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做个狭隘的物理学家——对话何祚庥院士 ■本报记者刘丹 下面的对话是记者2012年11月初的一个上午对何祚庥院士的采访实录。“我们都不是反核人士，核能也不是我的专业，这块我不熟悉。只不过这么大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关心——我已经关心了几十年了。”记者以为这段话，颇有代表性的意味，所以记录于此。 “2011年院士座谈会，大家开始讨论的核能出路，他们多数赞成继续大力发展，只有我跳出来反对，在场的所有院士中只有师昌绪先生支持我。” 何祚庥，中科院院士，粒子物理、理论物理学家，曾参与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开发 资料图：美军在上世纪60年代曾建造特累斯顿号核动力驱逐舰，后改为巡洋舰。 核能之争 《科学报》：大约一年前，福岛核事故发生后不久，在国科图的一次学术活动上，您发表了《坚决反对在内陆建设核电站》的报告。当时我在现场，您言辞激烈，义愤填膺，令人印象深刻。 何祚庥：我多次声明，我反对在内陆建造核电站，但我不是反核人士。我为什么反对在内陆建？因为在内陆一旦出大事故那可不得了啊！我主张把核电站建到海边去，一旦出大事故，还可以向海里排放，民众受损害可以小一点。我更主张把核技术用到船上去，核潜艇、核航母，甚至驱逐舰、远洋商船都改成核动力。核燃料一次加料，可连续运行三四十年。不怕别人对我们搞石油封锁。再说，没有比海上更好的核安全实验场了。
《科学报》：在海上就能保证不出事故吗？ 何祚庥：AP1000(一种非能动型压水堆核电技术)是写入我国核安全规划的，AP1000的事故率要求是百万分之一，但未必能做到。我常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百万分之一是什么概念？是要一个反应堆运行了100万年不出事，或者1000个反应堆运行了1000年不出事，这才是实践检验。但是我们能做到吗？显然不能嘛！所以我们要放到海洋上去嘛！在海里出了事，核废水至少可以往海里排嘛！福岛事故的影响就让全世界共同承担了。 《科学报》：其实您对核能的态度是随着历史与时代的变迁不断调整与修正的。 何祚庥：我过去是原子能积极的鼓吹者。我鼓吹核能的时候，现在这些搞核能的人，还没有生出来，或者只是小娃娃。 苏联制造的“暴风雪”航天飞机 最新的“猎户座”核动力飞船 上个世纪50年代，我在中宣部工作，配合钱三强一起编写过《原子能通俗讲话》，那时候我的职责就是宣传原子能的重要性。 后来几十年，我对核安全问题越来越持怀疑态度，特别是美苏相继出现了重大核事故之后。但是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的一次学术活动上见到了氢弹之父泰勒教授，这个籍科学家告诉我：“我告诉你一个重大成就，我们美国现在已经解决了核安全问题。三里岛、切尔诺贝利事故都是人为操作错误造成的。为了避免人为错误，应该用系统操作，设计成‘傻瓜堆’，把安全问题交给自动控制系统。何教授，我认为你可以向你们的国家报告，可以放心大力发展核电站了。”
这次谈话对我触动很大，回国后我向中央作了汇报。正是在此之后，才开始转向大规模发展核电站。我不敢说是我的汇报起了作用，但这里面的确有我的这一票。 一直到了2011年，福岛给我的震撼实在太大了！彻底破灭了可以放心大胆发展核电站的神话！福岛的控制系统正是泰勒教授说的“傻瓜堆”，当时以为是很成熟的技术，现在却出了这么大的问题！ 里根号是2003年服役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 海军第一艘核动力航母“企业”号。 我也是在福岛出事之后才彻底开始反省。2011年院士座谈会，大家开始讨论的核能出路，他们多数赞成继续大力发展，只有我跳出来反对，在场的所有院士中只有师昌绪先生支持我。 我怎么能不说话 《科学报》：不论是您现在关注的能源问题，还是过去的环保问题，您常常用上书中央的方式，批评他们吹牛，利益驱动，批评他们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反而误导决策，误导公众。您这样做，会有人批评您倚重官方权力，打压民间组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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