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3年，我父亲出生在当时属山东省的徐州市的贫苦农村。早年进北洋军阀办的陆军学校。后升入保定军校炮兵科第三期，接受了较严格的军事战技术教育和训练。 1924年，我父亲任奉军连长，任职期间曾在徐树铮麾下参加过外蒙古独立谈判。北伐战争爆发，父亲参加北伐军。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48师第142旅第283团团长。其后，于1930年任旅长，1931年任第41师师长，授中将军衔。 1935年初，蒋介石苦于“追剿”中央红军屡屡失败，又怕活动在湘鄂西的红二、六军团西进贵州同中央红军汇合，紧急调集六路纵队11万人妄图“围剿”红二、六军团。我的父亲时任第41师师长兼第一纵队司令，指挥国民党军队同红军在洪湖等地展开了激烈的战斗。1935年6月，萧克将军指挥的红六军团包围了宣恩县城，武汉行辕电示我的父亲率部从驻地来凤北上驰援。这一密电被红军截获破译，随即果断决定贺龙、任弼时所部红二军团同红六军团的主力急行军数十公里赶赴忠堡，以小部佯攻宣恩，以主力隐蔽设伏打援。 6月12日，国民党第41师以两个旅作为先头，经忠堡向宣恩进发。我父亲率师部和一个直属旅，即少将衔黄伯韬任旅长的第123旅，随后跟进。次日晨，国民党先头部队进入红军的伏击圈，红军突然开火，将敌行军纵队分割成几段，各个击破、予以全歼。我的父亲率师部一到忠堡，四周山上都已被红军占领，师部被压缩在构皮岭的山凹中。占据有利地形的红军发起炮击，41师师部电台被毁，参谋长中弹身亡，后随的黄伯韬见势不妙率残部仓皇逃逸。我父亲头部和身上中弹片负伤，被红军俘虏。两天之内，红军歼灭了国民党第41师四千余人，创造了忠堡大捷，至今在忠堡还耸立着纪念此次大捷的丰碑。 同样是国民党中将师长，同样是“围剿”红军的敌纵队司令的张辉瓒，在从长沙出发去“围剿”中央红军时同我的父亲还见过面，他被红军俘获后是被处死了的。我父亲被红军俘虏之后，自认是必死无疑了。 我父亲万万没有想到，红军不但没有杀他，还对他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挽救，还请他当红军学校教员。 我父亲万万没有想到，在他给红军指战员讲课时，萧克、王震等红军高级将领也会到课堂听讲。他在震惊中惶惑了！他为红军的政策所感动，他为自己的过去而惭愧，他更为红军对他的信任而感到欣幸和鼓舞。他把自己的军事知识和作战经验全部奉献出来，成为当时红军学校中公认的水平最高的教员之一。1987年我受国家派遣应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的邀请赴美从事合作科学研究的前夕，去看望萧克将军，向他老辞行并聆听教诲。萧老那天精神非常好，谈起我的父亲说：“你的父亲是一个职业军人，是一个爱国军人。他有很多作战经验和军事知识。他参加军阀同外蒙古的谈判失败后，被蒙方驱逐回来，经历了许多天徒步沙漠的艰苦考验，克服了无食无水的困难，这些生存的能力也是军人所必备的。他有这些经验，我们就要向他学习。” 红军在长征途中那样艰苦的条件下，给了他很好的照顾。红军给他以军团级干部的待遇，给他配了骡子作为坐骑，给他配了专门的勤务人员照料他的生活。贺老总、任弼时同志、萧克将军把他当作朋友一起谈古论今。萧克将军对我说过，在长征中偶尔有了条件，他还亲自做(米)粉蒸肉请我的父亲吃。他庆幸自己在长征中结识了这样一批红军领导人，并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正义的光芒和民族的希望。 关键词：唯一一红军走完 在过玉龙雪山时坐骑失蹄把他摔到了深深积雪的山凹之中身负重伤，红军指战员冒着生命危险，手牵着手地接成人链，把他从绝境中拉了上来，把他这个曾经同红军兵戎相见、血肉相拼的国民党将官从死亡中救起。红军以其精神之光和生命之躯把我的父亲彻底地从反动的营垒挽救到革命的队伍中来。萧克将军亲口对我说：“你的父亲的世界观的改造是在长征的血与火的斗争中完成的。” 跟随红军长征，我父亲是从失望惶恐，经历了极其尖锐的斗争，而逐渐地汇入革命的洪流之中的。 1935年11月，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进犯，为了保存实力红军决定突围长征。长征开始前，红军军团首长找我父亲询问国民党北方兵力部署的情况，他就其所知提供了有关情报。红军指挥部经过缜密的分析研究，参考了我父亲提供的情况，做出了南下湘中、突破沅(江)澧(水)防线的战略决策。 红军长征途中物资补给十分艰难。红军领导人通过可靠的方式把我父亲还活在军中的消息传给了当时住在汉口的我母亲邓觉先。我母亲接到我父亲亲笔写的报平安信函惊喜万分，她从信中得知红军的艰难，立即变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通过国民党政界的关系购买了盘尼西林、望远镜、手表、指南针、自来水笔等军需物资，准备送往红军。问题是红军的行进路线是十分机密又难以预料的，怎样才能把东西送达红军呢？她了解到，当时蒋介石是让湖南军阀何键负责探寻红二方面军的行踪的，何键同我父亲都是保定三期的，我母亲同何家又是湖南老乡，就利用这些关系，从何手下的情报处处长李佩阶那里及时掌握红军的去向。然后，以高价雇请“要钱不要命”的游勇，分批运送物资到红军手中。在长征途中生活了18个月的一位传奇人物，一位英国传教士薄复礼写了一本书《一个被扣留的传教士的自述》，张国琦同志把它译成了中文版。书中记述了这样一段故事：薄复礼被红军扣留，希望教会的人尽早送来钱和物资赎他回去，薄复礼向法官(指管他的红军干部)说：“除了钱，还有四担约四百磅东西，这么多还不够？”“贝克尔先生已经尽了篮子大的努力，送来了这么多钱和东西，再想多要是不可能的。”“不”，法官说：“你搞错了，那些东西不是贝克尔先生送的，这是张振汉将军家里送来的，他还准备送更多的东西来。”薄复礼神父的自述，证实了我母亲操办的钱和物资确实交到了红军手里。长征胜利的五十年后，在萧克将军和张国琦同志的指导帮助下，我同住在曼彻斯特的薄复礼神父联系上了，他给我来过三封信。90高龄的他向我回忆起长征途中同我父亲辨论宗教信仰和自由等问题的情景，他说我父亲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相信对真理的信仰。 1936年春夏之交，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金沙江畔。奔腾咆哮的江水挡住了红军的去路，船只早被国民党军队收缴一空，寻思渡江之策的贺老总派人找我父亲，问他有何良策。我父亲环视了周边的生态环境，建议砍竹子扎成竹排，放排渡江。此建议得到贺老总的赞同，即命一部官兵砍竹扎筏，另一部官兵继续到上下游寻找船只。在官兵一致努力下，两万人马顺利渡江前进。有关传记中还记述到这样一件事：红军进发到龙山县城，与敌军展开激战，长攻不下。敌人在隘口处设有两座碉堡，枪眼里射出猛烈的机枪火舌，封锁着红军突击部队前进的道路，不断有冲锋的红军战士牺牲倒下。这时，从敌人手中缴获的迫击炮只有两发可用的炮弹了。贺老总把炮兵出身的我父亲找来，问他能不能用这两发炮弹把那两座碉堡解决掉。我父亲立即目测指量，调好炮位角度，说：“好了，发炮吧！”红军战士引发，两声巨响，两个敌碉堡应声炸飞，枪声也戛然而止。 随红军到达延安后，我父亲继续受到党和红军的关怀照顾。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他，周恩来副主席亲切关怀他的生活，还说要争取把我的母亲接过去。我父亲同吴德峰、伍修权、王维舟、李六如等--大批共产党的领导人结成了朋友。同时，他继续为红军的军事教育做工作。萧克将军向我说过，当时大家都是供给制，我父亲得到特殊照顾，每个月还有光洋(银元)可拿。每到我父亲拿到薪饷，将军们就会找他一起到农家买些酒菜改善一顿。 我母亲邓觉先是长沙人，出身书香门第，是典型的湖南人脾气，敢做敢为，湘女多情。我父亲被红军俘虏，生死不明，国民党军政要员和众多友好都劝年轻漂亮的张太太改嫁，我母亲坚决回绝。自从得知我父亲还活在红军中，她不惜变卖房产贵重，力争支援呼应。在红军抵达延安之后，她就做了各方面的周密准备，打扮成农家妇女的模样，孤身从汉口奔赴西安，又请西北军方面帮助，千里寻夫抵达延安同我父亲会聚。她到延安后，得到了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安抚与关怀。待第二次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形势日趋明朗，我母亲便决定先行离开延安返回蒋管区。临走，又是周恩来同志等馈赠盘缠，并安排人送到西北军防区安全交接。 1937年，蒋介石受迫于共产党人和全国民众的抗日救国压力，接受了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条件。毛泽东主席在枣林接见我父亲，劝他回蒋管区继续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经过反复思考，我父亲接受了党的安排，带着周恩来同志亲自安排的“安家费”，途经西安返回汉口，开始了他人生中的又一段里程。 关键词：唯一一红军走完 一位鲜为人知开国中将：前妻居然是元帅夫人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总政治部干部部原顾问（按原副兵团职待遇），红军长征女干部，罗荣桓元帅的夫人林月琴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3年11月22日6时33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1930年1月，林月琴同志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队宣传员，她和队员一起贴标语、作宣传，使劳苦大众了解了红军，看到了革命的希望。 1931年12月任红四方面军后勤供给部妇女工厂厂长，后改任妇女工兵营营长，她带领大家想方设法，克服困难，赶制衣帽、鞋袜、被装，解决了数万指战员的 穿衣问题，受到了前方将士发自肺腑的称赞。在工作的同时，与时任后勤供给部总经理部军需处处长，总兵站部部长的吴先恩相识并恋爱结婚。 1935年1月，随红四方面军主力参加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率领妇女工兵营担负筹备粮草，运送弹药等繁重、艰苦的人力运输保障任务。红一、四方面军 会师后，曾担任过粮食局妇女运输连连长，后调中央卫生所护理班任班长。在长征中两爬雪山、三过草地，历尽艰辛，经受了千难万险的严峻考验。红二、四方面军 会师后，随红军总部到达陕北。1936年10月经何长工同志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12月，调中共中央妇女部工作。 1937年1月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同年5月，在西路军覆灭，谣传吴先恩已经战死的情况下，林月琴与时任军委后方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相识并结婚，不料吴先 恩只是被国民党抓进了监牢，严刑拷打而坚贞不屈，后被中共营救回延安。林月琴闻讯几乎惊呆了，由于这个事件牵扯到两个方面军的恩怨，罗荣桓的朋友毛泽东亲 自出面调解才让没闹出事来。后转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在校期间，系统学习了马列主义基础知识和党的历史，提高了思想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 吴先恩同志1907年生于湖北省黄安县紫云区。1926年投身革命，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他参加过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历任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军需处处长、总兵站部部长、红九军供给部部长、抗日军政大学二分校供给主任、晋察冀军区供给部部 长、华北军区后勤部参谋长、湖北军区后勤部部长、湖北省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第一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后勤部部长、北京 军区顾问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当选为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关键词：唯一一红军走完 吴先恩（1907-1987），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1926年任本村农民协会宣传委员、农民自卫队小队长。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2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大革命时期，担任箭厂河村农协委员、农民自卫队小队长，参加了镇压土豪劣绅的农民运动和反击地主武装进攻农会的自卫武装斗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了黄麻起义和开辟柴山保根据地的斗争。1929年秋编入中国工农红军，任湖北黄安独立团第1营政治委员，独立团经理处处长，黄安独 立师经理处处长，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军需处处长，1934年5月任红四方面军总兵站部部长，红9军供给部部长。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反“围剿” 作战和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参加了长征和西征。到达延安后，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385旅供给处军需员，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大队队务主任，第二分校供给主任，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供给处处长， 晋察冀军区供给部部长、政治委员。参加了百团大战和反“扫荡”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后勤部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后勤部参谋长，硝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参加了集宁、包头、清风店、石家庄、平津、淮海、渡江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北省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厅厅长，1952年秋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第一副司令员。 1954年回国后，入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1955年起任北京军区后勤部部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顾问。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 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1987年11月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0岁。 英烈逝世 1987年11月17日，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吴先恩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吴先恩因病于11月1日逝世，终年80岁。 赵紫阳、邓小平、李先念、彭真、徐向前、聂荣臻、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万里、杨尚昆、杨得志、张爱萍、段君毅、韦国清、王任重、谭政、董其武以及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防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军委纪委、北京军区、河南省暨新县、湖北省即红安县党政机关等送了花圈。 秦基伟、习仲勋、宋任穷、王平、李德生、肖克、余秋里、陈锡联、耿飚、廖汉生、洪学智、杨成武、郭林祥等向吴先恩同志遗体告别。 关键词：唯一一红军走完 唯一自杀开国上将遗言曝光被四人帮逼死内幕 反对高岗 1955年，新中国为55名在民族解放与独立战争中出生入死立下了不朽功勋的解放军高级指挥员授予了上将军衔，史称“开国上将”。在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 中，这五十多名开国将军大都受到了冲击。其中，有的人，为了自保，晚节不保，上了林彪江青的贼船，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有的人，受了左倾思潮的影响，沦为 打手，对自己治下无辜而又善良的人民群众惨下毒手，制造了一起又一起冤案。但有一个人，不顾个人安危，对林彪、“四人帮”奋起抗争，最后服毒自杀以死抗 争。这个人，就是与刘志丹同为陕北革命根据地早期领导人，建国后先后任四川省委副书记、云南省委书记的开国上将阎红彦。 1909年10月，阎红彦出生于陕西省安定县瓦窑堡镇。1924年入陕北军阀井岳秀部当兵，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0月随部参加清涧起 义。1931年参与创建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大队，任大队长。后率部西渡黄河，转战到陕北地区，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会合，参与创建陕甘工农红军和陕 甘苏区。 阎红彦天生一副犟脾气，为人正派，刚正不阿，坚持正义，只唯实，不唯上。不论是天王老子，不论对方官再大，只要认为你说的话不在理，他都会加以反驳，据理力争，不顾个人安危，不计后果。为此，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没少吃亏。 1942年夏，阎红彦在延安的中央党校学习。那时，延安整风已经开始。有人揭露时任西北局书记的高岗伪造履历，在战斗中贪生怕死临阵脱逃。一天，高岗找到 阎红彦，要阎红彦向组织作证，自己在陕甘游击队刚组建时，就是游击队队委；临镇战斗中他临阵脱逃是被人绑架走的。作证的交换条件，是让阎红彦担任师长。但 阎红彦不为所动，实事求是一针见血地当面向高指出：当年高岗只是陕甘游击队三支队二大队的政委，根本不是陕甘游击队队委。而且，在临镇战斗中，高岗临阵脱 逃，当了逃兵，当时队委会决定开除他的党籍，并对其进行通缉。后来，高岗自动回来了，队里就给了他个留党察看的处分，让他下去当了战士。为此，二人大吵一 架。之后，高岗就一直在中央高层领导面前说阎红彦的坏话。 关键词：唯一一红军走完 1945年党的七大上，高岗被提名为中央委员并进入政治局。阎红彦根据多年来对高岗的了解观察，向刘少奇、任弼时提出了反对意见，指出高岗伪 造历史，临阵脱逃，品质不好，诡计多端，不可信赖，但他的意见未被重视，还被误解和批评。其后，阎红彦受到了组织批判，康生代表党中央宣布：“高岗是西北 的革命领袖，今后不准任何人反对。阎红彦反对高岗是错误的。” 直到1954年，高岗因同饶漱石进行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受到揭发和批判而自杀身亡，中央高层才知道当初是错怪了阎红彦。毛泽东公开向阎红彦道歉说：“阎红彦同志，很对不起，把你冤枉了十多年，当时只怪我看错了人。” 解散公共食堂 1959年8月，阎红彦走马上任，去云南做了省委书记，成了名符其实的封疆大吏。当时，神州大地正在大搞三面红旗，云南和其他省份一样，官僚主义、浮夸风 盛行，群众超长时间、超负荷劳动和粮食不够吃，造成了云南解放以来人为的群众大规模死亡。而阎红彦能接触到的报纸上，只是一味地宣传我们的形势大好。阎红 彦老家的亲戚给他写信，说那儿饿死了很多人。阎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没人敢向他说实话。阎红彦就带着自己的秘书李原一起下去微服私访。阎红彦一行走过了云 南很多县份。一路上，他们看到了每个村子都是浮肿病蔓延，路边有很多饿死倒毙的农民，成群结队的边民不得不外出要饭。阎红彦流泪了，对李原说：“和平年代 饿死这么多人，一定是我们的政策出问题了。” 在麻栗坡，阎红彦遇到了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婆婆在雨中手拄拐杖气喘吁吁地赶路。老婆婆对阎红彦说，自己是走了二十多里山路去公共食堂吃饭的。老婆婆说：“过 了这道梁，还要爬一个坡，吃顿饭真难啊。”路边的群众对阎说：“老婆婆还不算远，最远的人，要骑着毛驴去食堂吃饭，三十多里路呢。吃完饭回家不久又得准备 来吃下顿饭。” 阎红彦十分难过，在省委干部会议上说：“三十里路骑毛驴吃饭，谁发明的？还把我们的群众当人不？公共食堂根据群众意愿嘛，办不好就散嘛。” 要知道，公共食堂是中央的既定方针，毛主席的指示，没人敢反对。有很多相当级别的干部因为对公共食堂有意见，被判刑，被关押，被下放劳动。但阎红彦不顾个人安危，一定要为民请命。他说：“公共食堂再办下去，老百姓都叫饿死完了。” 1961年5月，阎红彦就放宽若干农村经济政策问题给毛泽东写了6000多字的长信，提出解散公社食堂等建议。他的建议和调查方法得到了毛主席的赞扬，不久，云南农村解散了公社食堂。 关键词：唯一一红军走完 在1962年8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讲话，提出国家今后的工作重点是搞阶级斗争，一切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在全国农村开 展一次全面整顿的群众运动。文件传达下来后，阎红彦不以为然，他在省委干部会议上公开讲：为什么要老提阶级斗争？我看云南就不要再搞阶级斗争了，经济搞上 去了，人民生活提高了，才是道理。没有饭吃，搞什么阶级斗争。 遵照阎红彦的指示，云南省委在下发全省的文件中提出：云南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的群众运动。这是迄今发现的全国唯一一份提出“不需 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省委文件。文件下发后，很快就引起了西南局和中央的不满。中央派出彭真来云南调查事情真相。彭真理解阎红彦，做了妥善处理，巧妙地保 护了云南省委和阎红彦等人，使其顺利过关，化险为夷。 云南省在阎红彦的主持下，经过一系列调整工作，经济情况出现了良好的变化。三年后，云南省的粮食产量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全省城乡市场繁荣，肉食、主副食品敞开供应，物价稳定，一跃成为全国经济状况明显好转、人民生活改善幅度较大的省区之一。 勇斗陈伯达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年10月，阎红彦被江青、陈伯达召集到北京参加揭发******小平的会议。会上，谢富治揭发邓小平“在淮海战役中 动摇，企图后撤，犯有逃跑主义的罪行”。在淮海战役中担任纵队司令员的阎红彦立即站起来反驳说：“根本没有这种事。整个淮海战役期间，中野总部一直是随我 们三纵行动的，邓小平一直是和我们在一起的。”他又问原三纵作战部长、时任昆明市委书记的赵增益：“你听说过这件事没？”赵回答说：“没有。”阎红彦反驳 弄得江青、陈伯达和谢富治都涨红了脸，气急败坏无话可说，此次揭发邓小平的会议因此不欢而散。至此，阎红彦被中央文革视为“走资派”，在之后的运动中饱受 摧残。 阎红彦从北京回云南没几天，云南的造反派在江青、陈伯达的指使下，开始对云南省委进行冲击。造反派占据了省委办公楼，还抄了阎红彦的家。造反派对阎红彦召开批斗会，一场接一场，有时一开就是一天，不给他吃饭，不给他喝水。 为了保护阎红彦，叶剑英元帅专门从北京打电话给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让他一定要设法保证阎红彦的人身安全。秦基伟召开昆明军区党委会议，责成副司令员王银山专门负责阎红彦全家的安全。王银山安排部队将阎红彦和他的妻子接到云南省军区警卫团驻地小麦峪。 造反派找不到阎红彦，连忙向江青和陈伯达汇报。江青在北京的文革会议上公开叫嚣：“阎红彦压制造反小将，昆明现在是死水一潭。中央文革要派出力量，去昆明扭转局势。”于是，北京和昆明的街头到处都出现了“炮轰阎红彦”的大字报。 关键词：唯一一红军走完 至此，阎红彦已经被江青一伙列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劫难逃了。 1967年1月4日，云南省造反派准备在昆明检阅台广场召开批判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由于找不到阎红彦，造反派报告了中央文革。1月8日凌晨，中央 文革组长陈伯达接通了阎红彦的电话，对阎红彦咆哮道：“为什么要躲起来？为什么不敢见革命群众？斗一两次就怕了？我看斗十次八次也没问题。不要见不得风 雨。你出去和造反派见面！这是中央的决定！” 天不怕地不怕的阎红彦立即对陈伯达反唇相骂：“你能代表中央吗？我就不承认你是中央的代表！你坐在北京，不了解下面的情况，只知道乱发号令。我看你是想把云南搞乱，把国家搞乱……” 二人在电话中大吵一通，各自狠狠地挂了电话。 放下电话，阎红彦心乱如麻。他知道，自己和身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发生了争吵，对方肯定不会放过自己。他为中国的前程忧虑，他也知道造反派肯定很快就 能找到小麦峪，将他和妻子抓去批斗。他不愿意忍受屈辱，不愿意再看到江青、陈伯达在自己面前颐指气使。他要以死抗争。 于是，在写下了“逼死我者，江青、陈伯达”的遗言后，一代名将阎红彦吞下了自己早已准备好的安眠药，自杀身亡。阎红彦成了在文革中唯一一个自杀的开国上将，也是第一个自杀身亡的省委书记。 阎红彦死后，江青一伙下令不准开追悼会。可是昆明党、政、军机关干部和群众，自发地为阎红彦举行了庄严的追悼仪式。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指出：“阎红彦是个好同志，我了解他，他在云南的工作搞得很不错，这个人正派，耿直刚强，要不是林彪、‘四人帮’迫害，他不会死。” 1978年1月24日，阎红彦骨灰被移放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正厅中区。邓小平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及阎红彦生前好友380余人参加了仪式。2月15日，中共云南省委、中共昆明军区党委联合发出通知，为阎红彦平反昭雪。 关键词：唯一一红军走完 终于曝光：揭开最年轻的开国上将失踪之谜 1930年，毛主席将14岁的肖华交给红四军政委罗荣桓时说：“这孩子日后会有大出息。”于是，肖华便从兴国的“赤患”成长为少共国际师政委；从冀鲁边区 的“娃娃司令”锤炼成共和国最年轻的开国上将。因为年轻，使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具有了某种传奇色彩。当一部《长征组歌》唱遍神州大地的时候，人们又认识了 一个诗人肖华。然而，“文革”中，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肖华却神秘地失踪了。七年过去了，他又在毫无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出现在天安门城楼 上。肖华的失踪成了一个谜。 肖华结怨江青叶群“文革”中惨遭报复 肖华尽管对毛主席十分崇敬，但对他身边的江青一直保持着距离。原来，战争年代肖华在江青的家乡工作时，就了解到江青品行不好。“文革”前，江青一直想到总 政兼职，并找肖华谈过，肖华没有答应。50年代，一位中央领导人的夫人向肖华反映叶群的男女作风问题。从那时起，肖华成了叶群的一块心病。“文革”开始 后，林彪的权力急剧膨胀，叶群以"左"派面貌频频亮相。那些可能对自己政治生命构成"威胁"的人，成了她报复的对象。于是，在对待肖华的态度上，江青和叶 群有了共同语言。两个女人议论肖华时，曾恶狠狠地说："人家欺负咱们，咱俩联合起来，你的仇我报，我的仇你报。" “文革”初期，林彪、江青向肖华频频发难，指使造反派对肖华抄家和多次批斗。叶剑英、徐向前等几位老帅为肖华伸张正义，与陈伯达、江青之流进行了针锋相对 的斗争。毛主席也明确表示保护肖华。周总理为了保护肖华，维护军队的稳定，在1967年3月3日，召开了总政系统及军队院校造反派参加的6000人大会。 会上，总理专门批评了造反派揪斗肖华、冲击军队的恶劣行径，然后，讲了肖华的革命经历，从早晨9点一直讲到中午12点。 周总理愤慨地说："你们在座的没有一个比我了解肖华，他是我看着长大的，他连衣服都穿不好时，我就认识他。他是毛主席调来的，毛主席信任他，培养他，他的 第一个启蒙老师就是毛主席。他从红小鬼到总政治部主任，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几十年，总是处于斗争的第一线，哪里困难哪里去。这样一个好同志，怎么会反对毛 主席，反对党呢？你们会唱《长征组歌》吗？你们能写出来吗？对毛主席没有深厚的感情是写不出来的。‘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一句是传神之笔，《长征组歌》每 一段我都会唱，你们为什么不准唱？你们凭什么说《长征组歌》是大毒草？" 6000人大会之后，稳定没几天的形势又开始了无政府状态。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受林彪、叶群的唆使，组织造反派继续对肖华进行批斗。肖华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工作了两个月。此间，林彪、江青一伙又在策划一个大动作。罪恶之剑在一步步向肖华逼近。 关键词：唯一一红军走完 5月13日，在林彪、江青的挑动下，分属两派的军队和地方造反派为文艺演出由谁参加的问题，大打出手，死伤多人。肖华果断地平息了这场武斗。 而林彪、江青一伙却翻云覆雨，挑动造反派，把这次事件嫁祸到肖华头上，叶群指使造反派把批判肖华的大字报贴到天安门广场。周总理见情况不妙，立即让肖华夫 妇搬到山上。还未来得及动身，造反派的几十辆汽车就包围了肖华的家。肖华被批斗一个多月，身患肝炎的他被折磨得精疲力竭。他不得已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毛 主席很快指示：造反派不要再搞了，肖华身体本来不好，让他休息几天，若真有问题，“书面检查，以此了案”。然而，事情并未了结，一个置肖华于死地的阴谋正 在加紧策划。 林彪一道黑令肖华神秘失踪 文革初期，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要肖华参加。“四人帮”得知后，布置一伙人截住肖华的车，致使肖华未能参加。1967年7月25日，林彪在天安门城 楼上接见了他们操纵的人，指示说：要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自此，肖华被连续批斗。八月，在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操纵下，一大批造反派疯狂地冲 进总政大院，把标语贴满墙壁。其中一则标语尤令人注意：“毛主席说，肖华是扶不起的天子”（粉碎“四人帮”后，肖华的夫人王新兰曾向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 了解毛主席是否说过此话？工作人员都未听说）。 1967年12月，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操纵下，造反派炮制了一份《关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肖华的罪行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分别上报毛泽东、林彪、中共中 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这份充满诬陷、不实之词的报告中，他们罗列了肖华的“六大罪状”，对于“总政阎王殿”的问题，他们是这样说的：“总政治部 长期被彭德怀、黄克诚、谭政、罗瑞卿、肖华所把持，经过他们苦心经营，变成了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资产阶级独立王国，一个刘、邓设在我军的黑 店。”1968年初，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把肖华极其秘密地关押在离总政不远的一个叫做松树胡同的小院里。从此，肖华"失踪"了。 关押肖华的小屋只有5平米，小屋的窗户用铁板钉死了，屋里吊着一只日夜通明的100瓦灯泡，一个枪口从门上的小孔伸进来。看守规定肖华睡觉必须脸迎着灯光 和枪口。由于肖华“态度顽横，拒不交待问题”，常被打得遍体鳞伤。肖华的食谱是：早饭，半个窝头、一碗玉米面糊；中饭，一个窝头、一碗菜汤；晚饭与午饭 同。七年之间，天天如此。肖华获释时，全身浮肿，毛孔出血，望之令人沧然。 肖华失踪王新兰苦苦寻夫 林彪、江青也没放过肖华的夫人王新兰。在肖华被抓的前5个月，王新兰就被抓走了。这位从小参加红军的女战士被关了三年，遭受了种种非人的折磨与磨难。后来 未作任何结论，又莫名其妙地放了。她出狱后就开始打听肖华的下落。因为当时社会上传言肖华已不在人世了，有的说被秘密处决了，有的说自杀了，有的说病死 了。后来王新兰在一张小报上看到一条消息：张春桥说：“林副统帅说过，肖华三反分子这个案子，什么人也翻不了。”王新兰由此判断，丈夫还活着，而且还在抗 拒着强加在他头上的罪名。 为了丈夫，王新兰给毛主席写了一封长信，为丈夫伸诉。她找到王震，王震通过叶剑英把信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批示：“王新兰说肖华不是三反分子，请中央政治局讨论。”但由于当时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这封信也不了了之，王新兰陷人漫长的等待之中。 1971年春，总政的一个老水暖工轻轻地敲开了王新兰的门，把他在松树胡同修管道时见到肖华的事告诉王新兰。他还活着!王新兰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9月13日，林彪折戟沉沙温都尔汗，使王新兰看到了希望，但是肖华依然没有消息。 关键词：唯一一红军走完 两年过去了，王新兰苦苦等待着。由于心力交瘁，她的心脏病发作，住进医院。在医院，王新兰给周总理写了一封要求见肖华的信。总理很快批示让他 们见面。王新兰和孩子们被带到一间会议室。“相见时难别亦难”，这是他们别后5年的第一次见面。神情有些呆滞的肖华见到家人，目光中闪过一丝惊异，但又立 即恢复了原先的样子。几个孩子见活泼开朗的父亲成了这副模样，忍不住哭了起来。王新兰怕肖华看到自己的眼泪，背过身默默流泪。 专案组的人一直坐在旁边，一家人什么话也不敢说。气氛相当沉重。肖华只是不停地说，“我很好，你们不要担心......”肖华的儿子肖云借搀扶父亲上厕所 的机会，把事先写在手心的“林彪死了”的字偷偷给父亲看，肖华一怔，目光亮了一下。在探望结束时，肖华突然对王新兰说：“新兰，你自己要多保重!”一句话 没说完，王新兰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流下来。 肖华重见天日为民鞠躬尽瘁 肖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失踪”了七年，终于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 1974年9月，在庆祝建国25周年前夕，中央派人将出席天安门国庆观礼的人员名单送毛主席审定。毛主席仔细看了一遍名单，什么话也没说，退了回去。过了 几天，经修改的名单又送到主席面前，主席看后又退了回去，依然什么话也没说。9月29日，第三次将名单送来后，毛主席看了半天，拿起笔，亲手添上了肖华、 刘志坚两个人的名字。 “四人帮”慌了，指示专案组立即释放肖华，并为肖华赶制军装。专案组来通知肖华出去时，肖华显得异常平静。肖华抗拒出去，他说：“当初你们为什么抓我？现 在为什么放我？我要一个文字结论。”造反派乱了阵脚。原来，肖华和总政一大批领导被打倒关押，完全是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联合“砸烂总政阎王殿”的直接结 果。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竟然想起了已被关押七年的肖华，而肖华偏偏不出去。他们担心毛泽东再过问，无奈之中，开车来接王新兰。 王新兰见肖华穿了八年的军装已经烂成一条条的，忍不住落泪。她关心的是丈夫早点离开这里，回到那个虽然破旧但不失温暖的家。她劝丈夫：“主席让我们回去就 回去，是是非非怎么说得清，孩子们都在家等着你呢。”肖华怔了半天，终于叹了一口气，说：“好吧。”9月30日，肖华出席了国庆招待会。周恩来感慨万分地 握着肖华的手，久久不放，却没有说出一句话。 关键词：唯一一红军走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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