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开始，国家战争学院的目标就很明确：“关注大战略，利用国家资源去贯彻大战略……国家战争学院的毕业生不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都将对美国的内外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一旦美国需要战略家，学院就拥有了永恒的使命：培养能够在国家战略层次上分析问题的高级军事、外交、国家安全人才，为上级重大决策和实现国家目标提供支持。 1946年，它确实是学院的目标。国家战争学院的创建目的就是为高级军事和国家安全人员担当更大的使命作准备。它是陆军将领亨利?阿诺德、乔治?马歇尔、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以及海军上将切斯特?尼米兹和海军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尔等人思路的产物，得到了美国政府最高层面的支持，实质上是美国专业军事教育的一个实验。它是美国第一个跨军种、跨机构的高级学校，开设了有关战争与政治的战略性军事或政治课程。 60年来，国家战争学院已成为致力于上述任务，并始终忠于创始人办学理念的学校。学院的校友录读起来就像美国国家安全的“名人录”——主席、各军种最高领导人、作战指挥官、大使、内阁幕僚应有尽有。即使这个学校从原来的100多人增加了一倍多的规模，其核心课程经历了不断的审查和修订，艾森豪威尔与阿诺德的精神也一直闪耀着灿烂的光辉。在每一天，在每一节讨论课上，我们都能听到退伍军人和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在努力探讨解决有争议的政策问题；学术专家和情报人员与学生一起讨论中东的部落问题或来自太空的威胁；军官对来自国务院或者是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省级重建单位的战时经验进行比较，培养处理战争中所产生问题的政治经济技能。这里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 但是，罗伯特?盖茨无法设计出一个更好的计划来推动他的21世纪国家安全专业人员构想。 所有的机构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在政治环境中转变，新的官僚势力尝试驱策和修改它的任务、重新规定它们的计划，使之适应不断变化的政治潮流。国家战争学院曾经名噪一时，是独立自主地培养高级国家安全官员的专业机构，现在却仅仅是国防大学的一部分，实际上只是包括研究中心、学院或科系以及各种外延活动的综合机构的一个分支机构。 此外，国家战争学院的课程再无独特之处。各军种的高级军事院校通过扩大和改变它们的课程，也接近了战争学院的联合跨部门定位，并满足了联合参谋部的J7整合要求。战争学院一定会再次问到：“国家战争学院仍然是独一无二和有价值的吗？它能适应新时代的战略要求吗？作为战略领域的高级官员——无论是否在役，他们应该有哪些专业素养呢？ 这些问题使国防科学委员会任务小组研究联合职业军事教育（JPME）领域的问题更具紧迫性。它将同时研究具体军种和联合职业军事教育课程以及整体步骤，使联合职业军事教育“能让美军更有效地应付未来任务的不确定性和挑战”。不过，这项研究任务太过专断。实际上，国防科学委员会的命令出现了重大断层。战略领导者必须重视 “思考”，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挑战。 这一观点最初就曾左右着学院创建者们的思维。他们认为，战略思考的地位必须高于作战艺术和战术行动，否则，领导人将不能协调和优先安排国家力量的运用。我们必须依靠对当前问题的深入分析、全球视角以及深刻的思考来推动战略、决策、行动和评估的进行。 我们最近完成了对国家战争学院的历史回顾并反思了学院的承诺和问题。尽管学院仍然忠于创始人的理念，但它也面临着那些战时领导人带来的不可预见的挑战。如果学院要实现它创办一个 “战略学校”的最初目标，是时候让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将这个学校收回了。主席和联席会议应该共同明确战争学院的任务，加强它的领导，鼓励各军种选择合适的教员和学生，在推动重点课程方面体现领导力。我们提供以下意见和建议来加强学院，使它可以在新时代更好地为国家服务。我们还建议学院和大学追根溯源、复兴最初的理念，即艾森豪威尔和其他二战后领导人在1946年为学院提出的建立跨军种、跨机构的高等教育。 使命和领导 主席和联合参谋部需要明确和支持学院的独特使命，它作为专业军事教育中的一个尝试，得到了总统杜鲁门、国防部长福莱斯特、国务卿贝尔纳斯、军种首脑的积极支持。在华盛顿特区的莱斯利?麦克奈尔堡，战争学院和武装部队工业学院都曾在过去进行了一种新的教育尝试，赢得了官方和公众的好评。现在，这两个学院成了弃儿已成共识，参联会主席和联合参谋部被更紧要的事务缠身，专业军事教育被置于最后。可以理解的是，各军种把注意力和支持放在各自的院校上，所有这些学院已经得到了《联合专业军事教育II》的认可。作为联合各部队的领导，参联会主席和联合参谋部需要直接领导国家战争学院。 国家战争学院仍是必需和独特的吗？是的。它在国家安全战略的专门研究、高度成熟的课程、深厚的联合传统、跨机构的特性都与其他院校存在很大的差别。超过1/4的学生来自于国务院、国土安全部、财政部、美国国际开发署、联邦调查局、情报部门；教员是一种联合的、跨部门的学术组合。此外，还有大量的国际军事研究人员。国家战争学院就像60年前一样，依然有着接近华盛顿政策制定者和世界领袖的特别渠道。 为了履行它的使命，国家战争学院需要资深参与者。它需要主席和联合参谋部在政策上的积极参与，从而鼓励学院的领导层，给予院长更多责任和稳定性，并重新巩固自身的地位。 正如所有机构一样，国家战争学院需要强有力的领导。作为以前的教员，我们知道有一个投入而资深的院长的好处，他要能为教员带来学术方向和连续性。然而，我们还知道当院长对充分参与学术项目和教学保持谨慎，并有足够的任期来实现学院的使命时，学院才会兴旺。 我们的研究表明，在前30年，国家战争学院的院长有固定的模式和任期：在各军种轮岗三年。海军上将哈里?希尔作为第一任院长，确立了3个标准：先前的战争经验、求知欲、对学院使命的忠贞不渝。这位军衔为三星上将的院长在任期内直接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汇报并管理这个学院。虽然军种的轮换并不能保证院长有突出的表现，但这个持久的传统带了来连续性和问责制。随着1976年国防大学的出现，院长的军阶下降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领导的稳定性被有限的任期、频繁的人员流动和军种间的轮换中断和破坏了。 为了国家战争学院的兴盛，作为院长，他不仅仅是国防大学校长的行政监督员，而且必须有自己的人格、明确的使命和有自由和资源来实现这一使命。 短任期和不明确的权力也会阻挠甚至是最专注的领导成功。在理想情况下，院长应该有更长的任期来履行教学的责任，可以证明自己是有领导这个学院的能力的人。这一直是学术界多年来持续关切的问题。在1953年一份给院长的报告中，一个学术审查小组的成员写到： 高层管理人员没有如他被期望的那样有效，原因……是院长相对短的任期……缺乏管理高等教育机构的经验。这些院长都有很好的性格、聪明的头脑和丰富的经验。……但是他们先前的经验并不能使他们领导一个重要的、新的、高水平的学术机构，这样的一个机构是在全球全面战争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而国家大战略的一个探索性的领域。任期的短暂性使他们很难积累丰富的经验。 为了吸引和指导新院长，应该沿着顾问委员会的道路重建国家战争学院的监督委员会。1946到1976年，这个委员会在建议、协助、反馈和评估方面对院长和学院起了重要的作用。 就像以前一样，重建的委员会成员应该包括优秀的前任总务委员会成员、大使、内阁幕僚，还有学院领导。许多人应该是国家战争学院的毕业生。这个委员会应该作为主席的一个决策顾问组，起到为领导层界订立标准和审查学院需求的作用。 但是委员会的领导不仅仅局限于院长的任命上了，还要延伸到学校的管理结构上。最初，国家战争学院拥有精心设计的人员结构，包括89名辅助人员和一个多层次的指挥结构。目前，学院只有剩下了原有人员结构的一部分，所有的管理职责都落在了学院院长和学生综合民事主任/参谋长身上。传统上，所有系主任都是现役陆军上校，我们建议系主任恢复为现役，与参谋长的职责相分离，并分别承担军队或民事责任。我们还建议系主任的位置对军职和非军职人员的都开放，理想的人选是有教学经验的国家战争学院毕业生。尤其是，既然主任学生综合民事主任职位要求博士学位，我们认为这一职位应该向非军职人员开放。 各军种提名候选人一直很困难。因为现役军人被两场正在进行的战争和其他大量的责任施加了不少压力，他们很难有时间为了更高的学位学习。国防科学委员会需要向所有的专业军事教育机构阐明这一问题。 教员 军职教员 国家战争学院对其军职教员的标准和表现一直存在争论。军职教员的挑选大部分托付给了各个军种，标准也缺乏透明度。我们在研究中发现，这个问题在战争期间被恶化了。部署的需要和战时情况给各军种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它们不能让退伍军人回去深造或者教书。 在更基本的层面上，各军种重视专业军事教育机构的教学吗？我们相信分配给学院的任务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应该被重视。学院需要雇佣各种背景的教员，这样才能最好地培养下一代的领导人。重要的不是一个人的提升潜力，而是他（她）的热情、心智和教授能力，它也是学院面临的长期挑战。关于这点，我们在这些年里收到了大量的意见： 给被选中的军官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使之可以被分配到国家战争学院。增加少数军官的选择权以此扩大教员的多样性。 将国家战争学院的学时延长到3至4年。 授予军事教员上校或上尉等军衔。 与各军种一起招募优秀的教学人才。 这些年来，国家战争学院一直有着一支杰出的军事教员队伍，但似乎却不是领导层有意为之的结果。国家战争学院的领导没有任何针对各军种的宏大计划。我再次强调，一个监督委员会将会有助于军职教员的挑选和晋升。 机构/部门人员 为了提高指派到国家战争学院的国防部门人员的质量，学院需要扩大跨部门的招募，在教学中使教员的背景和兴趣得到最佳匹配，这套乔治?凯南确立的标准令人印象深刻，他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学院教书和演讲。最近，国家战争学院有幸请来了瑞安?克罗克大使，使凯南的传统得以继承。我们需要国务院、美国国际开发署、情报部门的人员增强对学院课程的领悟能力，使那些希望致力于国家战争学院教学事业的人能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非军职教员 非军职人员面临一系列特别的挑战。在最初几年，学院有四个非军职的“客座教授”，他们仅仅在秋季学期上课。然而，这种短期教学方式很难为下一年的课程提供连续性和计划性保障，所以非军职教员必须与国家战争学院签订多年合同。目前，大多数非军职教员都是依据联邦法典第10条受雇于国防部，可反复签订连续3年的合同。国家战争学院不存在长期聘用制。 国家战争学院不存在长期聘用制反应了它的独特性以及其教员的多样化特点。显然，国家战争学院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成为一个典型的研究院，它不是培养研究人员而是培养政策制定者。考虑国家战争学院教员的多元背景——学者和实践者（军官、大使和情报官）——我们强烈支持学院保留在同事和专业间相互尊重的传统。在我们的研究中，认同这一传统的教员指出，在这个“流言蜚语”的华盛顿与那些“不是一路”的专业人员一起工作和学习是非常有意义的。强调这里的学术氛围说明校长对学术自由的坚守非常重要。学院给予学生的礼物就是自由地交换不同的观点，造就成熟而又活泼的讨论氛围。国家战争学院就是知识的栖息地，理应得到保护。 学生 国家战争学院是为一群特殊的人设计的——这些人处于职业中级阶段，其所服务的部门认为他们需要在国家安全领域承担更高级的职务。但是他们能胜任吗？这些人的挑选和接下来的分配都是模糊不清的。各军种都有自己的高级院校遴选委员会并且高度控制这些任命。在90年代早期，国家战争学院试图与各军种合作，强调开设课程的国家安全战略特性。我认为，这种努力应该加倍。考虑到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科学委员会对专业军事教育的角色和国家战争学院使命的定位，美军应该重视对学生的挑选和随后的任命。国家投入了稀有资源给国家战争学院。那么，最合适的学员就应该在这里学习。 说得容易，但是每个军种都面临挑战。即使在50年代中期的时候，国家战争学院院长发现各军种都把它们最好的人才输送到自己的学院。既然国家战争学院没有自己的军种支持，参联会主席的领导能力就至关重要。 学院课程 国家战争学院开设课程的理念一直都没有变化。就像在50年代里学生手册里写到的那样： 为学生的未来工作提供的最好准备是，让他们拥有在这个日益复杂的世界上对国家安全问题进行全面性、客观性和彻底性思考的能力。因此重点是教育的过程，而不是训练的过程。国家战争学院的目标不是把学生培养成未来的J-3’s和大使馆参赞，但它的努力是使其学员以这样的方式思考，并因为有这些经历而能做更好的J-3’s和大使馆参赞（最初的重点）。 学院课程的设置是让高级军职和非军职人员思考问题更广阔和彻底。课程的焦点一直在大战略、治国手段、联合和跨机构运作上。这里每年都有关于对未来挑战的一系列重要议题的生动讨论。学院应该关注大战略还是关注作战层面？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考虑。第一是关于学院独特性和它的课程的战略性的假设。其他高级学校都在使它们的课程囊括战略性和联合跨机构性议题，而这些也是国家战争学院课程的关键和核心部分。的确，它的课程变得更加贴近，而不是远离运用分析和治国工具来获得战略层面的分析、大战略的广阔视野。鉴于对“战略领导人”缺乏的呼吁日益增多，国家战争学院应该坚持和加强这个中心。 第二，在地区威胁紧迫的世界中，这种大战略是不是太抽象、太“下一场战争”化？在2001年的基地组织恐怖袭击之后，战争学院教员们讨论了研究伊斯兰极端分子威胁的重要性。一些教员认为它确实是当今世界的战略威胁，其他一些教员认为这仅仅是所谓的“热门威胁”而已，不应该影响国家战争学院的课程设置。这也是8年来一直在讨论的话题。而国家战争学院的早期假设是，斯大林的侵略被界定为存在了50年的军事威胁和小规模军事行动。难道我们真的是简单地处于另一个十多年挑战的早期阶段吗？ 就此而言，回到国家战争学院早期要求形成对战略和威胁更深刻的认识是有益的。学院不是立即着手战略课程，而是致力于对威胁的分析。凯南对苏联的研究使他得到了三个基本但深刻的结论： 苏联，即使在战争中被打败，但是由于其过于广阔的领土很难被占领——我们最好不要去占领它。 核战争没有胜利者。 必须遏制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吸引力及其逻辑。 确认了这个国家在二战后的衰竭，凯南在学院发表了“次战争手段”的演讲。 他对苏联动机的深刻理解和推理使其设计出简洁和不朽的战略，这一战略就是遏制苏联扩张冲动、压制它的中央计划模式、消除马克思主义滋生的土壤。 如果凯南今天还在国家战争学院，我们相信，他将对“好战的穆斯林行为根源”做一番相似的深入分析。他认为战略家的首要任务是了解怨愤的动机、原因和症状。他将使分析超越民族国家，并集中于部落传统和宗教体系。沿着这条路线，大卫?彼得雷乌斯将军和克罗克大使将会与他一起开设关于混合冲突的高级战略课程。 当然，这不是我们面临的唯一威胁，学院必须使学生能够处理各种冲突。现在我们怎么才能抽出时间来对挑战美国领导人的国际形势做一个彻底的研究？在学院提供了这项研究的情况下，其他中级学校还需要进行这项研究吗？的确，这项研究需要两年的时间。 强调这一争论是一个更基本的焦点问题。国家战争学院开设的课程应该是以美国为中心还是以“其他”为中心？大多数学院开设的课程应该关注美国、美国的外交史、官僚政治、军事史、联合军事结构、外交政策和危机管理，还是应该投入更多的时间关注“其他问题”的实质和细节？正如我们的历史课程表明，在朝鲜和越南战争期间，国家战争学院没有提供关于它们的详细课程，确实没有，没有关于这两个国家政治、文化传统、社会和种族动态的课程。现在，国家战争学院有太多“关注的目标”，没有时间提供像凯南在40年代那样深度的课程。 这场关于焦点的争论没有局限于对学院课程的讨论；它可以被看作一场更大、更生动的关于军队信条的讨论。军队应该仅仅关心战争和行动计划或者政治发展和管理吗？传统上，军事研究集中于作战命令、行动、演习、包围、炮位、战术、技术、后勤和胜利。军队在陆地、海洋、空中削弱敌军。但是当战争转向复杂的政治冲突、叛乱、还有现在的部落和宗教冲突时，我国的军队领导应寻求新的国家学说和新的重新定义。在一个接一个的报告中，参联会主席、指挥官、国防部长已经提倡“非常规的思考者来应对非常规挑战”。当这种改变已经在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平叛理论和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地方重建队中实施的时候，国家战争学院已经调整了它的课程来反思这场军事思想的争论和这个国家安全战略的更大议题。 最终，学院针对的不是一个单独的国家或地区，而是针对结构的分析和广大的威胁。就像大卫?基尔卡伦的《不期而乱》关注一种结构的分析适用于从东帝汶到阿富汗、伊拉克、西班牙、英国一样，国家战争学院也是帮助学生观察广泛的模式，而不仅是要基于当地的知识，学习迅速地适应当地的条件。 那么，就这场争论得出一个最终研究报告是必须的。国防部和国务院发现它们处于一种关于军事理论、跨部门和跨机构的关系、美国的全球角色的动态争论中。战场上的挫折挑战着奥巴马政府。在目前形势的压力下，挥之不去的问题是战争的不断升级、规划的匮乏、国家角色削弱、全面战略的缺位。早年关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书籍是现役部队的论文、博客和诸如类似小规模战争期刊这样网站的在线期刊论文的整合。有人将两场战争的曲折归因为“将军指挥的失败”；其他人则把焦点放在了国务院、美国国际开发署、非政府组织和军队之间糟糕的配合上。 如此多的将军和高级非军职人员卷入了目前的这场争论，挑战也在90年代后就伴随着国家战争学院。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些批评。国家战争学院的毕业生们带着他们在这所学的东西走向政策舞台了吗？尽管国家战争学院有全面的课程，但我们还是要对加强和深化学生的学习提两个建议。 我们认为学生需要心理训练，而这种训练来自运用战略框架去指导分析，并且这种练习需要反复在复杂环境中进行。在危机中对攻击做出反应、行动和“做点什么”如此重要，只有受过专门训练和拥有对口的专业知识才能使一个军官或非军职人员在推荐最好的行动步骤前“坚持住”和彻底想清楚问题，看出陷阱。 目前，战争学院的口试包括情景分析，且个案研究贯穿核心课程的始终。我们开始相信这种方法必须被强化。乔治?瑞奇上校设计了一种教学方法以及学生评估办法，他是前陆军教员。瑞奇上校采用了国家战争学院的战略框架并把它应用于我们现在所称的“混合冲突”中。他发现如果学生可以回答下面的问题，他们就有战略分析的基础。应用这个框架，学生必须评估和理解： 美国的什么利益处于危险中？ 这些利益有多么重要？ 行动或者不行动的风险是什么？ 这场冲突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 对手是谁？他们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对手的资源、能力、优势、劣势和可能的行动步骤是什么？ 对手的宗教和种族信仰体系是什么？ 对手的重心是什么？问题什么时候开始的？来历是什么？ 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是什么？ 这个地区地理位置有什么重要性？ 区域组织有什么能力？ 这种形势能持续多久？ 联盟伙伴的利益、目标和目的是什么？ 哪些可以替代国家或条件存在于当前？ 用军事力量可以达成政治目标吗？ 如何使经济、政治、外交和社会因素与军事行动相协调？ 怎样判断成功？ 战争学院的毕业生们——军职还是非军职的——经历了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行动的训练、计划和准备吗？即使抛开这种彻底的分析，仅仅依靠政策或者军事行动计划的基本内容，当行动步骤、分支机构和后果没有被充分评估的时候，有毕业生反对了吗？毕业生们关心我们的决策者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知道知识（历史、重要领导人、文化、政治动态）的缺乏吗？这些问题，乔治?凯南一定会问到。 更深层次上，国家战争学院的毕业生们“对权力说真话”了吗？我们认为学生不仅需要战略分析模型的训练，还需要即使是在面临压倒性的政治压力时，也有能提出他们最好的军事和专业的建议的这种心理准备。有些人把这个称为道德标准或者领导力培养，却不管学院在这两个方面都存在争议地方的事实，过去的政策失败表明我们需要正视这一问题。 最后，国防科学委员会应该考虑参联会主席、部长、总统在国家安全路径的上对“整体型政府”或者“功能集成”的呼吁，以及关于军事和非军事治国方略上的平衡，即所谓的国防、外交和发展的综合。最近，美国对推动国家安全专业教育的努力应该重新审视战后专业教育的观念：一个国家安全的多学校联合。作为艾森豪威尔和战争学院创建者们的预想，三个其他高级专业学校应与战争学院和武装部队工业学院一起努力，它们是：国务院学院、行政学院和情报学院。我们的新建议是用外交和发展来补充国家战争学院和在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中的机构力量。我们还可断定，工业学院也保持着它当年的本色。这将是武装部队工业学院在阳光下的一天，它从事的是工业研究、动员评估和经济分析，可以帮助国家在战略上评估经济危机的影响和工业萎缩。 这个广大的“功能集成”建议表明需要一个更大的跨部门小组，国防科学委员会应该提出这方面的研究。但是，无论是否在国防大学进行更大的改革，以上关于加强和集中战争学院的建议都是成立的。 这个学院从未如此重要，这个使命从未如此关键，战略领导人的需求从未如此紧迫。 作者：珍妮特?布雷斯林?史密斯和克里夫?克里格 编译：知远/车俊良 关键词：战争专家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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