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联手锄奸：开封城刺杀日寇华北五省特务头目(1)

图为吴秉一等人刺杀吉川后修建的忠勇墙

    1940年，正当日军凭借优势装备在中国大地上攻城掠地、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之时，在其统治的“王道乐土”--古城开封，发生了一件让日寇震惊的特大事件：日本侵华特务机关重要人物、“华北五省特务机关长”吉川贞佐少将和数名日军头目，于5月17日被人刺杀于该特务机关驻处--山陕甘会馆。这一事件震动了当时日本国内和日军上层，而令他们想不到的是这次神秘刺杀事件背后是国共两方协同合作的结果。由于当时的形势，这一抗日壮举一直是高度机密的，参与刺杀行动的人就更不被人所知了。

    敌寇陷入泥潭强化特务活动

    自1937年7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日军总计动用了近30个精锐师团、86万的兵力相继攻占了北平、天津、上海、武汉、广州等华北、华南、华东战略要地，力图以武力打击和歼灭中国军队主力，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然而在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下，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一再破产。国民党政府军在正面战场先后进行了太原、忻口、正太线、淞沪、徐州、武汉等重大会战，遏止了日寇的推进速度和军事占领全中国的企图；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大力开辟的敌后战场与正面作战的国民党部队互相配合，在日寇占领区燃起了游击战争的熊熊烈火，使日军遭受“开战以来意想不到的打击”。全面抗战仅两年时间，日军在华北地区被八路军毙伤就达13万人，迫使其在占领广州、武汉后不得不停止正面战略进攻，转而抽调大部兵力巩固后方，以对付其视为心腹大患的敌后战场和游击战争。

    1938年12月，日军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奉天皇赦令发布《大陆命令第241号》，决定将侵华日军的58％和近乎全部伪军用于敌后战场，以“确保占领区，扑灭抗日势力”。然而日军在经历一系列惨败后发现，与其“叫板”的“共产军”比国民党军更难对付，他们非常规“出牌”的战略战术让其大吃苦头。仅1938年至1939年，日军的损失就十分可观：1938年9月，妄想西渡黄河进攻延安的日军先头旅团遭到八路军343旅等部伏击，旅团长山口少将和近千名官兵名命丧黄泉；同月29日，日军独立第4混成旅团联队长清水正一率部进犯五台，突遭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袭击，当场毙命；1939年7月，在淞沪、武汉会战中被日军捧为“战神”的第114师团师团长沼田德重晋升中将仅3个月，就在“扫荡”鲁中根据地时被八路军设伏打伤，抬回济南没几天就见了“天照大神”；同年9月，日军独立第8混成旅团旅团长水原义重少将率部偷袭八路军驻地陈庄，被120师和晋察冀军区部队一举注销了“户口”；同年10月黄土岭一战，声称要“与八路决战”的“名将之花”阿部规秀，还未与八路军“单挑”就“凋谢在太行山上”。日军惊叹：他们陷入了“不分昼夜、永无休止的战争”，一个“没有明确战线的战争”。在许多日军看来，与“共产军”作战，实在是苦不堪言的“煎熬”。

    日军经过一番认真检讨后认为，其诸多失败在于对“共产军”的了解大大少于国民党军，必须加强“必要的情报作战”。为此，1939，年下旬，日军将著名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的得力干将、在华从事多年特务活动的“有功之臣”吉川贞佐正式调到华北五省任特务机关长，重点搜集华北中共军队及各根据地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情报，网罗汉奸成立伪组织，搜捕屠杀抗日志士，以配合日军巩固后方的“肃正作战”。 华北五省特务机关是日本在华诸多特务机构中重要的特务指挥机关。日本自19世纪确立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后，先后在中国建立了许多特务机构，仅民国初年就有著名的青木、坂西利两大特务机关，而最臭名昭著的要数30年代的土肥原机关。土肥原出身日本军人世家，1912年被派往中国从事特务活动。1930年后升任天津、奉天特务机关长，曾积极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不久他又将满清废帝溥仪劫往东北，为日本拼凑“满洲国”立下“汗马功劳”。1935年，日军大本营为统一领导，将平津和通州等华北特务机关全部划归土肥原领导，土随即率特务机关进驻北平，开始大搞“华北自治运动”。土肥原离任后，华北特务机关由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接管。1937年9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将松井特务机关改为方面军特务部，由另一大特务、日本原驻华副武官喜多诚一任特务部部长。期间，富有“干才”的吉川贞佐作为副手与喜多诚一共同策划了扶植汉奸王克敏在北平成立所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使日寇通过伪政权控制了几乎整个华北。为便于强化统治，1938年2月，吉川又亲自运作将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并入“临时政府”。1939年3月，喜多诚一升任华北联络部中将长官，原特务部次官森冈作了短期代理，随后吉川很快接替森冈成为华北特务机构的“首席执行官”。

    国共联手锄奸敌酋疯狂报复

    吉川贞佐系日军陆军士官学校宪兵科毕业，获下士官军衔后开始其宪兵和特务生涯。不久，他转到土肥原手下从事情报工作，因工作能力“超强”得到土肥原的赏识。“七七”事变前，吉川被调往华北地区主管情报侦集。为配合日军武力侵华，他指挥华北特务机关在1937年上旬短短3个月时间里，连续派出6批间谍以各种名目深入华北、华中重要城市侦察中国军队的部署。1939年秋，随着日军侵华战争的推进，已正式升任华北五省特务机关长的吉川把特务机关搬到了古城开封一座建筑十分独特的山陕甘会馆，在此坐阵指挥华北各地的日伪特务活动。吉川掌管特务机关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扩大特务组织。他先后扩充了青岛、济南、太原、河南特务机关和各下属机构，并通过遍布各地的所谓“情报站”、“调查班”、“剿共队”(特务队)及“外勤情报员”组成了严密的情报网。同时还与华北方面军宪兵司令部联合，向华北各地派驻了大量的宪兵队。他们以中共抗日武装和地下组织为主要目标，向各根据地派遣特务进行情侦、策反和暗杀活动，在占领区大肆破坏抗日组织，屠杀抗日志士，进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同时采取多种手段对当地国民党军队和特工组织进行分化诱降。

    然而，就在日寇大力强化特务活动的同时，国共两党的特工人员也没有坐以待毙，他们先后以各种手段有目标地对罪大恶极的敌伪头目进行了多次刺杀和镇压行动，仅国民党平津特工机构就先后组织了刺杀汉奸张敬尧、殷汝耕、石友三、王克敏等多次重大行动。其中给日伪高层震动最大的是继在北平六国饭店上演“制裁”充任伪“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北洋余孽张敬尧的“大戏”之后，又导演了刺杀华北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的“惊险剧”，一系列的刺杀行动让日伪高层不寒而栗。

    1938年3月，国民党军统特工人员得到情报，汉奸王克敏和日本顾问山本荣治 等人将与日本华北派遣军特务部长喜多诚一在北平煤渣胡同20号举行会谈。军统杀手王文、兰子春等5名特工奉命进行伏击。20日下午1时，当王克敏的专车行驶到煤渣胡同口转弯处时，骑自行车靠近的军统特工突然拔枪向王的专车猛烈射击，司机当场毙命，山本荣治被击中数枪倒在座位上，王克敏等人也被打得哭爹叫娘。当日军宪兵闻讯赶到时，行刺的军统特工早已不见踪影。山本荣治因伤及要害很快就一命呜呼了，王克敏腿部受伤侥幸逃过一死。

    国民党特工的暗杀使敌伪心惊胆颤，共产党的镇压除奸行动也让其不得安宁。1939年4月，日军为消灭活跃在冀东的八路军，其冀东宪兵司令赤本大佐突发奇想，企图通过被俘的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包森的勤务兵劝降包森，结果被包森设计：骗出城“谈判”抓了个正着。赤本在反抗逃跑过程中被看守人员处决。同年10月，积极指挥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伪开封警备司令刘兴周刚出家门，就被守侯的中共地下人员“就地正法”，随后几个参与行动的伪特头目也排队似地进了“阴曹地府”。同年12月，河北定县作恶多端的大汉奸丁瑞达刚随伪军从据点出来“遛弯”，没走几步就被恭候多时的中共锄奸队员一枪击毙。另一个因杀害数名“共党嫌犯”而躲避在外的伪“剿共”队长刚溜回家，就被锄奸队发现消灭。第二天抗日政府的宣判布告就张贴在了敌宪兵队和“剿共”队的墙上。消息传开，吓得周围各县汉奸头目人人自危、战战兢兢。与此同时，各抗日根据地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锄奸反霸”运动，将敌伪派往根据地的大小特务抓获，肃奸行动吓得汉奸特务们不敢出门，整天惶惶不可终日。

    为了报复国共两党连续不断的刺杀和镇压活动，吉川贞佐上任后把破坏抗日组织、疯狂抓捕“地下抗日分子”作为第一要务。据伪河南警务厅有关资料统计，日特机关仅在1939年下旬就抓捕中共人员466人、国民党人员105人、军统豫站人员10余人。吉川本人一次就亲自下令杀害抗日志士120余人。

    将计就计深入虎穴

    为保全党组织免遭破坏，为牺牲的同志和死难同胞报仇，中共河南地方党组织经过再三考虑，决定与国民党河南地区军统组织联手，寻机除掉吉川贞佐这个恶魔。为慎重起见，中共豫西特委书记吴芝圃和鄂豫边区党委民运部长吴祖贻以及开封地下党负责人王永泉等人研究决定，让早先受党派遣打入国民党军统组织的牛子龙出面与军统豫站进行沟通，共同组织力量实施刺杀行动。

    牛子龙是河南省郏县人。大革命时期曾在爱国将领樊钟秀的建国豫军任职，大革命失败后随樊参加讨蒋战斗。1930年5月，樊钟秀被蒋介石的飞机炸死，部队被蒋收编，牛子龙离开樊部，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许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被党组织派回家乡从事民运工作，曾因刺杀血债累累的国民党郏县特务队长谢宝庭遭到追捕，后在进步士绅的救助下脱险。不久牛子龙受党的派遣，利用旧关系打入了国民党军统组织，从事地下活动。抗战爆发后，牛子龙担任国民党军统豫站行动组长，借用军统力量镇压了不少死心塌地投靠日寇，破坏我地下党组织的铁杆汉奸。其中最出色的是他遵照党的指示处决了积极破坏开封地下党的伪开封警备司令刘兴周，接着又将大汉奸、开封维持会长兼伪联防司令徐宝光刺杀，一时间，牛子龙成为日伪谈虎色变的“铁碗人物”。 伪开封警备司令和维持会长被杀后，在当地日伪军头目中引起极大恐慌。日军经过一番调查后认定军统豫站和牛子龙应予以“严厉处置”。于是便要求吉川加强行动，立即铲除军统豫站。而吉川则认为，军统组织虽与日军作对，但在反共方面还有利用价值，特别在华北中共势力较强的态势下，还需借助军统之力对付共产党，因此处理军统豫站的上策不是铲除，而是设法打入其内部进行策反为己所用。吉川对此非常自信，因为不久前曾指挥刺杀王克敏的军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就是在他的软硬兼施下归顺的。牛子龙很陕摸清了吉川的用意，决定利用其急于打入军统组织的图谋，将计就计选派得力人员诈降打入敌特机关，伺机进行刺杀行动，而党组织的指示又恰好与他的设想不谋而合。为此，牛子龙立即将情况报告给了军统豫站站长。此时军统豫站站长刚接到重庆总部的指示，要求其重点加强对日伪高层头目的刺杀和重要情报搜集工作。因为国民党军统组织正在上海地区与原中统、军统变节人员组成的汪伪特务组织“76号”厮杀得难解难分，急需在华北地区开辟“第二战场”转移日伪视线，减轻其在上海的生存压力。接到牛子龙的报告后，这个颇有头脑的军统站长立刻对共产党提出的联手杀敌计划表示欢迎，并指令牛子龙尽快与中共党组织联系，物色人员实施刺杀行动。

    正当牛子龙为派遣人员犯难时，他恰好通过关系得知一个消息，他的学生、被国民党当局关押的地下党员吴秉一已在党组织营救下成功出狱，被派往郏县和襄城交界的小磨山地区组织抗日游击队。吴秉一不仅对党忠诚，而且枪法好、胆略过人，是刺杀吉川的理想人选。牛子龙设法与王永泉联系谈了自己的设想，王永泉表示同意，并很快赶到郏县，当面向吴秉一交待了打入敌特内部，伺机刺杀吉川的任务。吴秉一听说要他与国民党军统联手刺杀日寇头目，开始有些疑惑。王永泉向他反复强调这是党组织的决定，要他与牛子龙密切配合利用一切条件做好统战工作。出于对牛子龙双重身份的了解，又得知这是党组织的指示，吴秉一表示坚决完成任务。他对王永泉说：“我的命已丢了两次，都是党给捡回来的，只要能完成任务，即使再丢一回也没什么遗感。”随后吴秉一被秘密送往郑州。

    吴秉一，又名吴凤翔，河南郏县人，1913年生于郏县城谣薛店镇吴村一个农民家庭。17岁在师范读书时，受中共地下党员牛子龙、王永泉的影响开始参加革命工作，23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据有关材料记载，1939年6月，他因向延安输送进步青年遭国民党当局逮捕，被关押在郏县监狱。次年2月，他在王永泉等人帮助下，利用国民党县政府撤退之际成功组织越狱，不久地下党便派他到小磨山地区组织抗日游击队。根据党组织的意图，接受任务后的吴秉一先在郑州与牛子龙会面，在认真研究如何与军统豫站携手刺杀吉川的方案后，便立即按牛子龙和党组织的安排，秘密潜入日军占领下的开封。

    利用伪特打开缺口

    1940年2月19日，吴秉一来到开封牛子龙的岳父董文学家，通过董老先生详细打昕日伪军防卫情况。吴秉一得知，敌人在开封城内戒备森严，各城门和主要街巷哨岗林立，根本无法接近吉川一级的日本高官。吴秉一随后又按照党组织提供的内线，与开封地下人员徐景吾、李洋斋接上了关系。徐景吾原在北平读书，后因参加吴祖贻组织的平津流亡学生抗日活动遭到国民党逮捕，在狱中与吴秉一结为好友并一同越狱，后受党组织派遣打入伪政 府任财务科长。徐、李二人首先将吴秉一安排在一家可靠的瓷器店落脚，接着又共同研究了刺杀吉川的计划。他们得知吉川的心腹人物、开封汉奸特务队长权沈斋是一个贪财好利的人，便通过开封一位朱姓金店老板，用金钱礼品从权沈斋身上打开缺口，设法接近吉川进行刺杀。

    一个月后的一天，徐景吾出面在开封一家大饭庄宴请权沈斋，并将吴秉一介绍给了权沈斋，请其为吴“搭桥铺路”。酒足饭饱之后；两人送权沈斋回家，临别时徐景吾将朱老板提供的一个装满银圆的古瓷笔筒送给权沈斋。几天后，吴秉一又带着大把银圆和名贵的麝香、人参、烟酒等礼品再次到权家“拜访”，向权细述了自己“被诬”入狱、逃脱后又遭国民党通缉走投无路的“遭遇”，表示自己想“归顺皇军另谋出路”。狡猾的权沈斋虽见钱眼开，但对吴秉一心存疑虑，仅表示愿意通融通融。第二天，吴秉一以去禹县进瓷器为名潜往郑州向牛子龙汇报了情况。为了消除权的戒心、增加吴秉·的身价，牛子龙命手下军统“造假高手”编造了一份“花名册”，让吴秉一带上再去见权沈斋，声称自己在小磨山已拉起了一支武装，如能得到“皇军”收编，他愿意将这支队伍拉过来“效忠皇军”。

    几天后，当吴秉一再次去见权沈斋时，权突然问吴秉一是否知道牛子龙?吴秉一在与其周旋中听出了敌人急于抓捕牛子龙迫其“归顺”的意图，便痛快地承认自己与牛子龙过去是朋友，后因坐牢与牛失去联系。权沈斋告诉吴秉一，牛子龙派人刺杀了刘兴周等人，日本人要抓他并彻底摧毁军统豫站，只要他能“戴罪立功”，日后不愁没有飞黄腾达之日。吴秉一立刻将计就计地表示愿设法把牛子龙骗到开封来，“到时想办法逼他就范”。权沈斋听到吴秉一表态愿做牛子龙的策反工作，便喜出望外地对吴秉一许愿：只要能把牛子龙弄到开封，他一定在吉川那里保举吴秉一。吴秉一对此连连作出保证，并把自己带来的“花名册”交给了权沈斋。拿到吴秉一的“花名册”后，邀功心切的权沈斋立马将情况报告给了吉川。吉川听说吴秉一要带队伍从小磨山下来投奔，心里很是高兴，尤其听说吴秉一愿意策反牛子龙更是暗自欢喜，因为他此时正为其兵力不足和如何搞定军统豫站而头痛，有人却主动送上门来，用中国话就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但吉川毕竟是受过训练的特务高官，生怕其中有诈，于是便命令权沈斋继续拉拢吴秉一，同时严密监视吴的动向，并设法对其进行考验。

    一天，吴秉一在从禹县返回瓷器店的路上，一个补鞋人突然窜到他的身边，压低嗓门告诉吴秉一他是地下党的交通员，有几位“同志”在禹王台被捕，“请设法营救”。有着多年地下工作经验的吴秉一立刻识破了这个冒牌货，甩手几个大巴掌将其打得眼冒金星。当他回到瓷器店还未喘口气，街面上又突然警笛大作，紧接着两个披头散发的青年女子闯了进来，声称自己是抗日人员，正被日伪特务的追捕，请吴秉一给予救助。吴秉一一眼看出这又是权沈斋搞的把戏，顿时火上眉梢，上前一手抓一个将两人扔出了门外……虽然几次考验并没发现破绽，但狡猾的吉川仍不死心，他指令权沈斋给吴秉一出一个“新课题”，以进一步考验吴秉一。

    过了几天，吴秉一来到权沈斋处听信儿，并告诉权他已初步做好了对牛子龙的策反工作，牛子龙已经表示愿意“与皇军合作”，但必须瞅到机会方能脱身来开封谈判。权沈斋听后便向吴秉一传达吉川的指令：根据“皇军”掌握的情报，军统豫站最近从重庆得到一批美制武器和爆破器材，如果牛子龙真的愿来谈判，就让他先给吴秉一带回上述两件武器作为信物。这是吴秉一第一次从权沈斋嘴里得到吉川对自己的要求，便满口答应下来。几天后，吴秉一从牛子龙那里拿到了美制左轮枪和爆破装置，他找到权沈斋说要把这些东西亲手交给吉川，同时请求“皇军”解决自己队伍拉过来后的粮弹补给及驻防问题。通过几次考验，吉川对吴秉一稍微有了一点信任，但他同时提出吴秉一的武装仅有“花名册”不行，必须按“皇军”的要求进行“点验”。5月15日下午，吉川给吴秉一下达指令，要他率小磨山武装的“先遣队”驻扎到开封城西董章镇，其余人员驻扎在镇西听候点验改编。吴秉一立即将情况向徐景吾作了汇报，徐景吾让吴秉一迅速通报牛子龙，抓紧时间聚集人员准备接受日军“点验”。牛子龙在接到通报后认为，刺杀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已无必要再和吉川周旋下去，应当机立断采取行动。于是便命令地下党员王宝义率刘胜武、姚栓紧、张茂亭三名军统特工由吴秉一统一指挥，选准时机立即执行刺杀任务，牛子龙本人则带十几名枪手到中牟县做好接应吴秉一的准备。

    5月15日晚，吴秉一带领王宝义等人作为“先遣队”来到董章镇驻扎，随后吉川便派两名日军军官乘车前来对“先遣队”进行了“接收点验”，同时命吴秉一携带左轮手枪和爆破装置各一件，只身随车前往开封城内的山陕甘会馆面见吉川。一场精心策划的除奸“大戏”即将开演。

    英雄虎胆敌寇殒命

    山陕甘会馆位于开封市中心偏北，是清乾隆年间由山西、陕西、甘肃三省富商集资修建的一处精美的明清庭院式建筑。自从吉川把特务机关搬到这里后，山陕甘会馆就成了华北日伪特务机关的虎穴狼窝。

    在山陕甘会馆很深的后院，吴秉一终于见到了吉川，并向吉川交出了自己所带的左轮手枪和爆破装置，吉川高兴地接了过去。接着吉川又问吴秉一军统豫站和共产党游击队的-些情况，吴秉一对答如流让吉川疑惑顿消。对于吴秉一能归顺“皇军”，并把军统重要杀手牛子龙策反，吉川很是得意，认为这将是他特工生涯中又一战果。他让吴秉一抓紧整训队伍听从调遣，同时继续保持与牛子龙的联系，让他尽快来开封与“皇军”合作。为表示对吴秉一的器重，吉川还决定要接见吴秉一的“副司令”王宝义，并发给吴秉一两张特别通行证。

    拿到吉川的特别通行证离开山陕甘会馆后，吴秉一立刻与徐景吾取得联系，由徐景吾火速派人向王永泉和牛子龙进行汇报，共同协调行动。吴秉一则赶到约定地点同待命的王宝义等人商量具体行动方案。最后决定，由吴秉一、王宝义持特别通行证直接执行刺杀任务；姚栓紧、刘胜武和配合行动的徐景吾、李洋斋在会馆的对面街上，负责观察敌情，制造喧闹气氛，以掩护和策应会馆里的刺杀行动；张茂亭则准备5辆可靠的人力车在附近一家山货店门口等候，随时准备接应吴秉一、王宝义等人。

    5月17日下午6时许，吴秉一和王宝义头戴礼帽，身穿长衫按照与吉川约定的时间赶到山陕甘会馆。两人持特别通行证顺利通过门卫，穿过深长的庭院来到了吉川和汉奸翻译官陈凯居住的后院。按照事先计划，吴秉一负责打西屋的吉川，王宝义负责打南屋的陈凯。当吴秉一来到西屋门前时，忽然听到屋里有几人在用日语说话，情况与原先掌握的只有吉川一个人不 一样。吴秉一犹豫了一下，但他很快拿定主意决心按计划打。就在他正欲推门进去时，一个日本卫兵忽然开门出来，吴秉一不容多想，用左轮手枪抬手一枪将卫兵打死在门槛上。不等屋里人反应过来，吴秉一乘势冲进屋里，迎面一枪将一个准备拔刀的日军军官击毙，接着又转手向其身后的吉川开枪，但连开两枪都没打响。

    狡猾的吉川趁势滚地准备逃走，吴秉一当机立断，立刻将瞎火的左轮手枪砸向吉川，随手拔出预先准备的20响驳壳枪对准吉川就是一阵猛扫，顷刻间将这个恶魔打成了“马蜂窝”。这时在南屋没有找到人的王宝义听到枪声立即转过来支援，用驳壳枪从窗口向屋内之敌射击，两人在极短时间内将企图顽抗的敌人全部击毙。沉着细心的吴秉一将吉川办公桌及抽屉里的重要文件和枪支收走后，二人迅速撤离了会馆。

    由于山陕甘会馆前后院距离很长，遮挡建筑多，吴、王二人又是近距离射击，加之大门外配合人员燃放鞭炮作掩护，住在会馆前院的卫兵居然没有听到后院的枪声，对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吴秉一和王宝义完成刺杀行动后，大摇大摆地通过前门撤出，来到前街汇合刘胜武、姚栓紧和徐景吾等人赶到山货店门口，与等候的张茂亭一起上车直奔西城墙下。这时全城突然警笛长鸣，一辆辆日军巡逻车发出刺耳的怪叫声穿街而过。吴秉一他们抓住空隙迅速爬过城墙，借城外蒿草的掩护急速向中牟县方向撤退，同前来接应的牛子龙会合撤到了郑州。此次刺杀行动使四名日寇高官丧命，除吉川外，还有日军驻开封地区部队参谋长山本大佐、日军视察团团长瑞田中佐、宪兵队长藤井治少佐及一名卫兵被击毙。汉奸陈凯因事外出侥幸保住了性命。而敌酋吉川则成为日军在中原战场被中国军民击毙的首位将官。

    刺杀行动两天后，《河南民报》首先在重要版面向外界披露了这一消息，紧接着国内外不少报纸也相继刊载了这条新闻，成为轰动一时的大事件，参加这次刺杀行动的人被誉为“大无畏的民族英雄”。据有关资料记载，刺杀吉川行动的主角吴秉一后来在延安期间还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的特别接见。就在刺杀吉川的同年12月19日，联合刺杀行动组又在开封社下基79号击毙了新近主持日本特务机关的日军多田部队参谋长兼伪河南绥署总顾问皆川雅雄大佐，再次给日寇以沉重打击。

    刺杀吉川的主要组织者牛子龙，不久又利用军统资源先后组织了数次打击日伪头目的刺杀活动。后来他的秘密党员身份因叛徒出卖而暴露，随即遭到军统总部的逮捕。

    1945年6月，牛子龙从军统西北看守所成功越狱，返回郏县后担任了当地民众抗日游击队的总司令，后来受形势压迫，部队被国民党军高树勋部收编。1946年11月，牛子龙在河南地区宣布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解放后，牛子龙曾任湖南湘潭军分区副司令、湘潭地区副专员、湖南省政协委员。1962年在北京民族学院参加社会主义学习时，曾受到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陈毅元帅还亲自为牛子龙作了历史清白的证明。1964年牛子龙因病逝世。

    吴秉一在刺杀行动后按照党的指示继续从事抗日武装斗争。1944年春，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驻守河南的国民党军队闻风而逃。吴秉一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利用国民党军丢弃的大量武器组织起民众抗日武装“豫西抗日剿匪军”。这支队伍随后与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取得联系，多次共同与日伪军作战。抗战胜利后，吴秉一曾到延安工作学习，1949年还受邀参加了过开国大典。1956年，吴秉一转业到天津工作，“文革”中遭迫害入狱，直到1980年后才得以平反昭雪。1983年吴秉一因病去世。

    刺杀敌酋的英雄虽然已经故去，他们的事迹也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被更多的人知道，但他们和所有浴血奋战在抗日沙场的勇士们一样，用自己大无畏的行动捍卫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尊严，也诠释了中国人民誓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他们都是中国抗战史上不该忘却的抗日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