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柏村：如果蒋经国多活半年 现台湾都不一样

　　1988年1月13日，郝柏村正在北投开军事会议，下午四点左右，他接到蒋经国的机要秘书王家骅的一通电话，要他马上到蒋经国的大直官邸，郝柏村立即预感到蒋经国的身体有异，但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当他赶到官邸的时候，蒋经国已经离世。

　　记者：他去世的时候您接到通知，您是第一个抵达官邸的？

　　郝柏村：他过世的时候，我们在开军事会议，前两天晚上，我还到他那报告军事，他还准备到军事会议去讲话。

　　记者：是。

　　郝柏村：结果是13号下午，我接到了电话，他已经过世。

　　到蒋经国晚年，他已经绝少出门，能够和他直接接触的人并不多，定期见面的，也不超过5个人，那个时候，郝柏村每个礼拜都要到大直官邸去一次，每次见面都会和蒋经国谈个把个钟头。

　　记者：当时我记得您在他过世之后，还回忆了一段事情，就是在1988年1月13号经国先生去世的时候，您说在9号的时候，还跟他去做过汇报，当时您有发觉，他的身体有任何的异状吗？

　　郝柏村：看不出来，因为他后来身体不好，一直住在家里，他比方说每个礼拜天下午，礼拜六下午大概是找俞国华，后来礼拜天下午啊，他就找我去。那么他当时睡在床上，还是管事，脑筋很好，当然要问这些党政军的工作，这样他也不寂寞，我们等于最后两个差不多都是这样。

　　郝柏村曾自言：“经国先生长我九岁，我们都是20世纪初叶出生的一代。我和经国先生相处，在来台以后。1958年8.23炮战期间，经国先生在炮火声中来到小金门，开始了我三十年的追随。”

　　1981年，蒋经国亲点郝柏村担任“参谋总长”，按照台湾军界的规定，“参谋总长”任期两年，可是郝柏村连任了四届，一共在任八年。当时人称郝柏村是“镇岛大将军”。

　　记者：当时有人觉得说，这个好像延得太多了，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这样子一直延下去，您自己是乐意的吗？

　　郝柏村：我想我同经国先生相处啊，当然他的情报资料来源很多，你这个做事情实在不实在，廉洁，这个生活，所以我做了很多事情，他都是非常的赞成同意的。

　　比方说，那时候大陆同美国建交了，“八一七公报”以后，对于我们买武器有了限制，后来说我们自己发展飞机，自己造兵舰，那都是我，后来他（蒋经国）干脆派我兼（台湾）中科院的院长，这都是，我想我们一直到今天，我们现在这个重要的武器装备，还是我那时候买的，还是我那时候定案的，比方说这个IDF，那我们自己做，研发出来的飞机，造的飞机，等于小F16，等到我们飞机自己能做了，美国人也卖给我们了。

　　记者：就是“经国号”，那时候，IDF经国号？

　　郝柏村：“经国号”就是IDF，对，那就是我组织，当然这个飞机做成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过世了，所以我要起名叫“经国号”来纪念他。

　　蒋经国的去世，意味着两蒋的“强人政治”时代画上了句号。但是台湾政坛出现了大问号：强人走了，谁来当家？

　　郝柏村：蒋经国先生，我晚年同他谈话，他从来不谈继承人的问题，但是我们也不好说，你身体不好了，你最好考虑谁继承，也没有人问他，但是他总说，我们已经有制度，制度当然就是“宪法”，最好的制度就是“宪法”嘛，据他透露，他准备孙运璿做下一任的总统，这个是（蒋经国）跟我亲口讲的，这个我们很知道，换一句话说，他指定的接班人呐就是孙运璿。

　　孙运璿曾经担任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台湾“交通部”部长和“经济部”部长，1978年，蒋经国当选台湾领导人之后，随即提拔孙运璿担任“行政院”院长一职。

　　郝柏村：那孙院长当然是很合适的一个接班人，很可惜他们年龄相差太小，只差三四岁，如果孙运璿没有中风，那么他没有病倒，那当然就是现在我们所知道的，那孙运璿接班了。

　　1984年2月24日凌晨，孙运璿突然脑溢血中风，这打乱了蒋经国对台湾未来领导阶层的布局，人事改观，此时，李登辉成为蒋经国构想中的接替者。

　　记者：您当时曾经提到过，如果经国先生能够多活几年，多活五年，甚至多活半年，现在台湾的情况都会不一样。

　　郝柏村：不一样。

　　记者：您为什么这样说

　　郝柏村：因为他决定了那一年的这个是开十二全大会，当然如果他能够多活这个（半年），任期做满了，那很明显的，如果孙运璿不中风，孙运璿继任总统。另外关于民主改革，他已经讲了，已经做了，已经开始做了，解除戒严啊，解除党禁啊，解除报禁啊，下面要做的就是要民意代表，第二届民意代表，但这个选举呢必须要“修宪”，如果他任内“修宪”完成了，以后不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的“修宪”，那他定了以后，别人也不，我想后来其他的人，也不会随便来“修宪”了，他那时候“修宪”，如果修宪成功了，如何来选中央民意代表（就定下来了），我们“宪法”还是受到原来的这个，没有现在什么双首长制，或者现在什么首长，既不是双首长制，也不是总统制，也不是内阁制，现在那就很安定的。

　　出将入相

　　现场声：消灭台独，消灭台独

　　1993年1月30日上午，当台湾“国民代表大会”在台北阳明山举行闭幕典礼时，郝柏村遭到民进党的围攻，郝柏村振臂高呼“消灭台独”，随后在当天中午宣布辞去“行政院院长”职务。

　　当天台湾各大电视台的新闻节目里，都在反复播放这一个镜头，在台湾民众中产生了极大的震撼。至今，许多台湾民众一说起郝柏村，第一个反应就是他当年高呼“消灭台独”的举动。

　　马英九曾经用“出将入相”来形容郝柏村。1990年5月20日，李登辉就任台湾第八任领导人，以“竭力赞扬”的姿态，把手握重兵的郝柏村推到了“阁揆”的位置，郝柏村成为台湾继陈诚之后的第二位军人出身的“行政院长”。

　　郝柏村：他（李登辉）就是要我做“行政院长”，我说我要考虑一下，考虑几天，当时我们觉得，李登辉先生，他就是经国先生的继承人，应该继续走他的路线，所以当年我做“行政院长”，我们两个人应该共同的，还是为经国先生所定下来的路程，来继续向前推进，

　　所以我乐意，他极力极力要我做嘛，我考虑了几天，我接受了，当时我接受的时候，我自己的心想，我做“行政院长”，这个就是我的施政理念，《礼运大同篇》，也叫人民安居乐业是不是，我们两岸要和平，两岸关系如何开展。

　　在郝柏村的任内，海峡两岸的关系进入转变期，“金门协议”签订、海基会成立、“九二共识”，都是在郝柏村任内完成，他还亲自请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帮忙，最终将第一次“汪辜会谈”的地点安排在了新加坡。

　　而对于目前作为两岸交流基础的“九二共识”，民进党方面并不承认，2011年，蔡英文竞选台湾领导人大位，也声称“九二共识”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没有所谓承认或不承认或者是接受不接受的问题。2013年7月26日，民进党召开第二场两岸政策大讨论的“华山会议”，讨论的主题之一就是“如何处理‘九二共识’”，但是在会议上并没有达成共识。

　　郝柏村：以前有人问说“九二共识”，说没有个文件找不到，不错，“九二共识”没有文件。当时我们为了两岸关系，大家本来就是“一个中国”原则，“国统纲领”就是“一个中国”原则，那么大陆也是“一个中国”原则，所以后来，要互相谈判，开始谈判就先到香港谈关于“一个中国”的问题，谈判结果，当然，（大陆）说“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说“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最后怎么办呢，最后说这样好了，“一个中国”的原则，我们各自表述它的含义，我们各自表述，口头协议，没有书面上没有文字。

　　那么后来当然苏起用了“九二共识”这个名词，而这个名词，在这个胡锦涛同小布什通话的时候，正式地说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两岸关系。

　　郝柏村的身上有一个鲜明的标签，那就是反对“台独”。民进党有人曾经形容他“像斗牛场上的公牛，只要亮出‘台独’的红布，他就会不顾一切的冲过去”。1991年10月，当民进党要把“台湾独立”正式列入党纲时，担任“行政院”院长的郝柏村，坚持要“依法处理”，甚至提出要解散民进党。也因此，郝柏村成为当时“台独”势力的眼中钉。

　　郝柏村：至于消灭“台独”，我不是说把主张“台独”的人一个一个都关到牢里面去，消灭“台独”意识，就是“台独”不可能的。我想现在他们慢慢的也已经了解到了，所以你讲“两国论”，两岸关系马上坏了，你讲“一中一台”，两岸关系没有开展，那还等于“两国论”？你今年还讲台湾地位未定，那个不是老掉牙的嘛。

　　作为台湾“本土派”代表的李登辉，“台独”面貌也日益出现，1999年，李登辉提出“两国论”，成为“台独之父”。而在郝柏村担任“行政院长”的后期，因为坚决反对“台独”，他腹背受敌，明里头受到民进党的攻击，暗里头受到了李登辉的排挤。

　　邓小平，1926-1927年与蒋经国是苏联中山大学的同窗，那时候的邓，是蒋经国所在共青团小组的组长。

　　已经掌握台湾大权的蒋经国，密切注视着他在苏联留学的这位老同学。1973年3月，邓小平回到中共中央，周恩来首先把大部分涉外事务交给了他。邓小平立刻宣布：北京已经准备好，可以跟台北直接谈判统一的问题。邓说，在现阶段，“优先考虑用和平方式”。

　　在蒋经国生命的最后几年，一些他必须参加的重要活动场合的休息室里，有关方面都为他准备好一张病床，供他在公开露面之前，能先躺在病床上休息一阵子。等养足了精神，勉强可以让他出场了，再拖着几近虚脱休克的病体，坐着轮椅，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在公众面前露露脸，讲几句简短的话，昭告天下，蒋经国还“健在”如昔。

　　有数之不尽的具体事例，足以说明晚年蒋经国为了国政，真是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地步。

　　1987年，国民党军方计划于该年10月12号，在台湾新竹陆军湖口基地实施大规模的实兵演习，是项演习被定名为“侨泰演习”。这项由当时的参谋总长郝柏村主导规划的大规模战力展示活动，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论兵力和火器，均是历来最盛大的一次公开军事演习。国民党军方并邀请了出席当年几十国庆庆典的归国华侨及中外贵宾一万七千余人，到场参观，因以定名“侨泰演习”。

　　无论是参演官兵，抑或是参观贵宾，此项在陆军湖口基地举行的“侨泰演习”，各方面的规模，均是蒋经国任上，前所未见的。因此，蒋经国也对这次演习非常重视。为示慎重，郝总长早在这项演习实施前几个月，就向蒋经国报告演习计划的执行情况，以及计划进度等等各项细节，并早在预定了演习时间之后，就请“总统”侍卫长预先将这项演习排入蒋经国的既定行程里边。至于蒋经国健康条件是否允许他亲自前往主持校阅，郝柏村认为，等到演习前夕再向蒋经国请示，再斟酌他当时的身体状况，作为最后定夺出席与否的根据。

　　众所周知，国民党之所以维持强大的军备力量，国防动机主要是要反制中共的武力解放台湾。然而，1987年10月，固然蒋经国已于稍早之前宣布开放民众前往大陆探视、奔丧，以及解除报禁、党禁等政策，大陆方面亦不断透过各种途径，不计其数地向蒋经国领导的国民党，表达愿意和台湾坐下来谈判以和平方式统一中国的诚意。

　　但是，蒋经国即使到了1987年10月份，他依旧坚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并在某种程度上坚持其一贯的“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依旧坚持台湾保有坚强的国防武力，以对抗中共突如其来的武力攻击。

　　以笔者个人之见，邓小平领导的大陆当局，当年有诚意以和平方式，和国民党坐下来谈判，以和平手段完成统一大业。年届八旬的邓小平，也希望在他和蒋经国有生之年，达成和平统一的共识。

　　但是，蒋经国考虑的面向似乎比邓小平更复杂，蒋经国似乎顾虑，假如台湾一旦卸除了对大陆的实质与精神的武装，以台湾腹地之小，操之急切与中共谈判或过于盲动于开放政策，造成的负面效应极可能一发不可收拾。蒋经国尚需考虑到，始终虎视眈眈，芒刺在背的美国，将会如何设想国民党和中共当局的谈判和解呢？假如国民党和中共当局的和谈进程发生问题，两岸最后仍然必须回到武力对峙的老路，美国是不是会继续支持台湾当局？这些都是蒋经国不得不慎重考虑的，也是他对大陆和谈攻势迟疑不决的原因。笔者认为，病重的蒋经国就是在这些错综复杂、千丝万缕的烦恼问题一时得不到解答的情况下，错失了和大陆的老朋友邓小平，坐下来“相逢一笑泯恩仇”，化干戈为玉帛的机会。这一错失，也让台湾、大陆之间，迟至公元2000年初叶仍陷于扰攘不安、剑拔弩张之境。如今思之，能不令我们掷笔三叹吗？

　　故而，“侨泰”也者，就是要教中外人士和海外侨胞“安心”，等于是在告诉海内外各界和美国人，我蒋经国虽然对大陆开了一道门缝，然而我还是坚持反共、坚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既定国策，没有任何动摇之意。至于当局下一着棋该怎么走，笔者相信，风中之烛的蒋经国恐怕已经没有精力深思及此。因此，对大陆开启的那道细细的门缝，有很大一部分因素是出于被动，出于走一步算一步的苟且心态。

　　体制上，蒋经国是“侨泰演习”总校阅官，郝柏村参谋总长很早就请示蒋经国。以蒋经国一贯力疾从公，无怨无悔的态度，自然是满口答应会去主持湖口演习。但是，1987年下半年以后的蒋经国，身体情况愈来愈不行了，他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必须躺在寓所的病床上，吃喝拉撒睡，全在床上。只要他离开床上，坐在椅子上超过10分钟，就觉得浑身不舒服，体力撑持不下去了。

　　我们曾经私底下帮他算过，情况比较糟糕的时候，蒋经国每天待在床上的时间，实际上已超过22小时。不在床上的时间，只有两个小时不到。为什么说只有两个小时不到呢？1986年、1987年之交，身体实在不舒服时，蒋经国通常会在寓所休息一天。所谓休息，就是躺在床上。休息一天之后，蒋经国即觉得惴惴不安，他担心媒体又要拿他的健康亮起红灯做文章。流言四处散发之后，难免影响

　　国民党的政权稳定。所以，休息一天的隔天无论身体是否好转，总是迫不及待又要撑着病体去“总统府”上班。而所谓上班，亦不过是在办公室待一个半小时，顶多两个小时，体力又吃不消了，总感觉身体很不舒服，必须赶紧返回七海寓所，宽衣之后即刻上床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