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小事件大影响：莫斯科来电改变西安事变(1)

    国共合作的句号：五月指示

    人们记得李大钊被杀害，不记得跟着他一起从苏联大使馆中被东北王张作霖“逮捕”的秘密文件，那些文件把苏联大力援助国民党和冯玉祥国民军的事实带给没有准备的中国民众，一时之间让北伐胜利中的国民党人和冯玉祥都感到了政治压力，那是1947年4月6日。4月12日蒋介石清党反共，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开除蒋介石党籍，后来被驱逐的苏联驻国民党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说这是“狗咬狗，狗咬狗。和其他军阀一样，他们是分赃不均打起来的。”6月22日，冯玉祥公开转向蒋介石一边，要求武汉国民党遣送鲍罗廷回国，并与共产党分离。离开他革命事业所在的中国，如同离开那些有阳光的日子，鲍罗廷的火气很大，他把国民党比喻为“马桶”，“尽管你经常冲洗，可它仍旧散发着臭气”。但是让武汉的汪精卫下定决心的还得说是共产国际（莫斯科领导的第三国际）发给中共的“五月指示”。

    “五月指示”要求中共开展土地革命，发动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吸收更多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革新它的上层；动员2万共产党员和两湖（当时在中共的领导下）革命工农5万人，编成几个新军。这些要求无异于与虎谋皮，桂系名将黄绍竑记述了他和一个共产党人的对话，这个共产党员劝他反蒋实行土改，黄说土改的政策会遭到地主和自耕农的反对，当时的军队里士兵既有出身佃农的，也有出身自耕农的，军官则十分之九是家里有几亩地的小地主子弟，其余十分之一在当了军官以后也想置几亩田。要土改，就是去毁灭他们既有的生活基础与生活希望，他们岂能容你？就当时的政治现实来说，黄的分析显然比共产党的判断更符合实际，所以清党取得了绝大部分军人的支持。

    但是，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私下里擅自把莫斯科的来电拿去给汪精卫看，希望能够渐次推行。而汪把莫斯科的指示在党内高层公开出来，其结果可想而知，7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最终确定了分共方针。共产国际一手促成的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也在它的手上划上了句号。

    中苏蜜月的开始：中共六大

    莫斯科郊外60公里的塞列布若耶庄园，因其白色的墙壁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而被称为“银色别墅”， 这个昔日的贵族庄园如今改名为“五一庄园”，正式对外开放，它勾起无数中国人与青春有关的回忆喀秋莎、白桦林、保尔，与后来的韩流相比，那是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苏潮，而这里是个纪念碑，1928年142名中共党员聚在这真诚讨论祖国的未来。

    1928年初，莫斯科费尽心力，把上百名中共代表秘密地从中国各地偷渡出国，小部分从上海乘船到海参崴，大部分都借道东北，经大连、哈尔滨到满洲里，然后越过国境线辗转到达莫斯科。这条路线恰好也是共产主义思想传入中国的路线，被称作“红色丝绸之路”。

    毫无疑问，这样一次代表大会的几乎所有文件，都是由苏联人起草或帮助形成的。包括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选择，也都是严格地按照苏联人的意志行事。中共从最初的几十人，一直发展到数万人，其间虽历经曲折，但是它从苏联那里得到的种种帮助，毫无疑问是它得以在旧中国极端复杂和危险的境况下生存发展的要件之一。

    1944年的斯大林对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说当时的中共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是“人造黄油”式的共产党。如果他说这话时，内心也浮现失落的话，那他怀念的会是1928年－1936年那段团结最紧密的时光，虽然在他的字典里“团结”一词有另外的含义。在这段时间里，苏联公开支持共产党人举行的广州暴动，坚决支持中共按照俄国模式发动苏维埃革命，从政治方针到具体文件，从选定中共领导人到选派代表亲临苏区，帮助工作、指导作战，几乎一包到底。但是莫斯科付出大量人力、物力和精力只是把红军推上漫漫长征的险途，此时的中共在莫斯科眼里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吧。

    “九•一八”事变的参考：中东路事件

    中东路事件像是被遗忘的战争，在军阀混战的近代它算不上残酷，也不像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和中日战争那样震动中国，这也可能是它被挤到历史背光处的原因之一，但是中东路事件如同“九•一八”事变的小彩排，排演了故事的开头，不同的是后来主角的扮演着换成了更凶狠的日本。中东路战争中，中共的反映也让我们想起自己少年时代的鲁莽与冲动，但我们不因此回避。

    东北易帜后年轻气盛的张学良一心想收回中东铁路的管理权。 先在1929年5月27日，指称苏联违背协议在东北宣扬共产主义，搜查苏联领事馆。7月10日，又将苏方中东铁路局长、副局长等59人驱逐出境，并同时查封了苏方的有关单位。苏军因此与东北军发生武装冲突，国民政府也对苏宣战。战斗主要在中国的满洲里和扎赉诺尔地区展开。从7月末开始直到11月，大小战斗进行了数十次，11月，苏军先后攻占扎赉诺尔、满洲里、海拉尔。 中国军人死伤及被俘人员9000余名(伤亡2000名，被俘7000余名)。据苏方统计，苏军只不过死143人，失踪4人，受伤665人。12月20日，张学良派代表与苏签订《伯力协定》。以中方接受苏方提出的恢复中东铁路中苏共管的原状、双方释放被俘人员而宣告结束。

    此一事件，虽属中国收回自身权益的行动，结果却是南辕北辙，不仅损兵折将，人民遭殃，本就残破的国家更是尽失颜面，而且还暴露了东北军的实力以及国际社会在中国东北问题上可能干预的程度，从而为两年后日本关东军大胆发动“九•一八”事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对中东路事件，共产国际远东局从一开始就明确要求中共中央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一九二九年九月，又给中共发来了命令，“谁忠诚地、真正地、坚定地、并且是毫无保留地武装起来保卫苏联，谁才是革命者，才是国际主义者”。中共中央毫不犹豫地做出了积极的响应。对此，已离开领导岗位的陈独秀发表对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说在这个时候片面宣传“拥护苏联”“于我们不利”，绝不能简单地认为“广大群众都认同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 为此，并鉴于陈独秀等人根本反对现有的政治路线，很快中共正式决议将陈独秀等人开除出党。

    莫斯科来电：改变西安事变

    对中共来说西安事变不是绝处逢生也是柳暗花明的转机，如果可以自由想象的话，怎么看怎么像苏联人出了力，这也正是莫斯科在西安事变后的第一反应：撇清自己，12月14日的《真理报》上含沙射影的说张学良的叛变是日本人在背后捣鬼，张的名字与汪精卫栓在一起。这样的判断连南京政府驻苏大使蒋廷黻都觉得不妥。在会谈时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对蒋说：我们一贯赞成中国统一，对中国将领们的内讧从未表示过同情。对于最近时期为扩大南京政府基地和加强抗击日满蒙联军的种种努力，我们尤其表示欣慰。我担心的是日本会不会利用最近的事态发动新的侵略。不管怎么说，近来正处于紧急状态的日本政府很可能因此次事件而得救。

    经过长征颠沛流离生活的红军在1936年终于可以喘口气了，此时的他们还举着“抗日反蒋”的大旗，西安事变发生后却变成了“联蒋抗日”，根据解密的俄国档案在这背后是莫斯科来电的影响。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发来了由季米特洛夫签发的电报，被称作“莫斯科回电”。电报说：我们建议采取以下立场:(一)张学良的行动，不管出自何种动机，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人民抗日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二)既然这个事变已经发生，中国共产党必须考虑到现实情况并坚决主张和平解决事变。

    12月21日，中共中央电复共产国际：来电于12月20日才收到，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也已经基本上采取了这种方针。同日，中共中央致电已经在西安的周恩来。

    斯大林的两封电报：毛赴渝谈判的背后力量

    蒋介石摆出的重庆和谈是场做给天下人看的鸿门宴，毛泽东自然心知肚明，所以蒋三次电邀，前两次均予以拒绝。但第三次答应了，并于8月24日，复电表示同意赴渝谈判。这背后是斯大林的压力。

    斯大林应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的请求，于8月20日、22日，连发两份电报给延安，要求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紧急会晤”。电报说：“考虑到日本投降和国共双方关系的恶化，这次会晤是必要的。”电报还警告说：“不能进行内战，否则，中华民族的存在将受到危害。因为国际社会和中国人民希望和平，所以毛泽东应与蒋介石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 “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是。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方面就不能理解了。

    毛泽东对斯大林要求他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做法，在当时是以大局为重，忍气吞声，还向党内其他领导人做解释工作，但是内心是十分气愤的。后来，每说及此事，毛泽东都抑制不住胸中的怨气。1956年，毛泽东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斯大林对中国的形势以及对中国革命发展的可能性，作了不正确的估计。特别是1945年中共中央收到了不知为什么以俄共（布）名义发来的密电，密电中坚持要毛泽东前往重庆同蒋介石谈判。中共中央曾经反对前去重庆，因为预料蒋介石方面会进行挑衅。但是，我不得不前往，因为这是斯大林所坚持的。

    后来斯大林对访苏的刘少奇说：“去重庆对毛泽东来说曾是很危险的，他可能被杀害。”接着以内疚和抱有歉意的语气说：“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如果我们犯了错误，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和改正的。”

    苏共二十大：解除“紧箍咒”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实行“非斯大林化”的政策，在所做的秘密报告中批判斯大林说他毁灭了党，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泯灭了人所具有的一切神圣的东西，而让所有的人都屈从于他个人的意志。对毛泽东来说非斯大林化如同解除了“紧箍咒”，这一点长久以来不被人重视。

    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的电波遥控着中国革命（比如上文提到的事件），而且苏方的态度很傲慢，中苏领导人会谈从来不许中方做记录，由此多年来积累了许多矛盾和怨愤。如今斯大林不在了，斯大林模式这个“紧箍咒”也被苏共自己解除了，各国共产党终于可以按照各自的意志行事了，毛泽东有理由高兴。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功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应当承认，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大大改善了各国共产党的形势，其中也包括我们党在内。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就好像是为我们党揭去了这个盖子。是谁让我们大家更容易、更正确地认识了个人崇拜？是赫鲁晓夫同志，为此我们十分感谢他。”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斯大林模式一直是中国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效仿的榜样，特别是对于毫无管理国家经验的中共来说，只能“照搬”苏联的经验和做法。在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之后毛泽东才创造出了斯大林没有的人民公社模式。

    当然毛泽东对批判斯大林也有不满意的地方，当苏联提出个人崇拜问题时，中国广大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很自然就联想到国内问题。河北省机关党员干部提出，“要说过去歌颂斯大林是个人崇拜，那么我们还编了东方红歌颂毛主席，那也能说是个人崇拜？”广州市工商界部分人士说，“苏共能够这样暴露缺点，才是发挥民主精神。”“我们过去有时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是不够恰当的，带有封建色彩，也是个人崇拜，忘记了党的集体领导的力量！”看到这些材料，不由得毛泽东不考虑。

    中苏关系破裂的导火索：炮轰金门

    中苏关系破裂的导火索不是“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而是中共的炮轰金门。当时钟指向1958年8月23日下午5时30分，毛泽东一声令下，驻扎在福建厦门--泉州一线三十余公里海岸线上的解放军炮兵同时向台湾海峡的金门开火， 历时60天的“炮轰金门”事件开始了。此举使台湾海峡两岸的军民都大感意外。在炮轰金门最激烈的时刻，蒋经国被派到金门督战。蒋介石对蒋经国说：“金门必须确保无虞，那里的事情办不好，你就不要回来。”“炮轰金门”一开始，美国政府立即作出了强烈反应。几天后，台湾海峡附近集结了六艘航空母舰（当时美国只有12艘）、三艘巡洋舰、四十艘驱逐舰、一个潜艇集群和二十多艘后勤补给船只。艾森豪威尔对毛泽东选择这样的时机发动大规模炮击绞尽脑汁。他怀疑毛背后有苏联人撑腰，但是他想错了。炮轰金门之后，赫鲁晓夫非常恼火，他对此毫无准备，事前中国没有向“老大哥”透露这显然早已谋划的行动。当时中国的人民公社正红火，共产国际中逐渐流传起这样的话：全世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只有一个理论家、哲学家，这就是毛泽东。而赫鲁晓夫只是一个实干家，一个种玉米的实干家。赫鲁晓夫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翅膀硬了这个事实，在他眼中毛泽东这是有意显示中国可以独立行事的地位和能力。炮击行动本身更是与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唱反调，毛泽东认为，中国可以搞“战争边缘政策”，因为“国际紧张”实际上对美国不利。

    台海危机反映出中苏在对外政策上的重大分歧，赫鲁晓夫对此不能容忍，但毛泽东对炮击金门的效果颇为欣赏，“金门、马祖打这样几炮，……世界闹得这样满天风雨，烟雾冲天” 。

    核能合作失败的蚁穴：“响尾蛇”导弹

    中国早就知道苏联在研制原子弹，毛泽东曾回忆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不过以中国当时的实力只有依靠苏联的帮助，赫鲁晓夫打开了这扇大门，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主动问中方还有甚么要求，毛泽东趁此机会提出原子能、核武器，希望苏联在这方面给予帮助。赫鲁晓夫稍做迟疑后最后建议，由苏联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小型实验性核反应堆，进行原子物理的科学研究。两国政府在同年10月15日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协定规定，苏联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

    但是到1959年6月，苏联以正在和美国等西方国家谈判禁止核试验、赫鲁晓夫正在准备同艾森豪威尔会晤为由，提出暂缓提供。同时，苏联专家也藉故回国休假，到8月23日，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名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回国，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

    导致苏联停止向中国提供核帮助的原因，可以从当时中苏从内政、外交到社会主义理论探索方面的重重分歧去找，不过就赫鲁晓夫的个性而言，台海危机中发生的一件事情，极大地伤害了赫鲁晓夫的个人感情，同盟的千里长堤是从千疮百孔的蚁穴开始溃烂的。1958年9月温州地区的空战中，国民党空军发射了几枚很先进的美国“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其中一枚坠地未爆。苏方几次索要，中方推说正在研究这枚导弹，不能提供。这个答覆使赫鲁晓夫非常气愤，甚至拒绝向中国提供已经答应给的P-12型中程弹道导弹的资料。几个月后，中国才把这枚已经拆卸多次的“响尾蛇”导弹交给苏联，苏方研究人员发现缺少了一个关键部件──红外线弹头传感器。这件事使赫鲁晓夫很后悔答应援助中国进行核武器研究。为此，赫鲁晓夫与机械工业部部长斯拉夫斯基进行商议，决定P-12导弹资料可以给中国，但原子弹可得再考虑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