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西南土司叛乱：削弱了明朝对后金的防御能力(1)

    明末清初，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爆发了两次以彝族土司为主力的土司叛乱，由于这两次土司叛乱规模巨大、持续时间长，不仅震撼了当时的西南各省，牵制了蜀、楚、黔、滇诸省的军事、经济力量，削弱了明王朝对后金的防御能力，在客观上也起到了减缓明朝廷对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的压力，使明朝廷处于三线作战腹背受敌的境地，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明王朝的统治基础，加速了明王朝封建统治的覆亡。因此，这两次土司叛乱对明末清初西南民族社会影响较为深远，甚至也直接影响到了西南历史发展的进程。由于这两次土司叛乱都是以彝族土司为主力，时间上有所联系，事件上彼此相因，所以有必要对两次土司叛乱的相似之处进行比较，以期能揭示明末清初西南民族社会复杂背景中的一个切面，也希望对明亡清兴历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奢安之乱”与“沙普之乱”

    天启元年九月，四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之军队在其女婿樊龙率领下，乘明朝募兵援辽之机反于重庆。占领重庆后，随即进陷遵义，围攻成都，“全川震动”。与奢氏倚为唇齿，互通婚姻的贵州水西宣慰使安位的叔父安邦彦，利用安位年幼，揽政于己，于天启二年挟安位响应奢氏起兵。随后各地土司蜂起响应，乌撒安效良、洪边土司宋万化等相继起事，很快攻陷毕节、安顺、平坝、龙里等地，并围贵阳十余月。十二月初七日，贵州新任巡抚王三善领兵击败水西军队。其后，安邦彦遣部下陈其愚诈降王三善，在明军从水西返回贵阳的途中计杀王三善，势力复振，出现了“黔师大溃黔事大危”的局面。崇祯二年，奢崇明自称“大梁王”，安邦彦自号“四裔大长老”，合众十余万攻永宁，被总督朱燮元擒杀。崇祯三年，水西安位请降，划水外六目之地设流官、置州、县。“奢安之乱”，波及了贵州、四川、云南、广东、湖广等省，明政府四处筹集兵饷，用了几近十年时间，才使“积年巨寇始尽”。此次叛乱不仅给黔、川各族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对云南影响也极其深远。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奢安之乱”给云南土司提供了一次秣马厉兵的机会。由于在平定“奢安之乱”时，从云南征调了大量的土司兵，他们通过平定“奢安之乱”，实力大增，开始走向明末的政治舞台。此前学者在研究“奢安之乱”时，往往只关注“奢安之乱”及石柱土司秦良玉等在剿灭奢、安时的功绩，完全忽略了作为此次叛乱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期间云南土司的叛乱与云南土司在剿灭奢、安势力时所起到的作用及此次叛乱对云南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等问题，因此，本文在探讨“奢安之乱”时，试图把天启年间爆发于滇、川、黔交界地的云南部分土司的叛乱也纳入“奢安之乱”内，探究在剿灭“奢安之乱”时，滇南土司所起到的作用和对云南社会的影响及其与云南爆发的“沙普之乱”之间的联系等问题。

    “沙普之乱”是指在明末清初爆发于滇南的一系列土司叛乱。由于滇南阿迷州土司普名声在从征“奢安之乱”后，实力大增，于崇祯四年发动叛乱，崇祯五年普名声死后，其妻万氏仍领其众，继续为乱滇南，“此晚明一大事也”；后万氏招安南土司沙定洲为婿，沙普合流，势力越加壮大。至顺治二年九月，元谋土司吾必奎反，黔国公沐天波调沙定洲平叛，沙定洲乘机入省城发动叛乱，“全滇皆震”，顺治五年叛乱为大西军平定，但沙普残余势力仍然存在，“其党王朔聚定洲余众”，于康熙四年“据王弄、安南，纠教化张长寿、枯木龙元庆、八寨李林、牛羊侬德功……诸酋同反”，同年被吴三桂平定，其势力持续长达三十六年之久。因普名声和沙定洲之乱及王朔等众土司反清，其叛乱的力量都为同一势力，时间上首尾相续，事件上有所联系，所以合称为“沙普之乱”。

    二、两次叛乱历史的联系性

    明末，由于卫军松弛，渐不堪战。为了镇压中原地区的农民起义和平定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叛乱，朝廷开始大量招募土司军队，即“卫军松弛，土军湧散，渐不刊战阵，故后来兵役，以招募者为主力，并调土司兵”，“所至效用者，土司兵而”。在平定西南少数民族叛乱时，明政府采取“以夷制夷”的办法，即利用一部分土司兵，镇压另一部分土司兵。“奢安之乱”爆发后，由于二土司联合起兵，势力强盛，兵锋所及，无不披靡，短短几个月间，川、黔大部陷落其手。明政府只有加大征剿力度，调集湖广、云、贵、川、广东五省兵力联合会剿。因“滇与蜀、黔壤地相错，故三省之贼纠结披猖……不讨蜀、黔之贼，则滇不得安”。所以，云南积极遣兵援蜀。天启元年十月，巡抚沈儆炌乃“调阖省土兵于曲靖，以按察副使黄似华监纪，并援黔、蜀”。十二月，遣都司李天常，指挥王懋勋、张神武等，统宁州、嶍峨汉土兵四千援黔，师至安南卫叠水岩，“官军陷没，天常死之，懋勋、神武俱被害，嶍峨土官禄崇功子培被执”。同时被调参与行动的宁州土司禄洪也言：“蚕丛奢酋之乱时，飞羽檄调滇师往讨，假道贵筑，士方半渡叠水，正苦驱驰。安酋偶叛，埋伏四起，彼多我寡，力不能支，战亡者过半。”即援黔军队遭受安氏伏击，滇军伤亡过半，被迫半途而返。其后，天启二年二月，都司杨明廷又统兵三千援蜀，师至毕节，安效良又伏兵阻截，“中军程坤死之，指挥蒋藩屏、百户卢应藩、奉差指挥朱家相、张联斗缒城出走弗及，皆为贼所杀”，而参将尹启易统兵四千已经至乌撒，闻安效良反，遂“退保交水”。可见，云南增援黔、蜀的军队，都以失败告终。

    “奢安之乱”爆发后，云南境内也陷入了一片混乱，地处滇、川、黔交界地的云南土司纷纷起事，沾益土妇设科及其土目补鮓、奈科、期曲等也纷纷附庸安邦彦、安效良等反，“焚劫沾、倘、炎、松、交、白六站、堡”，并攻陷平夷卫；武定张世臣纠结小东川土目，攻陷他颇、补知二堡。“武定、寻甸、嵩明之间日寻干戈，无一日不传警报矣”。由此，爆发于贵州、四川的奢安之乱，席卷云南。而此时，云南“水旱连年，四金而易米一石”。地方统治者如坐针毡，闵洪学巡抚云南两年后认为其“日夜求固圉，如漏舟之在巨浪也；日夜言讨贼，如徒手之缚猛虎也。处无何如何之地，出万有一生之谋。卧薪尝胆，撑挨到今，其以滇之艰危备阅之矣”，可见云南自身尚且自顾不暇。水西安氏叛乱之后，“羽书交至，征兵于云南”。而对于朝廷饬令的援黔之责，云南也是有心无力，“至于黔之望援，滇亦无辞，顾滇之力亦不容不审也”。云南巡抚闵洪学等希望朝廷“一一为滇熟思审处，勿强滇以力所不及”。但面对朝廷的申斥和云南境内的土司叛乱，及鉴于“滇与黔实共安危，亦不得以门庭之患作膜外视者”等原因，云南当局也不能熟视无睹，“今之奢、安二酋，踌躇四顾，所不即横戈以逞者，虑滇之蹑其后耳”，假如滇不援黔的话，“又谁为扼其肘臂，为牵制二贼之计哉？”。但云南也是兵穷饷竭，可调之军队主要为滇南土司兵，如阿迷州土知州普名声和安南长官司沙源等之土司兵，即《修攘备考》所云之“时下沙、普二兵最劲，沙可六千，普可五千”，闵洪学也认为“滇兵以沙、普为白眉，普往而分滇之半矣，普兵赴黔，是即滇之援黔耳”。因此，镇压云南境内的土司叛乱及援黔、蜀之责，主要落到了滇南土司身上。他们的功绩见于记载者甚夥，并由此加官进爵，显赫一时。此后“沙普之乱”的两股主力普名声和沙定洲势力，就是在镇压奢安之乱时发迹的。

    如普名声，天启二年十月……丙子，因援黔之功，“加土守备职衔，增赐银币，仍给本品服色衣一袭。”天启四年正月，王三善被陈其愚所杀后，烽火再起。四年夏，“即家起宗龙巡按其地（贵州），兼监军”，宗龙受命后，“间道由建昌回滇募兵赴任，知名声勇黠，所部土兵亦强，特请随行”。普名声也想借此机会，承袭祖职，在入黔之前，就和傅宗龙约定“求袭祖职，以此许之，当乐往”，傅宗龙为了利用普名声的军事力量，“许以题袭”。因此，普名声和参政谢存仁、参将袁善、土官沙如玉等以兵五千送傅宗龙过盘江，至贵州安庄，普名声为了能使傅宗龙兑现其所许下之诺言，决定进一步增兵助剿，以求立更大的军功，“遂领饷五千，归而缮甲市马，先遣其头目白岔，去年以千人至，今年名声继以三千人至，冲锋陷阵，所向无不摧破者”。在此期间，普名声可谓战功显赫，如四年二月的矣兰战役中，普名声每战都冲锋陷阵，斩获甚多。二月十五日，普名声等追贼至“哈马山冲，……普名声兵斩获贼级十六颗”，三月初六日“贼兵前来迎敌，有普名声……等骑兵先到，普名声率所部马兵直冲下山，将当先贼守摽杀，死伤无数，……我兵撤回至地名牙章，有水西阿德营长领贼摈伏于险箐截路，普名声当先见领兵营长一，摽杀下坠马被贼抢去，夺获战马二匹，……共擒斩贼级二十五颗，内土官普名声同部兵共斩级十颗”。后傅宗龙“以名声等土兵七百人入贵阳，擒斩其愚，军民大快”。因“名声以身当矢石，故所部亦无敢爱死耳，自抚臣抚道援黔以来，名声之首功居多，而自汪家冲接战以后，累累斩首”，所以在天启五年六月庚辰，……贵州总督蔡复一题：“云南土司，惟沙源、普名声之兵颇劲，而行间征战，效力最多，乞敕下该部复议，将普名声之子普祚远，准袭阿迷州土知州世职，名声愿助镇饷二千金，听令赴云南上纳，成其义举，候再立战功，另与优叙，庶滇、黔两收其用，知勇争奋而平贼有机。”所以天启五年七月已末，准“阿迷州守备普名声子普祚远，准袭阿迷土知州”。此后崇祯三年，傅宗龙又以其“功居最，题授名声宣慰”，至此，阿迷普氏势力达到了最为辉煌的时期。

    沙定洲之父沙源，几乎参与了对“奢安之乱”平定的全过程，其间屡立战功，倍受朝廷恩赏。如天启二年二月，“沾益土妇设科、恶目补鮓……反，守备金为贵、土舍沙源为前锋，大破贼众”，三月，“贼攻嵩明，袁善督沙源等兵至狗街大战，斩东川州土官一人，其余首功一百五十余级”。天启三年正月，“新抚闵洪学复分遣沙源、吾必奎等率兵讨贼，渐次恢复”。直至天启五年贵州土官安效良复叛，入寇云南，沙源奉调“征之，战于交水，不胜，贼径走会城，源要截嵩明杨林间，大破之”。正是沙氏在镇压“奢安之乱”时的赫赫战功，云南巡抚闵洪学不断向朝廷为其请功，乃“叙云南沾、炎功，土官沙源升宣慰使”，天启七年，闵洪学再次上疏言水西功，云：“滇用兵五年，大小数千百战。土司中沙源、龙在田、王显祖、吾必奎四人效力为多。沙源系安南长官司，今拟升为宣抚司”，朝廷“许之”。至此，沙、普之势力达到了顶峰，成为了云南一股不可小视的力量，“时滇中最劲称沙、普兵，亦曰昂兵”。

    可以说，正是由于“奢安之乱”，直接给予了沙、普势力壮大的机会。他们利用增援黔、蜀的机会，秣马厉兵，扩充实力，这也潜在地助长了他们反叛的野心。普名声在援黔归来后，发现以奢、安的实力，官府仍然不能有效驾驭，这样就大大增长其反叛的意图，“昔贼从副总（兵）袁善应调之时，公然对各官窃笑奢、安云：'如此亦来造反，尔等看真正豪杰若何手段'”，此后“遂尔橐装不胜富志，愿不胜奢矣，迨归来，结客招之，日以益广选交近攻，岁无宁日”。就连当时主张积极征调普名声的傅宗龙也认为普名声视朝廷实力的消长和水西叛乱情况，相机而动，“此人（普名声）将来不可保，今日时事，彼亦有乐祸心，但未敢先动，若东事缓，水西抚则彼又不敢动矣”。

    总之，天启年间贵州、四川的“奢安之乱”，给云南的沙、普势力的膨胀提供了机会，明政府的“以夷治夷”政策，却导致了“以盗治盗”的恶果。因此，“奢安之乱”和“沙普之乱”，二者有着直接的联系。

    三、两次叛乱的共同特点

    纵观明末西南的两次土司叛乱，具有如下的共同特点：

    首先，两次土司叛乱都是在明末内忧外患、社会矛盾日趋复杂化与尖锐化的基础上爆发的。明代自万历中叶以来，全国已形成“如沸鼎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贫富尽倾，农商交困，流离转徙，卖子抛妻，哭泣道途，萧条巷陌”的局面，整个明朝社会极为动荡不安。天启、崇祯年间，更是多事之秋，东北辽、沈一带处于后金的积极进攻且不断遭受失败的情形之下；中原地带农民起义军风起云涌，攻城掠地，直接威胁到明王朝的腹心地区，明政府内外交困，兵穷饷竭。在“奢安之乱”爆发前，贵阳城中，“兵不及三千，仓库空虚”，贵州巡抚李枟“累疏请增兵益饷，中朝方急辽事，置不问”。在安邦彦围攻贵阳时，“正广宁新破之日，举朝皇皇，已置（贵阳）不问”。在云南爆发“沙普之乱”时，全国也是“征兵索饷殆无虚日，嗟此穷黎髓骨俱干”，各地已是“饷匮兵骄，民穷盗起”，此时，也正值后金困围大凌河，明廷上下，惶惶不可终日，竭其精力对付后金势力。而云南财政也入不敷出，“至钱粮，匮咄到十分极处，目今库无分文”，而“岁又告凶年，斗米三钱，市无籴处，总计司帑不过十万余金”，已是“三空四尽”。普名声叛乱后，云南巡抚王伉不断向朝廷请兵请饷，但户部政策一则是“东征西讨之际，议兵则必不可去，值四尽三空之日，议饷则必不可多”；

    其二则是不能“饥近师而饱远兵，置腹心而疗手足”，足见此时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奢、安和普名声正是借此非常时期，恃兵逞勇，进行积极攻伐。

    明朝末年，统治者与西南各族人民之间的矛盾也十分尖锐。“奢安之乱”爆发前，当时贵州提学道刘锡玄曾言：“官兵渔肉黔人，既极残酷。有过苗仲寨者，苗仲具鸡黍，称主人甚谨，临行，辄破算器，加楚折焉。……流官之脧削土司，真可痛恨。然土司之孱弱忠顺者尤被困。……纵衙隶脧土司者十人而九，弱怒色，强怒言久矣”，足见当时不仅夷民受到汉族官员的剥削，甚至土司也备受流官“脧削”。而政府的腐败和官员的贪婪也是有目共睹，特别是在土司承袭时，往往倍受剥削和压榨。当时贵州巡抚下属司道，有向申报袭职者索取黄金的陋规，“闻司道陋规，有黄金百两之说”。如天启初年，贵州分守兵备副使邵应祯，利用水西土司安位继承祖父职位的时机，“索该酋金银常例，不下两、三千金”，“以致本酋逼急生心”，“发难一朝”。而在云南，情况也类似，“土官子孙承袭有积至二三十年不得职者。土官复慢令玩法，无所忌惮。……致军民日困，地方日坏”。万历年间，云南巡按刘维也题称在土司袭替时，“有司驳查延缓，吏胥乘机横索，遂有甘心不袭者”。普名声之袭职，不但因战功卓著，而且还“辇金魏阉”，才能承袭。巡抚王伉上任后，也向普名声索贿，但普名声出于种种原因“不应”，所以王伉“诬以叛将，讨之”。这充分说明了明朝统治者与各族人民之间矛盾已十分尖锐，成为了叛乱爆发的导火线。

    其次，两次土司叛乱，都是以彝族土司为叛乱的主力，辅以其它少数民族，且土司之间的联合，都以婚姻关系为纽带联系在一起。

    “奢安之乱”时，贵州民族情况异常复杂，居住着苗、仲、龙、蔡等人，因此，在安邦彦起兵之时，贵州各族人民大都被迫参战。如安邦彦在进攻贵阳时，贵州提学道刘锡玄曾记：“正月二十七日，罗鬼、苗、仲合十余万……伪称罗甸国王，传檄招摇入城。而二月初七日果从城楼见尘飞蚁集，数万儸兵，数万苗仲，铁骑金戈，环五门外山头。”每次攻城，彝族统治者必以“苗、仲、龙、蔡先之”。足见此次叛乱是以彝族为主力，胁迫其他少数民族参加的。而云南的“沙普之乱”，也是以彝族土司为主力，联合其它少数民族进行的叛乱。如，普名声之乱时，主要是以普名声辖区内的彝族土司势力为主，但也联合了其它少数民族。此外，普名声还利用地处边境的优势，与境外民族势力进行勾结。“交岗之地，与迤南诸土司错环而处，其酋曰武公懿，素杰黠嗜利，普名声常以金帛喢之，彼乃时出应援”》。普名声乃“伪受交官，阴购交铳”，将妻子、子女“远置不毛”，和交趾进行积极联系，借以牵制朝廷的力量，使朝廷投鼠忌器。而此后的沙定洲叛乱时，也是以彝族为主力，纠合了沙人共同叛乱的。普名声死后，其妻万氏为维护普氏利益，迫切需要寻找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最终实现沙、普合流。因此，沙定洲之乱也是以彝族为主力，联合壮族土司势力发动的叛乱。

    此外，无论是“奢安之乱”还是“沙普之乱”，土司势力的联合，都是以婚姻为纽带结合在一起的。如“奢安之乱”所爆发的滇、川、黔交界地是彝族土司势力比较集中的地区，政治局势错综复杂，诸土司“往往出为边害”。贵州的水西与四川的永宁、乌撒、乌蒙、东川和云南的沾益等毗邻，这一带的土司均为彝族且有血缘或姻亲关系，《明史》卷三一三《四川土司列传》就云：“乌撒与永宁、乌蒙、沾益、水西诸土官，境土相连，世戚亲厚，既而以各私所亲，彼此构祸，奏讦纷纭”。如贵州水西宣慰使安氏和永宁宣抚使奢氏之间就有着密切的姻亲关系。嘉靖、隆庆年间，永宁宣抚使奢效忠的妻子是贵州宣慰使安万全的女儿，而万历年间贵州宣抚使安尧臣的妻子奢社辉又是奢效忠的女儿，且奢社辉是当时宣慰使安位的母亲，即所谓之“安、奢世为婚姻，同谋已久，奢寅寇蜀，邦彦即寇黔”。而奢、安又与乌撒、东川、沾益、武定、寻甸等彝族上层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乌撒安效良与水西安邦彦之间就有着密切的联系，“四川土酋安效良者，水西肺腑之亲也，其顺与逆，惟水西为视”；乌撒、东川、寻甸之间也有联系，“东川者，乌撒之一气也，寻甸马火头与东川酋目世为婚姻，又东川之一气也”；“东川仰乌撒之鼻息，而乌撒又占水、蔺之风候”。云南沾益、武定与乌撒和水西又有联系，“（武定）张世臣最号凶悍，与东川、乌撒有婚姻之好”，沾益之设科乃“安邦彦之妹，安效良与之通”，“乌撒、沾益虽滇、蜀异辖，而宗派一源，故彼绝此继，通为一家”，如沾益、乌撒的始祖都是元时曲靖宣慰使安举宗，“其后有禄哲，明初平南，哲妻实卜与夫弟阿哥归顺，卜授乌撒土知府，阿哥授沾益土知州”，沾益土知州传至十一世安九鼎后世绝，以乌撒安绍庆继承，“绍庆死，次子安效良袭兼属乌撒府事”。总之，参与“奢安之乱”的众多彝族土司上层之间，都有密切的姻亲关系，他们正是利用这种联系，同气连枝，报着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思想，相互声援，不为边界所限，在具有共同阶级利益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反叛，此消彼长。正如当时的云南巡抚沈儆炌所言：“水、蔺相通，谋结连同叛，计谓奢贼攻蜀、安贼攻黔，而东川、乌撒及沾益叛酋，纠合寻、武悍夷攻滇，一时蜂起。”

    而“沙普之乱”，也是通过婚姻关系实现了沙、普合流。普名声之乱时，普名声也正是利用了婚姻关系和交趾进行勾结，“（临安）大营之溃，（交兵）明明助逆，盖歆于金银之贿赂而又有普女以为之婚媾也”，足可窥见普名声以重金、婚姻等手段与境外土司势力结成了联盟。普名声之乱被平息后，沙、普土司之间具有了共同的利益。因沙、普都是在明末利用朝廷以夷攻夷政策，依靠军功起家的土司，在征战中，他们都彼此都相互了解，如沙源之子定海、定洲就和万氏十分熟悉。他们都有同一的意图，即为了维护土司的特权和利益，维护已趋向没落的旧势力不至于崩溃，只有增强自身实力，才能和官府对抗。沙源死后，在沙氏集团内部也存在矛盾，如“（沙）清（沙源之弟）子如玉与其弟定洲不相能，会阿迷普名声死，定洲遂赘于万氏，假其力逐兄而立”，沙、普最终以婚姻为纽带，实现了合流。

    再次，在征剿两次土司叛乱时，朝廷都是饬令多省联合，征调众省土司兵进行剿灭。

    在西南的两次土司叛乱中，朝廷都竭西南众省之军力、物力，并且征调大量土司兵，企图一举平定叛乱。“奢安之乱”爆发后，贵州巡抚王三善就上疏云：“黔兵之饷，一切仰给川、湖，今川既有事，湖亦震邻，钱粮征解未必如期，军需紧急卒不能待……严敕川、湖、贵三省将额饷七万两，新增湖广折银以万四千余两，云、贵盐课银三万五千五百两及四川乌撒、乌蒙、东川、镇雄四土府每年应解米折银共三千七百两，本色米共一万二千三百二十四石，依期征解，无得后时”，要求临近省份接济饷银粮米。此外，朝廷为集中力量征剿奢、安之乱，于天启二年十一月，起用朱燮元总督四川，加兵部侍郎衔；以杨述中取代张我续，总督贵州军务，并节制云南及湖广辰、常、衡等十一府，这样，就扩大了二省统帅的职权范围，便于集中了军力。由于杨述中征讨不力，又于天启四年令蔡复一取代杨述中，“命广西、云、川诸郡邻贵州者，听复一节制”。其后，又任朱燮元为五省总督，数省官兵密切配合，最终扑灭了叛乱。同时，朝廷也调用了大量的土司兵。奢崇明叛乱之后，朝廷就敕谕“川、湖、云、贵巡抚督厉土司冉曜龙、奢社辉等举义灭贼”。对于重兵在握、顺服朝廷的石柱土司秦良玉，则给“夫人诰命”，令其督兵灭贼。而云南的安南长官司沙源及其侄沙如玉、阿迷州普名声、石屏龙在田、嶍峨王显祖、宁州禄洪、元谋吾必奎、景东陶明卿等，他们在剿灭此次叛乱时立下了汗马功劳。如吾必奎坚守炎方，牵制大量的兵力，稳定了云南的局势；普名声每战皆冲锋陷阵，斩杀甚多，沙源屡战屡捷，“滇之会城免为成都之续也”。可以说，没有土司兵的积极参与，“奢安之乱”是很难被平定的。

    而在征剿普名声时，朝廷征调的是滇、黔、蜀、楚等省军队、粮饷，黔军以副总兵商士杰率领、川军以秦良玉之侄秦拱明统帅，援助云南。同时，在整个剿普过程中，朝廷三番五次要求朱燮元援助云南，如“分兵助剿，正督臣节制之权，可以便宜策应者……相应咨会”、“滇黔关切一体，黔督朱燮元可调度接应，早奏荡平”；在剿普出现危机时，朝廷仍令“燮元仍须协迁剿不得引咎推委”；在普名声攻陷临安后，云南出现“危疆岌岌”的局面，黔国公沐天波“交章急呼请调蜀将秦良玉兵自救”，朝廷也认为：“夫良玉故堪任缨寇之使，而裹粮饱士，势不能无望于黔，楚”，因此，经过商商，令楚省转运白银十四万两给滇，责令“蜀督亦宜相机调遣，以纾滇急”，同时“秦良玉即与调发，其所需行粮，急为措给，报部销算，前议所分楚饷，并着严催解济”。在临安大营被攻破后，朝廷又频谕贵州总督朱燮元“设法济剿”，简讨闵仲严等也请求蜀、楚、黔等四省协济粮饷，“或仍将楚中原派黔饷暂留滇一年，庶几可救燃眉也”。而此时朝廷征调的主要是云南土司兵。王伉在剿普之初就认为，剿灭普名声，“所恃以制之者，惟是诸土司中或有与世仇或累被其凌铄或旁观而扼腕无不思灭此而后即安”的滇南众土司。如在进围阿迷之前，云南巡抚王伉就“令土官游击龙在田以兵四千进，邓耳王显祖以兵三千进，布韶土官禄洪兵头普化霖以兵四千进，拐甸应袭沙定海以兵四千进，大庄沙如圻以兵二千进，架衣土官侬绍周以兵五千进。矣堵土舍沈明通以兵二千同侬绍周兵三千守鲁白诸处，土舍沙汉、土官沙如玉各以所部守八寨、三枢桥、安经皆以遮遏交通交岗之路。其交交岗、牛羊董乍臣亦移文谕之以利害，诱之以重赏”，以此阻断交趾兵入援的路径。广西、弥勒等冲突要路则“檄土官守备禄培兵一千，弥勒贡生杨琯斗庄兵四百名，昂万祥、龙耿兵共二百名”。同时，王伉还上书朝廷，要求把崇祯三年入京勤王，后被派驻蓟门墙子路防守后金的宁州土司禄洪调回，因其与普名声有世仇，希望“放之西归，责以协力图普，共绥滇服”。而在沙定洲叛乱时，征调的主要也是云南土司兵，如宁州之禄永命、石屏龙在田、元谋土司吾必奎等。

    从以上对两次土司叛乱的联系性和相似性的比较可以看出，明末，统治者与西南各族人民之间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土司上层之间通过相互联姻，结成了地方势力集团，在“洎乎末造，中原多故”背景下，发动叛乱，使西南民族地区陷入一片混乱，形成了“无夷不动，无地不扰，大者屠城杀官，小者焚村打寨”的局面。中央王朝在“内外交困”之际，已经不能集中全力对付西南少数民族叛乱，只有采取的“以夷制夷”的方式，利用土司兵进行征战。而部分土司在通过镇压其他土司叛乱后，实力激增，暗中积蓄力量，遂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纷纷起事，极大地牵制了抵御后金进攻和镇压中原地区农民起义的军力和物力，致使明朝陷入了三线作战的境地，在三者的交迫之下最终走向了灭亡，西南的两次土司叛乱是促成明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