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的高台县城墙，城楼高大坚固。红五军，最后与马家军决战之地。 1935年9月15日，张国焘公开分裂党和红军强令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建制的红五军和红三十二军南下。红五军担任丹巴警戒任务。南下失利，部队遭受严重损失。 1936年1月，将原红五军原部队缩编为红十三师，将原红三十三军缩编为红五军的红十五师。军长董振堂，政治委员黄超，副军长罗南辉，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保卫局局长梁旷生。6月，红二军团.红六军团长征到达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合。7月，全军北上。红五军下辖五个团：红三十七团，团长李连祥，政治委员陈道贵；红三十九团，团长吴代潮，政治委员朱金畅；红四十团，团长郭锡山，政治委员谢良；红四十三团，团长万汉江，政治委员何志余；红四十五团，团长叶崇本，政治委员张力雄。10月，军参谋长由毕占云担任，全军共四千一百余人。 1936年10月10日，一、二、四方面军终于在会宁县城胜利会师。古老的小城沉浸在一片节日的气氛中，城楼上红旗招展，战士们欢呼跳跃。 鉴于当前的形势，党中央和毛主席为全军制定的战略方针是：团结内部，联合友军，粉碎蒋介石的围剿计划。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以达逼蒋抗日，停止内战，组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里面的友军，指的就是东北军和西北军。当时红军与他们正处在秘密联系状态，在联合抗日的问题上已达成共识。 蒋介石对张学良、杨虎城与共产党的秘密联系早有所闻，但忙于处理“两广事件”，一直脱不开手。当他好不容易摆平此事后，立即下令对西北的红军进行最后的围剿。这一次他调集了三十万大军和100架战斗轰炸机，决心将主力红军聚歼于黄河以东的陕甘地区。同时，他又强迫东北军、西北军参与执行他的围剿计划，想在战争中削弱他们的实力，如不服从，则将他们调离西北，脱离与红军的接触，逐步肢解，扫除后患。这是一个极其反动而阴险的计划，但蒋介石没有料到，张学良将他精心策划的“通渭会战”计划及时通报给中共中央，并建议红军及早进行宁夏战役，控制河西，接通苏联。 党中央鉴于时间紧迫，在会师的第二天，就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提前实施宁夏战役计划，打乱蒋介石的军事布署。 时五军做为红四方面军的总后卫，此刻正在西兰公路马家营子至华家岭一带执行警戒任务。当前方传来胜利会师的消息，五军将士无不为之兴奋，部队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为保障会师后的主力部队安全北上，董振堂按照总部的布置，于10月27日率部与敌人进行了激烈的华家岭阻击战，战斗进行了三天。此役副军长罗南辉、37团参谋长王力牺牲，红五军伤亡二千余人，仅大墩梁战斗就损失了九百余人，占全军总人数的五分之二，付出沉重代价。成功地拖住了敌人，为会师后的主力部队北上赢得了时间，为实施党中央部署的宁夏战役计划创造了良好条件…… 红五军撤出阵地后，星夜向会宁进发，敌胡宗南、毛炳文、王均等部紧紧追了上来，由东、西、南三个方向节节推进，妄图将主力红军聚歼于会宁、通渭一带。 根据中共中央10月11日发布的《十月份作战纲领》，四方面军的任务为： 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到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的努力造船。11月10号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四方面军主力在通（渭）马（营）静（宁）会（宁）地区就粮休整，派多数支队组成扇形运动防御，直逼定西、陇西、武山、甘谷、秦安、庄浪、静宁各地敌军附近，与之保持接触，敌不进我不退，敌进节节抵抗，迟滞其前进时间，以其可能在10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 中共中央之所以要进行宁夏战役，主要目的是打通国际路线，争取获得苏联的援助。在当时，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答应提供一批武器和经济援助，按照这份作战纲领要求，红四方面军要有1个军进至靖远、中卫地区，选择抢渡黄河的地点和造船，作为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的西征部队渡河北上，夺取宁夏。据此，红四方面军总部作出如下布署： 以第30军开至清远的大芦子一带秘密造船，侦察渡河点。 以第4军、第5军、第31军沿会宁、界石铺、华家岭、马营、通渭、宁远镇、静宁等地，梯次配置，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 以第9军置于会宁、靖远之间，作预备队，如30军渡河成功，9军则迅速跟进。 10月中旬，红30军88师在军政委李先念同志的带领下，秘密进抵靖远县境，开始造船。李先念是木匠出身，在他的指导下，造船队进展非常顺利，平均每天能打造出二、三条船，根据中央下达的《十月份作战纲领》，到11月10日前完成各项渡河准备，到那时可以造好四五十条船，足够渡河之用。 可是敌情日益严峻，强敌从三面合围过来，参与防御的各支部队都快顶不住了，渡河必须提前进行。 10月24日，英勇的红三十军利用仅有的十六条船，抢渡黄河成功。敌人在发现我军战略动向后异常惊恐，立即出动大批飞机对渡口实施狂轰滥炸，同时令黄河以东的追击部队迅速推进。25日，东岸的各防御部队压力已至极限，26日中午，中革军委电令红九军跟进渡河。同时还指出待2、3日后，如证实胡敌无北进之意，再以一个军渡河不迟，这个军到底是哪一个军，中央没有明确。27日拂晓，徐向前、陈昌浩率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也抵达河西。此时，南面形势急转而下，红四军、五军、三十一军在强敌的压迫下，被迫采取节节防御的战法，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许多部队建制被打乱了，事先构筑好的防御阵地也被敌分割包围。为了给渡河部队赢得时间，战士们各自为战，用血肉之躯，抗击着数十倍于己的强敌。 29日，中革军委电示朱德、张国焘：为迅速取宁夏起见，三十一军可以立即渡河，在九军、三十军后跟进。此电因彭德怀的建议，要留三十一军在河东作战。中革军委遂于30日改变了命令，令31军折向麻春堡开进。 战至30日夜，红四军、三十一军且战且退，终于在打拉池附近稳住了阵脚。而在黄河渡口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已被敌三面合围，无法再向打拉池的红军主力靠拢。董振堂见突围无望，即电示四方面军总部，总部回电令五军急渡黄河，向河西转移。可以说，五军的西渡黄河，完全是因战场形势突变而被迫执行的。 过河前，董振堂已预料到此次西征可能会导致失败，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于是他提笔给毛主席、朱总司令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倾诉了自己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以来与张国焘斗争的经历，并表达了希望早日率部重归红一方面军建制和走上抗日战场的宿愿。 接着，他秘密派警卫队队长高志中执行送信任务。 高志中带领一支十人小分队，历时六天，连续突破敌人七道封锁线，途中牺牲了五位同志。最后，他们终于在瓦窑堡一带追上了红军主力，找到了朱总司令，面交了董军长的亲笔信，圆满完成了任务。 至此，红四方面军分成了两部分，红四军和三十一军随总部转战到陕北根据地，后编入八路军129师，开赴抗日战场。渡过黄河的红五军、九军、三十军和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奉命编成红军西路军，开始了悲壮的河西大血战。 （一） 山丹血战 一九三六年11月8日，西渡黄河的红五军、九军、三十军和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被中革军委授予红军西路军的称号，其编制如下： 总指挥：徐向前； 总政委：陈昌浩； 副总指挥：王树声 参谋长：李特； 政治部主任：李卓然。 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 全军共4个团，3000余人，枪1000多支，平均每枪子弹5发； 红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 全军共6个团，6500人，枪2500支，平均每枪子弹15发； 红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 全军共6个团，7000人，枪3200支，平均每枪子弹25发； 此外，还有直属骑兵师、妇女抗日先锋团等。全军共两万两千人。枪不到1万支，且粮、弹极其缺乏。特别是五军，实力最弱。每枪子弹只有5发，仅够保枪之用。 党中央和中革军委赋予西路军的任务是：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直接打通远方即通向新疆，从那里获取苏联对我方的援助物资。 西路军所面对的敌主要力量是盘踞在甘肃、青海的军阀马步青和马步芳部。马步青为骑兵第五师师长，所部盘距在甘肃中、西部，辖三个骑兵旅，一个步兵旅，另有手枪、工兵、炮兵各一个团。马步芳为新编第二军军长兼第一百师师长，其盘距在青海，辖有三个步兵旅，一个骑兵旅，炮兵、宪兵、手枪各一个团，另有青海警备司令部及三个旅的骑兵。 以上敌人兵力仅正规军就达3万，还有民团武装10多万，以骑兵为主。红军渡过黄河后，已威胁到二马的反动统治。如果西路军只是借道去新疆，一路不停留的走，对他们利益伤害不大。二马对此曾有过顾虑，不打，无以应付蒋介石；真打，弄得两败俱伤。当时，二马互有电报往来，其中马步青就曾提出：“如果红军只是过境，可以不打，若停下来，就打。”马步芳也曾说过：“红军只要无占城目的，可以让其通过，不打。”从中可以得出结论，二马是不想与红军为敌的。 11月份的河西已是滴水成冰的季节，英勇的红军指战员顶着凛冽的寒风和滚滚沙尘，艰难地向西挺进，他们中的大多数还穿着一身破烂的单衣。狡猾的马匪军在这荒凉的戈壁滩上不时以小股骑兵来袭击行进中的队伍，这着实让董振堂头痛。自从过河以来十几天，部队都有战斗，马家骑兵忽来忽去，飘乎不定。每次都能给队伍带来一定的损失和伤亡，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一向沉稳的董振堂这时也开始变得焦燥不安起来，他以前在西北军时曾接触过马家军，那时的马家军阀势力还不大。冯玉祥在五原誓师时，曾任命刘郁芬为甘肃省主席，并将甘肃地方军阀的部队收编为冯部。青海省以马步芳为首的回族少数民族部队不服收编，与冯部在河西走廊的永登、古浪、永昌、武威一带大战一个多月，马部最后被打败，派人与冯部和谈，同意收编。其作战凶悍、狡猾，董振堂早就领教过。以西路军现有实力去和马家军拼，悬殊太大了。几天前，他曾主动建议徐总指挥：迅速西行，勿作停留，打通新疆，取得苏方的援助后再回过头来收拾马匪。徐向前听后完全赞同，这多少给了董振堂一点安慰。 11月10日，董振堂率五军协同三十军包围了土门子，迫使马步青部一个工兵营投降。18日，又攻克永昌，21日克山丹。同时，西路军主力九军做为另一路进展也较顺利，在干柴洼击溃敌3个旅的进攻，随后于13日乘势占领了古浪城。 马步芳得知古浪失守，异常震惊，立即勒令马元海部不惜一切代价限期夺回。古浪城是河西走廊的咽喉要地，古称“虎狼关”，地处要冲，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马家军二万余人在马元海的指挥下蜂拥而来，双方在一条山下展开一场血战。战至18日，红9军毙敌二千余人，自己也伤亡过半。经此一役，九军元气大伤，无力再坚守危城古浪，遂连夜撤出，向右翼的三十军、五军靠拢。 从11月22日开始，马家军对西路军发起了更大规模的攻势，如果此时西路军全军坚定地向新疆挺进，或许受到的损失不会那么大。但偏偏在此时，中革军委来电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就地（永昌、凉州、山丹一带）建立根据地。如果说西路军先期所面对的只是马家军的袭扰。而现在，二马则是倾其主力，要与红军做决一死战了。因为二马决不会坐视，在自己的地盘上出现一块由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根据地。 为摆脱困境，争取主动，徐向前于11月24日亲自起草电文，向党中央反映实际情况，请求重新考虑西路军的行动方针，电文指出： 一、马敌现虽伤亡5000人以上，但能抽大批民团壮丁补充，人马子弹均有，仍然继续与我拼战。 二、马敌战术系以骑兵四处活动，以成团密集队形猛攻堡寨。黄昏后，畏我夜战，即退守堡寨。反复攻某点不得手时，则集兵猛攻另一点。大部乘马，进退均速。我方胜则难缴获，败则无生还。 三、永凉地带，地形开阔，区域狭小，无树无房，尽是堡寨，不便我军迂回抄击。 四、我每守一堡寨，须一营以上兵力，激战终日，即可耗尽弹药，矛刀、刺刀又少，难阻敌攻。九军现有4600人，步枪1800支，每枪子弹不足两排；五军不足4000人，枪弹更少；三十军近6000人，步枪2000余支，每枪子弹仅两三排；骑兵师人马约500，人、弹有耗无补，无日不战，敌骑到处骚扰，扩红、弄粮、筹资、交通均受限制。拟壮大骑兵，但筹马困难。 五、九军激战古浪，受大损失，正在休整；三十军激战四十里铺，子弹耗尽，全靠大刀拼杀，已伤亡500余人；五军更弱，指直在永昌，大部分担任城墙守备任务，敌马彪部有三个团正在永昌城郊附近活动。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现无能集优势兵力，弹药太少，难在甘东地区灭敌。请求中革军委迅速指示下一步行动方针。 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复电，仍要西路军就地坚持，打开局面。 西路军没有任何外援，没有任何后继，本就有限的弹药越来越少，境况越来越糟，时西路军许多高级将领对中央要求西路军在甘、凉建立根据地的电令是持异议的。 西路军蹲在此地不进不退，正好给马家军以进击之机，马步芳调集重兵向永、凉地区扑过来，胡宗南的补充旅亦向凉州地区开进，一场大战已不可避免。中革军委之所以这样部属，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其主要意图是：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调动蒋介石的主要兵力扼守黄河一带，以便河东主力红军东出或南出，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这样一来，西路军所承受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三十军政委李先念不理解总部的计划，找到总政委陈昌浩：“在这里等着挨打，怎么行？要东去，我打先锋，要西去，我也打先锋！” 陈昌浩和张国焘一样，家长作风十分严重，他板起面孔，训斥道：“住嘴！我们扎扎实实的在这里建立根据地，有了根据地，呆在这里能吃亏？” 徐向前也不知道此计划的内容，就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上，他和陈昌浩一度争吵起来。陈不顾实际情况，一味坚持能在这里站住脚，打开一番新局面。徐向前无奈的摇摇头，说道：“中央远在上千公里的陕北，根本不了解这里的实际情况，这里的条件从哪个方面都比不上川陕根据地。”稍停一会儿，徐向前又讲到：“论气候，这里滴水成冰，我们的士兵大都是南方人，适应不了这儿的严酷气候；这里的居民大都是少数民族，有不容外族人轻视的宗教信仰；这里的地形也与我们格格不入，一马平川，即便是有山也是光秃秃的，无法落脚藏身。我们都是步兵，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打仗？而敌人的优势就很明显，他们以骑兵为主，有御寒的冬衣，有充足的水，粮食和弹药，还有听命于他们的乡民。无论是天时、地利、人和，敌人都占尽了。前段时期的作战就充分证明这一点，敌人机动，来的快逃得也快，我们奈何不了他们。而我们只要有稍许大意，就会吃亏。单说九军吧，离开主力稍远一点，就在古浪遭敌重创。敌人的这种狼群战术还会重演，我们怎么办？现在全军拢共加在一起不过两万人，又经得起几回这样的折腾！？” 陈昌浩只是听着，却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徐向前再次诚恳地说道：“这里根本就不具备创建根据地的条件，我们应该实事求是的向中央反映，我们……” 还没等话讲完，陈昌浩便生气的说道：“你反对执行中央的命令！” 徐向前与陈昌浩搭档多年，晓得他这种家长式的武断作风，便婉转的讲到：“我只是从军事角度分析我们所处的实际困境，再说，如实的向中央反映，让中央能准确了解到这里的实际情况，这不是一件坏事啊。” “分析归分析，中央的命令还是要坚决执行的。”陈昌浩冷冷的丢下这句话，便扭头跨出了房门。 讲这么久等于是白讲了，徐向前瞪着陈昌浩远去的背影，显得是那么的无奈、焦躁和不安。西路军的前途与命运仿佛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得他喘不过气起来。 “怎么办？”徐向前背着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却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说服陈昌浩这位西路军的最高领导。这时，李先念推门进来，徐向前暂时停止了内心杂乱的思考。 “报告总指挥，我军已撤到永昌城东，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徐向前干咳了一声，说道：“就地建立根据地，扩红、筹粮……” 李先念是四方面军一员猛将，又是徐向前的老部下，见房间里没有别人，便凑近小声的说道：“总指挥，这哪成呀，这一带穷的叮当响，庄稼一年才收一次，老百姓自己都不够吃，我们就是有钱也难买到啊。还有就是冬衣，这地方太冷了，再不解决，不冻死人才怪呢！” 徐向前无奈地叹道：“先克服一下，去执行吧！” 至此，西路军在东起凉州四十里铺，西至山丹，绵延三百里狭长地带上与马家军展开了残酷的血战。 时五军奉命驻守山丹，敌马禄的骑兵旅、韩起功的步兵旅外加一个山炮营，气势汹汹地杀过来。面对敌数次疯狂的进袭，五军全体指战员在董振堂军长的带领下，沉着应战，给敌以重大杀伤，不仅守住了山丹城，而且也很好的配合了永昌的战斗。打了几天以后，为防止敌大炮对我军造成重大伤亡，董振堂下令十五师两个团防守山丹城墙，十三师则全部留在城内作预备队。 第二天一早，敌人又发起进攻，守城的十五师依靠山丹古城墙垛口，打退了敌数次进攻。中午时分，董振堂在城里观察到南门外敌步兵一部疏于戒备，立即命令十三师三十七团、三十九团从东门出击，由于该敌毫无防范，被五军打了个措手不及，漫山遍野的狼狈逃窜，战士们乘胜追击。追击途中，三十九团政委周畅昌发现左后方烟尘滚滚，“不好！”他立时反应过来--是敌人的骑兵，便迅速登上一道山梁，举起望远镜观察敌情，这时一颗流弹飞过来，不偏不倚打中他的腿部，周政委顿时从坡上摔了下来。团参谋长饶子健赶紧上前扶起他，同时下令部队停止追击，就地组织起来打敌人的骑兵。由于敌骑兵动作迅速，加上先前溃退的敌步兵反扑，攻出城外的两个团陷入两面夹击，十分被动的境地，双方在城外展开了一场惨烈的拼杀。 董振堂在城楼上发现了这一险情，立即命令四十五团火速出城增援。很快，增援部队绕至敌人骑兵后面，一顿狠揍，将敌人打退，随后与三十七团、三十九团一道退回山丹。这一仗虽打退敌人，但由于敌骑兵的干扰，未取得较大战果。 残酷的拉锯战就这样一直打到12月11日，五军损失很大，参谋长李屏仁在敌一次夜袭中被打伤左腿胯骨，十三师政委谢良也在山丹的阻击战中左腿中弹负伤，十三师师长李连祥同志牺牲，全军共伤亡600余人。 12日，突然传来“西安事变”的消息。 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对日妥协政策，在西安发动兵变，扣押了蒋介石，阵地上我红军指战员一片欢腾。董振堂得知这一消息，脸上也露出欣慰的笑容，他一贯支持党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如今，老蒋被捉住了，全国的抗日呼声越来越高，也许，不久的某一天，他终能如愿以偿，率领五军将士奔赴抗日前线了。至12月下旬，党中央发来电报，告知蒋介石已同意国共再次合作，共同抗日。同时电令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接电后，西路军决定撤离永昌、山丹，立即向西进发。 董振堂在出发前，赶到总部卫生部，看望在此养伤的参谋长李屏仁和十三师政委谢良等人，告诉了西安事变的好消息，并传达了中央电令的内容！让他们安下心来好好养伤、早日恢复，争取奔赴抗日前线。 李屏仁、谢良他们听后深受鼓舞，一致表示会遵照首长的吩咐，争取早日养好伤，回到部队。他们哪知道，这一别竞成了永诀。 西路军失败后，李、谢二人都是身负重伤，无法随部队转移。为了不拖累大家，他们坚持留下来。在劝走身边的警卫员后，二人在祁连山的荒山野岭中坚持了八天。时值寒冬季节，又冷又饿，加上伤口发炎引起的剧痛，万般无奈之下，李屏仁想到了自尽。他艰难地挪动着身体，将治腿痛的几斤烟土取出来，对谢良说道：“老伙计，我先走一步啦。” 谢良就在几米外躺着，此刻的他正发着高烧，浑身乏力，他感觉死神已在向他靠近，他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却又无能为力，两行热泪默默的流着…… 烟土吞下去不久，烟毒开始发作，李屏仁口吐白沫不停地抽搐着……。 望着老战友痛苦中死去，谢良也不想活了。他强撑着爬过去，掩埋了李屏仁的遗体，又坚持着爬到一棵小树下，解开腿上的绷带，准备上吊。由于树太矮，几番折腾，都未成功。伤口的剧痛，令谢良晕死过去……。 不久，几个掉队的红军战士从此路过，将其救了下来。命虽保住了，可不久他们就被马家军俘获，马匪的军医将他受伤的脚板整个锯掉，然后投入大牢。经党组织努力，谢良历经千辛回到延安，重又回到党的怀抱。建国后，谢良曾任军委炮兵副政委，1955年授衔时，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我军著名的独脚将军之一，后曾著书《独脚将军传奇》。 （二）血战高台 西路军将士再一次踏上征程。已是寒冬季节，气温已降至零下三十多度，荒凉的河西走廊上狂风呼啸，大雪纷飞。红五军这次由往日的“铁屁股”（钢铁后卫）一改而为全军的前锋。此时“西安事变”虽已和平解决，但蒋介石亡共之心不死，并未放下屠刀。他命令马家军加紧进攻，彻底消灭西路军。在一片和平的气氛中，西路军正一步步迈入危境。 1936年除夕，董振堂率五军攻占临泽县城，城内守敌仓惶而逃，进城后，董振堂即下令部队抓紧时间休息。随后找到军政委黄超，黄超以前曾是张国焘的秘书，是张的心腹，自其任五军政委以来，处处为难军长董振堂，他先是把原五军主要干部大部调走，还处处散布谣言说董军长仍有军阀思想，投身革命完全是投机倒把等等，企图架空他。会宁会师后，黄超的行为有所收敛，但那副目中无人的腔调，始终未变。依当时二人在红军中的地位，董不仅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二十三名委员之一，著名的宁都起义领导人，而且战功卓著。而黄超除了有张国焘的全力提携外，其他根本没法与比他大10多岁的董振堂比。但忠厚正直的董振堂出于对党的绝对忠诚和信赖，抛弃前嫌，不仅宽容了黄超，而且出于党的组织原则，有些事情则过份听从于政治委员黄超。 二人经简短商议，黄超决定自己带军直外加37团、43团留驻临泽，由董振堂率39团、45团、骑兵团（二个连）和总部特务团总计三千余人于次日凌晨出发，去攻打高台县城，全军仅有的一部无线电台也按黄超之意留在了临泽。 高台县城位于甘肃省西部，是西路军通往新疆的必经之地，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的要地。高台南面不远即是海拔5400多米、终年白雪皑皑的祁连山脉；北面是一望无际、毫无人烟的大沙漠。 战士们拖着疲惫的步伐再次行进在冰天雪地里，呼啸的老北风夹杂着大片的雪花打在脸上生痛，望着这支衣着单薄的队伍，董振堂内心充满愧意，他真心希望早日打通国际线路，早日获得苏方的军援，让战士们好好的休整一次，穿好、吃好，然后精神抖擞的打回来。想到这里，董振堂咬咬牙，和战士们一同行进在广阔的雪原中。 五军于黎明前赶到高台城下，董振堂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了这个倘处在朦胧睡意中的小城，平静地下达了战斗命令：“四十五团为左路，三十九团为右路，特务团、骑兵团居中，迅速展开，一举攻克高台城！” 战士们抬着早已准备好的云梯从各个方向扑向城墙，一部分敌人发觉了，开始顽抗阻击，而有些城头，直到攻城战士们爬上去了，敌人才发觉。有限的抵抗已经无碍大局，五军一股作气，拿下了高台城，守敌800多民团缴械投降，伪县署官员全部被俘，五军的军旗高高飘扬在高台城头。 进驻高台后，因电台不在身边，董军长立即令骑兵团派人飞马赶回临泽报信，希望政委黄超带五军余部迅速跟进，同时电告西路军总指挥部高台战况。执行任务的战士们走了，董振堂这才感觉到一丝倦意，他回到城内的临时指挥所（天主教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正亲自写着各类标语，忙的不亦乐乎。杨克明是原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的政治委员，与五军合编后，始任五军政治部主任。和董振堂搭档配合十分默契，是一位不仅年轻且极富才干的领导干部。董振堂悄悄来到杨克明身后，笑着说道：“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好！好！好！”董振堂连说了三个好，杨克明回过头来，见是军长，笑呵呵地把笔往桌上一丢，说道：“军长，前景大好啊！现在只要部队全力西进，不久即可到达新疆。等我们拿到了苏制的武器，和各项补充物质，到那时，咱们再杀回来……” 董振堂把腰带解下来放在桌上，说道：“鸟枪换大炮，那当然好呀！只是现在西安事变虽已和平解决，但二马与蒋介石不同啊，他们经营西北多年，已形成牢固家族式统治的武装集团，是容不得我们的。”说到这里，董振堂久久凝视着窗外，沉重地讲道：“要时刻警惕，此地不可久留呀！”第二天，派去临泽送信的战士们回来了，五军余部并没有跟过来。只带回来军委的一纸电令： 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 董振堂接电后大惑不解，不知中央如何又不让西进了。原来，中央考虑的是从全局出发，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回到了南京，立即扣押了随行的张学良，并调集40个师的兵力准备进攻西安，局势再度紧张起来。中央此时来电令西路军暂勿西进，有静观时局，随时需要西路军东返策应陕甘的意图。 8日，军委再次电令西路军消灭尾追之敌，创造肃、甘、安根据地。徐向前、陈昌浩二人按照中革军委的指示，决定停止西进，准备在临泽、高台一带迎敌。西路军各部在高台、临泽、倪家营子一带不走不退，并开始就地扩红、筹粮、创建根据地。这样一来，二马就沉不住气了，这是他们最害怕的，二马开始积极布署调集精锐，准备与西路军决一死战了。 董振堂从接到命令开始便有一种不祥的征兆，但他还是不容置疑的坚决执行了。这些天来，他踏遍整个高台县城，抓紧布置防御。一边同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在城内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令他稍感欣慰的是，先前俘虏的八百余名民团，大部愿意接受改编，加入红军。这几百人，用好了，可是一支不小的力量。 随同五军一同到达高台的，还有西路军妇女先锋团三营一百多名女战士。此刻，她们正在县城各处忙个不停。有的在教群众唱革命歌曲，有的在向群众宣传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有的则穿梭在大街小巷里，忙着贴、写各种标语。在红军的宣传号召下，城里的百姓踊跃向红军捐衣捐粮。一时间，整个小城沸腾起来，好不热闹。 1937年1月12日，二马主力追踪而至，狡猾的马步芳以一部兵力佯攻临泽和倪家营子，而以主力马彪、马朴、韩起禄、韩三成四个骑兵旅，一个炮兵团，外加马德胜、马兆瑞等四个民团共二万余人绕过两地，一路叫嚣着“宁死一万人，不失一寸土。”的口号，直扑红五军驻守的高台城。当然，这里面也包含有敌人对红五军的特殊仇恨，这还要从五军的历史说起，早在1928年，董振堂在冯玉祥的西北军里任团长时，曾率部驻守在西宁，参与了一系列平定马仲英部“河煌事变”的军事行动，董的部队里有很多老兵当年都参与过对“青马”的战斗。 敌人大兵压境，董振堂闻讯后快速登上城头，平静地举起望远镜，只见远处的戈壁滩上黄尘滚滚，马家骑兵一队队，一排排从四处向高台涌来，有清一色的黑马团、白马团、红马团……，扑天盖地，场面甚是壮观，更远处还有上万步兵在沙地上蠕动着。西路军分驻三地，唯高台五军实力最弱，仅三千余人。照这阵势，孤军困守前景不妙，虽然董振堂早就预料到这般下去必与二马会有一搏，但没想到会如此之快。要是现在手头里有几门炮该多好哇，至于炮弹嘛，几发就行。他是专业炮兵出身，这点距离，由他亲自瞄准，几发炮弹砸过去，必将炸得马匪人仰马翻，彻底将敌人嚣张的气焰打下去。可现在别说炮弹，就是手榴弹也没多少啊。 他放下望远镜，回过头去找机要参谋，他想向总指挥部发电请求增援。可是他失望了，机要参谋和电台都留在了临泽，受政委黄超控制。董振堂看了看随行的同志及城头上的战士，用一贯坚定的语气讲道：“同志们！高台是咱们红军西进的战略要地，我们要坚守每一处阵地，拖住敌人，赢得时间，敌人是从后面上来的，总指挥部不会不知道，主力一定会赶过来增援我们的！”听了董军长的喊话，战士们信心十足，纷纷磨拳擦掌，赶修着工事。 董振堂回到指挥部，立即把守城任务下达到各团。然后找来敌工科长李肃，李肃是山东临清人，西北军军官学校毕业。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党打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从事兵运工作的三人小组之一。起义后他一直在红五军团工作，曾任第十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团政治委员，军团随营学校政治委员，红五军敌工科科长等职。董振堂交给他的任务是：趁敌人还没有对高台完成合围之际，立即带领几个战士，分批化装出城，向总部报告情况，请求支援。 送信的同志们陆续出发了，他们能否顺利完成任务呢？董振堂焦灼地徘徊在城头。不多久，敌人的炮击开始了，炮火之猛烈是河西战役以来所仅见，原先已筑的工事大部被摧毁。炮火过后，马匪们在城外一字排开搞了个宣誓。敌前线指挥官骑在马上，举着大旗声嘶力竭的喊道：“韩旅长有令，攻下高台，放假三天，城里的财物、女人都归你们…….” 敌人的敢死队顿时齐声呐喊起来，城头上的十三师师长（兼四十五团团长）叶崇本听着那个气啊，攥紧拳头骂道：“狗日的，来吧，老子送你到阴曹地府去领赏！” 不久，马匪们一排排扛着云梯，手持绳索、铁钩，嚎叫着向二丈高的城墙扑来。五军的干部、战士均是打阻击、坚守战的老手，并不急于开火，而是尽量地把敌人放近，然后一顿狠揍，打得马匪人仰马翻，屁滚尿流地逃回了出发地。这样一直打到第四天，敌人什么也没捞着，且死、伤无数。 马步芳穿着厚重的皮大衣，站在城外的山坡上，脸色阴沉地注视着硝烟迷漫的高台，咬牙切齿地对败下来的敢死队士兵骂道：“十比一，还打成这样，真是一帮混帐！”骂完了，转念一想，也难怪，他的对手是董振堂啊，原西北军无人不晓的悍将，打防御战的顶尖高手。该怎样收拾西路军打出来的这只拳头呢？马步芳一筹莫展。 入夜了，董振堂焦虑地徘徊在城头上，望着城外马家军燃起的一堆堆篝火，以及淹没在夜色中的祁连山脉，他在考虑部队下一步的行动方向。部队已连续坚守了四天，一直盼望的援兵却迟迟未见。也许，那边也被敌人牢牢拖住了，没有力量再增援高台。如果是这种状况，到底应该怎么办？凭这三千余人能坚守到几时，他心里实在没数。况且粮弹已严重缺乏，每次夜里派出城去搜寻敌尸首上弹药的战士们，回来均无较大收获。狡猾的马步芳令出击的士兵每人只带三、五排子弹，打完再回去补充。高台古城历经数次地震，城墙早已残缺不堪。目前，马匪十倍于我，且装备精良，我军无险可守，无援可待。照此下去，死守将意味着全军覆没。 这时，四十五团团政委张力雄夜晚查哨路过这里，见军长来了，忙跑上前去敬礼：“军长！”董振堂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张力雄是五军少有的一位军政双全的团级干部，对于这位多年的老部下，他曾多次在会议上表扬过。连日的征战，张力雄没有哪一晚能睡过三个小时，双眼熬的又红又肿。董振堂心痛的握住张力雄的手说道：“你们辛苦啦！” “军长，你不也和我们一样吗?”两人就近找了一处石梯坐了下来。 “四十五团今天打退了敌人多少次进攻？” 张力雄略微估算一下，回答道：“大约有二十多次吧，有两次攻上了城头，都被我们及时打下去了。敌人炮火打的越来越猛，今天我们团调整了部署，留一、二营在城头坚守，三营撤下来留作预备队，团机关人员同特务连负责维护城内的治安、筹集战斗所需物资……” 董振堂满意的点点头，然后又问道：“你觉得像这样守下去，能守多久？” “这……，还真不好说。”张力雄抓着后脑勺半天回答不上来。 董振堂和蔼的看着他，继而问道：“没啥不好说的，你把你所考虑的东西讲出来，我很想听听你的见解。” 老首长是务实求真的人，这一点张力雄很清楚，他沉思片刻后答道：“军长，我们都是你从苏区带出来的老部下，跟着你，我们爬雪山、过草地、打阻击，我们经历了无数血与火的考验。如今，在这高台坚守下去的信心那是不用说的，但是我们的粮弹急缺。我统计了一下，团里的重机枪子弹平均只有200发，轻机枪只有100发，步枪子弹每支仅10发，手榴弹每人不到一颗。我们曾动员群众献出家里的斧子、锄头、铁耙、铁叉、杀猪刀等等，但凭这些冷兵器去和敌人的步、炮、骑兵作战，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今天出现的两次危机，就是防守的战士们打光了子弹，敌人蜂拥而上的结果。这两天以来的战斗尤为激烈，我团付出的代价很大……” 张力雄流泪讲到这里，哽咽着，再也说不下去了。 …… 回来的路上，董振堂心里开始不停地盘算。人，是至关重要的，在这种极端的困境下，必须果断做出决定，选择突围，要设法保存住这些革命的精英，有了他们，中国的革命才有希望，才能继续。想到这里，他加紧步伐来到城内的指挥部。 当晚，董振堂召集全军团以上干部开会。等大家都到齐了，董振堂没有做更多的解释，直接说道：“咱们五军在高台已坚守了四天，现在粮、弹已将用尽，援兵迟迟不见，我想总指部那边也被敌牢牢拖住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突围。” 董振堂把突围二字讲的尤为沉重。众人听后都点头赞同这个方案。杨克明首先讲道：“选择突围极为必要，死守高台小城没啥意义。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保存好部队，将来10座高台，100座高台都有可能夺回来。我赞成军长的意见。”董振堂听后微微点了点头，然后环视了一下在座的干部们，果断地讲道：“如果大家没有意见，就随我来！” 董振堂把大家带到地图前继续说道：“选择临泽方向突围肯定是不行的，敌人不会轻易让我们同主力汇合，一定会在此摆上重兵阻截我们。东南方向也不行，这里地势开阔，宜于敌骑兵追击，跑不了多远就会被敌人全部砍光的。”董振堂喝了口开水，然后手指西北的祈连山脉说道：“只有向山里突围，只要我们进了山，骑兵就发挥不了作用，敌人就拿我们没办法。”说完他抬头看了看大家，将目光停留在骑兵团长吕仁礼身上，说道：“我决定明天半夜实施突围，由吕团长的骑兵打头，其余部队紧随其后，行动要果敢、迅速。你明天白天带人在西北的城墙上掏几个洞，留一点土，只要能过得去一两匹马的宽度，一撞即破就行。突围命令于明日下午传达，大家赶紧回去休息吧，明天还有战斗任务。” 第二天一早，马家军一改以往的进攻方式，将矛头直指城外两座高堡。这两处制高点十分重要，它就好比两只有力的拳头，在整个高台防御体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敌人也看到了这一点，先是以猛烈火力压制住碉堡里的红军，然后把一个个汽油桶滚到碉堡下点燃，并顺势堆上木材。刹那间，二座碉堡淹没在熊熊大火之中，里面的红军战士们顽强地射完最后一粒子弹，然后手持钢刀，高呼着口号纵身跳下高堡，尽管身上还冒着火，仍追逐着马匪厮杀。渐渐地，勇士们一个个倒下了。董振堂站在城头，紧咬钢牙，一拳狠狠砸在城垛上，痛苦地埋下了头。 碉堡失守，两个重要的制高点被敌占领，守城的难度加大了。接着敌人又开始攻城，五军战士们在董振堂的带领下，用复仇的子弹打退敌一次又一次疯狂的进攻。好不容易捱到下午，十三师师长叶崇本带着一个马家民团模样的人匆匆赶到军部天主教堂，来人见到董军长，立即从鞋底掏出一封信并自我介绍说，是受黄超政委派遣来送信的红军战士。 董振堂冷静地看了这位战士一眼，然后接过信，信确是黄超亲笔所写，可是一看内容，董振堂的脸顿时沉了下来： 董军长：高台是打通国际路线的重要据点，西进必经之路，总部命令必须死守到底，与高台共存亡！否则，要你董军长的头！…… 董振堂震惊了，他实在料不到总部竟会做出这种与敌人拼血本的决定，又走上了那条“左”倾冒险主义的与敌人死打硬拼的老路。作为一名久经征战的指挥员，他清楚地知道，如果部队现在不突围，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激愤之余，他又仔细看了一遍来信，希望能从中找到给他灵活处理的字眼，可内容通篇严厉，没有任何可商量的余地。他手扶着窗台，神情异常严峻。片刻沉默后，董振堂回过头来，对送信的战士斩钉截铁地说道：“请你回去转告黄政委，服从命令乃军人天职，我董振堂誓与高台共存亡！” 送信的战士走了，大家默默地望着他们的军长。董振堂用低沉的声音命令道：“突围计划取消，团以上干部晚上到天主教堂开会！” 大家分头走了，空荡荡的天主教堂内只剩下董振堂一个人，此刻，他再也克制不住内心的压抑，泪水夺眶而出。他无力地倒在椅子上，他太累了……。 许久，他睁开双眼，用手抹去脸上的泪痕，开始责怪着自己：董振堂啊！你这是怎么了！你流泪了，胆怯了？不！都不是，从戎二十几载，无论是亲临火线，还是率队冲锋，哪怕是刀山火海，我何曾有过畏惧！但唯独这次不同，孤军困守危城，城破只在早晚，这支英雄的军队即将随自己一道，淹没在这茫茫大漠之中…… 想到这里，董振堂的心如刀割一般。 晚上，昏暗的天主教堂内，聚集着五军所有团以上干部。董振堂从口袋里掏出黄超的来信，然后威严地讲道：“黄政委来信，命令我军死守高台，人在城在，人亡城亡，红五军与高台共存亡！”听到这一消息，每个人都显得极为平静。董振堂望着大家，深情地说道：“同志们，你们中有随我一道参加宁都起义的，有随我在中央苏区并肩御敌的，有随我参加长征担当钢铁后卫的，还有英勇的原四方面军三十三军的同志。你们身经百战，个个都是好样的！我很荣幸能够领导你们。不过，这一次不同，你们要做好血战到底的准备！” 十三师师长叶崇本首先站了起来，大声地讲道：“没啥说的！军长，我们坚决执行总部和您的命令，我们十三师誓与高台共存亡！”其他指挥员也纷纷宣誓。董振堂备受感动，铿锵有力地说道：“同志们！现在开始连夜加高加厚城防工事，重要防御地段指挥员要亲临现场组织力量。吕团长的两连骑兵作为机动，随时处理各处发生的险情！” 半小时左右，会开完了，大家分头离开，回到各自的防区，只有政治部主任杨克明没有走。董振堂走上前去，紧紧地握住了杨克明的手。杨克明深情地望着这位宽厚的兄长，欲言又止的说道：“军长，黄超这是怎么啦。在那边既不增援，又不……”董振堂拍了拍杨克明的肩头，打断了他的话：“现在不是讨论这个事的时候，先不管那么多，克明，抓紧时间休息吧，明一亮，敌人就可能进攻了。” 二人默默走出了教堂。 董振堂没有休息，他来到东门的阵地上,战士们正紧张地赶修着工事。经过多日的战斗，他们一个个已是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但却干劲十足。董振堂看在眼里，痛在心头。他走上前去，和每一位战士亲切地握手。当轮到一位小个子战士时，董振堂震惊了，这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小同志，光着左脚，显然，由于赤足，脚已冻得发黑，且上面还有斑斑血迹，正一步步艰难地向他靠近。董振堂迎上去紧紧地抱住他，随后从身上解开大衣，往他瘦弱的身子披上去，愧疚地说道:“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军长对不住你们呐!” 战士们围在军长左右，小战士哽咽着说啥也不肯穿军长的衣服，董振堂握着他冰冷的小手严厉地说道：“我命令你穿上它，现在就穿。等打完了仗，你可以还给我嘛。”说到这里，董振堂径自走到高处，手指城外马家军的一片篝火，大声地讲道：“马匪以重兵围困高台，倚仗其优势兵力狂想把咱们五军一口吃掉！同志们，咱们怎么办？” 战士们在凛冽的寒风中齐声吼道：“坚决守住阵地！誓与高台共存亡！”这一句句勇士的怒吼，仿佛一把把利剑，劈向那昏暗的夜空，斩向那荒漠的戈壁。为了中华大地重放光明，为了民族的彻底解放，这支勇敢的正义之师，决心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铸造一个永不磨灭的真理。 （三）无力的增援 1月20日上午，西路军总指挥部所在地倪家营子，总部三局局长宋侃夫破译了一则敌方电讯，不禁大吃一惊，立即报告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敌人集结3万余兵力正猛攻高台县城，现已破城而入，正在进行激烈的巷战！” 陈昌浩大惊失色，与徐向前一合计，决定派骑兵师火速前往高台增援，尽管二人心里都清楚，靠这几百人马，无异于杯水车薪。但又拿不出什么更好的主意，因为在这广阔的荒漠中，步兵贸然出击是极具危险的，二马的主力全是精锐骑兵，搞不好就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骑兵师长董俊彦接到命令立即率队出发。一路上，他与参谋长李彩云一直策马跑在队伍的最前面。他俩都是从五军出来的，西北军时就是董振堂的老部下，现在高台危急，他们狠不得插上翅膀飞过去，与老首长并肩拒敌。董俊彦回过头来，看了看自己的队伍。500人马虽然少了点，在这广阔的戈壁中显得是那么单薄，但靠着出其不意，兴许能冲乱围城的马匪，或是凭着猛烈的突击，打懵敌人，减轻高台的压力。骑兵师一鼓作气赶到高台城外十五里的南华镇，董俊彦一边命令部队作好战前准备，一边用望远镜观察前方动静。只见高台上空硝烟弥漫，火光冲天。 必须赶紧行动，要不然来不及了。想到这里，董俊彦快速跨上战马，命令部队全速前进。 队伍没走多久，左前方就见黄尘滚滚，敌骑兵似早有准备，朝着骑兵师的方向扑过来。再不能担搁了，董俊彦抽出马刀，回过头来对着他的士兵们喊道：“同志们！咱们可不能给骑兵师丢脸，让马匪瞧瞧咱骑兵师的厉害！杀呀！” 五百骑兵像一把利剑，一头扎进了马步芳的精锐骑兵中。刹那间，高台城外尘土飞扬，喊杀震天。 一阵激烈的拼杀过后，骑兵师政委秦道贤牺牲了，参谋长李彩云也被敌人砍下马来，更多勇敢的战士们倒在了冲锋的道路上。冲出敌骑兵包围的只有董俊彦等了了十几个人，此时的他也已伤痕累累，浑身上下流淌着鲜血，几乎成了一个血人。他咬着牙继续拍马疾进，他要冲进高台城，哪怕死也要死在城内。凶悍的马匪岂能放过他们，紧紧追了上来，身后的十几个战士一个个被砍下马来。董俊彦顾不了那么多，他用战刀不断拍打着战马，然而马已跑不快了，身后疾驰而来的马匪扬起马刀朝他后脑劈过来，董俊彦本能地伸出左臂挡过去，“咔嚓！”一声，他的手臂飞向了空中，董俊彦惨叫一声从马上摔了下来。 紧接着四、五个敌人将他团团围住。董俊彦无力的躺在地上，在马匪们的嘲笑声中，他痛苦地挪动着身体，枪随同自己的左臂都被砍掉了，高台近在咫尺呀！可惜没能如愿。他挣扎着从地上站了起来，右手缓缓举起马刀，使出最后的气力，用标准的骑兵刀法向身体两侧“刹刹”作了一个挥砍，然后就重重倒在了戈壁滩上…… 入夜了，在这条通往高台的道路上，敌我双方的尸体犬牙交错。凛冽的寒风中，一个身影缓缓站立起来。他，就是骑兵师参谋长李彩云，一位本文中不得不提的人物。 他忍住伤痛，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凭着顽强的毅力，赶回到西路军总部所在地----倪家营子。不久，总部决定再次组建骑兵师，师长是杜义德，政治委员刘庆南，伤愈后的李彩云仍担任骑兵师参谋长。西路军失败以后，他随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骑兵师长杜义德等人退入祁连山，准备穿越沙漠，东渡黄河返回陕北。却在途中被自己人击毙，理由是“李彩云有叛逃的可能” 历史难道真是这样的吗？ 据当年李彩云的部下，时任骑兵师作战科科长的李新国同志（建国后曾任东海舰队航空兵副司令员）回忆： 当天，他和李彩云找了个避风的石崖，很快便睡着了。“砰！砰！”两声枪响，李新国从睡梦中惊醒，只见旁边的李彩云已躺在血泊之中。不远处，王树声、杜义德的手枪还提在手里。 李新国不明白怎么回事，刚要发问，王树声便抢先说道：“我们擦枪走火了，没你的事！”李新国心里明白，也不便多说，默默地同几个战士一道，将李彩云掩埋了。 此后，他睡起觉来一直都是胆战心惊，生怕会遭到和李彩云同样的结局。因为他知道，他和李彩云都来自红五军团，对红五军高台失利，以及后来西路军的失败，两人没少在一起对张国焘发表一些怨言和看法，这些言谈又恰好被他们（王树声、杜义德）听到了，而他们又全都是张国焘的老下属，于是李彩云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去了。 1985年，杜义德同志（兰州军区司令员，中将）承认，李彩云是王树声和他错杀的。 事情终于大白，一方是共和国的元勋----开国的大将与中将；另一方是背着叛徒的罪名，被错杀且含冤四十八年的，我军早期的骑兵高级指挥员。如果没有这回事，他应该会驰骋在抗日战场上，会成为让日寇胆寒的八路军骁将，会成为能独当一面的我军高级将领；如果不牺牲的话，他也应该是一位将军。但历史没有如果二字，能说什么呢？事实面前也许只能无奈、叹息。但至少我们的心情是沉重的，沉重得令人喘不过气来。又一位宁都起义的将领冤死，他们都一样，为中国革命出生入死，而得到的却是极不公正的待遇，甚至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还遭骂名。历史往往这样叫人心酸，战争年代如此，和平时代也好不到哪里去。李彩云过早死于军队的山头主义并不奇怪，连毛主席后来也曾讲过：“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历次运动中，被斗的流离失所，甚至家破人亡的将军还会少吗？ 1992年6月，当年的红西路军三十军政委，曾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同志，于去世前十几天，在病榻上亲自批示，追认李彩云同志为革命烈士，并颁发烈士证书。2001年6月，中共临洮县人民政府在岳麓山烈士陵园修建了李彩云烈士纪念碑。 （四）最后的辉煌 让我们再回到七十一年前，增援高台的红军骑兵师全部牺牲在了城外，而高台城内的巷战仍在激烈进行。得知西门被敌人攻破，董振堂心急如焚，他叫来骑兵团长吕仁礼，嘱咐道：“东门交给你了，无论如何必须给我坚守住！” 吕仁礼内心十分清楚，自己率领的两个骑兵连是军长手里最后的一张牌，因此他焦急地说道：“军长！突围吧，现在走还来得及呀。” 董振堂横眉一皱，没有言语。 吕仁礼明白了，军长是铁了心的要与高台共存亡了。于是胸部一挺，掷地有声的回答道：“军长放心！我们一定坚决守住阵地，战至最后一个人。” 将东门的防务交给吕团长后，董振堂就匆匆带着警卫排赶往西门，因为要想收拾残局，只有重新夺回西门。没走多久，就撞见杨克明搀着浑身是血的十三师师长叶崇本过来，董振堂抢上前去，双手扶住叶师长，身负重伤的叶崇本望着军长，无力地说道：“军长，对不起，我……”话没说完，头就倒在了一边，董振堂虎眼怒睁。这时，大街对面已冲过来十数个马匪兵，警卫排战士沉着还击，打倒了冲在前面的几个，杨克明见事不宜迟，对着警卫排长喊道：“保护董军长向东门突围，我在这里拖住敌人！快！” 董振堂拔出腰间的手枪吼道：“城都丢了，还突什么围，我董振堂誓与高台共存亡！”说完就要冲上去。 杨克明流着泪一把拖住了董振堂：“军长！十三师的叶师长、朱政委他们都牺牲了，你去了也没用，敌人进来太多啦！都是那帮收编的民团分子反水，打开了城门。快走吧，五军少不了你，临泽还有一个军部呢，只要你在，五军还会发展壮大，为了五军，你也要活着冲出去呀！” 董振堂将杨克明往旁边一推，从警卫员手里抢过一把大刀喊道：“警卫排，跟我上！” 杨克明再次拦住董振堂，苦苦恳求道：“老董！现在不是逞英雄的时候，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五军是你在宁都起义时带过来的，不能叫她在这里被灭了，你活着，就有希望！别耽搁了，快走吧！”说完使劲推了董振堂一把，随后冲身旁的警卫战士吼道：“你们这是怎么啦！快保护好你们的军长撤往东门，听到没有！”战士们这才架起暴跳如雷的董军长向城东方向奔去。 杨克明回过头来，抽出手枪带着身边的几个战士迎着敌人杀过去。渐渐地，退下来的红军战士越聚越多，差不多有二百来号人，再往前就碰上大队的马家骑兵。杨克明命令部队沿大街两边展开，就地阻击敌人。敌人也发现了这支队伍，于是打着呼哨骑着马冲杀过来，早已埋伏在街道两旁的战士们手持大刀冲出来，砍不着敌人就砍马，敌骑兵从马上摔下来没等爬起来，身首已经异处。战士们用抢夺过来的武器对准后面冲上来的敌人一顿狠揍，打得马匪人仰马翻，敌人暂时退却了。杨克明这才缓过一口气，他沉着地命令道：“同志们！尽量拖住敌人，越久越好，军长那边的压力就会小些，我们等到天黑再突围。” 马匪几次攻击受挫，立即改变打法，弃马徒步从四周包抄上来。几个回合过后，战士们越打越少，敌人则死伤更多。 此刻，负责防守西门的四十五团团政委张力雄被一阵急促的喊杀声惊醒，便拖着伤腿吃力的从床上爬起来。他只记得在敌人敢死队爬上城墙的时候，他正指挥着战士们用刺刀、斧头、大刀等顽强抗击。突然一颗炮弹在他身后爆炸，接着他便晕了过去。后来几个战士背着他来到设在老乡家里的团卫生所，放下他后又匆匆返回战场…… 他提着手枪，跌跌撞撞的走到院子里，老乡神色慌张的从外面赶回来，对他说：“红军同志，马匪已经进城了，正在到处搜捕红军呢，你有伤在身，暂且在我家里躲一躲吧！” 就这样，在老乡的全力掩护下，张力雄侥幸躲过了马匪的捕杀。过了几天，马家军放松了搜捕，老乡将张力雄装上了马车，在上面盖了一层厚厚的杂草和马猪粪，送他出了城。几天以后，张力雄终于脱险，返回到西路军总指挥部－－－－－－－－倪家营子。解放后，张力雄历任昆明军区副参谋长、云南省军区政治委员、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等职，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在一座大瓦房内，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战士们一直据守在这里，尽管敌人发起数次强攻，却始终没能攻克，大瓦房里里外外躺满了敌人的尸体。时间一长，敌人急了，开始采用火攻。不久，伴随着滚滚浓烟，熊熊大火燃烧起来，房屋里已经呆不住了，杨克明便率不多的几个战士爬上房顶，居高临下又打死了不少街上的敌人。面对如此顽强的对手，敌人震惊了，料定这里必有红军大官，于是又扑去大火，开始重兵围攻这里。 杨克明手持步枪精准的向冲上来的敌人射击，一边用他那独特的四川腔调吼道：“龟儿子！来嘛！老子在这儿给你点名?！” 打了一会儿，子弹没有了。他回过头来向身后的战士要子弹，却见身后已站满了马匪兵，战士们都牺牲了。马匪们狞笑着，好像在笑一只走投无路、束手待擒的羔羊。敌军官蹲下来将马刀架在他脖子上，杨克明怒视着这个蓝眼睛、一脸胳腮大胡的家伙，朝他脸上啐去一口带血的唾沫，马匪面色狰狞，马刀一挥。年轻的红五军政治部主任，原四方面军三十三军政委杨克明就这样悲惨地死在了马家军的屠刀下。 西门附近的抵抗逐渐减弱，马家军源源不断地开进。逐步在城内进行清剿，他们嚎叫着：“杀进高台城，活捉董振堂！”城内的抵抗渐渐集中到东门附近。东门城墙较高，宜于守卫，是五军掌握的最后一块阵地。 董振堂率领余下的战士们顽强抗击着马匪的轮番冲锋，战斗进行地悲壮、惨烈。战士们用石头、大刀、扁担……等，反正只要是能抵抗的任何东西当做武器，与敌人作殊死拼杀。战斗持续到傍晚，敌人仍没拿下东门。此时天已渐黑，显然，敌人急了，组织大队的敢死队嚎叫着再一次扑上来，董振堂同战士们挥刀与敌人作最后的拼杀。很快，身边的战士陆续倒下，董振堂身边只剩下五、六个战士了。 一伙敌人将董振堂孤立起来，团团围住他。董军长毫无惧色，早在西北军时，他的大刀就是响当当的。一阵左砍右杀，敌人纷纷倒在了他的大刀之下。但是，更多的敌人又围了上来，一直不离左右的警卫排长此时已浑身是血，右臂也被敌马刀齐齐砍掉，他以左臂支撑着快要倒下的身体，喘着粗气喊道：“首长！恕我不能保护你了，快走呀！”说完，便大吼一声，用自己残缺的身体向冲上来的马匪们撞过去，马匪们措不及防，一下子被撞倒了七、八个。没有倒的料定眼前必是红军大官，一步步又向前逼近。突然，从敌人侧后闪出几个被打散的警卫排战士，手中的驳壳枪“叭叭叭”不停，马匪横七竖八地倒下一片。 两个战士迅速护卫着董军长从东门的城墙上跳了下来，由于城墙较高，着地时董军长左腿摔断了，两个战士爬起来搀扶着军长继续奔跑。 赶到城头的匪徒们急着“吱吱呀呀！”狂叫起来，就是不敢往下跳。董军长强忍着剧痛推开左右的战士，命令道：“我不行了，不要管我，你们快跑！”战士们死活不忍离开他们的首长。 不久，城外敌人的骑兵追了上来，将三人团团围住。此时，天已渐黑，敌人并不急于攻击，先把马拴起来，然后呈散兵队形从四周慢慢压了上来。 三人跃进一个大弹坑，一个战士将手中的驳壳枪递给董振堂并轻声说道：“军长，你再坚持一会儿，我设法搞几匹马来。”说完便跃了出去。趁着朦胧的夜色，向敌人拴马的方向奔去。不久，随着一阵杂乱的枪声，渐渐消失了踪影。 敌人开始缩小包围圈，董振堂同警卫员沉着还击，打倒了冲在最前面的几个敌人。可就在同时，警卫员身中数弹倒在了他的身边，董军长艰难地爬过去，将他紧紧抱在怀里，悲痛地埋下了头 如狼似虎的敌人高叫着“抓活的！”，一步步向他逼近。这时，不远处传来战马的嘶鸣声。董军长抬头望去，那个潜出去的战士已然得手，正带着几匹战马向自己这边疾驰而来。但同时，敌人也发现了他，密集的子弹扫射过去，战士连人带马翻倒在不远处的壕沟中，再也没能够起来。 看到这一幕，董振堂内心充满自责、愧疚和愤怒…… 敌人继续逼近，董振堂跃出弹坑，单膝跪地，双枪并举，轮番向敌人射击，直到打剩下最后一粒子弹，他冷静地扫了一眼蜂涌上来的敌人，然后掉转枪口，对准自己的胸膛抠响了板机…… 这位国民党保定军官学校第九期毕业生；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率一万七千余名国民党兵，在宁都起义投向共产党的前国民党高级将领；在中央苏区及长征路上屡建奇功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军团长、西路军第五军军长；蒋介石恨之入骨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一代名将---董振堂，为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五）尾声 红五军三千余将士在董振堂的率领下，与马家军4个旅又4个民团共三万余人，在高台血战九天九夜，最后弹尽粮绝，全军覆没。驻防临泽的五军政委黄超听到高台被攻破的消息，才命令37团团长饶子健（前任团长李连祥牺牲）带一个营前去增援。心急如焚的饶子健感觉去一个营力量太小，提出能否多带点部队去。黄超脸一横，没搭理他。无奈之下，饶子健带着二营三百余人匆匆赶往高台。部队到达高台外围的一个小村庄，就和敌人遭遇，在激烈的战斗中，饶子健寻访到当地的老乡，得知五军在高台已全军覆没，董振堂、杨克明等军首长战死的消息，不禁仰天长叹，泪如泉涌。以这区区几百人再向高台进发已经毫无意义，部队在饶团长的带领下且战且退，后与临泽的队伍会合在一起抗击敌人。 高台被攻下后，空前的浩劫开始了。马家军像一群野兽，争先恐后的闯进每一户民宅，见财物就抢，见妇女就奸污…… 古老的高台城在火海中哭泣。马步芳下令部队放假七天，挨家挨户的搜查，那些隐藏在群众家里的红军伤员，以及支援过红军的群众共二千余人，都遭到枪杀或活埋。这七天里，他们先后找到了董振堂、杨克明、叶崇本等红军领导人的遗体，惨无人道的马匪将烈士们的头颅割下，用铁丝穿过双耳，挂在高台的城门上，以炫耀他们的残暴和仇恨。 董振堂壮烈牺牲的噩耗传出，红军为之震动，延安为之震动。 临泽五军余部的战士们听到消息，无不失声痛哭，他们纷纷要求马上补进连队继续战斗，为五军报仇，为董军长报仇！不久，五军余部奉命编入红九军。自此，红五军团悲壮地走完了它的光辉历程，这支英雄的部队永远载入了中国革命史册。 延安，宝塔山下，毛泽东主席长久站立在窗前，眺望着远方，为痛失一员大将而无比悲愤。他对身后的朱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任弼时等人缓缓说道：“下午安排好追悼会，我要发言，追悼会要隆重，要……” 下午，在为董振堂烈士举行的追悼会上，毛泽东深情地讲道：“他是一个好同志，是一个坚决革命的同志……。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们的革命队伍就是需要这样的同志……。” 朱总司令在挽联上写到：千古英雄董振堂，高台为你著荣光。 1937年12月14日，毛泽东在延安亲自主持了“宁都起义”六周年纪念大会，并在凤凰山上与参加起义的部分同志合影留念。在照片上，毛泽东亲笔题词：“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当时任红六军军长的陈伯钧驻军陕西的田家，2月9日才得知董振堂牺牲的噩耗“传言，我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同志在肃州牺牲，不胜悼惜。”默默为老战友致哀。 为了永远纪念这位杰出的红军高级将领，解放后国家分别在高台和石家庄烈士陵园，树起了董振堂烈士纪念碑。 1962年8月1日，叶剑英元帅在建军节这天，为怀念战友董振堂挥笔写下了一首悲壮的挽歌： 英雄战死错路上， 令我深怀董振堂。 悬眼城楼惊世换， 高台为你著荣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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