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朝鲜士兵 金朝关系 当时明金对峙，朝鲜的态度确实举足轻重。后金与朝鲜仅一江之隔，因此后金要想西进征明，就要考虑东邻朝鲜的行动，为此在后金统治集团内有两种意见，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第三子洪太时（即皇太极）常劝其父欲犯我国，其长子贵永介（即代善）则每以四面受敌，仇怨甚多，则大非自保之理，极力主和，务要安全，非爱我也，实自爱也。”努尔哈赤为了避免两线作战，而不敢冒险，故对朝鲜采取拉拢的政策，曾多次派遣使臣赴朝投书，希望朝鲜与明朝脱离关系，同后金结盟，所谓“不事南朝，子子孙孙，永结盟约”。但是，朝鲜不为所动，仍坚决支持明朝，反对后金。 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1621年），明辽东巡抚王化贞，为了组织明军出广宁、渡辽河，从正面进攻后金，便派标下练兵游击毛文龙率领军丁二百余人，深入敌后，联络辽民，以牵制和分散后金的兵力。五月十一日，毛文龙率部由三岔河驾船到猪岛、鹿岛、禽岛、石城、长山、色利、獐子等地进行安抚辽民的工作。此时，辽东廪生王一宁来会，建议前往朝鲜求助，共谋大计。七月初，他们来到朝鲜的弥串堡，得探报后金镇江守将佟养真派兵外出，城防空虚，令千总陈忠过江潜通镇江中军陈良策为内应。二十日深夜，毛文龙率领三千人马，围攻镇江，陈良策归降，然后生擒佟养真及其子佟松年等六十多人，收兵万人，旧额八百人。镇江捷报，全辽震动，宽甸、■阳，汤站、险山等城堡相继投降，“数百里之内，望风归附”，“归顺之民，绳绳而来”。于是毛文龙因功授参将，不久又晋升为平辽总兵。 后金获悉镇江失守，大为震惊，命贝勒阿敏、皇太极等人率领大军前去镇和谐 压，毛文龙却不战而退入朝鲜境内，后金兵几次入朝进击，并且遣使赴朝致书说：“如果我两国真心想友好相处，那么就逮捕毛文龙、陈良策交来。”朝鲜方面为了不使事态严重，“恐有日后之患，言其利害于毛将，使卷入海岛”。此议得到明廷的同意，认为毛文龙寄身海岛，“有此可用之众”。天命七年（明天启二年，1622年）十一月十一日，毛文龙率部进驻朝鲜皮岛（即■岛、稷岛、从云岛）。此岛位于明朝、后金和朝鲜之间，据《明通鉴》记载：“皮岛即东江，在登莱大海中。”“地广衍，有险可恃”，“南可以屏蔽登莱，东可以联络朝鲜，北可以攻冲辽沈，乃平辽阨要区也”。 此后，朝鲜为了防御后金侵犯，便大力支援毛文龙，如划给大片“闲田”，使其兵民驻耕；免征商税，“以助军饷”；供给大量粮食，以解决十万军民的生计；补充大批火器，增强明军的战斗力。因此，毛文龙在朝鲜的支持下，势力大增，除了拥有一支十多万人的精壮大军外，还控制着宣川、定州、龙川、铁山、昌城、满浦、獐鹿、长山、石城、广鹿、三山、旅顺等地，这对后金形成了很大威胁。所以，他一方面经常派兵袭扰后金，又派人潜入后金，鼓动辽民起来反对后金政权，如天命八年（明天启三年，1623年）二月，一次就派出五十人深入后金，进行“煽惑”，致使一些辽民“叛去”，逃往明地，还有一些辽民揭竿而起，聚众“叛乱”。毛文龙对后金的军事行动规模不大，仅是骚扰性的，但“牵制则有余”。因此，后金的许多贝勒大臣认为：“毛文龙之患，当速灭耳！文龙一日不灭，则奸叛一日不息，良民一日不宁。”这说明毛文龙已成为后金的“腹心之大患”。 随着毛文龙势力日益壮大，后金就更加归罪朝鲜的支持，正如毛文龙所言：“奴酋之恨巨掣尾，每转恨于朝鲜之假地。”努尔哈赤虽然多次致书要朝鲜断绝与毛文龙往来，如果擒获毛文龙，则以朝鲜降将姜弘立作为交换，但是遭到朝鲜严词拒绝。当时后金战略的重点是在辽西，而对东江的毛文龙则封官许愿，采取招抚之策，然而毛文龙乃无降金之意。 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1626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患毒疽身亡，由其子皇太极继承汗位，他上台后分析后金的形势时说：“父王不听我计，临终方悔。……我气不过就是东江，只为山险谷深，前埋后伏，且他奸细甚巧，我的动静言语霎时便知，可恨！可恨！”又据朝鲜所得情报说：“奴酋死后，第四子黑还勃烈（即皇太极）承袭，分付先抢江东，以除根本之忧，次犯山海关、宁远等城。”皇太极虽然继续推行其父努尔哈赤进取中原的战略总方针，但是为了摆脱目前受包围的困境，在对明的策略上有所调整，公开遣使与辽东巡抚袁崇焕进行议和，暗地里则把进攻的矛头由西转向东，积极准备攻打朝鲜和毛文龙，以解后金的后顾之忧，“丁卯之役”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爆发的。 出兵两图 天聪元年（明天启七年，1627年）一月八日，皇太极命大贝勒阿敏为统帅，贝勒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岳托、硕托等随军东征。皇太极面授方略说：“朝鲜屡世获罪我国，理宜声讨，照此非专伐朝鲜也。明毛文龙近彼海岛，倚恃披猖，纳我叛民，故整旅徂征。若朝鲜可取，则并取之。”又据《旧满洲档译注》记载：“朝鲜国对满洲国犯有重重之罪，虽然如此，但这次并非指着朝鲜而来讨伐的。因明的毛文龙，住在靠近朝鲜的海岛，经常收容逃亡者，因此生气而来找他。”可见，后金此次出兵主攻目标是毛文龙，次攻方面是朝鲜。 阿敏率领三万余骑出征，进军十分谨慎，他把大军隐匿在凤凰城，并且向朝鲜降将姜弘立了解情况，问曰：“我今缚送毛文龙，则朝鲜将从乎？”答曰：“缚送则未可知，而我国岂有顾惜之理。”十三日，后金兵渡过鸭绿江，逼近朝鲜义州，阿敏先命总兵官■额礼、备御官雅逊、叶臣、孟安等率领八十人，偷袭明军驻守的哨卒，将其全部擒获，无一人逃脱；然后又遣朝鲜人韩润等人，“变着华衣，潜随猎骑入城”，以为内应；此外，还令人登南山呼曰：“城中将士，解甲出降，南土军兵，悉出归乡，不然铁骑蹂躏，乱杀靡遗。”十四日，后金兵突然围攻义州，命艾屯巴图鲁任主将，率军攀梯登城，朝鲜守将李莞、崔梦亮等仓卒应战，此时韩润“焚火军器，一城大乱，反氓开门”，遂克义州。李莞、崔梦亮等被执处死，城中有明兵一万，朝鲜兵二万，劝降不从者皆遭杀害。当后金兵攻打义州时，阿敏就派遣济尔哈朗等率领大军进攻毛文龙驻守的铁山，由于毛文龙自冰合后，移驻皮岛，未能捉住，而铁山守将毛有俊、刘文举等被杀，许多明兵和辽民遇害。 阿敏根据形势的变化，认为毛文龙避居皮岛，隔海相望，未备水师，无法进攻；而后金兵却轻易攻取义州，说明朝鲜防御力量很弱，足以取胜。因此，他进一步贯彻皇太极进攻朝鲜的战略，把主攻目标由毛文龙转向朝鲜，于是留大臣八人、兵千人驻守义州。十五日，阿敏亲率大军与济尔哈朗等会合，然后挥戈东进，为了减少和削弱朝鲜军民的抵抗，“一边进兵，一边求和”。十七日，后金兵进抵定州，阿敏派人向该城守将金搢投致朝鲜国王书，书曰： “我两国原无仇恨，今何为助南朝兵马，侵伐我国，此一宗也；我得辽东，既系邻国，尔曾无一句好语。及窝藏毛文龙，助他粮草，尚不较正。写书与尔国，毛文龙等绑来，我两国和好，尔又不肯。辛酉年我来拿毛文龙，尔国屯民鸡犬不动，尔又不谢，此二宗也；尔还把毛文龙放在尔国，招我逃民，偷我地方，此三宗也；我先汗归天，有仇如南朝而尚来吊问，赍礼来贺新汗，况我先汗与尔国毫无不好心肠，尔国无一人吊贺，此四宗也。先年尚有不好事件，笔难尽述。用此，我方统大兵来。尔国要和好，差官认罪，火速来讲。” 朝鲜答书称： “我国与尔国本来无怨恨。我国臣事皇朝二百余年，皇朝伐尔国时要我兵马，既有天子敕命，何敢违也？……毛将既是天朝将官，来寄我疆，义不可拒。……今者尔国无故动兵，出我不意，攻我城池，杀我人民，是我国未尝负尔，而尔先负我。……尔若息兵通好，则必以礼义相接，不可以兵戈相胁。” 阿敏遭到朝鲜严词驳斥后，便“麾兵进迫”，遂一举攻克定州。他取得定州之役的胜利后，坚定了征伐朝鲜必胜的信心，战斗结束的第二天，就派人回辽向皇太极上书报告自己的进军方案。他告知后金兵顺利攻取义州、铁山，毛文龙已逃往皮岛，“如内情合适，即进趋王京”。皇太极收阅来书，基本上是同意的，但要小心谨慎，故在所覆诏书中说：“前进事宜，你们要深思而行”，“切勿强行，……凡事委你们出征者相机而行。”这就表明皇太极赞同阿敏把朝鲜作为主攻目标和进攻方向。 朝鲜国王李倧得知后金兵渡江东进，定州失守的消息，惊恐万状，于是召集群臣商讨对策，毫无结果。由于朝鲜国力衰败，李倧决定先将后妃送往江华岛，称之“为避乱之计”。下“罪己书”、传旨“命诸道勒王”，下三道大肆“征兵”等等，这些措施无一收效。 阿敏率军乘胜向前推进，十九日后金兵渡过青川江驻营，先遣部队已到达安州城下。安州守备南以兴等，“前数日，城中闻贼兵日近，整顿兵械，为死守计”。故后金招降，“城中不答”。二十日，阿敏统领大队人马抵达安州城外，派人巡城呼曰：“无罪南兵开城出送，城中将士解甲出降，我且按兵以俟汝降战之答。”南以兴命人答曰：“我国只知战与死而已，本无降与和耳。”然后阿敏又派遣使者投书，书大意如前，“又添七宗恼恨”。答书曰：“速得二书，要息兵修好，共享太平，其意甚好。但前书既云要好，而兵随其后，此我之所未晓也。自今以往，彼此解兵，两国和好，岂不美哉。” 二十一日清晨，后金兵发动攻城，双方展开激战，据记载：“是日黎明，远近烟雾不辨咫尺，贼中吹角鸣鼓，呐喊■旗，万骑骈进，云屯雷击。城中炮射，一时俱发，坠骑落壕，死者山积。前仆后入，左冲右突，并驱骆驼，输进长梯，一时登城，长枪短兵，彼此相搏，势如风火，措手不及，贼满城中，追逐乱杀。”“贼兵之燋毙者，亦不知其数。”安州保卫战，表现了朝鲜爱国军民英勇不屈的精神，最后虽孤立无援，城陷人亡，但给后金军沉重打击，伤亡很大，“遂驻军安州，息马四日” 二十五日，阿敏率领大军向平壤挺进。安州失陷后，李朝上下一片恐慌，各路守军纷纷溃散，据都体察使张晚驰启：平壤，黄州凤山、瑞兴、平山等邑军民，“鸟惊鱼骇，望风先溃”。因此，后金兵“如入无人之境，诸将士皆逃匿，无一人当其锋”。二十六日，阿敏等未遇任何阻挡，占领了平壤。此时后金将领内部对进军朝鲜王京汉城，发生了意见分歧，“一半则欲还，一半则以为不可”。全军统帅阿敏坚持向前推进，直取汉城。而岳托、济尔哈朗却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此次出征主要是讨伐毛文龙，而不是朝鲜，何况大军入朝，沈阳安危不能不考虑。阿敏不从，是日率军渡过大同江。二十七日，后金兵至中和驻营，便遣使赴汉城致书迫降，“使者未达而返”。同一天，朝鲜国王李倧离开汉城，逃往江华岛。并命已归降后金的姜弘立之子姜■，朴兰英之子朴雴，“持国书送虏中，欲谕退贼兵，乃探贼情”。书曰： “自古以来，欺弱凌卑，谓之不义，无故杀捕人民，是为逆天啊！如果说有罪的话，应当先派人来问，然后声讨，方合义理。或是今先退兵再议和的话，才可言和吧！” 这是朝鲜首次遣使到后金营中投书议和，可是阿敏对议和不感兴趣。二十八日，他在致朝鲜的覆书中指出七条罪状，“如要和好相处，速派使者来，我愿听之”。二月五日，阿敏率军占领黄州，然后“遣使胁和，要以三事：一曰割地，二曰捉文龙，三曰借兵一万，助伐南朝”。六日，朝鲜派姜■、朴雴二人前来通知，国王李倧已派亲信大臣来营中谈判，但是阿敏节外生枝，仍欲率军深入。此时岳托、李永芳等，希望阿敏不要违背前言，驻军黄州，等待来使。阿敏不听，又进兵至平山驻营。八日，朝鲜使臣来到平山后金大营，他说：“我们的王听说贝勒你将至。……愿意承认我们的错，你们要如何结束此事，愿把我们贫乏之国所出产的东西，只要能收获的都给你。”阿敏听了此言，仍然不满足，还要向汉城进兵。岳托、济尔哈朗等出面劝阻，他们认为“我等统朝廷重兵，不可久留于外，且蒙古与明近逼我国，皆敌人也，宜急归防御”，况且“朝鲜王京阻江为险，江岸置木栅枪炮，兵马环列，且闻冰已解，亦恐难渡”，“不可深入”。阿敏还是不从，于是岳托、济尔哈朗以皇太极曾谕令阿敏与出征诸贝勒“公同议定”为由，主持召开八旗大臣会议，会上七旗大臣都主张议和，唯有阿敏所领的镶蓝旗大臣反对。因此，阿敏在众贝勒大臣的压力下，被迫停止进军，接受议和，从此后金和朝鲜的关系，由交战转为议和。 两国盟誓 后金与朝鲜议和，在李朝内部引起强烈反响。司瞻直长朴日省、韩肃一等上疏，“力陈和议之非”，太学生尹鸣殷等上书，“请斩差胡与朴兰英等首，函送天朝，举义斥和，背城一战”。还有些人说：“朝廷不思大义，通好丑虏，忠义之士扼腕，介胄之士解体。”可见他们反对议和。而朝鲜国王李倧等主张议和，认为：“今日之势，既不能战，又不能守，奈何不和？”与后金议和是“羁縻之道”，“缓兵之计”，“未为不可矣”。后金朝鲜议和，并非一帆风顺，在以下几个问题上进行了激烈争论。 --永绝明朝。二月二日，阿敏在给朝鲜国王书曰：“两国和好，共言美事，贵国实心要好，不必仍事南朝，绝其交往，而我国为兄，贵国为弟。”这是后金第一次提出要求朝鲜永绝明朝，李倧认为“大义所系，断不可许”。但是，李倧在遣使答书中则避重就轻，模棱两可的说：“只论两国之好而已，何必提起不当言之言乎。”五日，他又致书阿敏，解释说：“事大交邻，自有其道。今我和贵国者所以交邻也，事皇朝者所以事大也，斯二者并行而不相悖矣。”阿敏见朝鲜对明朝的态度坚持不改，故对永绝明朝一款不再强求，却说：“朝鲜二百年事皇朝之言，极有信义，若与之交好，则可久矣。”所以，十四日他向朝鲜来使表示：“不绝天朝一款，自是好意，不必强要。” --入质纳贡。二月八日，阿敏派汉人刘兴祚（朝鲜称刘海）为使臣，前往江华岛与朝鲜议和。当时朝鲜对后金提出的入质纳贡持反对态度，国王李倧说：“质子之言，处之诚难。而至于岁币，则答之以物力残荡，无以办出可矣。”所以，九日刘兴祚到达江华岛，朝鲜国王李倧拒不接见。十日刘兴祚向朝鲜方面提出“国王若不亲见，则当自此回去”。十一日刘兴祚在给朝鲜的揭帖中说：“今贵国王惜一接见之礼，不念小民之涂炭，独何忍哉！吾恐金人再为一激，势必下王京，不惟四部道受害，八部道生民亦难安矣。事机一错，祸不忍言。”当天，李倧便接见刘兴祚，十五日朝鲜接受后金的入质纳贡的条件，给阿敏书曰：“和好是两国所欲，故曾遣重臣，兼致礼物。”“自今以往，两国兵马，更不过鸭绿江一步地，各守封疆，各遵禁约，安民息兵，父子夫妇，各相保存。”并且“以木绵一万五千匹，绵紬二百匹，白■布二百五十匹，虎皮六十张，鹿皮四十张，倭刀八柄，鞍具马一匹送于虏中”。 --去明年号。朝鲜在致后金书中皆书明天启年号，阿敏对此非常不满。二月七日，他在给朝鲜国王李倧的信中明确指出：“今见来文，照旧书天启年月。既如此，怎么讲得好。”八日，他再次给李倧去信要求“以'聪'字易'启'何如？”可是朝鲜不同意，于是阿敏对朝鲜施加压力，他说：“昨接来札，内书天启年号，极难达于我汗皇。……看来贵国拿天启来压我，我非天启所属之国也。若无国号，写我天聪年号，结为唇齿之邦。”此时朝鲜国王李倧提出，“年号依中国揭帖例不书何如？”后金使臣亦说：“国王答书，非如咨奏公文之比，天朝揭帖，则本不书年月，如广宁袁巡抚所送揭帖例为之，则天启二字，自然不书。”最后双方都作了让步，接受“不书年号，从揭帖式”的折衷意见。 --莅盟宣誓。朝鲜国王李倧不愿意亲盟鸣誓，并以母丧“方在忧服之中”，“三年之内，绝不杀生”为由，拒绝杀白马黑牛与后金盟誓。阿敏得知十分不满，认为朝鲜“国王既不发誓，是不愿讲和之意，何糊涂以了事塞责？”二月二十八日，阿敏致朝鲜书曰：“和好两国之愿，无盟誓，何以信其诚？今贵国王悭滞不誓，是言和而意不欲和也！”然后进一步威胁说：“岂不知道近日兵器有备，士卒有练，欲一战以较胜负。”此时阿敏又派刘兴祚从中进行斡旋，二十九日刘兴祚在给李倧重臣李廷龟的信中举了韩信、孙膑、勾践为例，“此三人皆不以一时之辱，坏终身之大道。今贵国为一誓之辱，不顾王弟之质，黎民之殃，社稷之危乎？”又说：“天和谐 朝与蒙古和，杀白马黑牛以祭天地，与金国和亦然。不如是，则何以表信？”三月二日，刘兴祚提出解决莅盟宣誓的新建议，他说：“主盟之人，亲自宰牲礼也。而国王在忧服中，不敢强请，国王则于殿上焚香告天，令大臣于外处刑牲以誓，则俺等当以好辞回报，以完大事。”盟誓一事在李朝内部有不同意见，但是在后金的压力下，李倧妥协让步了，他说：“上有宗社，下有生灵，不得不尔。”最后接受了刘兴祚的“降等”设议。 后金和朝鲜经过一个多月的交涉、协商，以上四个问题都达成议和的要求。三月三日，朝鲜国王李倧率领群臣和后金南木太等八大臣在江华岛焚书盟誓。发誓时，李倧亲行焚香告天礼，由朝鲜左副承旨李明汉宣读誓文，文曰：“各遵约誓，各守封疆，毋争竟细故，非是征求。若我国与金国计仇，违背和好，兴兵侵伐，则亦皇天降灾。若金国仍起不良之心，违背和约，兴兵侵伐，则亦皇天降祸。两国君臣，各守信心，共享太平。皇天后土，岳渎神只，监听此誓。”读讫礼毕，李倧回宫，随后双方与盟大臣来到誓坛烧香，对天杀白马，对地宰黑牛，各以一器皿装肉、白酒、血、骨、土。由朝鲜李行远读誓文曰：“若与金国计仇，存一毫不善之心，如此血出骨暴。若金国大臣仍起不良之心，亦血出骨白，现天就死。二国大臣，各行公道，毫无欺罔，欢饮此酒，乐食此肉，皇天保佑，获福万万。”然后由后金的南木太等誓文曰：“朝鲜国王今与大金国二王子立誓，两国已讲和美，今后同心合意，若与金国计仇，整理兵马，新建城堡，存心不善，皇天降祸。若二王子仍起不良之心，亦皇天降祸。若两国二王同心同德，公道偕处，皇天保佑，获福万万。”这次江华盟誓，阿敏虽然在誓书上署名了，但是对誓文很不满意。因此盟誓议和后，不予承认，一方面“令八旗将士，分路纵掠三日”，“海边一带，已成空壤”，“子女财畜，荡覆无余”；另一方面后金兵抵平壤立营，不再后撤，扬言“大同江以西，不可复还”，又说“待执毛文龙后归去”。朝鲜国王李倧不同意，可是被迫无奈，更无他策，三月十八日派遣王弟李觉赴平壤后金大营，再次举行盟誓。阿敏誓书曰： “如果朝鲜国王李倧将应送金国汗之礼物，背约不送，对金国派来的使者，不像对明的使者一样恭敬，对金心怀恶意，巩固城郭，整顿兵马，并将金所获得的已剃发的人，如逃来朝鲜，就据为己有，而不给回。王曾说过：与其和远方的明往来，不如和近处的金国往来。如果违背上述之言，则将向天地控告，而讨伐朝鲜国。天地以朝鲜王为非，殃必及之，寿命不到就死了。如朝鲜国王不违背誓言而相处时，金国的阿敏贝勒启衅讨伐的话，则必遭殃而死。我们两国遵守誓言而相处，天地必眷佑，而让我们世远年久地过太平的日子。” 如把“平壤盟誓”与“江华盟誓”两文比较，内容有很大的不同，“平壤盟誓”要求朝鲜承担更多的义务。故朝鲜认为“观其语意极凶巧耳，”畏其屠掠，亦只忍辱接受了。因此，阿敏罢兵后撤，四月十七日回到沈阳，受到皇太极的隆重欢迎。 义州撤兵 平壤盟誓后，阿敏率军撤离朝鲜，但是命令冷格里等领三千人马留驻义州。后金驻兵义州主要目的是防御明军毛文龙，因为皇太极发动“丁卯之役”，原想一举消灭毛文龙，解除后顾之忧，结果事与愿违，未能得手，正如明熹宗朱由校所言：“奴兵东袭，毛帅锐气未伤。”[100]又据毛文龙的报告说：“职坚守不拔，所伤不满千人”，可见毛文龙的势力并未受损，仍然对后金起牵制和威胁的作用。所以，当明廷接到朝鲜求援的来书后，考虑到朝鲜“不支，折而入奴，奴势益张，亦非吾利”。于是“上命文龙相机战守，并命登抚暂移登、青、莱三府仓储接济，励戎士以状军声”。因此，毛文龙不断派兵袭击入侵朝鲜的后金兵，“五战而五胜，……皆令人舌咋心惊，色飞神动”。就在平壤盟誓以后，阿敏准备率军渡江返回沈阳时，毛文龙对后金发动一次新的攻势，四月五日他“传集诸将，面授方略，度地远近险要，发兵设伏，出奇夹攻，俱约至十三日齐到义州、鸭绿江边，水陆公开截杀”，此役“死伤达贼六七千余，打死孤山三名，牛鹿八名，并马骡千有余匹”。这份塘报的数字虽有夸张不实，但亦反映了毛文龙给予后金兵沉重的打击，所以后金为了监视、防御毛文龙，不敢轻易从义州撤兵，故导致朝鲜与后金的义州驻兵去留之争。 此时后金向朝鲜要求驻兵义州，但是朝鲜坚决不同意。朝鲜国王李倧在致后金书中指出：“今见来书，有留兵助粮等语，恐非告天立誓息兵安民之意也。”后金却认为“毛将在焉，我何卷归，贵国缚给毛将，则我乃回兵矣”。七月初，朝鲜遣使臣申景琥、朴兰英前往后金沈阳上国书，交涉要求后金撤走义州驻兵。七月七日，他们到达沈阳，可是皇太极一直不接见。直到十二日，皇太极方派高且、大海等来见，说是“连日有故，未及相见，勿以为讶”。申景琥、朴兰英向他们提出，“当初讲和，约以各守封疆，至于誓天。而撤兵之后，余众尚留我境”[108]，这是何故？大海等说：此事“非吾等所能擅答，当言于汗处”。十四日，皇太极命大海等来言曰：“义州留兵，非疑贵国。毛兵方在贵境，我兵既撤之后，彼若乘虚夺据，则非但往来阻绝，恐伤两国和好之义。欲押送交替兵马，将以今十五日打发耳！今者贵国书意恳切，今当卷还，第未知以你国之兵力，能制毛兵，使不得下岸耶？”申景琥等答曰：“本国与贵国曾无嫌怨，今春被兵全由于毛将。及其兵锋深入之后，彼窜伏海岛，终不出救，今何颜面更下岸耶？” 这时皇太极与明议和中辍，宁锦之役又惨遭失败，辽东形势对后金十分不利。因此，皇太极对朝鲜请求撤退义州驻兵，不能不认真对待，不然刚刚达成的“兄弟之盟”很可能破裂，“丁卯之役”的胜利果实就要丢失，又要重陷东西夹击的困境。所以，皇太极从后金的战略全局考虑，以义州撤兵的小局，服从联合朝鲜的大局，从而打破明王朝设置的弧形包围圈。于是，七月十九日，皇太极命阿什达尔汉、霸奇兰随同朝鲜使臣申景琥、朴兰英前往，呈递国书，书曰： “我们两国本无事故，和好相处，因明之故才交恶。理应照旧和好相处，故天复令和好。如果彼此珍惜这和好，互相和好相处，不以破坏者为非吗？我兵之所以驻守义州，并不是因为不相信你们而驻守的。我们之所以交战，是因为明而战的，恐怕明再来破坏和好，为了监视明才驻守的呀！今如不让明进入你境内之地，则你王弟写下'不让明进入'之保证书，并让住民守兵来义州，则我可立即撤退。如在居义州之民兵来到义州之前，我兵即撤退，恐明将乘隙来入驻。” 皇太极这次致朝鲜书和以往大不相同，除了明确表示同意撤兵外，而且全篇的语气是平等的、友好的，没有那种以胜利者自居的傲慢态度，所以收到了满意的效果。朝鲜的覆书曰： “差人将书来，具知盛意，欲谨守和约，共享无疆之福，甚善甚善。贵国之留兵义州，固知本无反意，但业已誓天罢兵，而犹复屯兵他境，非各守封疆之意，故前书及之。今贵国有意卷退，我国地方，我自住守，宁有任人窃据之理。便即差官偕来使替守，慎固疆场，不至贻贵国虑也。” 可见，朝鲜表示决不把义州交给明军，以威胁后金的安全，这正是皇太极所希望的。因此，九月十二日，留驻义州的后金兵奉旨全部撤退，朝鲜的义州府尹严愰率领兵民进入义州城。 皇太极发动的“丁卯之役”，是一次侵略战争，它给朝鲜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破坏。但是对后金的发展却起了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政治上摆脱了孤立的困境；经济上冲破了禁运封锁；军事上粉碎了明军的包围，从而消除了内部危机，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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