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发言人酒后吐真言 竟泄漏重大外交内幕

　　12月12日，是外交部发言人制度30周年纪念日，同时外交部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外国驻华记者新年招待会。外交部发言人制度自1983年建立30周年以来，共产生了27位发言人，其中有5位女发言人。

　　外交部发言人制度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扇重要窗口和中国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他们身上发生过怎样的趣事？

　　“外交部流传着一个笑话，外交部前发言人沈国放有一次和朋友喝酒，喝高了开始说‘酒话’，嘴里一直念叨着两句话：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俗话说，酒后吐真言，这位发言人的真言恰恰说明了台湾问题在中国外交官心中的分量。”——摘自李肇星《说不尽的外交》

　　“（发言人）台上和台下还是有不同，台上西装革履，台下比较休闲，所以被认出来的情况也不是特别多。有的时候老百姓会把发言人弄混，比如我有一次就发现有两个人一边瞟着我一边悄声说，‘那不是发言人秦刚吗？’可能那段时间是秦刚主持记者会，上电视比较多，长得也比我帅，所以大家以为发言人都叫秦刚。”

　　李肇星：我从来没有跟人吵过架

　　围巾斜搭肩上，笔挺西装，12月14日，颇有“五四青年学生范”的李肇星，借新书《说不尽的外交》发布，与北大学生面谈。

　　今年73岁的李肇星是外交部第九任部长。1959年踏入北大，投靠中文系不得被西方语言文学系收留，做过司机梦、记者梦等各种梦，却从没做过外交梦的他，因而一只脚踏入外交的门槛。1964年，中法建交，李肇星也正式进入外交部。在《说不尽的外交》中，李肇星回顾了亲身参与的美国炸馆事件、“9·11”恐怖袭击、中美汇率博弈等重大事件，这些信息都是首次披露。

　　“身经百战”的李肇星曾舌战群儒，但在接受媒体提问时，却肯定地说，从来没跟人吵过架，不管是做外交还是生活中，他都强调摆事实。在北大校友面前，李肇星回忆饥荒时代做在校门口捡烧饼的梦，没事爬到未名湖畔的桑树上吃桑葚，带着桑葚汁进教室的故事。北大的大师让他印象尤深，入学之初在小卖部偶遇美学大师朱光潜，而在日后的外交生涯中，他也一直牢记国学大师季羡林的话：假话不说，真话不全说。在《说不尽的外交》中，李肇星说，我说的都是真话。

　　李肇星全面回顾了自己近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记录了与各国政要的私人交往、应对各种外交问题的丰富经验，并首次披露美国炸馆事件、“9·11”恐怖袭击、中美汇率博弈等重大外交事件背后的内幕。

　　书中还披露了中国若干重大外交事件的决策和谈判过程，包括中俄边界谈判、中日围绕历史问题的外交斗争，在联合国的涉台外交斗争等幕后细节，揭示了历史背后的真相，并第一次系统阐释了中国外交的布局、本质、原则及新内涵。

　　西班牙媒体发表题为《美国和中国：冲突不可避免？》的文章，作者为委内瑞拉外交官阿尔弗雷多·托罗·阿迪。

　　文章称，按照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和国际关系教授阿伦·弗里德伯格的说法，从老布什时期起，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是合作与遏制并举。弗里德伯格还归纳道，邓小平时代中国确立的国际关系战略则主要有三点：建立国力基础、逐步推动国力的对外投射、避免冲突。

　　文章指出，但是从2010年起，中国表现出对现状的排斥，认为现状体现的是历史最弱时期的遗留产物，损害了中国的权益，限制了中国向太平洋地区的发展。这一新态度促使中国与多个邻国产生对抗，不仅违背了逐步投射国力的战略，也损害了软实力战略，即2003年经数十名中国学者和专家研究后，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的“和平崛起”理念。

　　这一理念认为，中国的崛起不应被看做对任何人的威胁，特别是对邻国。这种软实力的表达和懂得与地区分享经济繁荣的态度为北京赢得了巨大善意。

　　对于将亚太作为对外政策重要目标的奥巴马来说，中国在邻国心目中的形象转变是美国重返该地区的良机。北京在本地区的影响力推进和华盛顿的长期缺席决定了这一目标的实现并非易事。以抗衡中国的力量出现使得美国有机会快速和有效地插手亚太。这一举动不可避免地要将公开遏制中国凌驾于合作之上。

　　文章称，这就将华盛顿与北京放在了直接碰撞的位置上，因为在前者几十年来都与地区多国保有防卫条约的同时，后者认为扞卫其不可剥夺的权利的时刻到来了。在东京和北京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背景下，钓鱼岛有成为另一个萨拉热窝的危险。

　　处于事态中心的华盛顿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事态的畸形发展。对日本而言，美国表示支持使其可以提高赌注。对于中国而言，促使其采取行动的被围困感加剧了。所有这一切都缩小了留给外交的空间，提高了引发武装冲突的风险。

　　奇怪的是，美国可能会因为钓鱼岛纠纷而卷入一场同中国的战争，而华盛顿尚未就钓鱼岛争端发表看法。实际上，钓鱼岛的归属是美国从未表达立场的一个问题。

　　据美媒报道，本月初，中国航母辽宁舰编队于南海海域展开试验训练的过程中，中美军舰曾于相关海域险些相撞，两舰最近距离不超过500米。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信息化专家委员会主任尹卓少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美军针对我军训练的监视行动从未中断过，我军也已习以为常，并有相应的应对措施。

　　实际上，中美舰机曾于南海水域发生过多次对峙甚至正面冲突，包括1998年的南海撞机事件、2009年3月的无瑕号事件、同年6月的麦凯恩号驱逐舰撞船事件等。长期以来，美军以公海航行自由为借口，在中国附近海域频繁抵近侦察，并对我正常军事活动进行监视、干扰。

　　据尹卓透露，近六、七年来，美方军舰对我方的监视行为从未中止，对于辽宁舰此前于渤海、黄海的试验训练亦是如此。美军出动P-3C反潜机、EP-3侦察机，针对我国海军的每一次训练均进行过侦察。

　　对此，我军也已习以为常。尹卓指出，在海军训练中，他国对我军的监视行动有时是无可避免的。除了美军之外，日本、韩国也曾进行过类似的侦察监视行动。“只要对方不影响我们的航行安全即可，一旦影响安全，他们就要负责。”他说，“希望他国能够根据我国的航行警告，调整航行路线，避免发生冲突或不测。”

　　此次，辽宁舰编队首赴南海海域训练，美军大型水面舰艇同样也抵近侦察监视。谈到航母在训练中针对他国监视行为的应对方式。

　　尹卓分析称，我军雷达训练的开机频率可采取保密频率，在对方侦察舰船经过时，只开启等效天线，通信使用公开频率，则可避免被对方侦察到重要频道。

　　经过一年多时间，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与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罗援将军领导的团队联合进行了一项名为“中美安全关注——对方眼中的我”的调查，这份调查报告定于12日发布。

　　作为这份报告作者之一，罗援11日告诉记者，虽然中国的一些言论受到西方媒体的关注，但这份调查报告的结果显示，中国多个领域的精英和普通民众事实上并未将美国视为敌人。而美国的调查对象也并不把中国视为是美国的主要安全威胁。

　　据美国媒体11日报道，这场调查针对的中方对象是统计学中的精英层（即政府官员、军方学者、企业家、媒体人士、民间学者）及普通民众，美方的调查对象则身份与之相对应。

　　这份报告认为，虽然中美两国间的不信任程度很高，但大多数中国人把美国看成是竞争者，而非敌人。调查中有一些非常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如谁应该领导这个世界、中国崛起为一个全球大国和对美国可能面临衰退的看法。

　　记者11日晚获得“中美安全关注——对方眼中的我”报告的中文版，作为报告撰写者之一的罗援告诉记者，这个报告的初衷还是着眼于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从民意的角度，通过定性、定量分析，比较真实客观地反映出中美如何看待对方，共同点和分歧分布在哪些方面。报告的结果可以为中美关系未来的一些决策提供参考。

　　调查显示，比起中国军事实力，59受访美国公众更担心中国的经济实力，而担心中国军事实力的只有28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受访中国公众对美国军事实力担忧甚于对经济的担忧，两者数据相比是3420

　　此外，报告数据显示中美之间的信任程度有待提高。报告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加强官方与非官方交流，参与有关战略与利益的更有意义的对话，恪守双方承诺，均有利于增进互信;双方还有必要说明各自政策意图，如美国的“再平衡”战略和中国的军力发展。

　　对于当前中美关系，从调查来看，中美关系简单说是一种非敌非友的关系，说不上“同舟共济”，也不是“势不两立”。

　　罗援对记者表示，就美国民众看来，其实“中国崛起”在美国面临的挑战与威胁中，等级与气候变化问题相同，属于靠后的位置，金融危机、朝鲜和伊朗问题所处的位置比中国高得多。

　　这份报告通过分析调查数据得出结论认为，中美精英及普通民众重视合作甚于竞争。

　　应以两国精英的支持为基础，加强双边关系;维持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交往以加强合作基础，为应对双边关系中潜在危机奠定较为稳固的互信基础。

　　美国媒体的文章称，双方大部分精英阶层都认为，他们的国家应该扮演全球领导角色。而在公众中，只有45中国人这么想，相比之下美国公众是74

　　令人吃惊的是，事实上，21中国政府官员和12军方学者表示，中国根本不追求扮演什么全球领导角色。总体而言，受调查的大部分中国军方精英赞同两国间的战略均势，其他4类中国精英的看法也相同。

　　中国能否和平崛起

　　约翰·米尔斯海默（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中国能否和平崛起？我的论断是不能。美国自扩张为区域霸权后，就阻止其他区域出现霸权，对德国、苏联和日本都曾采取同样的态度。美国不希望区域外国家出现在自己家门口，这就是门罗主义。如果谁敢这样，我们就把它赶出去，对中国也会如此。

　　中国过去有辉煌历史，成为最强国是其必然逻辑。中国也会出台自己的门罗主义：成为区域最强国，不希望美国出现在中国后院。

　　美国搞战略重心转移不就是为了遏制中国，阻止中国成为区域霸权吗？因此，中美战争很难避免，战争是可能的，可能因为台湾或朝鲜半岛。美国的虚伪就在于承认会包容中国，事实上却并不会容忍，最后中美兵戎相见并非不可能。

　　阎学通（清华大学教授）：作为现实主义者，我跟米尔斯海默有许多共同观点。我同意中美都希望成为世界第一，我也赞同中国应谨慎行事，表现低调。不过，我们就中美战略选择看法不同。中国不一定会走美国的道路，而且，美国也有遏制之外的其他选项，也许比中国成为主导国的战略选项还多。

　　习近平提出，周边外交要为民族复兴创造有利环境。他主张加强与邻国的安全合作，经济上推出海上丝绸之路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些表述与以往不同，是创新之举。以前我们外交总是美国优先，在美国与我邻国有冲突时总是照顾美国，我们怎么可能有好邻居呢？

　　中国主张先寻求“共同利益”以便合作，而不是先寻求“互信”。即便有相互冲突的利益，也可以搞预防性合作，防止冲突。共同利益而非互信是合作基础。

　　中国如何赢得朋友？赢得真正朋友的方法是互助。中国应让友好国家获益，而不是只想着如何从对方身上获益。这就是所谓的“惠及周边”和“命运共同体”。

　　中国要奉行“王道”。而建设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现代的“王道”。在进攻性现实主义看来，道义没什么作用，而道义现实主义则把道义视为国家实力资源之一，因为道义能加强与朋友的关系，能在国外赢得朋友，在国内赢得支持。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很弱，但更多参与了战争;中国经济发展后，越来越不愿意动武，成为主要大国中最和平的。这体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趋势和基础。

　　当然，和平崛起也不应该意味着处处容忍，不敢使用武力。正如习近平所说的“底线思想”，中国外交政策具备了基本的原则和底线，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所以我既不排除中国有卷入战争的危险，也不排除中国有和平崛起的可能性。

　　中国之所以不会与美国发生直接战争，一是因为核武器，核武器既然能阻止美苏开战，当然也有阻止中美开战的功能。二是因为全球化。现在的经济相互依存跟一战前不一样。全球化的作用与经济相互依存的作用不完全相同，全球化在提高相互依赖敏感性的同时降低了相互依赖的脆弱性，导致双方不仅对开战谨慎而且需求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