，手中拿着太阳旗；青年妇女脸上都抹满锅灰，穿着破旧臃肿的衣服，竭力将自己打扮得又脏又丑，有些女孩子则将头发理短充当男孩。今年82 岁的丁荣声老人说，当时她躲在金女大难民营中，有一个多月都未敢洗脸。还有许多妇女在大腿上贴起很多膏药。 面对残暴无比的日军，在死亡危险面前，难民几乎不能正常思维，很少有人反抗。《朝日新闻》从军记者今井刚在大方巷《朝日新闻》南京支局就曾亲眼目睹一二百中国人十分麻木地等待五人一组地被刺杀。当一、二名日军在众多男性难民面前强奸妇女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男人们很少去反抗，女人们也大多不敢抗拒。 经历了日军的残暴之后，南京难民的心理防线十分脆弱，一旦听到日本兵的皮靴声就感到异常紧张害怕。1938年1月1日，伪自治会在鼓楼召开成立大会时，被逼参加庆祝成立大会的难民齐集在鼓楼广场，当广场突然放起鞭炮时，许多难民以为日军开枪了，立即趴倒在地上，直到放完后才胆战心惊地站起来。 对中国军队的期盼 日军对难民的屠杀、奸淫越残暴，难民对国民政府军的期待则越迫切。一个传说、一幅标语、夜里一阵激烈的枪声都会催生充满希望的传说。1938年1月5日，蒋公谷在日记中记载：“近日我游击队逼近城垣，攻击甚烈，晚间必能听到炮声。我们在这百无聊赖之际，常往后院侧听炮声的大小，以估计游击队的远近，取为谈资，以作慰藉。” 1月8日，南京城内盛传中国军队已进城门，准备收复南京，一些在日本使馆洗衣的妇女都抱着大堆小堆东西回家。她们到金大时，消息像野火一样传开，说日本人已离开使馆，这些妇女抢了他们的东西回来了。很快，许多妇女爬过使馆四周带刺的铁丝篱笆，试图抢些东西回家。 西方人被当作救世主 国民政府守军的溃败，使得困在城内的难民将仅有的希望寄托于留在南京的二十几个西方人身上。一些西方人的住宅及公司成为难民躲避的最佳选择，像金大、金女大这两个学校在最高峰时，分别涌进3万和1万多名难民，甚至就连日本军人自己也认为金女大比较安全。1938年1月20日，一位年轻的日本军官因为自己要调出南京，就跑到金女大要求明妮•魏特琳收容他20岁的中国女友及女友14岁的妹妹。 在难民眼中，西方人成为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的“救星”。郭歧在《陷都血泪录》中写到：“外国几位先生，每到一处，一股难民齐围上来，好像小鸟见了母亲一样。”在南京大屠杀之前，中国老百姓看到西方人时，都会蔑称他们为“洋鬼子”，但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及之后，人们改变了这一称呼，对魏特琳、拉贝等都称为“菩萨”。2月17日，魏特琳在金女院为拉贝先生举行了告别茶会，当金女大难民所的难民得知拉贝要离开南京后，有两三千人聚集在大草坪跪着在大哭，乞求拉贝留下。日本人曾试图让中国人“矫正依靠欧美的观念”，但日本人发现“中国人依赖欧美人的思想至今犹存”，甚至伪政权的中国警察看到西方人时，都情不自禁地向他们敬礼。 日本主导下的道德败坏 劫后余生的市民往往白天聚集在街上某个地方，因为他们感觉到只有这样才更为安全。在“安民”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南京街头很难见到单独行走的年青妇女。 曾被国民政府取缔的妓院和烟馆等被日本人大肆推广。日本人在南京开设了许多专为日军士兵服务的慰安所，官方报纸也为妓院刊载了大幅广告。日本人在南京公开开设慰安所多达40余所。 在日本人到达以前，国民党政府曾把贩卖毒品定为死刑，但在日本人占领的一年内，鸦片烟馆沿着扬子江岸如同芦苇一般到处萌生起来。被称为苦力的中国劳工，年龄从10 岁到30 岁，常被付给海洛因纸烟作为工钱。据贝德士(M. S. Bates) 1938 年的调查，当时在南京公开经营的烟馆有175 家，另有30 家出售鸦片的烟店。保守统计吸食人员达5 万人，相当于当时南京人口的1/8。仅从金女大到南门的一条街上，就有12 家卖“官土”的烟馆。妓院和烟馆是日本人殖民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带来财源，更为重要是诱使殖民地的民众丧失进取心和抵抗意志。 对日本人不再相信 尽管日本人表面很强大，但大多数市民都认为日本人的统治不会长久，他们十分鄙视和痛恨那些充当日本人打手的二鬼子，甚至参加了伪政权的人也常常流露出自卑心态，据德国外交官罗森观察，他在“从同日本同行谈话中了解到的情况，南京新政府已不再被人瞧得起。它在同日本人交往方面也有困难，特别在为居民提供食品这一变得十分严重的问题上有困难。” 一些在南大屠杀期间遭到日本兵强奸的妇女，在得知自己不幸怀孕后纷纷迫不及待地到医院或采取其它措施进行流产。在市民眼中日本人在南京的统治是“猴子的尾巴长不了”。 1939年金陵大学历史学教授贝德士曾对80个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和不同教育程度的南京市民做了一次问卷调查，其结果得出“在未来50年中这个地区的人民决不会相信任何有利于日本的词语。日军的所作所为对每个家庭--包括那些为了不致饿死而在傀儡政府工作的人--的生活伤害得太深了。”魏特琳女士也称：金女大附近邻居中9人中，“没有一个人对日本人说一句好话，他们都深深痛恨日本人。” 挥之不去的阴影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但市民准备殴打日本人报复的行为却被国民政府“以德报怨”政策所取代。1949年之后，中国受到美英等国的遏制，美英成为中国的头号政治敌人，其后一切政治运动都围绕着揭露美英帝国主义者的罪行而开展给南京市民造成巨大创伤的大屠杀却被深深地埋在南京人的记忆之中。 上世纪80年代日本教科书事件后，日本右派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言论日益猖獗，日本右派的言行导致这段被掩埋的历史又重新得到南京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以此为专题研究的民间团体和学术机构相继建立，新闻舆论对教科书事件、东史郎事件、拉贝日记、李秀英事件等进行广泛报道，这一切使得记忆中的南京大屠杀又成了现实生活里的重要话题。经社会调查，近8984南京人了解和表示继续关注东史郎诉讼案。 对于那些亲历过屠杀及之后灾难的家庭来说，日本右派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言论无疑是在一次次地揭开他们的伤疤。在受害者心目中，现在的日本右派比当年施暴的日本兵还要可恶。有的老人每当从媒体中听到和看到日本右派的言行后，经常几夜都睡不着觉。 今年已74岁的孟秀英老人在接受采访之后，千叮万瞩不要暴露她的姓名和照片，因为她竟然还担心日本人会来暗杀她。对于老一代南京人而言，日本人无论过去还是今天对他们的伤害实在太大了。 据不完全统调查，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老人尚有2630余人健在。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老年人对自己年轻时所发生的事件记得很清楚，而对那些亲身经历过的身体或心灵创伤，老年人的回忆往往更加清晰，很难遗忘。他们经常坐在阳光下闲谈，在家中则经常唠叨给子女和第三代，或者讲述给左邻右舍的人听。 南京这些幸存老人共同的观点都是日本人残暴而又缺德，几乎所有老人对日本没有丝毫好感，他们拒用日货，因为每一件日本产品都会刺伤他们的心。经历过南京大屠杀或日军统治的老年人，其观点对家庭和社会的影响不容忽视。 现今，有远见的日本人在抚慰亡者和生者的心，而有些日本人则在千方百计想用浓墨涂改血迹，用不负责任的谎言来取代历史的事实。日本政府应对战争责任进行彻底反省，时间拖延越长，南京大屠杀的阴影就会越重，日本背负的包袱将会越沉，其付出的代价亦必然更大! （张连红，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成立于1998年12月，目前拥有顾问和国内外专家学者24人，专任研究人员7人，共出版著作、译著及主编史料10余部、发表论文100余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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