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日内瓦会议：周恩来总理舌战十六国阵营(1)

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图片来源：人民网）

    1954年4月，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在日内瓦举行。不久前还在朝鲜战场上短兵相接仍处于敌对状态的中美两国代表同时来到日内瓦。中国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首次以大国身份参加会议，就与以杜勒斯为代表的“十六国”，在日内瓦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激战。周恩来通过台前幕后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不但打击了美国霸权主义的嚣张气焰，也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

    语惊四座的亮相发言

    为了促进朝鲜的和平统一，朝、中、苏三方代表在会上，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共势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4月27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外相根据中、苏、朝三方在会前商定的方案，提出了一项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其中包括6个月外国军队撤退、全国举行自由选举、恢复朝鲜的和平统一三项内容。

    4月28日，杜勒斯在会上为美军永久性驻扎朝鲜辩护说：“苏联的目的一直是把北朝鲜变成一个卫星国，并且可能的话，将他们的统治扩展到整个朝鲜。而美国不希望美军无限期地留在朝鲜，美国和韩国签订的共同安全条约不含有侵略的目的。”杜勒斯还提出了实现所谓“联合国统一朝鲜”的决议案，强调：美国拒绝从朝鲜撤军，并要求中国军队撤出朝鲜。

    杜勒斯发言时，周恩来一直在认真地倾听。待他发言结束后，周恩来镇定地走上讲台。周恩来首先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对亚洲问题，特别是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立场，谴责美国在亚洲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持南日外相关于恢复朝鲜国家统一的三项建议。周恩来发言说：南日的建议是完全公平合理的，“我们希望会议的参加者郑重地考虑这一建议，使这一建议成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的基础”。周恩来还进一步指出：朝鲜战争是美国侵略朝鲜，干涉朝鲜内政。美国还同时侵略了台湾，美国才是真正的侵略者。

    周恩来虽然也拿着讲话稿，但针对杜勒斯强词夺理的发言内容，临时作了一些调整，义正词严地说：“杜勒斯刚才的发言完全违反亚洲人民的利益。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美国在亚洲推行的侵略政策，是造成亚洲局势紧张和不安的根源。”美国在亚洲的“侵略行动应该被制止，亚洲的和平应该得到保证，亚洲各国的独立和主权应该得到尊重，亚洲人民的民族权利和自由应该得到保障，对亚洲各国内政的干涉应立刻停止，在亚洲各国的外国军事基地应该撤出，驻在亚洲各国的外国军队应该撤退。”“我们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和维护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国家制度不受外来干涉的权利；同时，我们也要求其他国家用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世界各国都遵守这些原则，我们认为，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的世界各国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周恩来的讲话，赢得了许多国家代表的称赞和好评。

    杜勒斯对周恩来无懈可击的讲话感到十分不安和恼火，他在向美国国内电告会议情况时称：“周恩来的发言在措辞和内容上都是标准的中共式的新闻宣传，但与会各国都相信周的蛊惑宣传，使我比以前更清楚地感到了这么一种可能，即美国对印度支那的任何公开干涉，都将导致中国对亚洲事务的公开干涉，真使人头痛！”

    通过几天的会议，周恩来意识到美国及其他西方大国根本没有解决朝鲜问题的诚意。

    4月28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共中央：根据三天会议的情况，朝鲜问题形成僵持局面，因美国不打算解决问题，法国对朝鲜问题又不发言，英国也表示不想发言。但我们并没有失去解决朝鲜问题的信心。

    5月1，周恩来出席同美、苏、英、法和南、北朝鲜外长举行的关于朝鲜问题的一般性非正式会议，再次驳斥了杜勒斯提出的关于朝鲜问题备忘录中的四点意见。5月3日，在继续讨论朝鲜问题的会议上，周恩来又着重批驳了美国以联合国为招牌的侵略行为。他指出：美国发动武装干涉朝鲜的战争后，操纵联合国“非法地追认了美国的这一侵略行动。这就将联合国置于朝鲜战争中交战一方的地位，因而使它失去了公平处理朝鲜问题的资格”。以后，联合国又“不顾中国和世界公正舆论关于美军不应超过三八线的警告，批准了美国扩大侵略战争和统治全朝鲜的计划”。联合国不仅对中国控诉美国侵占中国台湾的行动置之不理，反而诽谤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反抗侵略、援助朝鲜的正义行为，诬蔑中国为侵略者。“这些情况严重地破坏了联合国的威信，并使联合国丧失了处理朝鲜问题和其他亚洲问题的道义力量”。同时，“由于美国利用联合国的名义拖延停战谈判，并阻挠政治会议的召开，就更加证明联合国已无能力处理朝鲜问题，因而我们现在才在这里举行这个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会议。我们这个会议与联合国毫无关系。但是，美国代表却硬要朝鲜人民执行联合国的非法决议，同意由联合国监督朝鲜的选举，岂非无理之至”。“为了使朝鲜人民得以在不受外国干涉的条件下和平解决自己的问题，有军队在朝鲜的各国应该达成协议，定期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周恩来的发言合情合理，并且得到了参会国的赞赏。

    一次休息时，加拿大代表悄悄对中国代表说，他听了周恩来的发言，认为合乎情理。中国代表马上把他的话反映给周恩来，周恩来听后十分高兴。谁知休息过后，加拿大代表发言，又将杜勒斯的提案大加发挥，还重复美国对中国的攻击，污蔑中国挑起朝鲜战争，是侵略者等等。可是会后遇到中国代表，他们又主动握手，并抱歉地说请原谅，他必须要听美国的话，照美国的意思讲话，不能越雷池一步。西方盟国的这一举动说明他们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在随后的斗争中，周恩来调整了对付他们的策略，注重利用矛盾，分化瓦解，争取多数，以孤立美国为代表的顽固派。

    5月30日，杜勒斯借口国内事务繁忙而离开日内瓦，留下副国务卿史密斯代理首席代表继续参加会议。杜勒斯开始由前台转为在幕后指挥。一天会议休息中间，史密斯端着酒杯主动走过来与周恩来的翻译浦寿昌攀谈，夸浦英语讲得很好，是地道的美国音。问他是在哪学的，还赞扬了中国的古代文化，说了一些友好的话。浦寿昌回去后，立即将此事报告给了周恩来。周恩来说：“好啊，既然史密斯愿意而且敢于同我们接触，那明天休息时，我找他谈谈。”

    第二天会议休息时，各国代表挤满了休息大厅。在王炳南的安排下，周恩来步入大厅，看到史密斯正在酒吧的柜台边喝饮料，于是便从容地走过去。当周恩来走到史密斯面前伸出右手时，史密斯一时没能反应过来，慌忙中顺势用左手握住周恩来的右腕摇了几下胳膊。周恩来并未介意，并用友好的语气同他聊了一阵。

    由于美国及韩国的顽固立场和层层阻挠，解决朝鲜问题的会谈虽然进行了多次，但仍无实质性进展。与此同时，美国代表团又接到国内指示：一定要使会谈破裂，不许达成任何协议。随后，美国代表团开始了紧张的幕后活动，采用说服和压制手段，迫使参加“联合国军”的国家同意拟定一个所谓“十六国宣言”。

    美国代表的异常活动，引起了苏联和中国代表团的警觉。与此同时，苏联代表莫洛托夫通知周恩来说：有迹象表明美国要突然停会。

    在周恩来的建议下，6月14日晚上，中国、苏联、朝鲜三国代表召开会议，商讨对策。最后一致认为：现已不可能在会上从容地提出原定的方案，必须争取在最后一次会议上把全部牌都打出来。鉴于此，中方再次建议尽早提出方案，这样能使对方处于不利的被动地位，并对会议破裂负有更大的责任。经商议，3国代表共同制定了在15日会议上的行动方案。

    影响深远的巅峰对决

    6月15日，会议继续讨论朝鲜问题。这次会议由英国外相艾登担任主席。会议开始不久，艾登就宣布要提前闭会。此时，中、苏、朝按事先准备的方案，立即采取了措施：首先，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相南日提出关于保证朝鲜和平状态的六点新建议，谋求“在成立一个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接下来，周恩来发言表示完全支持南日提出的关于保证朝鲜和平状态的六项新建议，指出：“六项建议提供了保证朝鲜和平发展的基本条件。”“建议本会议召开中、苏、英、美、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七国参加的限制性会议，讨论巩固朝鲜和平的有关措施。”周恩来讲完后，莫洛托夫接着发言。他说：“我支持南日外相所提出的六项建议，并提议与会的19国发表关于不威胁朝鲜和平的共同宣言。”随即，莫洛托夫宣读了宣言草案：“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各国业已同意在等待朝鲜问题最后解决的期间，任何国家不得采取任何可能对维持朝鲜和平构成威胁的行动。与会者表示相信，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为了和平的利益将依照本宣言而行动。”

    这3个建议一下子打乱了美国的阵脚，会场内一时大乱，西方代表面面相觑，艾登连忙宣布暂时休会。在休会时，美国紧急召集16国代表开了40分钟的秘密会议，统一思想，磋商对策。复会后，史密斯首先发言，他根本不提南日的六项建议，只看着莫洛托夫说：“我拒绝莫洛托夫外长的建议。因为朝鲜停战协定早有规定，没必要再议。”随后澳大利亚、菲律宾、比利时的代表随声附和，都表示拒绝南日外相和莫洛托夫的建议。但从代表发言时的神态可以看出，他们的讲话并不是自己独立的想法。比利时代表斯巴克的发言更证实了这点。他面无表情地说：“不接受这一建议的理由就是因为刚才美国代表反对这一建议。否则这一建议是可以接受的。”接着泰国代表宣读了《十六国宣言》，再次企图强行结束对朝鲜问题的讨论。

    此时，周恩来意识到会议已经到了即将破裂的关键时刻，但16国并不是铁板一块，还可以作最后一次争取，即使达不成协议，至少可以争取人心，这对诞生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十分重要。

    于是，周恩来站了起来再次发言：“我完全支持莫洛托夫外长关于与会各国发表共同宣言的建议。很遗憾的是，就连这样一个表示愿望的建议也被美国代表毫无道理地断然拒绝了。情况虽然如此，我们仍然有义务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达成某种协议。”周恩来接着把声音放慢，两眼扫视了一下会场，严肃地说：“我提一个两句话的草案……”立时，会场安静下来。周恩来随即开始表述说：“日内瓦与会国家达成协议，他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关于恢复适当谈判的时间和地点的问题，将由有关国家另行商定。”随后，周恩来又提高声音强调说：“如果这一个建议都被 '联合国'有关国家拒绝，那么这种拒绝协商和解的精神，将为国际社会留下一个极不良的影响。”周恩来话音刚落，莫洛托夫便站了起来，大声说道：“妙极了，只有周恩来能挽狂澜于即倒！”

    与会各国代表无不为周恩来的坦诚而动情。就连一些美国的仆从国代表也纷纷点头表示赞同周恩来的两句话协议。比利时外长斯巴克说：“周恩来的意见有合理成分，可以研究。”并说：“周恩来外长的建议和十六国宣言精神不矛盾。希望以后恢复对朝鲜问题的讨论。”接着，周恩来抓住时机第三次发言：“如果十六国宣言只是一方面的宣言，而日内瓦会议有19个国家参加。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共同协议的形式来表示这一共同愿望呢？难道我们来参加这一会议却连这点和解精神都没有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不能不表示很大的遗憾。”斯巴克马上接过来：“我本人赞成大家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所提出的这个建议。”史密斯瞪着眼睛看着斯巴克，同时还写了一张字条派人送给斯巴克。

    此时，南朝鲜代表举手并高喊：“比利时不能代表联合国16个国家，也不能代表南朝鲜……”经过一阵唇枪舌剑，担任会议主席的英国外相艾登最后宣布：“周恩来的建议应该受到最认真的考虑，如果没有不同意见我将宣布周恩来总理的建议成为会议双方的一致意见。”会场出现了短时间的寂静，没有人表示反对。这时各国代表把目光又都投向了美国代表。史密斯如坐针毡，进退两难：若表示同意，将违反美国政府命令；欲表示反对，美国将陷入完全孤立的境地。在众目睽睽之下，史密斯不得不站起来，强作镇定地说：“在未曾请示我国政府的情况，我只能拒绝这项建议。”周恩来乘胜追击，以缓慢和沉稳的语气第四次发言。他说：“我对比利时外长所表现的和解精神感到很满意。会议主席的态度也值得提及。然而我必须同时指出，美国代表立刻表示反对并进行阻挠，这就使我们大家都了解到了美国代表如何阻挠日内瓦会议，并阻止达成即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议。”会场鸦雀无声。周恩来略微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要求把我刚才的发言载入会议记录。”会议主席艾登马上表示同意。

    因美国的无理阻挠和破坏，加之其同盟国的敢怒不敢言，历时51天的日内瓦会议，最终在没有达成任何关于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下宣告结束。

    然而周恩来在此次会议上入情入理、深刻尖锐、机敏聪慧的发言，不但展示了他的智慧、风度和超人的外交艺术才华，而且也赢得了与会代表的尊敬。

    在日内瓦会议的最后一天，周恩来正在休息室里与人聊天，史密斯微笑着走近周恩来诚恳地说：“会议即将结束，能够在这里与你相识，我感到非常荣幸和高兴，你们在这次会议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希望不管朝鲜也好，越南也好，都能恢复和平！”史密斯说罢，抓住周恩来的胳膊摇晃几下后，便笑眯眯地走开了。6月16日，会议主席艾登在日内瓦专门宴请周恩来。当记者提问此事时，艾登郑重地说：“跟中国的周恩来打交道，我当然乐意。”艾登还在向英国政府报告会议情况时写道：“联合国不能指望没有得到中国周恩来和两个朝鲜代表同意的情况下解决朝鲜问题。”

    1954年4月，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赴日内瓦，出席讨论朝鲜问题及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这是新中国首次作为五大国之一登上国际政治舞台，因此备受世人的关注。日内瓦会议开了两个多月，由于美国的极力阻挠，进行得异常艰苦，特别是在朝鲜问题上，与会各方经过激烈争论，最终仍没能达成任何协议。

    按照会议日程，6月15日是会议的第15次会议，也是关于朝鲜问题的最后一次会议。此时，继续谋求达成协议已不可能，周恩来审时度势，经过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和朝鲜外相南日协商，决定在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把分化瓦解以美国为首的16国阵营、揭露美国阻挠朝鲜和平进程的真正面目作为斗争的重点。

    解密档案中有一份周恩来当时发给毛泽东的电报，报告了准备采取的策略：

    十四日晚苏朝中三方商谈关于朝鲜问题的对策，估计对方不会接受六月五日莫洛托夫的五项原则，因对方早已在会外散布准备在十五日大会上即结束会议的空气。我方原定第二方案(关于巩固朝鲜和平问题)和原定作为最后一步的补充建议，现在已不可能从容地提出，必须争取在最后一次会议上把全部牌都打出来，即使不能挽救会议于马上破裂，亦足以使对方处于不利地位。我建议案提得愈低，就使对方愈被动，使对方破裂愈困难，愈无理由，并使对方对破裂负更大的责任。因此，商定十五日大会上我方部署如下：由南日提出保证朝鲜和平的建议；由我表示支持南日建议，并建议召开七国限制性会议；由莫洛托夫提出保证不威胁朝鲜和平的宣言。这些建议估计对方都不会接受，最后由我提出最低的建议，即只表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共同愿望和另行商定恢复谈判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因美国的方针是根本不要达成任何协议，估计连这最低的建议也不会接受。

    会议的进展果然如周恩来所料，朝鲜和苏联代表的建议一经提出，就立即遭到以美国为首的16国的反对。按照既定策略，周恩来随即发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认为，情况虽然如此，我们仍然有义务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达成某种协议。虽然刚才许多与会国家代表同样不加考虑地拒绝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日外相关于保证朝鲜和平的建议，使我们目前对于保证朝鲜和平的问题也无法达成协议，但是对于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获致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的愿望应该是共同的。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建议：“日内瓦会议与会国家达成协议，它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关于恢复适当谈判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将由有关国家另行商定。”

    周恩来的发言显然打乱了美国的既定部署。就在周恩来发言之后，比利时外长斯巴克发言，表示不反对周恩来建议的精神。这时，作为会议主席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发言，承认周恩来的建议体现了这次会议的精神，并问大家能否认为会议已接受了中国的建议。

    眼看着自己的阵营出现了分裂，美国代表、副国务卿史密斯坐不住了，表示在没有同美国政府商谈之前，不接受周恩来的建议。

    见美国人反对，艾登显得有些尴尬。他赶紧见风使舵，以会议没有表决程序为由，提议不对周恩来的建议达成协议，而只是将这个提议写到会议的记录当中。

    尽管中方的建议没有成为会议决议，但是，16国铁板一块的阵势被打乱，美国阻挠、破坏日内瓦会议的真实面目暴露无遗，中方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一名采访会议的美联社记者事后感叹：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把他的外交智慧和才能展现得淋漓尽致。

    一提到日内瓦会议，很多人马上就会想起当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跟周恩来握手的传闻，就连大名鼎鼎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也在他的《白宫岁月》中说“周恩来对1954年杜勒斯拒绝和他握手的怠慢之举耿耿于怀。”而若干年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则为了弥补杜勒斯的无礼之举，在1972年他访问中国走下飞机舷梯时，主动向周恩来伸出手来，云云。

    可见该传闻已是世界性的，且有相当档次了。除了流传之广，传闻之绘声绘色，非当时即跟随周恩来左右，决不可能看得如此真切。

    然而，据作为中国代表团秘书长，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始终陪伴在周恩来左右的王炳南回忆，所谓拒绝握手之说，纯属演绎。

    对此，王炳南曾回忆道：

    有人说，在日内瓦期间，周恩来总理要同杜勒斯握手，被杜勒斯拒绝了。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在整个会议期间，我始终在周总理左右。开会时，每次都是我陪着周总理入场。事先我对于从哪个门进去，座位在哪里，都了解得很清楚。我在前引路，周总理和代表团成员跟着我一直进入我们的座位。

    会场座位是按每个国家的英文名称的第一个字母排列的。中国CHINA，C在前，美国USA，U排在后面，和苏联代表团在一起，距离我们很远。国联大厦会议大厅有好几个入口处，我们同美国代表团不是从同一门进入会场，不可能碰在一起。会议中间有15分钟休息，代表团成员可以到餐厅、酒吧间去吃点心、喝咖啡、茶和酒。我们代表团从不和美国代表团聚在一起。而且，总理非常审慎和严谨。杜勒斯是坚决反共的头子，总理从来就没想去和他握手。

    据说，会议期间曾有记者问美方代表史密斯：

    “杜勒斯和周恩来有没有什么接触？”

    史密斯回答：

    “如果有接触的话，那就是我们在卫生间用过同一条手巾。”

    还有美国记者报道说：“虽然杜勒斯差不多每天都和周恩来在同一间房间里，但他从没有和他碰头，也没有和他说过话。”

    笔者也借助外交档案反复查证，始终没有发现相关的记载，应该说，王炳南的回忆是真实可靠和具有权威性的。

    其实，即使是处于敌对状态的两个国家，其外交官也是可以握手的，这是外交礼节，而不是原则问题。

    王炳南在外交部曾经处理过一件事情。当时，中国驻丹麦的一个武官应邀前往一个军事俱乐部参加活动，在那里跟美国武官碰上了。美国武官上来握手，被我们的武官断然拒绝，使在场的人都感到很尴尬。

    这件事一直报告到周恩来那里。后来外交部做出规定，如果在外交场合碰到美国人，我们不主动上前跟他握手，但是如果对方来跟我们握手，也不要拒绝，要礼尚往来。

    拒绝握手之说虽是杜撰，但当时中美关系之紧张，以致连双方的握手都较引人注意却也是事实。

    美国人是带着对中国的敌视来到日内瓦的。

    前面说过，美国本来是坚决反对邀请中国作为五大国之一出席会议的，但是，如果没有中国的参加，无论是朝鲜问题还是印度支那问题，都不可能得到解决，最后只好妥协一步。

    杜勒斯这个人是律师出身，是个极端反苏反华和仇视共产主义的人。他在军队里服役的时候升至陆军少校，1949年出任参议员，随后担任总统的私人代表和国务院顾问。

    1953年1月，杜勒斯出任美国国务卿，一直推行反共政策。他曾策划和组织了片面对日和约，极力主张将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而且是对华封锁、遏制政策的积极倡导者。他曾经叫嚣，要“以一切可能利用的手段来同共产主义作斗争。”并制订了所谓对共产党国家实施“大规模报复”的战略计划。

    作为美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团长，他在制定与会方针的时候，特别强调要孤立和打击中国代表团，不许跟中国代表团人员接触，包括不许跟中国代表团人员握手。

    日内瓦会议开幕那天，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入场后，首先来到莫洛托夫面前跟他握手。莫洛托夫当即把把艾登介绍给周恩来，两人随即握手致意，气氛顿时变得非常和谐，在场的记者按动快门，记录下这一场面。

    第三天是艾登担任会议主席。

    受头一天场面的启发，艾登想照莫洛托夫那样，介绍杜勒斯跟周恩来握手。

    艾登事先通过杜威廉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宦乡，想先征求一下周恩来的意见。如果周恩来同意，艾登再去跟杜勒斯商量。

    宦乡把英国人的意思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表示同意艾登的建议。

    其实，即使是处于敌对状态下，双方人员在外交场合握手，也不过是一般的外交礼节而已，大可不必过于死板和僵硬，更没有必要小题大做。

    艾登于是去征询杜勒斯的意见。

    杜勒斯却表示，他不能接受艾登的建议，而且他还对艾登跟周恩来的接触非常不满。

    结果让艾登讨了个没趣。

    在会议期间，除了美国人之外，其他代表团跟中国代表团的交往大都比较融洽，虽然会议之上难免有尖锐的交锋，但会里会外的礼节还是讲究的。相反，杜勒斯却感到很窘，会议开始刚一个星期，便打道回府，由副国务卿史密斯留下应付门面。

    事实上，在这样一个大型多边国际会议上，代表团之间完全不接触几乎是不可能的。

    7月18日，举行第二十三次限制性会议。

    会议休息期间，大家来到休息厅闲谈。因为中间有二十多天的休会，大家再次见面，相互问候。

    这时，史密斯主动来到担任周恩来翻译的浦寿昌跟前交谈。周恩来看到后，走过来跟他打招呼，并向他伸过手去。

    史密斯大概是碍于杜勒斯不许跟中国代表团人员握手的规矩，没好作表示。这当然有失风度和外交礼仪。对此，史密斯感到非常难堪。

    解密档案中记录了这次谈话：

    史密斯：你这次作了很远的旅行，又绕了很远的路回来。(指周恩来休会期间对印度和缅甸的访问---作者注)

    周恩来：是的。欢迎你回来。

    史密斯：我的夫人对于你送的书非常喜爱，她要我向你致谢。我希望我们两国会趋向于更好的相互了解。

    周恩来：我也希望如此。

    随后，周恩来过去跟法国外长交谈，史密斯很不好意思地凑上来，插话道：

    “每次我走近周恩来先生，记者就会说我和周恩来先生握手了。”

    周恩来答道：“我已经伸出手来了。”

    史密斯赶紧辩解：“我刚才一手拿香烟，一手拿杯子。下回我会伸得比您快。”

    周恩来淡淡一笑，没予理会。

    第二天，日内瓦会议结束。各国代表团来到休息室相互道别。史密斯也来了。

    当周恩来走进休息室的时候，史密斯赶紧上来搭话：

    “我刚才怕讨论下去又要发生分歧，这样简短结束很好。”

    史密斯说着，伸出右手握住周恩来的左臂，这样，即没有破了杜勒斯不准跟中国人握手的规矩，又弥补了昨天的失礼。

    “当今世界，解决任何重大国际问题都不能离开中国和周恩来”

    新中国成立的第五个年头，1954年。

    新中国在世界上还只有少数国家承认，主要的西方国家仍坚持不承认的立场。

    然而，一个西方主要国家的外交家却敏锐地感觉到：“当今世界，解决任何重大国际问题，都不能离开中国和周恩来。”他还告诫他的西方盟友：“你们早晚都会清楚，周恩来是个不平凡的人。”

    这位外交家就是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他是在日内瓦会议期间讲这番话的。

    19日，中国政府任命周恩来为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出发前，周恩来召开代表团全体会议，他说：“如今，我们是作为一个大国，到日内瓦去参加一个正式的国际会议，是登国际舞台了，因此要唱文戏，文戏中有武戏，但总归是一个正规戏，舞台戏。”

    24日下午，中国代表团抵达日内瓦宽特兰机场。几百名记者早已在此等候。当周恩来身着黑色中山装，外套深灰色夹大衣，头戴黑色礼帽，神采奕奕地走下舷梯时，记者们纷纷拥上前去拍照。

    一时间，周恩来成了西方记者争先报道的中心人物。

    这可气坏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因为与周恩来相比，西方记者对他的报道太平淡了。尽管马歇尔曾称赞周恩来为世界级大外交家，但杜勒斯对他同胞的称赞却很不服气。包括他的部下，也不把中国代表团放在眼里。

    不过，杜勒斯就是杜勒斯。他对下属的这种轻敌思想严厉训斥道：“周恩来不是乡巴佬，更非等闲之辈--向美国外交官传达我的命令，不准任何人与中国代表握手，除非我们的汽车相撞。”

    杜勒斯的态度很明确，既要敌视，又不能轻视。

    作为一个著名的外交家，杜勒斯也不敢在与对手交手前就先输一着。他决心要赢得这场挑战。

    26日下午3时，会议在莱蒙湖畔的瑞士国防联盟大厦隆重开幕。

    参加会议的20个成员国，美国与中苏双方力量的对比为16比4。杜勒斯认为稳操胜券，他首先选准周恩来一比高低，所以故意将自己的发言由27日改为28日，与周恩来在同一天发言。

    28日，不可一世的杜勒斯旁若无人地走上发言席，向中国发动猛烈攻击，把发动和进行朝鲜战争的责任推给中国，要求中国军队撤出朝鲜。杜勒斯讲完后阴沉着脸走下讲台，径直走出会场，绝尘而去。留下副国务卿、代表团副团长史密斯听会。

    接着，周恩来健步走上发言席，他发言语调平和，富有哲理。对杜勒斯的发言进行了批驳，主张通过和平谈判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发言立即引起强烈反响。

    杜勒斯和周恩来的发言形成了尖锐对立。双方观点泾渭分明，势不两立。

    周恩来首先与苏联、朝鲜、越南代表研究对付杜勒斯的策略。

    杜勒斯也要他的副手史密斯了解周恩来，寻找对付周恩来的办法。

    在小型会议上，周恩来当面“将”了杜勒斯一“军”说：“我们到这里来是解决问题的，不是来跟你们吵架的，不要摆出一副指责别人的架势。你们讲话没有提出具体的建议，你究竟准备怎么解决，把你的方案拿出来嘛。”

    杜勒斯被这一“将”，乱了阵脚，慌乱之中提不出任何合理建议，语无伦次地强调必须经由联合国监督朝鲜选举。

    对杜勒斯的“高见”，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联合国已是朝鲜战争的交战一方，根本无此资格。杜勒斯被驳得哑口无言。

    几个回合下来，杜勒斯才真正感到他的对手的厉害，于会议开始后一个星期动身回国。

    史密斯更不是周恩来的对手，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也明白这一点，因此指示史密斯在6月15日的会议上结束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

    6月15日，是讨论朝鲜问题的最后一次会议，双方谁也不想放弃这最后的机会。

    当天的会议主席由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担任。周恩来针对对方的发言，先后四次抓住机会发言。会议主席采纳了周恩来发言的内容。

    在这期间，人们惊奇地发现，周恩来创造了奇迹，他以高超的智慧和娴熟的外交斗争才能，使美国二战后在国际上第一次陷入狼狈不堪的境地，大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周恩来的名字已使对方听了生畏。

    莫洛托夫通过日内瓦会议与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分别时，两人紧紧握手，依依惜别。

    艾登对周恩来充满敬佩，专门向周恩来致谢：“衷心感谢周恩来总理阁下，在日内瓦会议中给予我作为会议主席的巨大帮助。周先生在会议中起了别人不能起的卓越作用。没有您的帮助，印度支那问题达成协议是不可想象的，说不定我们早已散会回家了。我们英国还极其重视此次英中两国已建立的关系，希望今后两国抱着同样的信心维持这一联系。”

    日内瓦会议是周恩来首次以五大国外交部长身份参加的大型国际会议，会议期间，他与各国代表频繁接触，迅速打开了外交局面，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日益扩大，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明显提高。周恩来虽然是第一次登上国际舞台，但却成了会议的中心人物，他那端庄的风采和潇洒的举止，从容镇定的形态，善于协调的艺术，给与会者以及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恩来用自己的言行征服了世界，人们从他那里得出结论：解决国际问题不能没有中国和周恩来。

    1954年5月，周恩来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为了让与会代表和新闻记者了解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气象，中国代表团带去了国内新拍出的第一部彩色(越剧)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外国人对中国的越剧究竟感不感兴趣？”作为新闻联络官的熊向晖的心里很茫然。在无计可施时，技高一筹的周恩来指示在请柬上写上：“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一如周恩来所料，《梁山伯与祝英台》受到了外国观众的喜爱。一位美国记者甚至说：“这部电影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更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