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称：“安倍”要靠边站了，时下流行“李克强”

　　“安倍经济学”要靠边站了。时下流行一种新的以人名命名的经济学说：“李克强经济学”（Likonomics）。这可不是研究“脸谱”网里的“赞”（likes）功能的经济学，而是巴克莱资本公司给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推行的政策取的绰号。 文章指出，与“安倍经济学”一样，“李克强经济学”也基于三大支柱：第一，通过逐步缩减国家主导的投资行为结束财政刺激；第二，去杠杆化以大幅削减债务；第三，推行结构改革，其中包括对公用事业放宽价格管控以及推动利率自由化。

　　7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广西主持召开部分省区经济形势座谈会并作重要讲话。

　　巴克莱公司说，推行这些政策将让中国未来十年走上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道路。李克强也说，该国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为7。5右。以下一些观点道出了这两种预期都很疯狂的原因：由于中国政府很少发债，“财政刺激”实际上就意味着“放贷”。此外在中国，放贷是实现主体经济增长的为数不多的动力源之一——中国经济当前依赖源源不断的放贷实现增长。或者说，至少要让经济看上去是在增长。

　　文章称，由于经济增长持续放缓，这就需要越来越多的资金去推动增长。停止推行刺激措施——也就是放贷——会导致国内生产总值在表面上的增长无法持续下去，特别是中国政府所承诺的7。5增长率，甚至连巴克莱公司所预测的6最低限都达不到。

　　文章指出，中国需要去杠杆化——即大幅降低借贷与产出比，这样才能重新进行富有成效的投资。从广义上讲，“李克强经济学”要解决的就是资金问题。但要偿付债务，企业当前必须实现盈利。如果无法实现盈利，它们就得违约。

　　文章认为，停止推行刺激政策以及去杠杆化会让商业银行损失掉他们创收所需的利息收益。但中国的商业银行对此尚未做好准备，其无准备程度十分危险。而且，这绝不会受到国有企业——即指中国政府为指导经济发展所持有并运作的企业——的欢迎。这可能是因为，国有企业实现利润主要靠的并不是自身业绩，而是政府的支持。作为计划经济中的齿轮，国有企业通过垄断和极低的贷款利率实现利润。

　　文章说，“李克强经济学”会推高国有企业的贷款利率。此外，对公用事业等引进市场定价机制即意味着再取消一项国家补贴。这在短期内也会给经济增长造成打击，但这些改革会开始刺激非国有企业实现增长。这些因素都表明，“李克强经济学”将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从长期看是极好的事情。

　　从朱镕基到李克强：李克强经济学有何不同

　　《朱镕基传——朱镕基与现代中国的转型》作者龙志安（Laurence Brahm）把朱镕基的经济管理思路总结为“受管理的市场化”。龙志安说，“朱镕基的背景扎根于国家计划。他同时使用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干预工具和市场经济的古典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他对其中的理论冲突没有不安，使用这些显然是对立的经济杠杆机制，指导——有时是强迫——中国的转型经济走上市场道路。”

　　朱镕基1991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1992年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98—2003年担任国务院总理，主管中国的经济工作十余年。这十余年的时间，是中国真正从传统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时期。1990年代初期，处理经济过热；1990年代末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势造英雄，天降大任，作为主管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人，朱镕基几乎成了救火队长，他的任务自然是确保这一经济转轨进程的顺利推进，解决转轨过程中遭遇的内外部挑战。转轨是困难的、复杂的，绝不是想象当中那样一放了之，一卖了之。转轨的过程也是处理各种矛盾，兼顾各种利益的过程。

　　每一代领导人的施政思路都与其教育背景、个人经历有关，最为重要的是当时当地的环境和任务。与朱镕基时代相比，今天的时代背景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对新的中国领导人来说非常重要。一是外部环境更为复杂，全球化红利在减退；二是上一轮改革红利基本消耗殆尽，新一轮改革遭遇深水区；三是利益更加多元化，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大相径庭；四是经济转型的任务很重，但中国经济升级版不可能一天完成。

　　朱镕基时代的改革，是以增量改革为主，存量改革为辅，而李克强时代的改革则需要存量改革为主，增量改革为辅。简而言之，中国已经到了依靠利益分配引导资源配置的时代。政府调整利益，市场配置资源，看得见的手引导看不见的手。增量改革的过程，利益分配是果，资源配置是因；存量改革的过程，利益分配是因，资源配置是果。而中国国内利益再分配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中国在全球利益再分配过程中受益或受损。

　　新政府试图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转变政府职能，削减政府开支，约束政府权力，增强经济内生动力，实现结构调整，推进全面改革。这与朱镕基时代的改革一样，殊为不易。实现上述目标，政府的施政思路需要从受管理的市场化向全面放松管制的市场化转变，从经济建设为中心向国家制度建设为中心转变。说到底，这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必由之路。

　　从目前中国领导人言论、行动及关键岗位人员任用（用循吏而非用清流），我们大致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李克强经济学的要义不在于强调政府要做什么，而是强调政府不做什么，其基本特征是强化市场、放松管制、改善供给。

　　强化市场，是李克强经济学的第一个关键词。强化市场，强调政府与市场“换手”，政府职能转变，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市场能办的，就交给市场，政府不越位、不缺位。无论政府职能如何转变，政府也是市场当中重要的主体，而不是游离于市场之外。实现强化市场之目标，需要建立强化市场型政府，推进国家制度建设。如果说朱镕基时代的任务是确保顺利转轨，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那么李克强时代的任务就是建立强化市场型政府，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

　　已故的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提出了强化市场型政府的思想。他认为，政府不是代替市场中的主体去创造财富，而是要创建现代市场经济所赖以运行的外部制度条件。一个政府如果有足够的权力去创造和保护公共和个人的财产权利，并且能够强制执行各种契约，与此同时，它还受到约束而无法剥夺或侵犯私人权利，那么这个政府便是一个强化市场型政府。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建立国家治理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达到“良治”（good governance）。

　　放松管制，是李克强经济学的第二个关键词。放松管制，强调减少审批，尊重市场，尊重市场主体的选择，政府减少微观干预。强化市场，必须要放松管制。李克强代表新一届政府作出承诺，要把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的1700多项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第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又强调，大幅减少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真正向市场放权，发挥社会力量作用，减少对微观事务的干预，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

　　宏观调控是朱镕基经济学的重要关键词，而李克强更多强调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当然需要修路架桥盖房子，但更是改革的总抓手，是个放松管制的过程。土地开发方式必须改变，继续掠夺农民的开发方式不可持续，社会成本太高。破除户籍制度，至少是逐步解决部分进城农民的户籍问题，城乡统筹，让进城农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这也是李克强提出的促进社会公正的重要方面。放松管制，同样体现在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处理上，即中央向地方分权，允许地方先行先试。这就需要调整当前的分税制，解决财权事权不匹配的问题，增强地方自主权。

　　改善供给，是李克强经济学的第三个关键词。改善供给，强调减税促进投资，完善福利制度，调整国内利益分配，国有部门向居民部门让利。营改增的税制改革将会继续推行。中国的减税政策的重要意义在于，政府收入增长下滑，投资型政府的角色会发生变化，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才可能实现。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固然重要，但中国的领导人必须解决财富分配差距过大问题，而不仅仅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

　　与美国供给学派经济学家主张的削减社会福利不同，中国的福利制度需要更加完善，保障基本民生，编织覆盖全民的安全网。过去十年，受益于全球化红利和改革红利，受益于行政垄断和价格管制，国有部门银行超常规发展，我们需要承认这种发展及其成就，这也是从计划向市场转轨的结果。改革国有部门，富人向穷人让利，打破利益阶层固化，实现要素价格及其形成机制市场化，激发民间活力，避免剧变或革命，成败在此十年。

　　李克强经济学类似里根经济学、撒切尔夫人经济学，带有供给学派的特点，也有公共选择学派的特点，但又极具中国特色。中国特色，不应该成为迟滞改革的托词，而是根据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背景，承认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具有路径依赖的现实，学习借鉴管用实用的经济学理论，达到预设的目标。李克强经济学并非重起炉灶，仍然是在处理各种矛盾、解决各种问题的过程中循序渐进地推进。

　　十五年前，朱镕基在当时的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我们工作了几十年，深知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是多么的艰难，知道计划经济的弊病。所以，我们要想出一个比较好的办法来逐步解决，过渡到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需要在座的熟悉新旧两种体制的同志来担任主要领导。不能把那种夸夸其谈，理论讲一大套，根本不了解中国国情，不了解中国经济这几十年怎么运转的人提上来，那是很危险的”。我想，这种思路，同样也适用于今天的情况。

　　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用器物、制度和观念来划分文化的不同层次。借用这个框架，今天的中国，恐怕同样也需要从器物、制度和观念三个维度实践李克强经济学。

　　李克强经济学：让中国经济重回市场轨道

　　在中国经济的走势依然不明朗的时刻，新总理的第一次记者会自然备受外界关注和解读。新总理李克强将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哲学？从首次记者会的问答来看，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李克强经济学的基调，那就是，让中国经济重回市场的轨道。

　　首先，李克强没有强调政府要做什么，而是首先厘清政府不做什么。明确本届政府改革的核心就是简政放权。“就是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事。”“现在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还有1700多项，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

　　另外，李克强实际宣布了萧条经济学的结束，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刺激政策将不再继续。用财政主导的大投资来保增长显然已不是李克强经济学的主题，相反，他表示要削减政府开支，并明确约法三章。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果没有财政主导的大投资，没有宽松货币和高流动性，中国经济如何发展和增长？李克强的答案是，“推动经济转型，把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创新的活力叠加起来，形成新动力，并且使质量和效益、就业和收入、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有新提升，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同时，推动民营资本顺利有效地进入金融、能源、铁路等领域，还要推进社会领域的相关改革，促进社会的纵向流动。一句话，通过改革和制度升级来实现中国经济的升级。

　　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四年多以来，吃掉萧条，刺激保增长，一直是中国经济宏观政策的主旋律。但如今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的进退维谷的两难处境已经告诉我们，救市政策只是紧急状态之下的不得已之选，其严重的后遗症表明它无法支撑未来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改变的时刻已经到来，中国经济必须重回市场的轨道。

　　李克强在记者会上透露，2012年1到2月份，中央财政收入增幅只有1。6过去数年，中央财政收入动辄同比百分之二十多增长，这样的下滑令人震惊。可以推想，未来财政收入再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不大可能了。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对这个问题的追问，有利于我们看清中国经济的真问题。

　　为了应对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本来以调结构为主基调的中国经济突然转向了强刺激式的萧条经济学。目标只有一个，保持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政府财政主导下的一场气势恢宏的基础设施建设拉开帷幕，以此来抵消外需的崩塌。银行的货币闸门大开，货币供应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随之而来是房地产迅速实现V型反转，房价和各种资产价格再次一飞冲天。

　　GDP增速是保住了，但这四年多以来，有个核心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就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一直没有真正摆脱困境。原因恰与刺激政策有关。刺激政策带来了资产价格的暴涨，地产和各种生活成本的飞涨倒逼着工资上涨，工业成本越来越高，利润越来越薄，出口企业逐渐丧失了价格竞争力。

　　按理说，中央财政的收入一直都有稳定保障，因为其主力财源主要来自能源、资源、金融、交通、地产等领域，这些中央的财源占有上游的垄断地位，它们可以向下游的中小民营企业转嫁成本，以维持高利润。

　　但这样做推高了中国经济的整体运营成本，让中小企业不堪重负。涸泽而渔，最终渔夫也得挨饿。当中国经济没有中小民营企业的支撑，没有大众收入的真实提升，资产价格再高，也是一个空心化的虚架子。此次中央财政面临增长的拐点，正是说明这条路已经走到了尽头。

　　向改革要增长，而不是向刺激要增长，李克强选择了正确的经济哲学，虽然这是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在经济失速的时候，泡沫化是一个最便捷的选择，而且在现有的体制和干部考核机制之下，政府、银行、企业都有最强烈的制造泡沫的冲动。在这个时刻，下决心告别刺激经济学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

　　让中国经济重回更市场的轨道，是对的。虽然政府削权、经济减速会很痛，甚至有断腕的感觉，但我们不能再把危机留给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