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军事对峙时西北边疆：新疆生产兵团加强战备(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苏两国关系总体上处于“同志加兄弟”的蜜月期，但即使在这一期间，无论是过去两党之间的不愉快，还是新签订的关于新疆协议的不平等内容和边界争议都是影响两国关系的问题所在。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苏两党、两国在意识形态、国家主权、国家安全战略等方面逐渐产生了分歧，最终导致双方发生了边境冲突。

    一、20世纪中期中苏关系变化中的西北边疆

    20世纪60年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安全环境最为恶劣的时期。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中印边界问题以及朝鲜战争以来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对峙等因素，致使中国周边环境面临着严峻的局势。

    苏共20大以后，中苏两党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严重的分歧。1958年，苏联提出了一些损害中国国家主权的主张，如提出由中苏合作在中国共建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的要求，表示“希望中国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甚至要我国让台湾暂时独立”；在国际问题上，苏联也将中苏分歧公开化，在1959年9月的中印边境第一次武装冲突中，苏联塔斯社发表声明公开偏袒印度，并且在中印边界冲突中支持印度。苏方的这些做法自然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由此，“隔阂和敌对取代了兄弟情义，两国间的前线变成了雷区。”1960年7月，苏联单方面决定一个月之内撤走了全部援华专家1390名，撕毁了中苏两国政府签订和两国科学院签订的1个协议书以及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停止供应中国经济建设急需的重要物资和设备。这些行为极大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中苏关系急剧恶化。

    中苏关系的恶化造成了两国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1966年1月，苏蒙两国签订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条约签订后，苏联于6月应蒙古政府“请求”，将成建制的作战部队开进蒙古境内驻扎，并建立了军事基地和导弹基地。至此，苏联将大量军队推进到距离北京只有几百公里的地方，中国面临着苏联直接的军事威胁，中国北方的安全局势迅速恶化。据统计，从1964年10月到1969年3月，由苏方挑起的边界纠纷事端多达4189起。此外，即便在“两年多的封冻季节里，苏联边防军就侵入我珍宝岛地区十六次，并在入侵中几次打伤我执行正常巡逻任务的边防战士，抢劫我枪支弹药”。1969年3月，苏联从下米海洛夫卡和库列比亚依内南北两个方向，出动数十名全副武装的军人以及4辆装甲车和汽车，侵入中国珍宝岛地区巡逻，中苏两国在珍宝岛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冲突。

    在新疆，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更为直接。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苏联不断在中国西北边疆制造事端，经常派遣情报人员和秘密警察到新疆搜集情报，制造边境冲突。1960年7月，苏联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追打中国牧民，造成流血事件，挑起了边境冲突。1962年4～5月间，苏方又策动了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犁、塔城等地大规模边民非法越境的“伊塔事件”，致使西北边疆局势高度紧张。珍宝岛事件后，中苏边境局势进一步紧张，苏军在边境上频频挑起冲突。1969年8月13日，中国军队在铁列克提地区进行例行巡逻时，苏联边防军有预谋地出动直升机2架，坦克装甲车数十辆，步兵300余人，以绝对的优势兵力对中国巡逻军队进行突然袭击，中国巡逻队官兵几乎全部壮烈牺牲，仅一人生还。“铁列克提事件”的发生致使中苏边境冲突白热化，中国西北边疆安全局面迅速恶化。

    二、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在维护西北边疆安全中的作用

    20世纪60年代，中苏、中印关系恶化，新疆成为中国西部边疆冲突的焦点区域，成立于1954年的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新疆兵团）在维护国家西北边疆安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妥善处理“伊塔事件”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与苏联相毗邻，边界线长1500多公里，1960年以前，中方一侧基本上处于有边无界、有边无防的状态。而且，由于特殊的地缘关系、民族关系和宗教文化联系，使得伊犁地区长期受到苏联的影响，苏联侨民在当地具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50年代初，大约有12万多的苏联侨民集中在新疆伊犁地区。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导引下，新疆地区的民族矛盾得以缓和，各族人民和睦相处，泛突厥主义的影响在新疆基本上销声匿迹。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开始重新利用“泛突厥主义”、“跨境民族”等问题大做文章，并插手遣侨事务，鼓动中国边民去苏联。具体表现在：

    第一，苏联驻新疆边防和领事机构策动新疆边民外逃。1960年，苏联驻伊宁领事馆利用遣返侨民之机，在少数民族中进行秘密串联、非法登记，鼓动他们加入苏联国籍。伊犁苏联侨民协会总会以及阿勒泰、霍城、昭苏、伊宁市等地的分会在领事馆的授意下，也有计划地在中国公民中大肆进行串联等活动。据统计，1962年苏方拟非法给1.3万余名中国公民发放护照，并收取了登记加入苏籍人员的照片5000多张。从1954年至1963年的10年中，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市、县去苏、逃苏人数达17万余人，其中真正苏侨仅有6万多人。苏联利用已经越境的人员大量邮寄米面、肥皂、棉布等中国较为紧缺的物品给国内亲友，从物质上诱导他们到苏联去，使得当地正常的社会生活受到严重干扰。

    第二，制造“伊塔事件”。在苏联不择手段的诱骗和策动下，大量边民外逃导致了“伊塔事件”。据统计，仅1962年5月27、28两日，客运站就售出800多张去苏客票。5月29日，大约有1000多人未购买到车票。于是，边民便以“购票”为借口，砸毁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客运站大门和办公室门窗，围攻、殴打客运站工作人员和在场的群众、民警及汉族干部，在挟持到现场做劝说工作的州长之后，冲进州人委办公大楼，殴打干部、警卫战士、破坏办公室设施。从1962年4月中旬到5月末，伊犁、塔城地区参加外逃的总人口为74570人，其中非法越境去苏的有61361人，带走大小牲畜23万头，大车1500多辆。事件发生后，边境地区不少基层政权瘫痪，农村组织解体，田园荒芜，牲畜失散，给自治区农牧业生产造成了巨大损失。据统计，边民外逃带走的牲畜、车辆以及造成60万亩耕地荒芜，加上政府机关、企业的损失，粮食、物资被抢劫，“伊塔事件”造成的损失共计达1亿元以上。

    新疆兵团是一个抵御侵略、维护稳定的准军事实体，其党、政、军一体化政治组织具有灵活性，可以随着局势的变化及时发挥应对作用。为了迅速制止边民非法越境，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事变，一方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及时派出工作组制止事态继续发展，加强对边境群众的宣传教育；另一方面，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人委的指示，新疆兵团加强并突出了“军”的职能，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

    从1962年5月5日起，新疆兵团立即组编了6个独立营，共21个值班民兵连。在1962年5月29日的冲击砸毁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政府机关、殴打负责干部、抢走重要文件以及冲击中共伊犁区党委机关的暴乱事件中，农四师奉自治区和新疆兵团党委命令，派出了一个警卫连、两个武装民兵排，协助公安干警维持秩序，收复了被暴徒占领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委办公大楼。伊宁市成立卫戍司令部后，新疆兵团从农八师调出两个基干民兵连，加强伊宁地区的警备力量。［11］同年，新疆兵团根据新疆军区的指示，在中苏边境增设58个边防工作站，并新设一批国营农场，他们配合国防军，加强了边防力量，昼夜巡逻在国境线上，保卫了边境各县人民政权，有效地劝阻了边民非法越境，中苏边境“有边无防”的局面从此得以改观。

    （二）新疆兵团的“三代工作”稳定了西北边疆局势

    “伊塔事件”发生后，为了尽快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发展生产，周恩来召见了新疆兵团副政治委员张仲瀚，指示新疆兵团承担起维持治安、劝阻边民外逃的任务，对边民外逃遗留下来的农牧业生产和基层工作，实行“三代”（代耕、代牧、代管），并要求新疆兵团沿中苏边界建立国营农牧林场带，加强边防力量。新疆兵团迅速落实中央指示，从1962年5月11日起，从农四、五、六、七、八、十师和新疆兵团直属单位先后抽调选派810名干部、16750名工人组成工作队，配备汽车39辆，拖拉机和康拜因45台，奔赴指定地点执行任务。工作队进入伊塔地区后，在阻止边民外逃的基础上，重建了各级党政机构，恢复与发展了农业生产。在当地的党政和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下，新疆兵团圆满地完成了“三代”任务，防止了西北边疆局势进一步恶化，并逐步恢复了边界生产、生活秩序。同时在1962年7月，中共中央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作出决定，责成新疆兵团有计划地、迅速地沿边境地区建立若干边境农场，以期能联成一条农场带，作为国防的前沿和特殊的生产基地，在边境地区“种军事田”、“放政治牧”，抵制苏联在边境地区的蚕食和渗透。从1962年9月开始，新疆兵团开始了大规模边境农牧团场的建设，发挥了独特的“工作队”和“战斗队”作用，成为西北边疆安全的忠实捍卫者。

    （三）“铁列克提事件”后新疆兵团军民联防体制的逐步建立

    “铁列克提事件”的发生使中国西北边疆地区面临的安全压力更为凸显。新疆兵团加快了边疆团场的建设步伐，以应对更大的危机。

    至1972年，新疆兵团在新疆2019公里的国境线上，共建成边境农场58个，形成了纵深10公里～30公里的边境农场带，筑起了屯垦戍边的国防屏障。其中，边境一线农场38个，耕地面积234.13万亩，总人口15.55万人，职工8.21万人，分布在昌吉回族自治州1个，克拉玛依市1个，伊犁哈萨克自治州12个，塔城地区9个，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8个，阿勒泰地区3个，哈密地区3个，阿克苏地区1个。同时，为了继续加固边境的攻防体系，在二线又建立起20个农牧团场。

    中苏边境农场带的建立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从此改变了中苏边境“有边无防”的局面，使我国西北边疆安全有了可靠的社会基础和军事基础。新疆与国外的交界地区基本以高山峻岭为线，通道是屈指可数的山口、口岸，基本上都在新疆兵团边境团场的控制范围之内，如163团在巴克图，90团在阿拉山口，62团在霍尔果斯等，成为镇守西北边疆的重要屏障。这些处于战略要地的边境团场使中苏边境一旦出现变局，就能够立即发挥巨大的作用。对此，毛泽东称赞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了情况能打仗，我看很有希望。”

    三、新疆兵团戍边体制的完善与戍边能力的逐步提高

    随着中苏边境紧张和冲突的频繁发生，新疆兵团成为保障国家西北边疆安全的重要力量。在此情况下，新疆兵团不断完善戍边体制，重视民兵的作用，组建了现役部队，增强了后勤供应，进一步提高了戍边能力。

    （一）新疆兵团武装队伍建设

    1961年1月，新疆兵团司令部正式设立武装处，1965年3月，武装处正式扩编为武装部。新疆兵团在政治部还设立了民兵政治工作部。同时，为加强民兵的干部培训，新疆兵团成立了教导大队。这期间，各师（局）也成立了相应机构。1968年，新疆兵团实行现役和非现役混合编组。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中央军委批准新疆兵团组建50个现役连队。4月，新疆兵团党委改革兵团机关领导体制，将武装部改为兵团作战部，下设三个科。9月，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兵团又在各师组建了现役部队。

    1962年“伊塔事件”后，1963年秋至1964年春，伊犁自治州又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有关命令和规定，划定了边境禁区、边境管理县和管理区。再加上为遏制边民外逃而组建的6个独立营，21个值班民兵连，形成了自阿勒泰地区至伊犁地区沿中苏边境一线的新疆兵团团场分布带，完善了兵团的布局。1964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工作会议决定，在必要情况下，新疆兵团民兵可以成为地方部队兵团，甚至成为正规部队的野战兵团。到1964年上半年，已经组建了值班连队315个，到1965年底，已组建值班连队有446个，民兵总数达到5.1万余人，另外，还有基干民兵连189个，共35600人。兵种实现了多样化，包括炮兵、骑兵、工兵、通信兵等，保证了应对西北边疆各类突发事件和解决边疆隐患的需要。

    民兵分为值班民兵、基干民兵、普通民兵三种。值班民兵既具有地方武装性质，又具有野战军性质，在政治、军事素质方面达到或接近正规军水平。民兵长期生活在边疆，熟悉边疆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了解和掌握分裂分子、恐怖分子活动的习性和特点，能够在复杂的斗争中做到知己知彼、针锋相对，形成一股强大的威慑力量和打击力量，充分体现了新疆兵团人在漫长西北边疆中所具有的优势。

    （二）新疆兵团武器装备建设

    为有效应对西北边疆危局，新疆兵团非常重视武器装备工作。1960年2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召开民兵工作会议之后，新疆兵团开始组建的民兵装备的武器为（到1961年6月底止）：各种枪851支，60迫击炮7门。解放军总参谋部于1961年下半年调拨给新疆兵团各种枪14333支，苏四三式八二迫击炮10门。1962年10月18日，总参下发《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值班连队的组编与装备等问题的规定》，并规定了关于装备问题的经费细则。1963年5月，全兵团300个值班连的组建任务已完成221个，装备了144个连（其中步兵连128个、骑兵连4个、机炮连12个）。

    综上，在20世纪60年代国家西北边疆中苏冲突的局势下，新疆兵团“战斗队”的功能不断增强，基本达到了当时巩固西北边疆安全的预期目标。周恩来充分肯定了新疆兵团在“战斗队”建设上的成绩：“生产建设兵团既是生产队，又是工作队，又是战斗队。战斗方面以前抓得不紧，1962年以后抓紧了。”

    四、结语

    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中国西北边疆安全面临着苏联巨大的军事压力。但是，由于新疆兵团的不断建设和兵团人的奉献精神，使得新疆兵团充分发挥了战斗队作用。新疆兵团充分发挥了组织性强、机动灵活的特点，不仅为部队提供了亟须的战斗物资，甚至直接参加到第一线的对敌斗争，在漫长的边境线上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在维护边境稳定、阻止边民外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1世纪的前20年，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秩序重建后的风险期。在中国周边环境仍不太平的国际局面下，更应该具有忧患意识。因此，在国家周边的安全战略中，不仅要重视东南沿海的大国势力的直接威胁，也要看到西北边疆安全中所存在的隐患，对中国安全影响极大。新疆与中亚地区毗邻，由于地缘政治、跨国民族等因素，非常容易引发政治、社会、民族等安全问题。因此，应当在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从历史发展中总结经验教训，继续发挥新疆兵团屯垦戍边作用，为促进西部战略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更为良好的发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