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致力于科技领域的高速发展，目前包括俄罗斯学者在内的世界各国高水平学者都在中国研究机构工作。2011年起就在广州工作的中国科学院教授亚历山大•斯特鲁尼科夫（Alexandr Strunnikov）讲述了其在中国的生活和工作情况。 ——您是怎样来中国工作的？ ——来中国前我在美国工作了20年，但进入2000年以后的十年间，由于一系列政治原因美国开始压缩科研经费，从事科学研究已不再那么容易。此外，由于家庭原因，我想离俄罗斯更近些。其实我考虑过要去欧洲，但那里已开始出现经济危机。这时，我认识的一些在美国的华裔教授开始回到中国。不是简单地回去，而是担任高职并能获得高薪。亚洲国家从未这样特别地吸引我，当时我把目光投向了中国。 ——您为什么选择了广州？ ——我选择了广州，并特别选择了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所，因为我希望进入一个正在发展的，而不是一个已成型的地方。我还希望我的研究是有益的，这个研究所的目标是研制世界水平的药物。最初我只是想去一趟，看一看，不做什么决定。但我一下就喜欢上了这座城市，它的发展程度与美丽征服了我。除了城市之外，我喜欢研究所的大楼、实验室和我所遇到的人。一个月后我开始与中方讨论工作合同，对方暗示我说，有可能获得中央政府的单独支持，这实在让人难以拒绝。 ——据我所知，您获得了一项资助。能讲一下是什么资助吗？ ——它被称为“国家级专家”资助，属于“千人科技骨干人才计划”，为期三年。目前约有100名外国专家获得此项资助在中国工作。按照这一资助计划， 给我拨了100万美元科研经费。这项资助成了我留在中国的决定性因素，因为这样我能安心工作，不必再为财务问题分心。 ——工作是如何安排的？ ——从第一天起（所里）就为我配备了实验室和工作人员。我还有一个负责财务和谈判工作的助理。我在自己的研究中完全独立，谁也不会对我说我应该做什么。工作人员都是毕业不久并且懂英语的中国年轻的实验员。不久前我获得了中国的教授职称，并且从明年起计划招收自己的研究生，其中也包括招收俄罗斯研究生。 ——您现在具体研究什么？ ——我是染色体生物学专家。最近5年在所谓“智能”药物研制领域实现了飞跃，其与前几代药物的不同之处在于，能击溃事先选定的目标，通常这是一个具体的细胞蛋白。一些制药公司为研制这些药物投入了很大的财力，但如何理解生物过程、药物通过生化途径将对这些生物过程有何影响等问题，仍未找到学术答案。我选择了自己感兴趣且有前景的研究方向，特别是癌症方面。允许进入临床这是我希望在中国得到的优势之一。这里比欧洲容易些，但中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需要认识人、有关系等等。 ——您能谈谈中国的科学吗，有何特别之处？ ——我认为，中国需要更多的专家。在这里住了一年半的时间，我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在许多领域都缺少专家，现有外国专家并不能满足需求。此外，中国人在工作中存在一些问题：他们总是按照要求的底限做事，而不是做应该做的。也就是为了能“过关”，而不是去出色地完成工作。但进步还是有的，比如不久之前中国的科学还不为人知，现在它正在积极地发展。 ——您是否与俄罗斯保持着专业联系？ ——中国人正在非常积极地发展与俄罗斯的双边联系和项目。在此基础上，我正尝试着同符拉迪沃斯托克建立学术交流关系。俄罗斯的欧洲部分仍然把目标定在西方，但在远东地区我找到了很多愿意交流的人。况且那里拨了很多钱建立新的学术中心。我正在努力引起俄罗斯科学家的兴趣，让他们来中国学习、撰写著作，因为这里的技术工艺水平高，但有创造力的人员明显不足，中方对此也没设置任何障碍。 ——您有回俄罗斯的打算吗？ ——只要找到能去的地方，我随时都能回去。近3-4年来，俄罗斯也在进行医药工业改革，出现了许多跟西方大型医药公司的合资公司，一部分俄罗斯科学家能在这些企业里找到好位置。但在基础科学方面我暂时还没看到光明前景，不仅是俄罗斯，在我离开的美国也是这样。尽管潜力毫无疑问是存在的，俄罗斯的教育水平仍然很高。俄罗斯的大学里不乏聪明的大学生，他们有自己的具体目标，这很重要。新的一代将会使局面朝好的方向转变。 新华网北京6月3日电（记者周英峰）记者近日专访了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该负责人告诉记者，虽然中国已从人才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发展成为第一人力资源大国，但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 该负责人介绍，到2010年底，人才资源总量已达1．2亿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高到30％，主要劳动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已达到12．5％。中国科学院对1907名全球顶尖科技创新人才进行筛选分析发现，在当前任职比例的国家排名中，中国在物理、数学和计算机领域具有领先优势，其中物理、数学位居第9，计算机位居第8。 不过，该负责人强调，中国人才队伍的规模、结构和素质等，与世界先进国家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比，还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特别是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匮乏，人才创新创业能力不强，人才结构和布局不尽合理，人才发展体制机制障碍尚未消除，人才资源开发投入不足等等。 当前国际人才竞争越发激烈，“人才战争”硝烟渐起。许多发达国家通过改革移民政策，加大人才吸引或留置力度，一些发展中国家也不甘示弱，纷纷加入全球人才竞争行列。中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其中科学和工程领域滞留率平均达87％。 该负责人说，近些年来，在“千人计划”引领下，有近百万留学生回流，其中高层次人才两万多。“我们要保持这一势头，必须以更加灵活的政策和机制积极参与国际人才竞争。” 据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透露，当前国际人才竞争激烈，“我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其中科学和工程领域滞留率平均达87”（6月6日《人民日报》） 在电影《中国合伙人》中，青年时代，朋友三人中最为优秀的孟晓骏在离开中国机场时，发誓不再回来。但当他在海外的餐馆里打工刷盘子还被其他侍应生欺负的时候，当他意识到自己永远无法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时候，他还是选择了回国。当然，大前提是另外两位好友已经找到能够实现他们人生理想的事业，他在海外的迷茫回到国内能够找到答案。如果当时他在国外找到了一份理想的工作，住进了乡间的HOUSE，结局也许就会截然不同。 这样的戏码正是现实的反映。身边有许多到海外求学的朋友，如果是凭借自身实力，考托福、考GRE拿了全额奖学金出去的，研究生、博士毕业后，大多选择留在了国外。因为他们依靠自身的优秀，在国外也能顺利找到合适的工作，而生存环境上的优良、后代求学上的便利更成为他们坚定留在海外的理由。至于那些家里花钱出去，在“克莱登大学”买个文凭回来的公子哥，几年下来连外语关都过不了，回国自然是无奈的必选项。 调查数据也正契合了这样的现实，科学和工程领域的人才滞留海外的比率平均达87这也意味着具有不可替代性的高端科研人才正在用脚投票，离开祖国这棵生他养他的梧桐树。 造成人才流失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待遇。这里所说的待遇并非单纯的薪酬，也包含了自由的科研环境、能够实现人生理想的实验室。以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为例，当年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就，但如果一直留在当地，他或许始终无法接触到军事科技的最前沿。然而回国后，祖国为他提供了宽松的科研环境和绝对的信任。反观近些年回国的人才，则大多要受制于高校的考核体制，搞科研的激情在日复一日为了维持生计的复制粘贴中被消磨殆尽。试问，只顾着为一纸论文折腰，还如何能为科研事业抬头？！ 严重的人才流失，也与社会上升通道不畅有关。一位出国攻读化学博士的朋友表示，不敢回国就业，怕在“拼爹”大战中败下阵来。而国内高校在招收女性求职者时，很多会看姿色给岗位，她也不想在爹妈给的容貌上再动一回刀。 缺乏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给人才发展人为设置种种体制障碍，让优秀人才心寒，这都是我们的梧桐树引不回求学海外的金凤凰的原因。而一旦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匮乏，个人创新创业能力减弱，对于整体的国家竞争实力都将有不利的影响。我们不能再重走为他国输送人才、只作嫁衣裳的老路。 虽然从2008年起国家层面推动的引进高层次海外人才的“千人计划”及地方的“百人计划”都起到了一定人才回笼的效果，武大引进28岁的海归邓鹤翔担任正教授也引起了一定的轰动，但社会的整体环境仍需要改善。想要吸引求学海外的金凤凰们回国筑巢、回国创业，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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