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太空会议拒绝中国参加 中国院士道真正原因

　　美国天文会议拒绝中国研究人员参加。专家认为这并非歧视，无须过度解读——

　　国际合作仍在期待中国身影

　　一场原本普普通通的天文会议，如今正引发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

　　第二届开普勒太空望远镜项目会议，原本定于11月4日至8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举行。然而，作为会议主办方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艾姆斯研究中心借国家安全为由，将申请参会的6名中国研究人员拒之门外。随后，美国的天文学家对此表达了强烈反对，并决定退出该会议。

　　10月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我们认为学术性或科研性活动不应被政治化。”

　　事情的缘起究竟是怎样的？现在进展如何？中国科学家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参与国际科技合作？记者对此进行了追踪。

　　“不幸”后的“期待”

　　王吉（音译）是一名在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也是此次被禁止参会的6名科学家之一。他的导师戴布拉·费舍尔（DebraFischer）在得知此事后，毅然决定带领团队退出该会议。

　　“让中国和别国的科学家参与此次会议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很欣赏这些中国同事们作出的成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站在他们这边，来反对限制性政策的原因。”戴布拉·费舍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同样提出退会的，还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格夫·马尔西（GeoffMarcy）。在与记者对话时，他表达了自己的期待：“如果会议主办方能接纳中国科学家，我才会同意重新参会。我期待能在会场上见到并拥抱我的中国朋友和同事。”

　　压力之下，NASA决定重新评估中国科学家的与会申请。10日，NASA局长查尔斯·博尔登（CharlesBolden）表示，中国研究人员被拒绝参会，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如果他们中的任何人再次申请，并通过已有的针对外国人的安全审查，就会被接纳参与这次会议”。

　　“由于美国科学家的反对，开普勒科学会议将向中国学者开放。可不幸的是，由于美国政府‘停摆’，新的申请可能无法得到及时处理，会议可能被延迟或取消。不过，限制已被取消，努力仍在继续。”戴布拉·费舍尔告诉记者。

　　“不是歧视”

　　谈及此事，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文津对记者表示：“有制度阻碍很正常，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我们在交往中时时会感觉到这方面的问题。科研交流方面，包括中国、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会设置相关障碍保护国家安全。我们不能说这是在歧视中国人。”

　　戴布拉·费舍尔也表示，对其博士生的限制并不是对中国的歧视，而是起源于对国家安全法律的误解。而且，就国家安全法而言，针对的也不只是中国，“以后我们必须非常仔细地将科学会议安排在没有这些限制的国家”。

　　但是，不容否认的是，除了此次NASA事件外，在我国学者参与的国际合作中，确实有一些看似“不公平”的情况。以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专项为例，在该专项中，中国投入的经费占该项目总经费的9而中国工作人员只占总人员的4

　　对于这一看似“不公平”情况，ITER中国办公室一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他们并没有感到“不公平”：“ITER在招聘的时候会遵循统一的标准，也明确了根据投入经费的多少，确定最多能给我们多少岗位。但最终通过招聘的中国人员数量并不一定达到最高值。因此，尽管从数据上看是如此，但这其中并不存在‘不平等’。”

　　“不排除有一部分人不希望中国发展，不希望中国在国际交流中受到启发，但国外大部分的科学家其实很愿意跟我们开展国际合作。”赵文津表示。

　　在赵文津看来，中国在国际交流合作中遇到的最主要问题，不是国外拒绝我们参加，而是我们拒绝参加。

　　让他记忆犹新的是，曾有关于建立月球坐标系的国际会议再三向中国发出邀请，希望中国参与讨论月球坐标、术语标准等问题，可最后中方依旧无人参会。“我当时和地调局、测绘局的各级领导谈论参会的事，可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这并非个案。9月底举行的“2013中国无人机系统峰会暨展览”上，欧洲无人机协会主席彼得·范布延比尔（PetervanBlyenburgh）向众多中国专家学者呼吁：“你们应该呼吁你们的组织机构，积极地参与到世界无人机的讨论中来。”

　　“为什么不去参加这些国际交流呢？如果我们不如国际水平，我们就去学习;如果我们高于国际水准，我们就去分享。”赵文津略带愤慨地说。

　　在他看来，“最理想的国际合作，是双方根据各自需求和共同需求展开的合作”。

　　1992年，赵文津参与了名为“国际合作喜马拉雅与青藏高原深剖面及综合研究”（INDEPTH）的合作项目，中、美、德、加等20多国的专家学者参与其中。

　　“国外机构在此项研究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我们提供了最理想的科研环境。到2012年完成预定工作时，我国在此项目中取得了一些原创性成果，如查明新生代大陆与大陆碰撞挤压带两侧深部结构与构造，对高原北部几条古老的大陆与大陆碰撞带的结构与构造作了初步探测等。”

　　“因此，中国不仅要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在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时，还应当以解决自己发展中的问题为中心，明晰科学技术目标。不能考察了很多项目之后，还说不清要学习引进什么，或者是出完国就算完成任务，既不很好地写考察报告，也不提推广引进的内容。”赵文津说。

　　新加坡媒体文章：世界是否进入了混乱的新时代？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政策犹豫不决显示情况确实如此。事实上，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苦果及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但让美国不愿意再使用其军事力量——在“红线”被跨越时也是如此——也导致美国似乎不再愿意承担与其全球领导地位相称的重大责任。然而，如果美国不再愿意扮演领导角色，谁能取而代之？

　　中国领导人的表现，显示他们没有兴趣积极领导全球——他们公开拒绝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中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

　　与此同时，尽管俄罗斯可能要继续维持其世界强国的假象，但它最近的行动显示它的主要目的是尽可能阻挠美国——即使这样做并不符合其自身的长期利益。而欧洲面临着太多的内部问题，不可能在全球事务中承担任何重大的领导角色。

　　毫不奇怪的，领导力的缺失严重影响了国际机构的效率。联合国安理会对叙利亚危机的无力反应，和世界贸易组织当前谈判的失败便是例子。这一局面颇似20世纪30年代，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所说的10年领导力真空——它导致全球公共品供应不足，加剧了大萧条。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和中国——只有这两个国家有能力领导全球——必须达成重大妥协，协调根本利益，让它们能够合力提供并保护全球公共品。

　　唯有稳定中美双边关系，才可以实现一个支持和平、分享繁荣的全球体系。

　　要达成这样的妥协，美国首先应该让中国加强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中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