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公元7世纪熊津都督府陷落这一东北亚地区的重大历史事件，我国学界研究不多，或略而不述，或述而不详。一般认为，新罗于671年攻占泗沘要塞并建立了所夫里州，控制了前百济的全部领土。对此笔者认为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本文拟根据中外相关史料记载及出土材料，对唐熊津都督府陷落始末暨唐罗战争的爆发略作探讨，限于学力所限，定有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一、唐罗战争的爆发 研究熊津都督府的陷落，只有把这一事件跟当时东亚地区的总体形势联系起来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645-668年，唐朝为控制东北边疆，维护唐朝在当时东亚地区的领导地位，对高句丽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在唐丽战争期间，唐朝为建立对高句丽作战的南部战线，于660年联合新罗灭亡了当时与高句丽结盟的位于今朝鲜半岛西南部的百济。668年，高句丽也被唐朝和新罗消灭。随着高句丽的灭亡，唐罗军事同盟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战后不久，两国就因百济故地控制权等问题产生了极大矛盾。 新罗与唐结盟的战略目的就是灭亡百济，占领其领土，统一三韩。可是战后新罗只是抢占了部分百济土地，无疑这不能使新罗满意。而唐朝为最大限度动员百济各方面力量征讨高句丽，将原来对百济的讨伐政策变为安抚拉拢政策，改原来熊津、马韩、东明等五都督府建制为一元化的熊津都督府建制，以原百济国太子扶余隆为都督，稳定了熊津都督府的局面，赢得了原百济人的效忠。熊津都督府成为唐朝在朝鲜半岛南部的利益代表。这一切必将极大刺激新罗，使其无法容忍。另外，新罗还有一个十分现实的考虑，此时熊津都督府因战争原因，“合境凋残，僵尸相属”，实力受到巨大消耗，短时间内难以恢复；而新罗实力则有一定增长，如果新罗不及时抓住时机进攻熊津都督府，假以时日，熊津都督府实力恢复，就可能会夺回新罗抢占的原百济国土及被俘百姓。这就注定了熊津都督府与新罗的矛盾不可调和，新罗对熊津都督府的进攻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此时的熊津都督府是唐朝的一级地方政府，一旦新罗对熊津都督府开战即意味着唐罗战争的爆发，而唐朝的实力远胜新罗，新罗方面不会不有所顾虑，实际上仅当时驻扎在安东都护府的两万唐军就足以让新罗感到巨大压力。但不久后局势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解除了新罗的顾虑，使其敢于发动对唐战争。 在唐丽战争期间，吐蕃利用唐朝战略重点放在东北方向之机，不断蚕食唐朝西部领土，对唐朝西部边陲构成了巨大威胁。随着唐丽战争的结束，唐高宗有意对吐蕃进行大规模反击，于总章二年(669)九月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吐蕃用兵事宜。然而与会诸大臣除左相姜恪力主进攻外，包括当时唐朝最具威望的大将契苾何力在内都反对进攻吐蕃，事情不了了之。值得注意的是，刘仁轨、薛仁贵均未参加这个极为重要的御前军事会议，说明二人此时都还在安东都护府任上，没有返回京师。唐高宗对边疆经略持十分积极的态度，大臣们反对向吐蕃用兵，尽管很有道理，却不符合高宗本意。而刘仁轨、薛仁贵都是唐朝边疆开拓政策的受益人，因此刘仁轨、薛仁贵应是高宗对吐蕃战争的积极拥护者。既然朝中大臣多反对向吐蕃主动用兵，那么征调刘仁轨、薛仁贵回京以加强朝中支持自己对吐蕃采取积极行动的力量必然会成为高宗首选。另外，吐蕃国力雄厚，农牧业并存，实力非突厥、高句丽可比，唐朝必须集中最大力量才有可能打败吐蕃，驻安东都护府唐军主力也有了调往西部战场的必要。 《新唐书·刘仁轨列传》记载：“(刘仁轨)总章二年，军回。”唐征高句丽大军早在总章元年(668)就已返回内地，此次军回，当是刘仁轨率留守安东都护府两万唐军主力撤回内地。一般观点以“咸亨元年(670)四月，吐蕃陷白州等一十八州，诏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婆(娑)道行军大总管”为据认为，薛仁贵返回内地是在咸亨元年。实际上，薛仁贵被任命为逻婆道行军大总管时已是咸亨元年四月，仔细计算安东到长安的距离，薛仁贵应与刘仁轨一同返回内地。考虑到总章三年(670)正月刘仁轨致仕退休，刘仁轨、薛仁贵率军返回应在总章二年九月-十二月间。 随着刘仁轨、薛仁贵率军返回，部分不愿意服从唐朝统治的高句丽人乘机起兵叛乱。《新唐书·高宗本纪》记载：“(咸亨元年四月)高丽酋长钳牟岑叛，寇边，左监门卫大将军高侃为东州道行军总管，右领军卫大将军李谨行为燕山道行军总管，以伐之。” 新罗文武王金法敏于总章二年五月遣金钦纯、金良图入唐谢罪。总章三年正月，唐高宗许金钦纯还国，扣押金良图。另据《答薛仁贵书》记载，金钦纯回国后传达了唐朝要求新罗“百济旧地，总令割还”的诏令。几乎与此同时，东亚局势发生了巨变。吐蕃于咸亨元年(670)四月大举进攻唐安西都护府，唐朝任命薛仁贵为逻婆道行军大总管讨伐吐蕃。刘安志先生认为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并非突如其来之事，势必有一个过程，吐蕃应在总章二年(669)年底就已开始大举入侵西域了。再联系到总章二年九月召开的对吐蕃作战御前会议、刘仁轨总章二年回军等，很明显总章二年下半年唐蕃之战就已呈一触即发之势，唐军主力开始向唐蕃边境调动。考虑到新罗在长安有很多宿卫学生，其中不乏高级官员，要想得到这些信息并报告回新罗并不困难。因此笔者认为，到总章三年(670)初，新罗方面已经完全可以确定唐朝的战略重点已转向西北方向，局势对新罗十分有利。而唐朝要求新罗归还百济旧地的诏令正好给了新罗一个对唐开战的借口。 《三国史记·文武王纪上》记载：总章三年(670)三月，“薛乌儒与高句丽太大兄高延武各率精兵一万，度鸭绿江，至屋骨，靺鞨兵先至皆敦壤待之。夏四月四日，对战，我兵大克之，斩获不可胜计。唐兵继至，我兵退保白城。”屋骨即乌骨，在鸭绿江北，地望在今辽宁省凤城市东南，为原高句丽鸭绿江北七大重镇之一，是辽东通往平壤的必经之路，唐军中的靺鞨军团已先至此等候高句丽、新罗联军，说明双方已经开战，唐罗战争可能于咸亨元年二、三月间已经爆发。 二、新罗进攻熊津都督府及唐朝援军的到来 在唐罗战争爆发初期，由于唐军主力被吐蕃牵制在西部唐蕃边境，无力大规模增援东北战场，这使得在战争刚开始时新罗占据战略主动权。咸亨元年三月，新罗军就以重兵进入鸭绿江北的屋骨地区。据姜维公先生《“李绩奏报”的史料价值》一文考证，新罗在咸亨年间已夺占鸭绿江以北大片领土，鸭绿江以南的原高句丽土地可能大部也被新罗占领。《新唐书·东夷传》记载：“(高)侃徙都护府治辽东州，破叛兵于安市。”将徙都护府治时间放在咸亨二年安市之战前，说明平壤确实曾经失守，安东唐军处境不利，更无力支援熊津都督府。 在咸亨元年四月将唐军阻挡在鸭绿江北以后，新罗军队迅即改变主攻方向，于咸亨元年七月由新罗王金法敏亲自领兵猛攻熊津都督府，一举攻陷熊津八十二城，随后胜利回师。不过在此战中，新罗王金法敏以“众臣、义官、达官、兴元等□□□寺营退却，罪当死，赦之免职”。众臣、义官、达官、兴元均是新罗高级将领，却在阵前退却，表明此战新罗虽胜，但本身亦受到相当大的损失，不能连续攻击而不得不撤兵。 此战熊津都督府损失不小，笔者认为熊津唐军兵败原因有二：一是留守熊津的刘仁愿所部已随李绩大军撤退；二是历经长达三年多的唐济战争，原百济境内“合境凋残，僵尸相属”，实力已大不如前。粗略估算，唐济战争中仅百济损失军队就不下三四万人，而原来百济军队人数估计在六万人上下。战后唐朝仅收编了以黑齿常之、沙吒相如为首的部分原百济军，剩余百济族军队最大动员能力当不超过两三万人。另外在唐济战争中，唐军曾俘虏过大批倭军。 《旧唐书·刘仁轨列传》载：“伪王子扶余忠胜、忠志等，率士女及倭众并耽罗国使，一时并降。”此时应有一部分在熊津都督府。如黑齿常之女婿勿部珣，史学界一般认为是百济人，但是百济并无“勿部”姓，而倭国却有“物部”姓，如援百济倭军中就有将领物部连熊，勿部珣很可能是倭人。显庆五年(660)，新罗一次就出动大军五万人，这五万军队当是新罗军的主要精锐部队，如果加上留守本土防备高句丽、倭国的军队，其总兵力估计当在七八万人。熊津唐军与新罗军相比实力明显处于下风。 《日本书纪·天智纪》记载：“(671年)辛亥，百济镇将刘仁愿遣李守真等上表。”此条记录透漏出一个信息，即唐朝重新起用了对熊津都督府情况十分熟悉的原熊津都督刘仁愿领导熊津唐军。刘仁愿此行所带军队不会太多，因为当时唐朝刚遭大非川之败，损失惨重，兵力损失在数万以上，为唐朝开国以后战争损失较惨重的一次。吐蕃随即进攻凉州，唐朝以左相姜恪为凉州道行军大总管抵御吐蕃。大非川惨败之后，为保护关中根本之地，凉州道行军必然集结唐军主力，另外当时西域也是唐蕃争夺前沿，亦需派驻重兵，所以唐军很难再派大军支援熊津。估计刘仁愿此次兵力绝不会超过卑列道行军时的万人。 面对刘仁愿的援兵和熊津都督府军队的坚决抵抗，为减少伤亡，新罗军队开始采取骚扰作战，全力破坏熊津都督府的农业生产，使唐军疲于奔命。百济故地久战之余，经济基础十分脆弱，新罗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摧毁其农业生产，使熊津都督府不战而败。另外骚扰作战也可节约兵力，减少伤亡，以腾出兵力抵挡北方唐朝东州道、燕山道行军的压力。《三国史记·骤徒传》载：“咸亨二年辛未，文武大王发兵，使践百济边地之禾。遂与百济人，战于熊津之南，时夫果以幢主战死。”在熊津南践百济边地之禾，说明形势对熊津都督府已十分不利，熊津以东地此时可能已被新罗占领，否则罗军很难进入熊津之南。熊津唐军在刘仁愿的指挥下，击败了新罗军，杀新罗将领幢主夫果。不过在接下来的咸亨二年(671)六月，新罗“遣将军竹旨等，领兵践百济加林城禾，遂与唐兵战于石城，斩首五千三百级，获百济将军二人，唐果毅六人”。加林城，地望在今韩国忠清南道锦江北岸林川附近，此地北距熊津首府泗沘(今韩国忠清南道扶余)只有数十里，为熊津水陆要冲，是连接泗沘与熊津都督府南部各州的咽喉之地，战略地位十分突出。从当年正月到六月，唐、罗军未发生较大的战斗，而此战罗军突然集中兵力出击。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新罗军主力已转移到熊津。此次新罗军战果颇大，说明其投入了主力部队。而年初败北后不寻机报复，主要是因为其部分主力部队在辽东，兵力不足所致。咸亨二年(671)七月，“高侃破高丽余众于安市城”。高侃与高句丽叛军、新罗军周旋年余没有取得什么战果，在辽东徘徊不前，此时却取得了战果，恐怕主要原因就在于新罗军在六月已经将主力撤出辽东，高句丽叛军孤掌难鸣。其后唐军势如破竹，于当年九月进入平壤城中。二是预示唐军援军即将到来。新罗当时与唐朝来往密切，得到唐朝集结援军的消息并不困难，所以新罗要抢在唐军援军到来前消弱熊津都督府的实力。 有关鸡林道的情况，可以从唐人墓志铭中了解一二。《大周故泉州龙溪县令郭君墓志铭》记载：“君讳行节……属青丘背命，玄菟挺灾。军将等，以公早习戎昭，夙闲韬略，遂表公为鸡林道判官兼知子营总管，又奏公为押运使。于是扬舲巨海，鼓棹辽川，风起涛惊，船坏而溺，形沉水府……即唐咸亨二年之岁也。春秋四十有一。”“青丘背命，玄菟挺灾”，这无疑是指新罗联合高句丽叛军发动的反唐战争，郭行节任鸡林道判官兼知子营总管，后改任押运使，遇海难而亡，时间在咸亨二年。这说明咸亨二年鸡林道行军已集结完毕且已到达熊津都督府。 那么，鸡林道的军力如何呢？唐初的历次征伐，如果对方强大、军事任务重的话就设置行军大总管，担任整个战役的最高统帅，兵力往往在数万乃至数十万人以上；如果对方实力弱的话，就设立行军总管，兵力往往不多，从几千人到数万人不等，如咸亨三年(672)正月梁积寿任姚州道行军总管，兵力只有五千三百人。此次薛仁贵所任鸡林道总管，中韩史料均记为总管，而非大总管，可见兵力有限。 三、唐军及熊津都督府百姓主动撤出百济故地 薛仁贵来到熊津都督府后，鉴于熊津唐军力量薄弱，向金法敏寄书要求其停止支持高句丽叛军，与唐停战修好，然而金法敏却对此项要求避而不答，反而在《答薛仁贵书》中全力挑拨百济人与唐朝的关系，表达自己不灭百济誓不罢休的决心，并在不久以后设置所夫里州。所夫里是日后熊津都督府首府泗沘城所在郡名，这实际上是向唐宣誓新罗对百济故地势在必得。但令人奇怪的是，从咸亨二年(671)七月至年底，除新罗军偷袭唐补给船队、俘虏唐军百余人的一次小规模战斗外，双方未发生大规模战斗。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唐军实力本就不强，此次鸡林道行军的战略目的是调动新罗军主力撤出辽东，既然目的已经达到，自然没有必要进攻新罗军。而对新罗军来说，唐军援军实力不详，轻率发动进攻必然消耗自身实力，更何况唐朝于新罗毕竟是宗主国，实力雄厚，如果真的消灭或重创鸡林道行军，唐朝必然会加倍报复，新罗届时将难以应付；而如果采取消耗战术，利用唐军补给线长，粮食补给不易的特点，则有可能迫使唐军主动撤退。 咸亨三年(672)，新罗军继续攻击熊津都督府唐军。当年正月攻打了古省城(位于泗沘城西十四里)；二月攻加林城，未能攻克，加林城已如前述，是熊津咽喉之地，也是唐军从泗沘城撤退的必经之地，唐军当然不能让新罗军攻占。 自此以后，历史典籍就再也没有唐、罗两军在熊津作战的详细记载了。熊津都督府是如何陷落的，驻熊津的唐军及当地百姓去向如何，都成了历史谜团!笔者根据相关史料及出土金石墓志材料，不揣冒昧地推证，唐朝出于国内政治经济方面的考虑，在未经重大战斗的情况下，主动放弃了熊津都督府，并将熊津都督府内唐朝所能控制的所有官员百姓撤往内地，以减轻内地补给压力，充实内地户口，使新罗得地不得民，消弱新罗发动战争的潜力。如此判断理由有以下几点： (一)唐朝中央此时的权力结构和内地连年灾荒使熊津都督府撤守成为必然。自唐太宗开始向周边拓展疆土以后，唐中央便存在着反对向边疆开拓的势力，如唐太宗时的魏征、褚遂良等，进入唐高宗时代这股力量依然存在。反对者认为：“频岁出师，所费滋广，调发日加，百姓虚弊。”同时朝中积极对外主战派也一直存在着，如李责力、刘仁轨、姜恪、薛仁贵等人。然而随着总章二年(669)李绩的逝世，主战派失去了领军人物。资深望高的刘仁轨又于总章三年(670)辞职；薛仁贵在大非川之战后被免职，威望大为下降；姜恪又奉命前往凉州防御吐蕃且不久病故。朝堂之上反战派占据绝对优势。如右相阎立本就反对高宗主动出击吐蕃，张文瓘反对征讨新罗，李敬玄日后对奉命对吐蕃作战的主战派首领刘仁轨处处刁难，估计其亦是反战派。戴至德和郝处俊态度不详，但从二人是文臣的情况判断，恐怕也不是主战派。总体来讲，当时的朝臣对边疆征战不会持十分积极的态度。 自总章元年(668)开始，唐朝连年遭遇大灾，其后的三年不仅出现旱灾，还发生了大规模水灾、虫灾，唐廷甚至下令关中“有年十五已下不能存活者，听一切任人收养为男女，充驱使”。可见当时情况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而这必然会影响到唐朝的边疆战争。熊津都督府当地经过多年战争，很难为唐军提供后勤补给，这就迫使唐朝必须从内地运送大量后勤补给到熊津。另外此时熊津都督府应有大批因受战争影响无法自存的百济百姓需要唐朝赈济，更为棘手的是熊津都督府地处海外，运粮经过大海常发生翻船事故。如狄仁杰就认为：“今以海中分为两运，风波飘荡，没溺至多。准兵计粮，犹苦不足。”由此可见海运之艰难，损失之惨重。与此同时鸡林道行军迟迟难以取得战果，也必然使本来就对边疆开拓有意见的朝臣们做出撤军熊津都督府的建议；而唐高宗对熊津都督府并不重视，必然会接受他们的意见。 (二)唐朝对驻守百济诸将的升赏说明熊津都督府是奉命主动撤退的。《黑齿常之墓志铭》载：“(黑齿常之)麟德初，以人望授折冲都尉，镇熊津城，大为士众所悦。咸亨三年，以功加忠武将军，行带方州长史，寻迁使持节沙泮州诸军事、沙泮州刺史，授上柱国。以至公为己任，以忘私为大端。天子嘉之，转左领军将军、兼熊津都督府司马，加封浮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黑齿常之降唐后，任正四品下折冲都尉，咸亨三年(672)以功升正四品上忠武将军。不久黑齿常之调任行带方州长史，据《三国史记》卷37“李责力奏报”可知，唐朝设置的一元化建制的熊津都督府共有熊津、东明、支浔、鲁山、古四、沙泮、带方、分嵯八州之地。其中带方州从其所辖属县位置分析应在今全罗南道西南部，是熊津都督府最靠西南的州。不久黑齿常之又调任沙泮州刺史，并授上柱国。不久又升为从三品左领军将军，爵位升至正二品的浮阳郡开国公。 不仅黑齿常之受到了奖赏，其他百济将领也得到了提升，据《难元庆墓志铭》，其父难武由从四品下的中大夫、守支浔州刺史(位于忠清南道西北部，在泗沘西北)迁正四品上的忠武将军，官品连升三级，可谓不吝提拔。由此可见，当时在熊津都督府的百济诸将，并没有因熊津都督府的陷落受到惩处，反而得到重奖。这在初唐赏罚分明的年代里是十分罕见的。出现这种情况符合逻辑的解释只有一个，熊津都督府是奉命主动撤退的，而这必然导致百济将领的极度不满，为安其心，唐朝才会如此奖励百济将领。 如果仔细观察黑齿常之所任官职，便不难发现，其所任官职很有规律性。熊津州南面是古四州，古四州南面是沙泮州，带方州在沙泮州之南，四州从北到南依次排列。笔者认为这说明有可能带方、沙泮两州官员能力不强，熊津都督府派黑齿常之前去协助当地官员从带方、沙泮两州撤出当地官民与古四州官民会合一路向北集结于锦江沿岸。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何黑齿常之官职会一年三变。与此同时，熊津州西北的支浔州刺史难武也率部绕过古省城与在熊津州的薛仁贵合兵撤往锦江口，与黑齿部会合一起迁往内地。此次撤军实际上是一次有相当规模的移民行动。据上述估计，熊津都督府下属八州中至少带方、沙泮、古四、支浔、熊津五州官员百姓大部撤往内地，其余东明、分嵯、鲁山三州情况不详。当时新罗前锋已至加林附近，这表明泗沘以东已有大片领土失守，而东明、分嵯、鲁山三州相对靠东，有可能已被新罗攻陷。《资治通鉴》卷202记载，仪凤元年(676)二月已有大批百济人迁至徐、兖等州，应该是此次移民的结果。成书于8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唐六典》卷3户部尚书条载：“高丽、百济应差征镇者，并令免课役。”这也间接证明此次移民规模不小。 四、熊津都督府陷落时间考 唐朝是什么时间撤出熊津都督府的，新罗又是何时占领熊津都督府全境的呢？ 《三国史记》卷36《百济地理志》记载：“汤井郡，本百济郡，文武王十一年，唐咸亨二年，为州置总管。咸亨十二年，废州为郡，景德王因之，今温水郡。”汤井郡与新罗汉山州所辖白城郡相接，是百济国最北边的边郡。此条记录有“咸亨十二年”，咸亨年号只有五年，“咸亨十二年”明显有误，考虑到前面有文武王十一年词条，此处“咸亨十二年”应为“文武王十二年”(672)。文武王十一年(671)新罗只设置了一个州，即所夫里州。查遍《三国史记》所有相关记录，未发现该年新罗在其他郡县设州记录，那么671年在汤井郡设的州无疑应是所夫里州。王小甫先生认为，671年新罗攻占了泗沘要塞并建立了所夫里州，这样便控制了前百济的全部领土。现在看来，这个看法是值得商榷的。671年新罗只是在其侵占的熊津都督府最北边汤井郡设置所夫里州，泗沘此时仍在唐朝手中，新罗军并未攻占。新罗设置所夫里州只是向唐朝表示其绝不会放弃攻占熊津都督府，向唐示威而已。 《三国史记》卷36《百济地理志》还记载：“扶余郡，本百济所夫里郡，唐将苏定方与庾信平之。文武王十二年置总管，景德王改名，今因之。”所夫里郡，即百济国都泗沘所在郡，文武王十二年置州总管，同时汤井郡废州为郡。很明显，直到咸亨三年(672)，新罗才占据泗沘城，将所夫里州州治由汤井迁至泗沘。这就说明熊津都督府是在咸亨三年(672)被新罗占领的。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几条记录也能证明熊津都督府是在672年被新罗占领的。首先，《三国史记》卷40《职官下》记载：“白衿誓幢，文武王十二年，以百济民为幢。”这说明672年新罗军在唐军撤出之后迅即占领了百济故地全境，建立由当地百济遗民组成的白衿誓幢。其次在河南洛阳发现了咸亨四年(673)五月薛仁贵造像记，表明薛仁贵咸亨四年五月前后已回到洛阳，不在熊津境内统兵作战。 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唐军是在咸亨三年(672)从熊津都督府撤军的，而新罗军随后便占领了熊津都督府。那么具体的撤军时间在什么时候呢？2006年在洛阳出现的《祢寔进墓志铭》给我们提供了十分有用的线索。《大唐故左威卫大将军来远县开国子柱国祢公墓志铭并序》记载：“公讳寔进，百济熊川人也……以咸亨三年五月廿五日因行薨于来州黄县，春秋五十有八。”祢寔进，原百济大将，大唐左威卫大将军。中外史籍无载此人。据拜根兴先生《百济遗民〈祢寔进墓志铭〉关联问题考释》判断，祢寔进应为660年逼迫百济义慈王降唐的祢植。来州，即莱州，黄县为其属县，今山东蓬莱，在当时是唐朝入百济、新罗的要道。祢寔进是唐十六卫大将军之一的左威卫大将军，地位尊崇，此时来到莱州，其目的必定与正在进行的唐罗战争有关。存在以下两种可能性：一是奉命率军队支援熊津都督府，并指挥熊津都督府唐军对新罗发动大规模进攻；二是奉唐中央命令，在莱州集结大批船只，越海去熊津都督府接奉命撤退的薛仁贵、黑齿常之所部。笔者认为第二种可能性更大，理由如下： (一)如果祢寔进率军增援，与北线高侃、李谨行南北夹击，这是一个不错的战略规划，但当时新罗军的行动却表明这种可能性不大。咸亨三年(672)八月，新罗军主力在其大将军金庾信的带领下向北攻击，迎击唐军。金庾信是当时新罗军的主要军事统帅，其亲自领兵，可见此战新罗出动了主力部队。如果唐军在熊津都督府投入重兵，新罗军又怎敢以主力与北线唐军会战？因为以当时高句丽叛军的兵力，与北线唐军再纠缠一段时间问题不大。而按常理推断祢寔进病故于莱州也不会影响到熊津都督府的进攻，因为熊津都督府至少有薛仁贵、黑齿常之两位名将指挥，他们绝不会不抓住这个战机的! (二)《日本书纪·天武纪》记载，671年，唐朝派使人郭务淙，送使沙宅孙登等两千人出使倭国，寻求与倭国联合打击新罗。但当时倭国国内不稳，且已与新罗恢复友好关系，不愿与唐朝联合攻打新罗，郭务淙遂于咸亨三年(672)五月离开倭国。从送使由原百济佐平沙宅孙登担任来看，该使团应来自熊津都督府或从内地出发，由熊津都督府负责安全护送。笔者认为郭务淙此时返回，很能说明一些问题，如果唐军此时派军增援熊津都督府，郭务淙就没有必要立即返回，应该留在倭国努力完成其外交使命。即使此时返回，那么为何从此之后直到唐罗战争结束，唐朝都不再派使者联络倭国，而671-672年唐朝就先后派出四批使者出使倭国？34这或许表明熊津都督府已于咸亨三年(672)五月后被新罗占领，唐朝失去了前往倭国的中转站。但如果唐军此时撤出熊津都督府，郭务淙就必须立刻返回熊津，否则郭务淙船队就可能因失去陆地依托，遭到新罗方面截击，无法安全返回。从这点看，熊津都督府应该是在咸亨三年(672)五月前后被唐朝放弃的。 很明显，此次祢寔进前来莱州的真实目的就是来接熊津都督府官员百姓撤退的。祢寔进是前百济大将，对熊津都督府情况十分熟悉，同时他本人还是正三品大将军，职位很高，他能前来说明朝廷对百济人的重视和关怀。另外此次撤退规模很大，必须组织大批船只才能完成，这就需要内地派出一个有相当级别的人来负责组织此事，而祢寔进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咸亨三年(672)五月前后，出于国内政治、经济原因，唐朝下达了从熊津都督府撤退的命令，由正三品左威卫大将军祢寔进前往莱州接应薛仁贵所部撤退，新罗于唐军撤退后占领了熊津都督府。 五、熊津都督府陷落的原因及启示 唐罗熊津之战以新罗的胜利而告终，笔者认为除了当时吐蕃对唐朝的牵制和唐朝内部天灾、政争之外，主要还是因为唐朝一连串的战略、战术失误所造成的。 (一)对新罗战略意图认识不足，疏于防范。以往新罗对唐朝外交上一直采取友好策略，连年入唐朝贡，派王弟金仁问为质子宿卫，可谓恪守臣礼。这些做法，使唐朝认为“新罗国虽是外蕃，常禀正朔，朝贡不绝，与内地无殊”。但实际上新罗却是轻虚名、重实利，加入唐朝的藩属体系和与唐结盟无非是为其向百济、高句丽扩展领土提供便利。一旦唐朝所为影响了新罗利益，新罗就会毁盟攻唐。然而唐朝为新罗表面上的恭敬态度所蒙蔽，对其疏于防范。总章元年(668)驻熊津唐军撤离，总章二年(669)驻安东都护府唐军主力撤离。这是一个极大的战略失误，如果这两支军队不撤离，新罗就在战略上腹背受敌，不敢轻易发动战争。 (二)在对战略对手的认识上严重错位，主次不分。纵观唐罗之战的爆发与发展，不难发现所谓高句丽复国战争与唐罗战争是同一场战争。高句丽叛乱是在新罗一手策划下发展起来的，没有新罗支持，叛乱就不会有如此大的规模。高句丽叛军实际上是新罗的附庸。唐朝理应将高句丽叛军当成次要目标，将新罗军队当成主要目标。可是唐朝却将主力部队用于打击高句丽叛军，而对新罗军队只以鸡林道偏师应付，结果导致熊津唐军被迫撤离。 (三)对熊津都督府战略地位认识不清，未能善加利用。熊津都督府位于今朝鲜半岛西南部，地处新罗西部。如在熊津都督府布置重兵，便可与安东都护府内唐军构成对新罗夹击之势。仔细考察史料不难发现，唐朝的东州道、燕山道、鸡林道行军并不是同时组建的。东州道、燕山道行军组建于咸亨元年(670)四月，而鸡林道行军却是咸亨二年(671)组建的，这本身就说明唐朝战略部署上的失误，其实在组建东州道、燕山道行军的同时就应该组建鸡林道行军。咸亨元年四月，新罗军主力因为要攻打安东都护府和熊津都督府而分布在相距数百公里的辽东、熊津两个战场。如果唐军此时以东州道、燕山道行军牵制安东地区的新罗军及其附庸高句丽叛军，同时抽调部分主力部队迅速组建鸡林道行军进军至熊津都督府，利用熊津地处新罗西南部的有利战略位置，进攻新罗本土，新罗军必然南北分散，难以呼应，必败无疑。可惜唐朝不愿调集重兵支援熊津都督府，结果丧失了一个迅速结束战争的良机。 此外，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强大的唐朝据百济而不能守，而且不久以后安东地区也大部弃守，以至日后东北契丹、奚两族崛起之势难以遏制，严重影响了唐的东北边疆安全稳定？而新罗处百济、高句丽、倭国三强战略包围之中，不但摆脱了困境，并且发展迅速，领土得到极大扩展，奠定朝鲜民族发展之基，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668年高句丽灭亡后，唐朝面临着一个难得的战略机遇期。此时大漠南北、西域、西南、东北、朝鲜半岛北部、东南部莫不在唐朝的控制之下，只有西南方的吐蕃尚未臣服于唐。如果唐朝能制定一套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整体战略，后世元、清大一统的中华全盛疆域将有可能提早出现于盛唐。根据当时唐朝所面临的整体边疆形势，本应该采取西御吐蕃、镇军东北、移民实边的整体战略，可是唐朝却采取西攻吐蕃、撤兵东北、迁民弱边的错误战略。这个战略最大的缺点就是无视主客观条件，急于求成，东西不能兼顾。7世纪六七十年代，吐蕃对唐朝确实造成了相当大的威胁，但是应该看到，吐蕃对唐的进攻不是没有限度的，吐蕃地处青藏高原，海拔高，气候恶劣，居民惧热，其军队一旦下至海拔低的地区就可能出现“氧醉”等身体不适情况，严重者可以致命；同样，唐军如要进攻吐蕃腹地，就要进入高海拔地区，也极容易出现“高原病”等不适情况，将严重影响军队的战斗力。很明显，在唐、蕃两方实力相当的情况下，谁先动手谁就失去了战争主动权。鉴于此，唐朝应该采取防守态势，相机寻找吐蕃部署漏洞在边境地区进行牵制进攻，不失土地即可。同时对东北地区加强经营力度，辽东地区土地肥沃，适合农耕，至今仍是我国的粮食生产基地。熊津都督府同样拥有适宜耕作的大量平原，今天仍有韩国的粮仓之称。在安东都护府、熊津都督府已被唐朝控制的情况下，唐朝应该对其进行较大规模的移民。此时安东都护府、熊津都督府久经战乱，人口损失惨重，大量土地抛荒，大量移民不但不会影响当地百姓利益，反而能收迅速恢复当地经济之效，更重要的是，使当地百姓与新来移民实现民族大融合，消除当地百姓反唐之心。然而唐朝不仅未移民实边，反而“敕徙高丽户三万八千二百于江、淮之南，及山南、京西诸州空旷之地，留其贫弱者，使守安东”，这实际上是一种以弱边求安边的策略，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与移民实边相配套的是应及时将行军转化为镇军，只有在安东都护府、熊津都督府派驻大批镇军，才能稳定当地局势，防止外来势力(如新罗、倭国)趁安东都护府、熊津都督府虚弱之机发起进攻。可惜唐朝君臣见不及此，一味自恃国力强大进击吐蕃，严重忽视了对东北地区的经营，从东北撤军以加强西部经略，顾此失彼。如果唐朝能努力经营东北安东都护府、熊津都督府，新罗必不敢发动对唐战争，即便其错误估计形势发动战争，也能很快平定。数十年后唐朝国力必然有极大加强，到时再利用吐蕃内乱的机会解除吐蕃威胁。 反观新罗，金春秋、金法敏两代新罗王采取藩事大唐，扩展领土时不以力争，以谋取胜，以敌制敌的整体战略，不但一举解除了三面受敌的窘境，而且最大限度地扩展了自己的领土。与唐朝相比新罗国力很弱，比高句丽、倭国也有一定差距，同百济相比也只是相敌而已。所以其采取“藩事大唐”的国策，用唐年号，服唐装，质子宿卫，最终取得了唐朝的信任。对唐朝积极施展外交计谋，诱使唐朝灭亡了与其没有多少实质矛盾的百济，最终使百济精锐尽丧，实力大衰。在对倭外交上，新罗利用白江口之战后倭国对唐朝的恐惧心理，极力拉拢倭国，不仅释放被俘倭军，还多次出使倭国，迅速建立了罗倭友好关系。在唐罗战争爆发之后，又故意制造唐朝攻打倭国谣言，迫使倭国默许新罗攻占熊津都督府，统一半岛南部。新罗清楚地知道自身实力不如唐朝，所以在唐罗战争开始后利用高句丽叛军，以敌制敌，让其与唐军两败俱伤。在对熊津都督府的具体作战过程中，也不以力争，以谋取胜，一般不进行主力会战，采取逐步消弱熊津都督府实力的办法，对来援鸡林道行军也以消耗其后勤补给为主，逼其主动撤退。可以说，新罗实施的这一套战略非常成功，堪称整体战略成功运用之典范。 从以上唐朝与新罗不同的整体战略运用实践，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角逐，制定一套有远见卓识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整体战略是何等的重要。如果整体战略符合实际，弱国可以变强；相反，如果整体战略脱离实际，强国可以变弱。 |
Powered by Discuz! X3.4
Copyright © 2001-2021, Tencent Clou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