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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毅:日本凸显战略焦虑综合症 安全政策或走形

2013-7-16 14:07| 发布者: 123456000000| 查看: 12| 评论: 0

摘要: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原所长杨毅在新华网2012纵论天下国际问题研讨会上发言。   2012年国际安全形势及对我国的影响   正确地判断外部安全环境,准确、客观地评估安全风险挑战是战略决策的重要前提与基础。高估 ...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原所长杨毅在新华网2012“纵论天下”国际问题研讨会上发言。

  2012年国际安全形势及对我国的影响

  正确地判断外部安全环境,准确、客观地评估安全风险挑战是战略决策的重要前提与基础。高估于低估安全风险挑战具有同样的危害性。

  纵观国际形势,正如18大报告中提出的那样“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科技革命孕育新突破,全球合作向多层次全方位拓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家整体实力增强,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保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具备更多有利条件。”

  一、国际安全形势的主要特点

  2012年国际安全战略格局动荡变化的一个显着特点是,各种战略力量对比与影响力变化中,在政治、安全、经济领域的呈现出了不同步、不平衡现象。在经济上的态势是“东兴西衰”,而在政治、安全上的格局依然是“西强东弱”。尽管西方经济上陷入危机,但是依然凭借着强大的政治优势,特别是绝对的军事优势强化对国际事务的主导权。具体表现出如下八个特点:

  1,没有发生重大军事冲突和局部战争,但各种安全危机此起彼伏。2012年的国际安全形势就像春节除夕夜燃放鞭炮,火星不断,119报警不断,但是没有燃起熊熊烈火。全球未发生大的例如、、科索沃、等重大军事冲突或者局部战争,地区零星紧张安全事件此起彼伏,许多安全利益冲突频发。

  2,传统热点地区相对平静、可控,新的热点问题险象环生。除了中东地区在11月中下旬爆发与哈马斯军事冲突,局势继续动荡之外,其他传统的热点地区如半岛、海峡等地区都没有出现令人震惊的动荡与爆炸性的冲突,但是新的热点问题却屡出人们意料,险象环生,南海中菲对峙、钓鱼岛中日博弈等成为新的安全热点。

  3,大国安全关系相对稳定,“间接过招”成为常态。中美、俄美安全关系总体维持着比较稳定的状态,但是,彼此之间“拚比内功”、“暗中较量”成为一种战略博弈的新形式:中美围绕中日钓鱼岛、中越、中菲南海的较量;俄美围绕等问题的较量就是这种间接过招,具体表现特点是大国台面上饮酒喝茶(高调地谈合作)、台底下腿脚碰撞的现象不是个案。

  4,见缝插针、稳步推进落实战略调整,收复失地、拓展空间。2012年在国际安全关系互动中,美国获利最多,美国成功地利用各地区的偶发安全事件借势用力、见缝插针、扎扎实实地推进其战略调整,美国战略调整,在2012年以前是大张旗鼓,分贝高;2012年是说得少、做得多、收获实在。美国在南海、利用中越、中菲矛盾,实现了军事力量调整的具体化、周期性部署、准永久式的基地;在东海,利用中日争端,顺利实现“鱼鹰”飞机的部署和让承担更多的费用负担,还悄悄强化了区域导弹防御体系的建设,值得警惕的事,不动声色地提升了美台军事关系的实质内容。

  5,迎击风雨,面对多重安全压力,防守反击、有所突破。如何看待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过于乐观和悲观都不恰当,不能说是最好和最坏,而是空前复杂。2012年是中国面临诸多安全风险挑战又成功应对的一年,中国面临来自东、南等两个战略方向的压力与挑战,我们成功应对,防守反击、从后场推进到中场(并为将来推进到前场奠定了基础)、采取后发制人的策略,还让我们避免了维权行动的负面效应(崛起大国的安全困境),从这个方面来讲,和对我们的挑衅行动却给了我们开口和还手的机会。我们今后要继续把握这种“利用危机、进二退一”的战术。此外,中国在问题上的积极作为,堪称新中国外交史中的一个成功范例。

  6,蓄势待发,谋求战略主动。普京第三任期的开端与西方国家处于冰冷状态,西方对普京的负面评价激起了俄罗斯政府与人民对及其西方国家的情绪反弹,以相互不出席在对方国家举行的高峰会议宣示不满,虽然后来奥巴马总统做出弥合姿态,在短时间内也难于大幅升温。利用美国和西方没有对置于战略关注和压力的中心地位的时机积蓄能量,同时也在寻机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企图在未来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不可低估普京在对西方展示强硬一面掩盖下的战略灵活性。

  7,处于政治转型关键期,安全政策可能“动作走形”。日本在东京大地震后提出第三次“开国”,即新的民族复兴契机,但是经济低迷、政坛混乱,特别是面对的强势崛起,“战略焦虑综合症”凸现,利用与、,特别是与我国的岛屿争端,推进社会的整体右倾化,如不能有效控制,可能出现新形势下的“新军国主义”。右翼政客安倍重新执政,以及日本自民党和公民党在日本众议院席位超过三分之二,可能造成安倍政权的“为所欲为”,这将对东亚地缘政治格局形成冲击,对中日关系也增加了诸多不确定因素。对于日本的右倾化,我们一要警惕,二要坚决斗争,特别是围绕钓鱼岛的博弈,我们需“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8,欧洲体虚多病、北约功能与影响力下降。欧洲的经济形势发展前景堪忧,内部整合遇到困难、德法裂痕增大、更加离心离德、在国际安全格局中整体影响力下降,北约全球性军事、政治组织功能弱化,介入地区事务的意愿与能力大不如从前。

  9,安全威胁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日益增强。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复合交汇、互动互联空前,给国际安全战略格局稳定带来新的不确定因素。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原所长杨毅少将在新华网2012“纵论天下”国际问题研讨会上发言。 新华网 郭小天 摄

  二、准确、辩证地判断我国外部安全环境

  正如中共18大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

  因为我们自身实力增强与地位提高,我国国际安全环境将继续得以改善,与主要大国安全关系会保持稳定,但是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关系波动将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在幕后操纵、挑拨甚至直接参与下,部分国家与我国安全利益冲突表面化,各方在涉及国家主权和核心利益问题上难以做出重大妥协,阶段性僵持局面将继续甚至还会升级。

  首先,影响我国整体安全环境和周边安全环境主要变量是因素。基于发展势头强劲,最有潜力挑战霸权的战略判断,美国全球地缘战略谋划中更加聚焦中国。奥巴马政府将继续强行、扎实推进“战略再平衡”,为了平衡中国的影响,防止中国成为唯一主导亚洲事务的国家,美国可能做出一些更加“出格”的动作。

  其次,周边安全挑战的多元性与复杂性是我国外部安全环境突出难点。当我国经济实力和其他综合国力保持强势上升态势的背景下,对我国的战略防范与周边国家对我国的恐惧与担忧都会继续增强,它们相互借重,复合交汇,在涉及与我国利益冲突问题上一拍即合,对我形成更加明显的“同步压力”。

  第三,主要邻国对华政策的双重性是我周边安全环境不稳定的重要诱因。我国周边主要邻国对华政策走向存在明显的不确定性,这些国家一方面想“搭便车”,同时又对崛起带来的冲击感到恐惧,希望更多地介入亚洲事务,藉以平衡中国的影响,在应对中国的问题上,这些国家与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有共同点,同时又担心被夹在中美之间做痛苦选择。

  第四,应对“双重”“两难选择”增添了我运筹周边安全的难度。我国处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需要处理好与当今世界霸权国美国的关系,以避免陷入传统新兴大国崛起“安全困境”,同时也需要妥善处理好维护国家利益与维护周边稳定的“两难选择”。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原所长杨毅少将在新华网2012“纵论天下”国际问题研讨会上发言。 新华网 郭小天 摄

  三、积极主动应对安全风险挑战、坚持防守反击与乘胜追击

  正如中共18大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我们要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首先,要端正心态,在面对挑战复杂,威胁多元,压力增大的情况下,我们要防止心浮气躁,不冷静的冲动的冒险主义,也要防止缩手缩脚,丧失良机的保守主义。

  其次,要以新的战略思维,运用综合战略资源来应对。虽然周边国家从我国发展中受惠,但是由于其双重心态作怪,使得我们按照过去单纯通过经济等各方面“让利”或者通过日益扩大的共同经济利益来实现周边和谐的想法难以为继,单纯靠花钱买友好,买不来。一味忍让、消极维持战略机遇期,维持不住。

  缺乏具体途径和手段的“和谐世界”、“和谐周边”目标是沙滩楼阁、难以为继,利用和延长战略机遇期的战略口号已成为他国欺负我们的“软肋”与“穴位”,不能单纯防守,要调动综合资源、制定统筹的战略规划、有所作为。

  第三,一定要努力争取战略主动,坚持“预防为主”、“前期介入”、“反向制衡”等三项原则。

  “预防为主”,就是通过积极周旋、沟通调停、恩威并施等方式降低相关矛盾方利益冲突刚性程度,预防危机的发生或者推迟、弱化危机发生的时间与烈度。

  “前期介入”,就是在风险呈现苗头或初期即积极介入,提出解决危机的方案,引导事态朝着缓和方向发展,一旦危机出现就要防止升级失控。

  “反向制衡”,就是积极联合一切可以利用的积极因素,组成冲突制约阵营,增大风险制造方的成本并降低其战略收益。

  在处理重大安全议题上要遵循争取积极因素,降低消极因素的原则,争取维护国家利益与维护外交关系的稳定的统筹兼顾。

  在处理重大安全议题上要做到维护核心利益,坚决斗争不退让;拓展重大利益,合作中谋长远;争取一般利益,灵活运作,不激化矛盾。

  第四,坚持防守反击、乘胜追击的原则,争取稳、不怕乱,乱中进取、进二退一。对于重大国际安全事件,特别是涉我事件要争取在第一时间内做出反应,善于控制危机。对于任何国家伤害我国安全利益的行为,我们的自卫还击要坚决,措施要做到“短、平、快”,不拖泥带水,不留后遗症。

  不但要化解危机,更要塑造态势,要变坏事为好事,变危机为机遇。要通过一件事、一次争端、一次“过招”,“量变到质变”来促进双边关系游戏规则朝着更加公正和对我国有利的方向转变。从“不惹事”、“别出事”,到“做事谋势”!

  第五,要统筹大国关系的互动。对“正面求稳、侧翼谋势”;对“物化和固化利益共同体、强化多边合作伙伴”;对东盟“总体和睦、区别对待、扬善抑恶;对“恩威并施、把握主动、促进良性互动”、特别是在钓鱼岛问题上绝不能虎头蛇尾;对“提升关系层战略次、建立相互尊重的关系”;对半岛“加大投入、有效管控、趋利避害”、对欧盟“增加尊重、扩大务实合作”。

  在多边安全机制中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不回避、不自我封闭、积极主动地“与狼共舞”、而不要被“缺席审判”,既要积极参与等国主导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也要积极建立和扩大我们主导和倡导的多边安全合作,做好军事与外交的配合,演奏好国家大外交的“交响乐”。(杨毅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原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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