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著名的海权论鼻祖马汉从来没有写过一本叫做《海权论》的书一样，很多思想体系是在零星的阐述和对历史过程的评论中形成的，中国海军装备与思想的进步也是如此。回顾国产驱逐舰的发展，即便其中走过弯路和出现过失误，但客观的战术、战略需求总会使那些正确和合理的思想与设计存在。与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一样，海军装备与思想的进步也总是在遵从客观规律与主观盲动之间摆动着并前进着，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曲折的波纹。 困境与挑战 在核威慑战云笼罩的20世纪60年代后期，由于中国当时陆基战略核导弹数量严重不足，且发射准备时间长和机动能力差，因此在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下，很难对威慑中国的核国家形成有效的威慑能力。此外，中国没有能力建立相应的战略核打击的预警系统，不能侦测敌对国家发动核打击导弹升空的信号，只能在对方导弹再入段或核战斗部爆炸后才能做出反应。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遭到这种核打击的可能性很高，而且很可能在第一轮核打击下，中国的陆基核力量就会完全丧失反击能力。基于这种严峻的形式，中国在60年代就开始研制战略核潜艇，以保持足够的反击能力，威慑那些蠢蠢欲动的潜在核对手。 当时中国潜射弹道导弹最大射程很近，在中国内海发射只能覆盖远东部分地区，北美和苏联远东高纬度地区都在射程以外。60年代核威慑主要来自北方，因此靠近北方基地部署能够迅速出航将打击目标纳入射程。但这种战略部署却有一个艰巨的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进出平均水深只有50米的黄海和东海海域对潜艇排水量和主尺度的限制。60年代中国确定弹道导弹核潜艇水下排水量在8 000吨级，如此庞大的潜艇在浅海很容易被反潜飞机和舰艇探测。而导弹核潜艇进出太平洋恰好需要穿越与我们冷对的日本和敌对的台湾岛链才能进入深海，很明显，穿越过程是非常危险的，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只有出去了，才能有效的形成核反击的能力，才能使整个国家核战略打击体系对遏制战争危险性发挥实际作用。 在60年代制定潜基战略核力量的计划时，中国海军制海能力远远不能满足要求。尤其当时中国还没有获得黄海详细的水文资料，因此核潜艇从基地穿越近1 200千米浅海时，没有多少可以选择的深水海槽进入大陆坡外的深海。通常在反潜飞机上，无需任何器材就能凭借肉眼看见水下30至40米的潜艇。8 000吨的潜艇在50米水深的浅海航行时，飞机上用肉眼可以看见很大的阴影。只有在海水透明度很差的情况下，有可能不被肉眼发现，但逃脱探测器材的侦察依旧很不容易。对于中国海军来说最好的战略就是取得这片浅海的战时制海权，将敌对和其他国家的反潜力量驱离出去，才能保障核战略的顺利实施。 当时中国海军战斗力最强大的是被称为“四大金刚”的“鞍山”级驱逐舰，此外还有4艘二战前期英国和日本建造的老式驱逐舰。无论是数量还是舰载武器技术水平，都没有能力保障核潜艇在领海线到大陆坡之间广阔海域不遭到反潜袭击。直到60年代末期，这些驱逐舰主要作战武器仍是舰炮和鱼雷，尽管统一改装了130毫米单管舰炮、反潜火箭深弹和533毫米鱼雷发射装置，但是舰上系统根本不能适应当时的反潜和制海作战要求。50年代末期，美国海军建造的驱逐舰已经装备雷达和光电自动火控瞄准装置控制舰炮，苏联海军也普遍装备了这类舰炮。美苏驱逐舰主要作战武器在60年代分别是反舰导弹和多用途制导火箭助推鱼雷。而中国海军驱逐舰当时只有热动力直航鱼雷，并不适应在10千米距离上打击驱逐舰这类中型作战舰艇，因此中国建造第一代驱逐舰的主要宗旨是建立领海到第一岛链的制海能力。 建立强大的制海能力的另一个战略考虑就是取得对台湾的水面舰艇优势。从1949年到建造“旅大”驱逐舰之前的20年，大陆海军一直处于弱势。台湾有驱逐舰近20艘，大陆寥寥数艘老旧的驱逐舰无法抗衡。因此大陆驱逐舰通常只在近岸水域活动，在进入遭受台湾国民党海军袭击危险性很高的海区时，通常需要动用海岸雷达和航空兵进行戒备。60至70年代的《解放军文艺》的纪实报道中，经常有舰艇闯龙潭的报道。所谓龙潭就是大陆渔民对靠近大陆海岸和岛屿中间的一些水域的称呼。由此可以推测当时海军舰艇很多在大陆与群岛之间航行，以便能借岛屿躲避台湾的侦察和袭击。只有依靠本国的力量建造大量的大型水面舰只改变这种力量对比，才能彻底取得对台湾国民党海军的优势。 60年代中期，位于南海的中国主权岛遭到南越和其他国家的侵占。当时中国海军缺乏控制这些边远领土和领海的能力。虽然60年代中期建造了037型大型猎潜艇用于南海巡逻，以弥补当时承担全国领海警戒巡逻的062型护卫炮艇吨位小和适航性差，难以在南海海区活动造成的控制海区空白。表面上037型艇是猎潜艇，实际意义上不过是放大了的062型巡逻炮艇，利用扩大的空间安装了反潜火箭深弹武器系统。即便如此，这种390吨标准排水量的猎潜艇也只能抵达西沙群岛海域，更远的主权岛屿依旧处于失控状态。1966年后，065型护卫舰开始服役，虽然适航性和1 700吨的满载排水量完全可以满足南海边远地区的巡逻，但是武器系统只有火炮和反潜火箭深弹，在设计之初已经性能落后。中国海军对065型护卫舰也仅仅作为一种尝试和过渡型号，并没有打算真正大批量建造。只有大吨位的驱逐舰的数量增加，才能进一步加强对南海的控制。 远见与务实的态度 对于一个从来没有驱逐舰建造经验的国家来说，有可以遵循的规范和先例是最能减小风险的途径。在中苏关系破裂之前，两国正在进行引进苏联56型“科特林”级驱逐舰的接触。当关系彻底破裂，苏联开始撤走专家后，部分“科特林”驱逐舰的技术图纸已经转给了中国方面。6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设计“旅大”级驱逐舰时，这些技术资料成为了惟一的和最宝贵的借鉴，而事实证明中国并没有完全抄袭“科特林”。 “科特林”级驱逐舰是苏联海军奉行近海防御和掩护陆军濒海侧翼为作战使命的驱逐舰，因此在适航性和居住性上并不适应远洋航行。中国海军“旅大”级驱逐舰同样是以近海防御为主，大致与当时的苏联海军相当，但是中国海岸线没有苏联那样的浮冰带和永久冰缘阻塞，是南北连绵纬度变化很大的不冻海域，从靠近赤道的曾母暗沙到北纬42°以上，而且根据国家核战略取向，驱逐舰还有在北太平洋海区活动的需要。因此“旅大”级需要具备适合各种海区的性能。“旅大”级有一个比“科特林”级大很多的前后舰桥，使得能够安装更多的设备和有更大的室内作业空间，以避免各种气候和海况对执勤的影响。后烟囱前的甲板室上布置了备用舰桥和操舵室，防止主舰桥中弹通信和航海操舵等机构遭到破坏后，整艘舰失去指挥。据称后备用舰桥采取露天航海指挥甲板，操舵室布置在室内。露天航海指挥甲板有全套导航和通话系统，与主舰桥不同的是没有布置雷达和其他电子设备。此外“旅大”级较“科特林”级增大了排水量。正是这种吸收与发扬的设计，使得“旅大”级驱逐舰的适航性较好、升级改造余地较大，在很多年后还在继续改进和前往世界各国航行，而其原型“科特林”级在80年代已经因为无法改进升级，以及不能适应远洋航行而被淘汰。 以制海作战为主要使命的“旅大”级驱逐舰采用反舰导弹是最为合适的武器。当时确定“旅大”驱逐舰装备“海鹰”1号反舰导弹系统时，这种武器还没有完成研制试验，做出决定需要有一定的远见与胆识，同时也是一种能够最大限度规避风险的选择。至少当时这种武器系统已经证明有效和完成了导弹艇上的试射。当1970年“旅大”级驱逐舰服役时，其反舰作战能力已经超过了40年代的战列舰。6枚射程达50千米的“海鹰”1型反舰导弹能够在大口径海军舰炮射程2倍距离外，彻底摧毁所有类型的水面舰艇目标。制海作战能力超过了当时苏联和美国的在役驱逐舰。苏联当时装备的新型61型“卡辛”级驱逐舰只有4枚射程35千米的П-15“冥河”导弹。直到70年代后期，苏联的“现代”级服役后，其驱逐舰制海能力才超过了“旅大”级。而美国海军驱逐舰和巡洋舰直到1978年后才装备反舰导弹，此前尽管美国海军还装备有战列舰，但是这些舰只的制海能力都远逊于“旅大”级驱逐舰，需要依托航空母舰战斗群取得对中国制海驱逐舰的优势。 “旅大”级是中国海军布局最为紧凑成熟和完备美观的驱逐舰，这种紧凑和成熟正是继承了苏联的“科特林”的设计。对“科特林”级少量的改进和变更，使得”旅大”级的设计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完成，并很快建造投入现役。尽管有人指责其缺乏防空武器系统，70年代初期的“旅大”级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驱逐舰之一。70年代苏联和美国海军驱逐舰经常在大陆领海线外活动，“旅大”级驱逐舰凭借系统和大射程的导弹武器，可以在远处对其进行跟踪和监视，而07型“鞍山”级驱逐舰需要靠近伴随航行。整个60年代台湾国民党海军驱逐舰一直可以在大陆海岸附近活动，但在导弹艇和“旅大”级驱逐舰服役后，台湾国民党驱逐舰活动海区东移，退到了台湾以东海区。在离大陆海岸线600千米范围内近海作战的驱逐舰，由于受到强大的岸基航空兵支持，并不强调舰载防空武器系统。而且当时包括美国和苏联海军在内，除安装区域舰空导弹和高射炮外，驱逐舰并没有多少可以选择的防空武器系统，直到1970年舰空导弹系统不太可靠也不太有效。从这些情况来看，在60年代中期设计“旅大”级驱逐舰时，中国的远见和选择是正确的。 创新与问题 中国人在“旅大”级驱逐舰上最大的创新就是导弹发射装置，此前没有任何一种驱逐舰像“旅大”那样布置导弹，也从来没有那样的发射装置。1959年服役的苏联海军58型“肯达”级轻型巡洋舰安装了旋转仰俯导弹发射装置，不过这种装置是用于发射“柚子”远程反舰导弹，无论尺寸和布置方式，都不适合满载排水量只有3 670吨的“旅大”级，即便在苏联海军5 800吨的“肯达”级巡洋舰上也造成了稳性降低的现象。“旅大”级在相当于“科特林”级驱逐舰布置五联装533毫米鱼雷发射装置的位置布置导弹发射装置，虽然“海鹰”1号导弹尺寸大，但长度小于533毫米的热动力直航鱼雷。通过品字型布置3发导弹的方式，解决翼展占据横向空间过大造成布置多发导弹的困难。“旅大”级驱逐舰的导弹发射箱内部定向器，电缆布置等等，都与60年代初期的6621导弹艇相同，这样只要解决发射装置的并联结构强度和精度，以及解决发射架转向随动机构，使设计的风险最小，技术可行性最好。 这种发射装置缺点是只能进行较大舷角的射击，需要驱逐舰在攻击前偏转侧舷。曾经有观点贬低这种布置会造成发射准备时间稍长，而且舰艇发射时侧舷对敌，会造成雷达反射面积增加。实际上转动发射架的延迟根本不会对作战产生影响，而且还能够提前调整发射架射击角度。作战中目标还没有进入导弹射程就早已进入了“旅大”雷达截获距离，驱逐舰可以把握时机进行偏舷射击，并不在乎几秒钟的反应速度延迟，况且反舰导弹1975年后增加了射面指令，能够在发射装置的定向器射向基线与瞄准前置基线夹角很大的情况下开火，导弹升空后自动转向瞄准前置点方向。1978年后美国海军的“鱼叉”反舰导弹同样采取侧舷方向发射，这种模式一直沿用至今，且还将继续下去。至于侧舷射击导致反射面积增加的批评，本身就是一种现代吹毛求疵的观点。“旅大”级设计从来没有考虑过任何方向上的隐身，虽然正面对向敌方雷达能够一定程度上减小回波信号强度，却并不能达到使对方截获距离减小的程度。任何事务不仅仅是由定性来评判，更重要的是这种影响是否真正达到了影响作战的程度。不影响作战指标的缺陷，对于驱逐舰来说就不是缺陷。 “旅大”级的舰炮口径和布置方案都在模仿“科特林”级，不过当时没有相应的双联装130毫米舰炮可以选用，真正的海军舰炮只有07型“鞍山”级驱逐舰那样的人工装填的单管130毫米舰炮，显然不能满足70年代以后的需求和发展，甚至后期装舰的100毫米舰炮也是单管人工装填。惟一在结构上与“科特林”级舰炮相近的是50年代引进仿制的66型130毫米海岸炮。这种海岸炮是“科特林”级舰炮的简化型，去除了火炮稳定装置，以及自动装弹扬弹装置和炮塔炮瞄雷达，因为岸防炮在混凝土基座上，没有海上波浪的影响，而且主要遂行对海面目标射击，整个炮兵连采用1台322型校射雷达测量弹着点水柱反射信号进行修正。苏联海军“科特林”级的130毫米舰炮负有打击空中目标的使命，因此除在驱逐舰上配备射击指挥仪和对水面目标的校射雷达外，2座130毫米炮塔上还安装了可以跟踪空中目标的圆锥扫描炮瞄雷达。在设计“旅大”级时，在66型海岸炮基础上加以改进同样也是较为稳妥和别出心裁的主意。但是中国没有能够安装在炮塔上的小型炮瞄雷达，最终对海和对空解决办法是由炮塔右侧的光学矢量瞄准装置进行瞄准，而对海面目标射击则由舰桥上的343型校射雷达和光学指挥仪控制炮塔随动射击，与此同时补充研制了火炮稳定系统和扬弹系统。1976年这种由海岸炮改装发展而来的舰炮才最终定型为76式，此时已经在“旅大”级驱逐舰上使用了5年以上。 今天的标准看来这种舰炮不仅笨重，而且没有全天候的对空射击能力。实际上当时这种火炮对空射击是一种指标而已，没有太多实际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证明，100毫米以上的大口径高炮用来射击方位角和俯仰角变化极快的低空目标几乎很难命中，这个结论来自于对螺旋桨战斗机的防空作战，而1950年以后的喷气式战斗机速度要快得多，因此76型130毫米舰炮是否具备打击空中目标的能力已经无足轻重。 据1989年的美国《舰船》杂志报道，指出，“旅大”级的水密隔舱划分不合理，而且设计上没有注意隔舱管道和缆线过孔的处理，一旦中弹可能导致水密隔舱这些部位出现破裂，火灾会使缆线过孔变成漏孔。可见早期的“旅大”级设计抗损和抗沉性不佳，这归因于中国的设计队伍缺乏经验所致。此外“旅大”级艰苦的居住环境也是近年来倍受指责的方面，舰艇的居住性设计被简化到了极致，并没有达到能够使水兵保持良好生理状态进行各种气候条件下长时间海上执勤的程度。不过这些并没有被当时设计部门注意，甚至水兵们自己也没有引起广泛关注。 造成这些缺陷和问题的原因有经验上的也有思想上的。舰艇上很多结构细节方面的设计经验主要来自于常年的海上行动积累的经验。虽然“旅大”源自“科特林”级，但是“科特林”级本身也来自对现代海上作战舰艇经验不足的国家。中国近代建立海军以来，这方面的经验并没有持续的积累。晚清和民国前期接受过欧洲正规海军教育且具备大型舰艇海上使用经验的人员年事已高，很多已经前往海外。20年代至抗战结束之前，中国海军和船舶专业人员培养出现断层，抗战结束后受西方教育的年轻一代不仅经验同样不足。新中国从事设计海军作战舰只的人员最初是一伙朝气蓬勃但缺乏经验的年轻人，60年代中期这批人员迈入中年，所有经验来自理论和很少的中小型作战舰艇的设计实践，不如西方传统海军国家的设计部门对作战舰艇理解的透彻和老道。“旅大”级设计之初正值“文革”高峰，这场政治运动在打倒所谓的“走资派”的同时也摧毁了中国正在逐步走向正规的科研体系，这些刚刚准备大展身手的人才却被束缚了手脚。违背规律和一味过分强调“艰苦奋斗精神”的时代思潮，不合时宜的对舰艇设计产生了影响，这些综合因素的作用，使得“旅大”级在设计上存在问题也就在所难免。 60年代舰艇防空的观念 从50年代至今，中国海军的防空体系一直奉行水面舰艇与岸基航空兵协同的作战思想，在设计“旅大”级的时代，同样是这种体系思想。在这种作战样式中，海岸雷达、岸基作战飞机和水面舰艇共同构筑从海岸线向远海伸延的防御带，增加海岸要地的防空纵深。岸基航空兵主要承担水面舰艇防空武器射程以外的拦截和进攻，驱逐舰一类的大型水面舰艇则作为海岸警戒雷达的延伸和地平线天线盲区的补盲。中国驱逐舰还承担掩护战略导弹核潜艇穿越岛链，从大陆坡进入太平洋深海的使命，这些海区处于台湾和日本之间。在当时的形势下，遭到台湾国民党的袭击可能性极大。那些海区恰好出于大陆航空兵战斗机的最大作战半径边缘，造成大陆基地起飞的战斗机在大陆架边缘的作战空域留空时间不足，难以为驱逐舰提供持续的巡逻警戒掩护。在战斗机最大作战半径附近配备驱逐舰，能够获得远程空情通报，及时指挥调度，充分利用在最大作战半径附近少得可怜的留空时间。 诞生在“文革”极左时期的“旅大”级驱逐舰，必须考虑当时中国所处的极为不利的国际环境。60年代后期，中国北方边境苏联陈兵80个坦克和摩托化师，中美关系暂时没有缓解迹象，越南战争引起了中美作战飞机的交火，东部来自台湾的袭扰不断，全国都处于战备状态。一旦与台湾或当时的超级大国发生战争，大陆沿海城市的防空形势非常严峻。大陆沿海重要城市几乎没有防空纵深，如福州和厦门等，或者防空纵深不足，如上海和宁波等地。中国空军的地面防空系统技术水平和数量，都不能满足提供可靠的要地空防需要，而这些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对中国经济稳定有决定性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向海上伸延防空圈，增大要地防空纵深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将具有远程对空警戒雷达和低空警戒的驱逐舰部署到防空要地和敌方之间，能够使防空纵深增加上百海里。此外，由于驱逐舰是机动的平台，配备有强大的对空火力，敌方对雷达的定位和攻击都较打击岸基雷达困难。如果组成防空编队活动，敌方实施打击困难更大。 解决以上2个需求的主要办法是为驱逐舰配备远程对空警戒雷达。“旅大”级最早配备的远程对空警戒雷达是高空作用距离达380千米以上的515型UHF波段雷达，该波段能够沿海面伸延到水天线以外一段距离，因此对超低空目标探测距离也较微波波段雷达稍远，据称对50米高度飞行的低空目标作用距离可达60千米，但是515的距离误差较大。通常远程对空警戒雷达转速为每分钟6至12圈，数据刷新率不满足对60千米内高速超低空目标的警戒要求，容易造成2次接触间隔时间内目标突入距离大的危险情况，因此驱逐舰通常要同时配备转速高达每分钟12至24转的对海和低空近程搜索雷达，补充水天线通视范围内的快速搜索。“旅大”级驱逐舰上安装354型雷达充当对海和对低空目标警戒手段。 515和354雷达都是只能探测目标方位和进行测距的二坐标雷达，不能提供目标高度参数。对于拦截超低空目标来说，目标的高度参数并不重要，因为目标在远距离上贴近水面，处于光学指挥和瞄准器材的视场内，只要器材对准方位能够很快捕获。高空目标则需要在雷达指示方位上进行俯仰搜索才能确定目标位置，从而控制武器系统瞄准。而“旅大”级驱逐舰主要靠光学射击指挥仪和342炮瞄雷达完成对目标的俯仰搜索。 在60年代的防空作战观念中，依旧偏重对中高空目标的打击。因为无论是作战飞机和当时的反舰导弹，都是采取300米以上高度飞行。客观世界对攻防双方都是平等的，超低空使得驱逐舰防空雷达视界受水天线遮挡，同样也遮挡战斗机的雷达搜索视界。而且当时自动驾驶仪响应速度和冗余以及传感器精度也不能可靠保证战斗机进行长时间的超低空飞行，因此航空兵在进行反舰作战时，通常采取中高空飞行，在接近目标后才进行各种机动。这样使得驱逐舰雷达远程截获目标的几率大大增加。 对于世界各国海军来说，60年代是驱逐舰防空系统发展的转折时期。水面舰艇面临高速喷气战斗机和反舰导弹的双重威胁，却没有一种防空武器被实战证明对此有效。对抗导弹惟一的战例就是1967年以色列海军“埃拉特”号驱逐舰的作战，但却是失败的经验。当埃及导弹艇发射的“冥河”导弹进入40毫米舰炮杀伤界限内时，正处于自导战斗段，急速调整飞行方向冲向目标。因此舰上以色列军官首先看见导弹航路仿佛会从舰尾后通过，然后急速右转冲向“埃拉特”号，高射炮拦截这种机动的目标误差急剧增加。此后很多年内中国并没有直接从以色列方面得到相关的细节，因此“旅大”级的设计并没有真正引入反舰导弹时代的防空观念，还是以打击战斗机一类的空中目标为主要作战对象。 由于中国国内除高射炮以外，没有能够使用的舰空导弹武器系统，因此“旅大”选择 61式自动双联装37毫米和61式双联装25毫米舰炮是必然的。中国海军的设计指导思想也没有脱离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模式，采用密集的高射炮火力拦截目标的战法当时是很有市场和深入人心，并认为同时能够兼顾对海面目标的打击。在此前17年间与国民党海军舰艇的海战中，小口径自动炮的确取得了很好的战绩。“旅大”级驱逐舰的前后加班室和后舰桥两侧平台上各装有1门37毫米自动高射炮，这样能够在驱逐舰各个方向都至少有一座双37炮杀伤区，两舷能够由3门双37毫米炮的构成相互重叠杀伤区。4门双25毫米自动炮布置在前舰桥两侧，能够增强两舷的防空火力密度。双37毫米自动炮有雷达和指挥仪控制，而双25毫米自动炮只有耳机语音通话，需要炮手人工操纵火炮，用游丝瞄准具自行估计提前量开火。“旅大”级驱逐舰也是当时世界上高射炮数量最多的驱逐舰之一。 在有岸基航空兵可靠保障条件下，“旅大”级驱逐舰的防空系统配备是足够应付空中威胁，但当时中国岸基航空兵的保障并不可靠。海军航空兵和空军主要作战飞机是昼间型的歼-6，部署在前沿的歼击航空兵师编入了夜航大队，配备了安装雷达的歼-6甲和歼-5甲型全天候战斗机。当时美国制造的战斗机都普遍安装有火控雷达，天线能够在大视角范围内搜索目标，且预警机也大量部署使用，整个体系在发现目标和指挥控制上相对中国防空体系有巨大优势。全天候的歼-6甲和歼-5甲型歼击机的雷达只是专用的方位搜索和测距，测距前需要将机头指向对准目标，因此雷达引导非常重要。中国岸基战斗机在靠近海岸空域依靠地面雷达引导，在远离海岸空域转交驱逐舰雷达引导，这种交接需要良好的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保障。当时恰恰没有相应系统支持这种作战模式，通过无线电语音控制空舰、岸舰和空地指挥，以及人工标图，只能引导小批次的作战，在瞬息万变和大规模的防空作战中，这种指挥体系和作业办法难以胜任，直到80年代中国海空军的这类系统才逐渐有所改善，90年代则推出了全新的驱逐舰综合作战指挥系统。这种由改善到全新系统的设计，正是建立在“旅大”级驱逐舰的设计和使用经验基础之上。 我们的差距 “旅大”级驱逐舰的建造是思想和工业技术的巨大进步，但是这种进步仅仅是从无到有的飞跃，相对世界发达国家依旧相差了一个时代。布局上“旅大”级是继承了“科特林”级，作战样式上则更接近57型“克鲁普尼”级驱逐舰。这些驱逐舰都是50年代初期苏联海军作战思想的产物，在60年代已经开始变更用途。当中国还在按照苏联50年代初期的思想设计“旅大”级驱逐舰的时候，发达国家已经开始研制和建造面对70年代作战模式的驱逐舰。其中英国开始建造42型“谢菲尔德”级驱逐舰，美国在建造“斯普鲁恩斯”级驱逐舰，苏联也在设计“现代”级和“勇敢”级驱逐舰。这些驱逐舰从60年代末开始逐渐服役，在作战能力和技术水平上远远超越了中国基于50年代水平和掺杂60年代初期理念的“旅大”级。 50年代初美国和西方提出了驱逐舰作战指挥中心的设计，将以往分开布置在各个舱室的雷达、声呐和电子系统等集中布置在一个指挥中心内，并将这些相互独立工作的装置用通信电缆连接起来，统一控制舰上作战和航行系统。这种设想最初来自于对不断增加的设备带来的烦恼。早期驱逐舰上简陋的设备在布置和使用上没有多少麻烦，操纵员及时通知指挥舰桥就行，随着设备越来越多，系统越来越复杂，各种设备的操纵人员通话使指挥舰桥的扬声器乱得一塌糊涂，加上口语的随意性，使指挥人员要花时间弄明白通话内容和意思。在越来越快的现代海上攻防作战条件下，这成为了非常致命的问题，而且那些设备在没有统一布置设计的老式舰艇上胡乱充斥各个舱室，也很难集中有经验的士官对操作手是否失误进行监督。因此美国海军很多舰艇在60年代进行了这方面的改进，将设备统统搬到一起集中布置，部分设备之间还用通信电缆连接，能够相互传递数据信号。在60年代末期开始建造的驱逐舰上，不仅有能将设备集中布置的作战指挥中心，而且各个设备和系统之间已经能够完全互连和共享数据。 直到80年代初期建造的“旅大”级驱逐舰上的设备，还是分散布置在舰艇各个舱室中，没有集中起来，更没有作战指挥中心的形态。单台设备只与规定的分系统连接，而分系统之间的连接没有完成，相当于处在美国海军60年代初期的状况。这种状况在70年代之前造成的漏洞还不很明显，而在70年代中期以后小型反舰导弹开始普及以及电子对抗水平极大提高的情况下，却变成了致命的缺陷。单独分散布置的设备会造成多种探测系统之间难以确定看到的是否同一个目标，严重影响干扰环境下真假目标的判别。当时中国海军士兵和军官的文化素质差，兵役制度又无法保证经验丰富的技术水兵留在部队长期服役，技术兵种的教育也跟不上需要，使得设备使用很难保证是否正确或正常。少量有经验的军官需要配备在舰桥指挥岗位，或者往来奔波于各个设备舱室进行监督指导。 问题和差距从来就是过程中逐渐显现的，中国海军驱逐舰的设计和使用经验就是这样从零到有逐步积累。致深感受往往代价沉重和极其宝贵，正是这些经验与教训促进装备与思想的进步，“旅大”级驱逐舰就是38年前奠定中国海军现代舰船发展的一块基石。 （作者：泽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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