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式巡洋舰 “……保密--目前海军一般人的意见和炮术的进步越来越对装甲舰不利。阿姆斯特朗公司已设计出新式非装甲巡洋舰，时速15海里，排水量1200吨，吃水15英尺，机器被水下舱板遮蔽，用煤堆保护。装备两门25吨新型后膛炮，足以穿透海上的任何铁甲舰，一门安装在舰艏，一门在舰艉，均绕枢轴旋转，可向前方和舷侧目标射击。此外尚有小炮及鱼雷装置。全舰水手七十人。建造时间十五个月，全部造价90000镑。所有以上各项数字均系估计的近似值。此种巡洋舰将被证明比现存各种巡洋舰优越，就像'阿尔法'、'伽马'型号炮艇之优于其他炮艇一样，它将成为新型炮艇的重要补充。这是您的理想从炮艇级扩展到巡洋舰级，如在别国政府之前被中国政府所采用，您将再一次在海军科学方面居于领先地位……” 1879年6月15日，一份这样的电报由伦敦经恰克图电报线，传递到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位于北京的办公桌上。发报者是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金登干（JamesDuncanCampbell），收件人则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赫德爵士（SirRobertHart）。这位出生于爱尔兰的英国人，19岁时作为一名对华外交人员踏进了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度，因为好学、工作勤勉、处事积极，28岁时就荣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宝座，并一直担任至76岁的耄耋老年，几乎把一生的时光都驻留在了中国。在职期间以其特有的热情、认真精神，使海关成为当时中国官僚机构中效率较高、较廉洁的部门，海关新税也成为了清末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曾经竖立在上海外滩的铜像，象征了他在这个国家历史上留下的独特印记。 可能是源自岛屿民族性格里那鼓对大海与生俱来的热情，作为英国在华利益的代言人和攫取者，赫德在控制中国海关行政管理权，干涉中国内政的同时，对于中国创建近代海军的计划也颇感兴趣。早在1861年，赫德就参与了“李泰国－阿思本舰队”的筹划、谈判，是为其介入中国海防事务的最早实践。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不久，关于建设西式海军的提案重新引起清政府重视，赫德借此再度插足中国海军建设领域，通过与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反复讨论，掀起了大规模购买西方军舰的浪潮。 实际上，赫德本人对海军、军舰并无太深了解，他的有关信息和知识大都得自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金登干，而这个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正是为中国联系购买军火、舰船。早期促成中国购买了一批蚊子船，使得赫德越发意气风发，以致做起了中国海军总司令的美梦，并积极鼓动中国购买更大的军舰，借以一步步实现英国对中国海军的影响（赫德一度曾向清政府提出设立海防总署，由其出任总海防司的设想，以便直接控制中国的新式海军。后经南洋大臣沈葆桢、北洋大臣李鸿章极力反对而作罢）。 金登干发来的这份极尽阿谀的电报，介绍了阿姆斯特朗公司新推出的一种巡洋舰，恰好投中赫德的下怀。似乎是觉得电报里说得还不够清楚，5天后，意犹未尽的金登干从伦敦又寄出了一封长信，更为详细地描述新巡洋舰的特性，强调这型用于进攻的巡洋舰，是对中国海军已有的蚊子船的极好补充。并认为，对于财政支绌的中国政府而言，与其孤注一掷购买几艘价值不菲的大型铁甲舰，不如用这笔钱来装备一批单价便宜的巡洋舰，而且依据当时英国海军舰船设计界的观点，这种价格低廉的巡洋舰理论上还是大型铁甲舰的克星，为了论证铁甲舰很快会被淘汰，金登干举了个生动的例子，“……这个题目可以作无限引申的详细阐述，比如说，人身铠甲的废置不用就是一个恰当的例证……” 电报中提到的巡洋舰，依据十九世纪海军的分类标准，属于碰撞巡洋舰（Ramcruiser）或撞击巡洋舰，中国史料称为碰船兼快船、碰快船。探寻这类军舰的源头，可以上溯至1866年意大利、奥地利两国之间爆发的利萨海战。那次海战中，由特格特霍夫海军上将率领的奥地利舰队列成横阵（或称楔型阵、“人”字阵，中国称雁行阵），大败采取纵队的意大利舰队，从而影响了世界海军战术的走向。海战中，奥地利旗舰“斐迪南德”将意大利舰队旗舰“意大利”拦腰撞沉的经过更是成了海军史上的经典战例。尽管这次撞击战术的成功运用里，夹杂着太多偶然性的因素，然而对沉寂已久的海军战术和舰船设计领域来讲，利萨海战带来了全新的理念和思想，引发了关于船头对敌战术的意义、舰首方向火力的重要性，以及撞击战术价值的再认识，大转变由此开始。 撞击战术的偶然成功，很快被传成了神话。以至于有人要设计以撞击为主要作战手段的军舰--撞击巡洋舰。始作俑者是英国著名的舰船设计师乔治.伦道尔，因设计小船装大炮的蚊子船而声名鹊起的伦道尔，是性价比理论的坚信者，他坚持可以建造一种小而便宜的军舰去战胜和替代昂贵的铁甲舰，这类小型军舰的重要特征是航速快、装有撞角、舰体外形简洁、隐蔽，能够利用其装备的撞角、大口径火炮对铁甲舰构成威胁。这一概念性的理论随即受到追捧，19世纪后期，人们可以在世界各地很多军港里见到这类军舰的身影。 由于得到决策层的重视，中国近代海军建设的初期，对于国际上海军技术发展的走向一直保持密切关注，几乎是不错过任何一个新技术，可谓紧追潮流。早期购买蚊子船，以及后来订造一等铁甲舰、穹甲巡洋舰、装甲巡洋舰，乃至自行设计建造潜水艇、舟桥船、全钢军舰皆是例子。这种对新技术的敏感性，和发展海军的努力，在当时亚洲国家中遥遥领先，即使在世界来讲，也不稍逊色。新锐的概念舰--撞击巡洋舰，通过赫德推荐、介绍后，主持北洋海防事务的李鸿章立刻产生了兴趣。当时，新生的中国海军迫切需要一种堪当重任，能出远海作战的新式军舰，但因为“经费太绌、议论不齐、将才太少”，中国购买一等铁甲舰作为海军主力的计划一拖再拖，使得主持此事的李鸿章备受责难。现在突然出现了一种价格低廉，且能“追赶碰坏极好之铁甲船”的巡洋舰，无异天赐的转圜良机，买大型铁甲舰买不起，购2艘小巡洋舰还是绰绰有余的，而且还能暂时堵住反对派的嘴巴。时值中俄两国交恶，面对俄国海军的挑衅，海防的重要性再度突显。经详细查看图纸和咨询外国军官后，1879年12月9日，李鸿章委托赫德向英国军火巨头阿姆斯特朗公司洽谈订造2艘新式撞击巡洋舰。2天后正式向清政府作出汇报，强调购买巡洋舰的重要性同时，引人注意的是，李鸿章在奏折中称，中国要巩固海防，“非购置铁甲等船练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表示目前购买巡洋舰只不过是为他日的铁甲舰队做准备，实际并不认同赫德、金登干等人有关铁甲舰过时的论调。 对于中国的委托，赫德认为此项工程完成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对华军火贸易的扩大，以及英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对中国海军的影响，于是专门致信给在英具体办理此事的金登干，着重强调军舰在平静水域的标准航速必须超过15节，舰首要装备特别强有力的弓形撞角，提醒金登干，李鸿章对舰载鱼雷艇抱有浓厚的兴趣，希望鱼雷艇速度必须达到17－18节，并要求2艘军舰要于1881年春季交船。金登干不敢怠慢，立即着手与阿姆斯特朗公司谈判，1879年12月18日正式签订合同，2艘军舰总价16万英镑，低于1艘9万英镑的最初报价。和定造蚊子船时的模式相似，双方约定船价分三次支付，合同签订后6个月内付第一批，此后6个月内付第二批，竣工后支付余款，期间按年利5％支付过渡期利息。英国丽如银行负责分期付款担保，收取1％担保金。 “超勇”、“扬威” 沿袭蚊子船小船架大炮的设计思路，伦道尔给小小的“超勇”级军舰安排了2门大口径后膛火炮。这种由阿姆斯特朗公司生产的火炮，可能是MKI型，口径10英寸，身管26倍径，炮弹重400磅，每门炮备弹100发，正常情况下最大射击仰角10度，最大射击俯角3度，有效射程8000米，在极限射击仰角15度时，射程可达12000米，威力在当时可谓相当惊人，被认为是1881年代威力最大的火炮，3000米距离上使用实心弹可以射穿14英寸厚的钢板，这可能是伦道尔向金登干许诺这种军舰可以战胜铁甲舰的信心所在。由于这型火炮属于从地井炮发展而来的原始速射炮，带有原始的液压复进装置，因此射速较传统的架退式后膛炮为快，为2.5分钟1发。因为该型巡洋舰的吨位较小，没有采用笨重的船面旋台式炮塔，而是将2门火炮分装在军舰首尾的露炮塔里，火炮采用水压动力转动，每门炮配备10名炮手。为给炮手提供一个相对较好的工作环境，以免风浪的干扰和保持舰体外观连贯避免突兀以增加隐蔽性，在露炮塔外安装了一个固定不能转动的炮廓，炮廓钢板的厚度仅有3/8英寸，分别在火炮的正前方和两侧开有较大的炮门，主炮在正前方可以获得44度的射角，在左右两侧分别获得70度的射角。由于“超勇”级军舰的干舷很低，高速航行时甲板容易上浪，未免海水灌入炮台内，炮门上均装有挡板，平时关闭，作战时向上掀放到炮台顶上。 符合当时军舰的设计标准，“超勇”级军舰在主炮之外装备了大量中小口径火炮，用来填补舰上的火力真空。其中，4门阿姆斯特朗公司生产的4.7英寸口径火炮，被安装在上层建筑内的4个拐角上，通过舱壁上的炮门向外射击，射界60度，这种火炮同样属于由地井炮发展而来的原始速射炮，身管长22倍口径，每门炮备弹200发，弹重40磅。和主炮一样，为防止海水灌入，4.7英寸炮的炮门上也使用了挡板，作战时才向上打开。 “超勇”级后主炮附近还安装有2门诺典费尔德式（另译为诺登飞式）4管机关炮，中国史料称为四门神机连珠炮。这种由阿姆斯特朗公司生产的火炮，是当时世界与哈乞开司、加特林齐名的优秀机关炮，原理是将多根炮管平行排列，通过转动把手，使各个炮管后的枪机依序击发，从而实现高速射击。火炮口径25毫米，炮身长965毫米，炮身重193公斤，炮架重117公斤，射速每分钟350发，射程2000米，274米距离上可击穿24毫米厚钢板。此外，舰上的小口径炮还有4门10管加特林机关炮，中国史料称格林炮。 作为撞击巡洋舰，“超勇”级军舰必不可少的武器是撞角，据西文档案记载，撞角位于舰首水线下11英尺处。但在今天掌握的最早的一套“超勇”级军舰图纸上，却找不到一点有撞角的迹象，据推测是因为撞角的设置增大了舰首的兴波阻力，航速受到影响，所以被迫在舰首处加了一个修形舰艏，保持军舰在平时航行时的流线完好，在作战时再拆卸这个修形舰艏，露出锋利的撞角。 最后，“超勇”级军舰还有一项特殊的武器--鱼雷兵器。正是这件时髦的家伙，一度让赫德、金登干、伦道尔伤透了脑筋，更一再引起李鸿章的不快乃至震怒。事情要从金登干最早推荐军舰的那封信说起，当时为了吸引客户，伦道尔承诺可以提供航速不低于16节的舰载鱼雷艇，一贯用词夸张的赫德、金登干便添油加醋汇报给了李鸿章。但在建造过程中发现，1380吨的巡洋舰上，搭载的小艇长度最多不能超过15英尺，如果再大一些，巡洋舰就会缺少足够的挂载空间和搭载所需的剩余浮力，“超勇”级巡洋舰的干舷本来就很低，配备的大炮又很重，而且起吊放下鱼雷艇的作业也很困难。所以，舰载鱼雷艇的大小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可在15英尺的小艇上又能够放得下多大的动力设备以保证16节的航速，更何况还要装上鱼雷发射管和至少1条鱼雷。由此，给“超勇”配装舰载鱼雷艇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赫德在中国海军建设领域的好运似乎快用尽了，令他意外和难堪的是，后来了解到，李鸿章当初决策购买巡洋舰的一条重要原因，居然是因为看中了舰载的鱼雷艇，没想到这位北洋大臣竟是个鱼雷迷。尽管伦道尔用充足的理由告诉金登干为什么不能搭载鱼雷艇，金登干也原原本本转述和说服了赫德，但是赫德实在没有勇气向李鸿章启齿，去告诉这位主持中国海军建设的实力人物，他所一心期望得到的鱼雷艇是不可能的。后果实在难以设想，这位久居中国，深得中国文化精髓的英国人于是大玩太极推手，一脚将皮球踢回英国，不断向金登干施压，要金登干自己去和李鸿章解释。被逼无奈，金登干和伦道尔想出个有些儿戏的解决办法，提出用能装备杆雷的汽艇（杆雷艇）替代舰载鱼雷艇，耍起了文字游戏，反正都是雷嘛。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加上当时出现了俄国扬言要派舰队进攻渤海湾的险恶形势，为不影响2艘巡洋舰的交货，李鸿章只好强压怒火接受。之前因相信赫德的推荐而购买蚊子船已经备受同僚攻击，现在新巡洋舰上又出现这种事情，李鸿章对赫德彻底失去了信心，认识到赫德、金登干都不过是夸夸其谈的海军外行而已。赫德很快感受到了后果的严重性，做了多年的总海防司美梦被李鸿章一手击碎，此后中国购买新军舰也不再通过赫德了。李鸿章心里对赫德的恼火，最终通过他的得力幕僚薛福成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赫德为人，阴鸷而专权，怙势而自尊，虽食厚禄，受高职，其意仍内西人而外中国……”鸦片战争时期，那种中国官员任洋人欺凌的时代确实过去了。 经过如此一番波折，“超勇”级军舰上的舰载鱼雷艇于是缩水成了杆雷艇。在鱼雷诞生之前，各主要海军国家大都装备了水雷，在美国南北战争中水雷曾大显神威，受到各国海军界的重视。但水雷毕竟是固定不动的，只能被动防守，无法主动攻敌。为解决这一矛盾，英国人想出了拖雷的办法，即用钢索把水雷拖曳在舰艇的后面，或呈30度角拖曳在两侧，攻击敌舰时，先向目标高速驶去，然后突然转弯把“辫子”一甩，使水雷撞上敌舰从而达到攻击效果。然而这种做法过于冒险，此后英国人在机动汽艇（即木舢板上加装小锅炉，中国称为火轮舢板。出于耐脏等目的，汽艇艇身大都油漆黑色，艇底因为包裹铜皮，一般油漆红色防锈漆）上进行改造，加装一根8、9米长的铁杆，首段携带水雷，平时铁杆收回在艇内，等接近敌舰时突然伸出碰撞敌舰引爆，这即是杆雷艇。“超勇”级军舰装备的杆雷艇回国后未见使用，估计更多时候是拆掉铁杆，直接用作交通艇。 在世界军舰发展史上占有里程碑式地位的“超勇”级撞击巡洋舰，建成当时是世界最新式的军舰，作为体现新技术、新思想的概念舰，本身不可避免地会存在诸多不足之处，诸如适航性差、防护薄弱、“一遇风浪则炮难取准，偶受小炮即船已洞穿”，都是“超勇”级军舰不容回避的缺陷，但这级军舰开辟了舰船领域的一个新类别，而且对英国乃至世界巡洋舰的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世纪后期英国建造的智利Esmeralda号、日本“浪速”级、意大利GiovanniBausan级巡洋舰上，都能找到阿姆斯特朗公司第一型出口巡洋舰--“超勇”级的影子。至于中国一些论著中，以“超勇”级军舰装甲单薄而认为该型舰质量低劣的评论，与批判水炮台型的蚊子船不能出大海作战一样，都是属于典型的缺乏十九世纪海军常识的局外之谈。而以当时舰龄已逾十载的“超勇”，在1894年黄海大战中的表现不佳为例，批评该型军舰质量不佳，更属没有时间观念的无稽之谈。 远航英伦 1880年12月6日，天津城外的西沽热闹非凡，停泊在此的各国军舰均悬挂满旗，鸣放礼炮，向正在缓缓出港的招商局“丰顺”号轮船致敬，中国海军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赴外接舰团启程了。此前，中国在外购买的军舰，都是花重金雇佣国外技术人员驾驶回华，为培育、锻炼自己的海军人才，也为节省经费起见，李鸿章经与赫德反复争辩，最终作出决定，派出中国自己的海军官兵前往英国，接收2艘“超勇”级军舰。 经清廷允准，北洋海防督操、记名提督丁汝昌率管带林泰曾、副管带邓世昌，大副蓝建枢、李和，二副杨用霖，正管轮黎星桥、陈学书，副管轮王齐辰、陆保，管队袁培英、何桂福，军医江永、杨星源，总教习葛雷森（Capt.Glayson），管驾章斯敦（Johnstone），随行的文案池仲祐等20人，以及经过严格挑选的来自山东荣成、文登、登州（今蓬莱）等地，原属旧式登荣水师的224名舵工、水勇、夫役组成接舰部队。 丁汝昌，字雨亭，又作禹廷，安徽巢湖人。淮军水师出身，因为在镇压太平天国及捻军的战争中作战勇猛，获得李鸿章赏识，于1879年调入北洋海防差遣，派上蚊子船“飞霆”等随舰练习，从此开始了他的蓝色生涯。尽管不是海军科班，但丁汝昌以其特有的尽职精神和谦虚的态度，在其能力所及范围内尽力学习、汲取海军知识，又因为人和蔼，关心部下，深得北洋全军拥戴，当时西文报章称其为令人尊敬的绅士。李鸿章此次派丁汝昌及众多海军官兵远赴英伦，别有深意，潜台词是期望中国这一代海军人才能尽快成长起来。 12月10日拂晓，接舰部队抵达上海，借住在南洋水师的“驭远”号军舰。当日下午，区别各种岗位，开始定制各类的军服以及旗帜，总价5000圆，为保证不延误工期，丁汝昌要求供货商立下军令状。同时接舰部队被划成两部，分由林泰曾、杨用霖及章斯敦、邓世昌分别管理、操练。23日，丁汝昌偕同葛雷森等先期乘法国商轮赴英，计划等验收诸事完成后，再招大部队前往，以便节省经费，这位中国海军未来的统帅开始了他职业生涯中第一次远航。留在上海的部队及一应公事，由林泰曾会同章斯顿管理。 来年的2月14日，招商局商轮“海琛”号改装一新，原有的货舱改制成住舱，可以安排300架床位。是日，接舰部队全部移居“海琛”轮，为解决“海琛”轮舵工、水手、升火等岗位人手短缺的困难，林泰曾又在沪临时添招了40人，接舰部队的水兵数量由此升为264名。20日，丁汝昌从英国发来电报，命令接舰部队出发。 1881年2月27日，天气阴，气温华氏40度（约为摄氏4度）。上午9时整，吴淞炮台鸣放大炮，声势震天，口内的南洋水师各军舰“皆升旗发炮”，这块曾洒下江南提督陈化成将军一腔热血的土地，今天见证了中国海军的再次起步，寒风料峭中，“海琛”轮满载中国海军官兵拔锚远赴英伦。 经过近2个月的漫长航行，4月22日入夜，“海琛”轮在雨雪纷飞中进入英国伦敦界，望着工业文明下，“岸边灯光燎亮，联络数里”的独特景象，第一次到达大英帝国的中国海军官兵们心潮澎湃，思绪万千，这是祖先们无法想像的事情呵。船上的官兵们不知道的是，当天下午，他们的提督丁汝昌，在金登干陪同下拜访了英国海军部，和英国海军提督凯古柏、海军部总工程师斯图尔特、军舰设计家巴纳贝进行了长时间会谈，并参观了英国最新式战舰的模型和图纸，进行了中英两国高级海军军官的第一次历史性的交流。在此之前，先期到达的丁汝昌一行已参观了阿姆斯特朗公司，以及建造中的“超勇”、“扬威”，丁提督还兴致勃勃地亲自监督“超勇”、“扬威”舰试炮。在伦敦期间，丁汝昌受到维多利亚女王接见，并在中国使馆配合下，在英国海军界开展了一系列公关活动，好评如潮。 4月24日清晨，“海琛”轮进入泰恩河，在英国引水员导航下，到达米切尔船厂的所在地劳沃克（LowWalker），官兵们见到了建造中的“超勇”、“扬威”。次日，从伦敦赶来的丁汝昌登上“海琛”，慰问之余，要求全体官兵“早晚站班点名”、“各执事按日办公如兵船”。4月30日，“海琛”轮抵达纽卡斯尔，驻泊于阿姆斯特朗公司的所在地埃尔斯维克（Elswick），一路上“夹岸土人观者如堵”，迎风招展的龙旗，装束奇特的水兵，在英国举国上下引起了轰动，此时距圆明园的大火熄灭仅过了20余年，中国已经从痛苦的深渊中挣脱出来，年轻的中国海军第一次自信地站到了世界舞台上，清楚地传达着一个信息，这是一个不甘沉沦的民族！ 5月5日，“海琛”轮上陆续有中国水兵放假上岸，“沿途土民随观者甚众”。8日是礼拜天，气氛到了高潮，“土人集岸边观船者约千人，男女上船观者联络不绝”，许多通晓英语的中国官兵很快交上了英国朋友。海军传统深厚的英国人民，对远道而来的东方古国的年轻海军表现出异常的热情，登船参观者逐日增加，“士女来船观者日以加，甚有不相识而以物及影（照片）相赠者”。为表示欢迎，纽卡斯尔市市长特别邀请全体中国官兵观看马戏表演，整队坐车前往剧场的路上，“沿途观者肩摩肘掣，拥挤不开，土人各以手挥帽作礼”。期间时值火车发明者斯蒂文森（GeoregStenphenson）百岁寿诞，纽卡斯尔市政府举行大型宴会，丁汝昌、林泰曾应邀与当地官员、士绅、名人等400余人出席。席间纽卡斯尔市长和阿姆斯特朗起身祝酒，表达对中国和中国海军的良好感情，丁汝昌与林泰曾亦致祝酒词。林泰曾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发表的致辞：“我中国提督与在座诸君致谢，非独谢今日之宴也，盖谓中国员弁勇丁到此以来，受诸公及本地民人之款待为已优矣。但愿英与中国永相和睦，无忘旧好，且斯蒂文森百年寿庆，我中国官员得附盛宴，何胜荣幸，愿斯蒂文森子孙世享其泽。夫斯蒂文森创立火轮车，美利几遍各国，我中国他日用之大获其利，则中国之幸，亦诸君之幸也。”当即引起轰动，第二天当地的报纸予以全文转载。 英国上空的黄龙旗 春天如约而至的中国官兵，并没有立即获得他们的军舰。因为遇到材料涨价、设计修改，以及罢工、鱼雷艇问题等一系列麻烦事，尽管米切尔船厂都想出了要把智利船上的部件拆给中国军舰用的主意，“超勇”、“扬威”的完工日期还是受到了影响。而且竣工后，2艘军舰还需要进行航试，但持续的恶劣天气让航试一再延期，合同约定的春天交船日期早已过去。远在天津的李鸿章对英方没效率的工作越发不满，以致勃然大怒。整个1881年的6、7月间，赫德发往英国的电报和信件，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就是巡洋舰，“巡洋舰何时起航？”、“巡洋舰误期使李震怒，日益不耐烦。请立即把船派出，如果再拖延，恐将下令不予提货！”、“巡洋舰是否永不起航？！” 这段时间估计是金登干生命中最难熬的日子，不仅要应对大海那边赫德的催促，解释、平息赫德和李鸿章的怒气，还要面对眼前丁汝昌的脸色，以及阿姆斯特朗公司和米切尔船厂的抱怨。谢天谢地，总算1881年的7月14、15日来到了，星期四和星期五这两天里，在中国海军军官的监督下，“超勇”、“扬威”进行了航速和射击测试，结果让所有人松了口气。离岸不远的海面上，2艘军舰在距离10.75海里的两点间各自跑了个来回，“超勇”测得轮机功率2800马力，航速16.5节，“扬威”虽然在测试途中为避开误闯进来的渔船，而一度偏离航线，然而也得到了2700马力和16节的好成绩，2舰均达到设计要求。27日，两艘军舰完成了最后的一点工作，补充了短缺的补给品，驶入母厂进行最后一次检修，更换螺旋桨、清洗船底、油漆船身。随后8月2日，中国接舰部队正式登舰，林泰曾、杨用霖等率领的一部接收“超勇”号，章斯敦、邓世昌率领的部队接收“扬威”号，丁汝昌及总教习葛雷森以“超勇”号为旗舰。 第二天凌晨，洋务运动领导人物曾国藩的长子，中国驻英公使曾纪泽在海军留学生监督日意格等的陪同下，从伦敦乘火车抵达纽卡斯尔。经过短暂休息，下午2时，鼓乐声中，曾纪泽亲手将三角龙旗升上“超勇”、“扬威”的旗杆，二舰礼炮齐鸣，在场的中国官兵胸中激荡着冲天豪情，深切体会到了国家的尊严和强国的荣耀，旁观的英国群众则纷纷欢呼祝贺，中国龙旗第一次在英国本土骄傲地飘扬。随即，2艘高悬龙旗的军舰又开出港口测试大炮和航速，傍晚折返加罗斯拉克（JarowSlake）寄泊。英国海军部的总工程师海军上将豪斯顿.斯图尔特爵士、赖特以及费雷德里克.拉姆斯威尔爵士都出席了升旗仪式，并详细检查了2艘军舰，对军舰表示了高度赞扬。在这临别时刻，纽卡斯尔市长发来一封信：“纽卡斯尔市长谨向丁提督致敬，并通知他，在今天举行的市议会上，一致决定在他离开泰恩河之前向他献一份祝辞。丁提督如能见告接受这项祝辞何时方便，在他的船上抑或在市政厅举行，本市长将不胜感激。” 当天黄昏，一名年轻的中国海军军官登岸，夕阳下来到一座土山之上，这里安葬着接舰部队中，两位在英病逝的中国水兵：袁培福、顾世忠。墓前默哀道别之余，年轻的军官“周视良久，为之慨然”，纽卡斯尔夏季迷人的晚霞中，一位英国少女答应他将会照料这块墓地。 1881年8月9日，天气晴朗。下午1点，“超勇”、“扬威”号撞击巡洋舰拉响汽笛，向她们的出生地做最后道别，“带着当地居民的最好祝愿离开纽卡斯尔”。舰上的官兵们肯定将会牢记在英国的这段日子，而纽卡斯尔市民也不会忘记这些可爱的中国水兵，“超勇”舰舷边有名年轻的军官在凭栏远眺，望着这个留下美好感情的城市越去越远，“追想旧游，不胜离思”。最初因为担心中国海军官兵的素质，而反对中国直接派人接舰的赫德显然也动了感情，称“如果船的质量是好的，中国水手们可以把船开得同英国水手们一样的安全”。 2舰于11日下午抵达英国重要军港普利茅斯，进行礼节性拜会，并与之前赴伦敦作告别拜访的丁汝昌一行会合。12日早晨，中英两国军舰在港内互相鸣炮升旗致敬，林泰曾还特意前往留学期间实习过的英国铁甲舰拜会提督、舰长等旧友。依依惜别的纽卡斯尔市此刻又发来电报，表达“中国弁兵至为良善，在英计久与本地绅民极相得，此去各有恋恋之意”。 8月17日清晨4点，完成补给的“超勇”、“扬威”相继出港，奔向大海，踏上回国的路程。此后的日子里，这两艘高悬龙旗的军舰航行在大西洋－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印度洋－太平洋航线上，途径各国均鸣炮祝贺，是为中国近代海军第一次独立远洋航行，这壮丽的远航值得永远铭记在中国海军的历史上。 但2舰的回国之路又并非一帆风顺，可谓充满惊险。先是进入地中海后不久，“扬威”与“超勇”失散，因缺煤在海上漂流了2昼夜，在距亚历山大港80海里的海面上待援，“超勇”得到消息后，前往寻获、接济方才脱险。继而，2舰过苏伊士运河时，“扬威”的螺旋桨损坏，被迫入坞修理。进印度洋后不久，“扬威”再次发生险情，先是机器出现故障，被迫停轮修理，后来锅炉舱又着火，幸好都是有惊无险。整个航程中，丁汝昌与林泰曾、邓世昌等包括外国顾问在内的全体接舰官兵尽职尽责，虽然屡次遭遇波折，但最终保证了2舰安全驶回祖国。尤值一提的是，丁汝昌在航行中，曾亲自“批阅地图”，研究制定航线，由此也可以看出丁汝昌对于海军专业知识的钻研。 经过漫长航行，1881年10月15日下午2点，狂风暴雨中，2舰驶近香港外海。水兵发现海面上有民船遇难，船民在木筏上挣扎呼救，“木排上坐六人随水漂浮而来”。当时正遇风暴，海况恶劣，干舷极低的“超勇”、“扬威”自身处境都很险恶，丁汝昌仍毅然命令“超勇”停航，援救船民，林泰曾亲自指挥收放舢板，历经惊险，将6名遇难船民“拯救到船，给食更衣，医生为之调治”，下午4时，又发现有人在岛礁上呼救，“超勇”、“扬威”再次从风浪中救起4名同胞。中国百姓第一次感受到了拥有自己海军的骄傲。 10月16日接李鸿章电报，“超勇”、“扬威”编队绕行广州、福州北上，沿海宣示主权，展现中国海军的风采。途经广州时，李鸿章的老部下，时任两广总督张树声率粤省文武官员上舰慰问犒劳海军将士。之后又经过近一个月的航行，11月18日，“超勇”、“扬威”顺利到达天津大沽，加入了创建中的北洋水师。北洋大臣李鸿章亲自到港检阅军舰、慰问将士，清政府对于接舰有功的人员也分别予以嘉奖，林泰曾被任命为“超勇”舰管带，邓世昌任“扬威”舰管带。 “超勇”、“扬威”两艘新锐巡洋舰的加入，使得北洋海军的建军迈上一层新台阶，在2舰回国前，中国拥有的军舰除“扬武”等少数几艘外，大都是军民两用的炮船兼运船和一些蚊子船，战斗力相当有限。而“超”、“扬”则是当时世界著名的军舰，其武备被认为仅次于意大利的“杜里奥”和英国的“英弗莱息白”，因此在“致远”级和“经远”级巡洋舰回国之前，一直属于北洋海军的主力，在清末的几次重大政治、外交事件中均能看到2舰的身影。 “超勇”、“扬威”的服役历程 1875年，中国属国朝鲜和日本发生“云扬号事件”，在日本武力威逼下，朝鲜被迫签订《江华岛条约》，当时限于海军力量薄弱，中国未予干涉。后为扭转日本势力侵入朝鲜的不利局面，李鸿章指示朝鲜和西方国家缔结条约，计划以此将列强力量引入半岛，从而达到制衡日本的目的。根据这一指示，1882年5月7日丁汝昌率“超勇”、“扬威”护送特使马建忠前往朝鲜，辅导朝鲜政府订立《朝美修好通商条约》。6月25日，为德国与朝鲜谈判订约，丁汝昌再次率2舰前往朝鲜。 1882年7月23日，朝鲜爆发壬午兵变，起义的士兵和平民焚毁日本公使馆、杀死日本官员，攻击闵姓贵族。控制朝鲜政局的闵妃等人逃出王宫，朝鲜陷入无政府状态。太上皇大院君李昰应借机夺取了政权。日本则趁机派出“征韩军”，准备武力入侵朝鲜。为抢在日军大举进入朝鲜前平息局势，“超勇”、“扬威”2舰被派往仁川，与日本军舰并泊抗衡。8月20日，由北洋水师护送，提督吴长庆部淮军4500人抵达朝鲜登陆。26日，中国军队进入汉城，丁汝昌、吴长庆以“煽动兵变”罪拘捕大院君李昰应，押送回中国囚禁。8月30日黎明，中国军队在汉城及周围地区大举镇压起义士兵，迅速平定了局势，消除了日本干涉朝鲜内政的口实。这是北洋创办新式海军以来的第一次对外行动，“超勇”、“扬威”2艘新式巡洋舰在朝鲜沿海游弋，无疑对日本海军是个极大的震慑，因为这2艘军舰的主炮可以轻而易举地撕开日本海军主力--二等铁甲舰“扶桑”的装甲。清政府在此次事件中，切身感受到海军这一兵种的价值，从而对海军更为青睐。 1884年，中法因越南问题再起战事，为加强福建海防力量，“超勇”、“扬威”舰由德籍洋员式百龄率领，开赴上海，准备会同南洋水师的“南琛”、“南瑞”、“开济”、“澄庆”、“驭远”组成特混舰队一起南下。在沪期间，为加强火力，“超勇”、“扬威”各加装了2门从地亚士洋行领取的37毫米哈乞开司机关炮。看到中国对法作战自顾不暇，日本再度在半岛挑起事端，唆使朝鲜亲日的开化党发动政变，驱逐驻朝中国军队，1884年12月4日，朝鲜开化党人发动甲申政变，趁庆祝邮政局成立之机，刺杀亲华的禁卫大将闵泳翊，勾结日军占领王宫组织新内阁。朝鲜旧臣向中国驻朝特使袁世凯“痛哭乞师”，12月6日，朝鲜军民集结数十万“将入宫尽杀倭奴”。午后，驻朝中国军队及朝鲜士兵强行入宫，宫内日军向外射击。清军在朝鲜军民支持下发动攻势，宫内的朝鲜士兵也反戈相击，日军狼狈逃窜。为稳定局势、震慑日本，丁汝昌奉命率“超勇”、“扬威”从上海北上，偕“威远”运送淮军增兵朝鲜，平息局势。由此，这两艘新锐的巡洋舰错失了一次大展手脚的机会，如果2舰与南洋5舰组成编队南下，以当时法国远东舰队的实力而言，中国海军并非没有取胜的可能。况且，“扬威”舰的舰长是豪勇敢为的邓世昌。 1885年初，英、俄两国发生严重对抗，4月12日，英国亚洲舰队占领朝鲜巨文岛作为据点以牵制俄国。16日，丁汝昌率“超勇”、“扬威”前往巨文岛示威，与英方交涉。朝鲜政府也向英国提出抗议，英军后于1887年2月7日撤离该岛。 1887年，中国在英德两国购买的“致远”、“经远”级新式巡洋舰回国，2艘“超勇”级巡洋舰完成历史使命，从主力舰位置上退了下来，一度几乎成为练船。同年，福建船政学堂出身的黄建勋、林履中分别接任二舰管带。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应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平乱。“超勇”、“扬威”号和“济远”、“平远”、“威远”等北洋军舰一起担负了护送陆军前往朝鲜登陆的任务。7月25日，日军在朝鲜南阳湾外的丰岛海面偷袭中国军舰和运输船，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此时的“超勇”、“扬威”服役已达十余年，昔日世界名舰的风采早已被岁月剥蚀。由于长期高强度的使用，2舰的舰体严重老化，“扬威”的锅炉更是已经到了报废的境地，昔日的飞毛腿几乎成了北洋主力舰中速度最慢者，连12节都跑不到了。但由于1890年以后，限于经费的紧张，北洋海军未能再购一舰一炮，元老舰“超勇”、“扬威”也只得老当益壮，奔赴战场。耐人寻味的时，当年在米切尔船台上的另外一艘和“超勇”级同型的智利军舰，被日本购得后，此时已经退入二线服役。 1894年9月16日凌晨，丁汝昌奉命率北洋海军主力护送陆军往大东沟登陆，“超勇”、“扬威”随队同行。17日中午12时左右，“镇远”舰前桅哨兵发现日本舰队，战斗警报响彻北洋各舰，海军提督丁汝昌下令起锚迎战。“超勇”级军舰的起锚吊杆由于设在前后炮房的顶部，操作极为费事，然而2舰官兵凭着高涨的士气和熟练的技术，使起锚作业很快完成，“陈旧的超勇、扬威二舰，照例拔锚费时，落在后边，后亦疾驰，配置就位”。 北洋舰队首先以双纵队航行“超勇”、“扬威”作为第5小队排在队列的末尾。中午12时20分左右，经过军事会议讨论，丁汝昌下令北洋舰队变换为“犄角雁行小队阵”，迎击日本联合舰队，此即利萨海战中奥地利舰队用来打败意大利舰队的横阵，以当时北洋海军主力各舰的射击特点而言，这无疑是最实用的阵形。在纽卡斯尔诞生的同胞姊妹“超勇”、“扬威”被配置于阵形的右翼翼端，丁汝昌这一安排，可能是考虑以此保护这两艘无防护的老式巡洋舰，因为成纵队而来的日本舰队，如果要攻击处于右翼的“超、扬”，势必要从北洋舰队阵前航过，将侧面完全暴露在中国军舰舰首方向猛烈的火力下，按正常思考的人是不会冒这个风险的。 但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很快中国军舰上的官兵们就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日本舰队在北洋海军阵前突然向左大转弯，矛头直指位于右翼末端的“超勇”、“扬威”2艘弱舰。事后，著名的《海权论》作者马汉在评论这段历史时，毫不客气地指出“日军通过清军前面后，向右翼突进。采取这种前面通过的运动法理由何在？我实在难以理解。这恐怕是为了把炮火集中敌之右翼这一最终目的，而甘冒非常之险”，认为日本舰队的此种做法“使自己舰队的侧面，暴露于舰艏向我的敌阵，实乃无谋之策”。 为充分发扬横阵的特点，以及北洋海军各舰舰首方向火力强大的优势，12点50分，在5300米距离上，中国旗舰“定远”右侧主炮台的305毫米巨炮发出一声怒吼，向正在通过北洋海军阵前的日舰发起攻击，闻名中外的黄海海战就此打响。随后，中国舰队各舰陆续发炮，虽然接连有日本军舰中弹，但中国各舰火炮射速过慢，无法在短时间内给日方造成重大损伤。 5分钟后，由“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组成的日方第一游击队，利用其舰龄短、航速高的特点，高速运行到中国舰队右翼。距离3000米时，“吉野”上的速射炮猛烈开火，随后一游3舰也开始射击，弹雨向“超勇”、“扬威”倾泻而来。 面对如狼似虎的日本第一游击队，处于绝对劣势的“超勇”、“扬威”舰仍拼死作战，2舰官兵在恶劣环境里，不屈不挠地进行还击，体现了中国海军军人的骨气。13时08分，“超勇”、“扬威”击中“吉野”舰的后甲板，引爆了露天堆放的弹药，“吉野”顿时冒起浓烟。几乎同时，“高千穗”、“秋津洲”也先后被击中受伤，紧接着“浪速”也被命中。然而10余年前的世界名舰“超勇”、“扬威”终究敌不过1894年的世界名舰，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海军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停滞不前只有被动挨打。 黄海海战中，日本摄影师在西京丸上拍摄到的“超勇”舰遗影。照片中位于左、右两侧的分别是日本军舰“千代田”、“严岛”，中央远处发散浓烟的地方，就是正在起火燃烧的“超勇”。 13时20分，一颗敌弹射入早已创伤累累的“超勇”舰舱内，引发大火，全舰顿时被浓烟笼罩。灾难就此降临，四散的火焰根本无法控制，“超勇”舰成了一团火球。日方的攻击越来越猛烈，“超勇”逐渐向右倾斜，但“犹以前部炮火发射不停”，最终于14时23分沉没于黄海的怒涛仲。管带黄建勋落水后拒绝救援，随舰同沉。 “超勇”燃起大火的同时，姊妹舰“扬威”也在日方打击下遭到重创，同样燃起了灾难性的大火。管带林履中、三副曾宗巩等一面组织救火，一面继续发炮抗敌，但在日本第一游击队的轮番轰击下，伤势过重，液压系统遭到破坏，“首尾各炮，已不能动”，而“敌炮纷至”。浓烟滚滚的“扬威”最终选择驶离战场施救，拼命向大鹿岛附近的浅水区驶去，中国海军将士们都知道，因为日本军舰吃水普遍较深，浅水区就成了中国海军天然的避风港，进了那里就意味着有生的希望。在这决定生死的航程上，一幕最无法想象的事情发生了，高速逃跑中的“济远”号穹甲巡洋舰拦腰撞上了早已遍体鳞伤的“扬威”，而“济远”管带方伯谦又采用了不当的处置方法--高速倒车。大量进水的“扬威”虽然仍在苦苦挣扎，努力向浅水区航行，但终于愈行愈滞，渐不能支，舰身渐渐沉于大海。管带林履中悲愤万分，毅然蹈海自尽。黄海海战后的次日，日本联合舰队重返海战场检查，发现“扬威”舰还有部分残躯没有完全沉没，于是由“千代田”号装甲巡洋舰近距离发射鱼雷，“扬威”彻底从海面上消失了。 “超勇”、“扬威”就这样消逝在了血与火的战场上，结束了虽然短促，但无比壮丽的一生，和与她们同命运共生死的官兵一起静静的躺卧在黄海海底。不知道在2舰生命的最后一刻，是否有水兵想起那万里之遥的纽卡斯尔？ 那位曾经久久伫立在纽卡斯尔港畔的年轻人，于1926年编撰了记载清末海军历史的《海军实记－述战篇》，为他服役过的军舰和曾朝夕相处的战友们作传。“……'超勇'、'扬威'两舰中弹火发，全舰焚毁。'超勇'管带黄建勋、'扬威'管带林履中，浮沉海中，或抛长绳援之，推不就以死，各员兵弁均随船焚溺……”不知道池仲祐写下这段泣血的文字时，是否还会想起那场1881年夏天纽卡斯尔的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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