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总结20世纪90年代战争 有6点因素能影响未来

　　另一些人则认为未来与过去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战争的起因仍和修西得底斯时代一样，是“恐惧、荣誉和利益”，因此，“混乱时代还会重返” 。比如，科林格雷随后预言，并且今天仍在争论，未来安全的环境会以强权政治的再度出现、区域核战争以及传统地区冲突为特点。还有一些人认为尽管冲突仍有可能发生，但它有别于过去的战争。这个观点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方面是技术乐观主义者，他们相信美国能过通过拓展“军事变革”（RMA）来维持其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是技术悲观主义者，他们反对一个“技术黄金城”的观点，即“一个保证战略财富的金色的城市。”

　　联军对萨达姆?侯赛因的胜利，即把伊拉克部队赶出科威特，使得一些有影响的防务专家认为，新兴技术和新军事变革有可能改变战争的性质。这个观点最突出的主张者之一是威廉?欧文将军，他1994年到1996年任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他认为这些正在出现的新兴技术和“信息优势”将会消除“摩擦”和“战争迷雾”，这给指挥官和他的参谋们提供了近乎完美的“势态感知力”，从而保证了“不冒像以前一样的风险来使用军事力量的能力” 。欧文强调，“技术能够使美国军队在未来揭开‘战争迷雾。’……战场优势意识——看见和理解战场上每一件事的能力——或许会成为可能。”此外，“如果你看到了战场，你就赢得了战争。”

　　美国国防大学的一个出版物补充了这个说法。“简言之，”它说，“我们将会从在不确定性下或是在不完整与错误信息存在中做出决策的局面，转移到在几乎‘完美’的信息中做出决策的形势。”空军参谋长及时回应了这一看法，他说，“在21世纪的前期，你将能够近实时地找到、校准或跟踪，以及瞄准任何事物，即移动的或是在地球表面固定的。非常诚恳地说，今天我们能够做到绝大部分。我们做不到的仅仅是近实时。”

　　那些提出这一论点的人基本上认为克劳塞维茨经典的三位一体论，即“原始暴力，机会和可能性，战争服从政治”，已被一种新的技术三位一体所取代，即：情报，监视和侦察（ISR）；先进的指挥、控制、通信和计算机（C4）系统；精确打击弹药（K）。20世纪90年代期间，技术乐观主义者占了上风。苏联解体和美国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的迅速胜利形成了一个战略乐观的时代。分析家认为，由于其新兴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优势，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无懈可击的。

　　现阶段来看，没有“同等的对手”具有取代苏联对美国构成威胁的能力。

　　这种表面上的国家安全形势导致了在许多情况下美国的决策者采用了简化的（要不然是过于简化的）防御想定计划：

　　美国安全面临的挑战将主要来自地区大国，以及包括以主要的传统打击行动为特点的区域/战区的紧急情况。

　　这些可能的对手会是小型的“苏联”。

　　美国在打击、信息技术和隐身方面的垄断会对对手的入侵构成阻碍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里仍会保持这种技术垄断。

　　这些想定导致了美国军队结构的主要变化，包括美国战略轰炸机部队的“常规化”和空间重心的转变以及C3I工程从战略层转到作战与技术层。决策者们认为，由于未来战争持续的时间将会很短暂，因此“战略速度”变得十分重要。所以，联合规划人员强调诸如“迅速制止”，“快速决定性作战”，以及“震惊和敬畏”等概念。这种观点的一个结果是缺少一个侧重于“第五阶段”的行动，即：安全，稳定，改造和重建。

　　反之，反对盲目乐观的技术悲观主义者声称美国的技术优势对解决未来最可能的安全环境问题起不到什么作用，在这种环境中，充满了残酷、肮脏、无情的种族和宗教冲突，大规模的抢劫和“军阀”将重新出现，另外，跨国犯罪和恐怖主义为特征的冲突将是司空见惯的。他们争辩称，美国没有为未来最有可能的冲突做好准备。在准备国家级别大规模战争的同时，美国忽略了它不得不去面对的，由未来敌人的非对称战略所引起的冲突。还有一些人反对信息“优势”能够在未来战争中为其本身提供足够取胜优势的说法。

　　1996年初，美国空军查尔斯?邓拉普上校（现少将）写了一本关于技术作为未来战争万能药构想而且非常有先见之明的评论文章，随之影响了五角大楼。在他的文章中，题为“我们如何输掉了2007年的高技术战争：来自未来的警告”，邓拉普设想了一个未来的敌人领袖发表演说，阐述他的行动如何使用“非对称”方式来抵消美国技术优势——事实上是用信息技术本身来对抗美国：“如上所述，集成电路就会终结美国军方曾享有在教育和训练上的优势。”

　　敌人也会使用“信息战”来打败美国。“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影响美国公众和对民调结果敏感的决策者们……因此，它成为了我们战略的一部分，我们充分利用电视的力量来影响决策者，主要通过以最残酷和最公开的方式来达到发动战争的目的。”在邓拉普的讲述中，敌人甚至故意在他们自己的圣城中引爆一个核装置，然后将它归咎于美国。为了报复美国所谓受到国际社会反对的暴行，敌人故意并恶意地残害女战俘，随后，把它作为宣传活动的一部分，将她们送回美国。“我们不会试图隐藏我们的所作所为，相反，我们在互联网上使用视频剪辑来宣传它，把它作为对未来的警告。”

　　在这个面向未来的旅行中，邓拉普曾经设想的一些技术已经变成现实，现在正被我们的敌人用于伊拉克和其它地方。“美国总是假设军事变革会有利于像她自己这样的技术上先进的国家。她没有考虑到，在信息时代，价值观和理念与她完全不一样的敌人会如何进行战争。不管痴迷于技术的战略家们在1995年怎样去想，网络科技并不能消除人类冲突中的各种固有的残酷性。”

　　对未来战争的思考

　　虽然美国在伊拉克和其他地区的“长期战争”经验未能证实20世纪90年代在争论中占主导位置的技术乐观主义者那些更多极端的断言，这些断言继续对争论施加着重大影响。事实上，似乎很明显，技术乐观主义者的设想主要是以布什总统的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的努力为基础的，他把美国军事从一个冷战时期的力量“转变”为一个更能满足后冷战时代安全环境需要的军事力量。但是这个转变是未来战争正确的设想吗？它是否应该构成美国战略家和军事决策者们的主要指导思想？

　　为了试图回答这个问题，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上面讨论所表明的，当说到预测未来时，决策者们没有一个主要的结论。事实上，正如华盛顿列克星敦研究所的罗兰?汤普森所指出的，1940年以来，每十年美国就会遭受到一次意想不到的重大战略事件。

　　2005年，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发表了《美国国家防御战略》的文章，这篇文章将美国可能在未来面临的挑战分为四类：传统的、非常规的、灾难性的和破坏性的。第一种是历史悠久的军事竞赛形式，总是与国家如何使用陆军、海军和空军有关。第二类描述了地区叛乱以及其他削弱美国的影响力、耐心和政治意愿的力量使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反美武装分子的威胁，当然是一个典型的非常规战争的例子。第三类描述了国际恐怖主义，核扩散和问题国家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之间繁杂的关系。第四类是关于可能的革命性技术和技术突破——如生物技术、网络战、空间战，包括天基武器，或定向能武器——可以利用美国的弱点并且抵消当前的优势。

　　国防部预算开支批评家们认为，五角大楼在美国已经掌控的传统威胁领域方面花费了太多，但在其它方面却做得不够，特别是“非常规”方面。批评者注意到，当伊拉克战争正在变成一种暴动的时候，美国国防部公布了《改革规划指南（2003年）》，这份文件旨在为把冷战军事力量转变到信息时代军事力量提供了一个模板，它提出以网络中心取代平台中心概念。它们将能够以一个安全网络提升信息共享度的方式来更广泛地投送部队，这种网络在各级指挥中提供了动态的信息。相应地，这将为整个战场空间创造高速指挥和自我协同的条件。批评者声称，这证明了五角大楼所做的，事实上实在寻找一个技术理想国。

　　一个反对当前以技术为中心的观点得到了那些支持“第四代战争”（4GW）的人的拥护。举例来说，在《投石器与石头》一书中，哈姆斯认为，五角大楼所强调的高技术战争已经无法适应游击队和恐怖分子采用低科技战术来抵消美国优势并利用美国弱点的这一战争样式了。

　　根据它的主张，第四代战争的目的是使敌人明白，其战略目标是无法在可接受的成本中实现的。第四代战争的方法是利用所有可利用的网络——政治、经济、社会和军事——来直接攻击敌人的意志。哈姆斯认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第四代战争已经是最成功的战争样式，它使美国失败了3次（越南，黎巴嫩和索马里），苏联/俄罗斯失败了2次（阿富汗和车臣），法国失败了2次（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的确，他认为只有第四代战争成功地打败了超级大国。尽管如此，关于哈姆斯所谓第四代战争的讨论已经很少在国防部内部进行讨论了。

　　有哪些新的？

　　正如怀疑者所预测的以及诸如“9?11”和伊拉克事件所表明的，敌人已经以采用了非对称对付美国优势的方式来适应美国的力量。其结果是新趋势的出现，这些趋势削弱了旧规划的设想并且需要重新思考未来战争的特点。

　　1.推动未来军事竞争的力量和领域

　　几年前，彼得?施瓦兹简述了一种思考未来的方法。他建议，规划者们最好能够通过设定基于一种推动力、预定要素和重要的不确定因素评估的方式来理解正在出现的安全环境。第一类（评估未来的发展趋势）真正是这种方法的关键。

　　什么是安全环境中显著的新兴趋势？它们包括（但不限于）有用的军事技术扩散；无限制的使用信息技术，这包括迷你摄像机、手机、便携电脑、卫星调制解调器，它能确保每个人（包括敌人）拥有提供实时冲突图像的能力；在全球化方面，它使得恐怖分子和其他武装组织通过利用先进的自由主义理念和社会技术力量，用最廉价的方式达到最佳的效果。

　　事实上，变化的成本方程也许是最重要的必然趋势。在冷战时期，美国拥有在与苏联竞争中决定性的成本优势。里根政府通过采用一种非对称的，成本超越的战略，充分利用不断发展壮大的美国经济与小得多的苏联经济之间的不协调。这种成本超越战略迫使苏联消耗其经济不能承担的资源，并结合美国国防建设、支持阿富汗的反苏力量以及使苏联核武器库荒废过时的战略防御方案。这大大超出了莫斯科所能承受的范围。

　　正如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在2003年所承认的，这种优势已经消失。“成本效益比对我们很不利！我们用数十亿的成本来对抗恐怖分子数百万的成本。”事实上，拉姆斯菲尔德低估了成本比。约翰?罗布反驳说，在“9?11”中，“一次25万美元的袭击，转换成为一个花费了美国800多亿美元的事件（有些人估计高达5000亿美元）。”

　　思考未来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做出未来可能发生的军事竞赛类型的合理猜测。这样的例子包括“力量投送”对“反介入战略”，“隐藏者”对“发现者”以及“精确打击”对“主动防御”。我们还可以在太空和网络空间里期待更大的竞争。事实上，对手将寻求从很远距离上发射难以检测的电子和信息攻击的能力。

　　另一种新兴的军事竞赛涉及到来自同样强大的对手的打击，或者是能够造成比以前更大破坏力的恐怖分子对本土的袭击。为了应对前者，美国必须做好打击“传统”威胁的准备，比如说，战略导弹和巡航导弹的攻击，这种攻击的发生会得到比前几年所预想还要少的警告。处理后者则需要打击有可能获得生化武器的恐怖分子或其它武装组织的能力。

　　2.改变战争的性质（而不是本质）

　　如上所述，在20世纪90年代，规划者们经常声称新技术改变了“战争的本质”。但是很明显，战争的本质——正如普鲁士“战争哲学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所描述的那样——仍然没有变化。克劳塞维茨提醒我们，战争是对立意志之间的强烈碰撞，每一方都在寻求凌驾于对方之上。在战争中，战斗的意图就是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针对人这个目标。对立意志之间这种周期性的相互作用发生在偶然与混乱的国家当中。作为持久的战争特点，他还将“一般摩擦”的持续性定义为一种战斗的结构组成要素，表面上消除不确定性的不可能性，以及至关重要的“道德因素”。

　　另一方面，战争的“性质”是无法度量的。因此，一个较弱的对手可以发动各种模式的战争并打败一个强大的国家。从传统意义上说，赢得战争已经转向了更能适应战争的一方，它能够承担的起与克劳塞维茨所谓“目标价值”有关的冲突的代价。因此，记录表明，在大量的实例当中，财力上较弱的一方已经在冲突中占了上风——这占了自二战以来百分之四十的时间。

　　正如菲利普?伯比特所观察到的，一个国家动用了全部资源，用了五个世纪来毁灭另一个国家。只有国家才能拿出巨额的财政投入，征召大量的军队，装备需要威胁其他国家生存的陆军师。实际上，正是遇到如此威胁才造就了现代国家。过去，每一个国家都知道它的敌人会是为了局部利益而召集一小部分邻近的潜在对手。但是由于全球化、全球影响力、国际电信技术的进步、快速运算以及大规模杀伤力等因素，这种说法已经不再正确。

　　3.新兴安全环境

　　当前以及不断发展的安全环境展现出了许多特点，这些特点影响了战争性质并且在未来会继续影响下去。这包括扩大的全球相互依赖关系，这虽然被视为是一个全球化的优点，但也同样允许恐怖分子和其他暴力理论家以极低的代价和风险来对其本身制造伤害。用车臣指挥官和“别斯兰屠杀”主谋巴萨耶夫的话说，“我们不会受任何情况，或任何人的约束，当有利于我们时，我们会继续用自己的规则来战斗。”

　　通过引用这段话，约翰?罗布发现“这种新的战争方式……给游击队提供了使一个现代国家经济陷入瘫痪的方式，从而削弱他们发誓所要保护的国家合法性。此外，它可以破坏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动力：资源的流动、投资、人员和安全。”那些采用这种战争样式的人，罗布说，不是真正的恐怖分子而是全球游击队，他们表现为“一种基于广泛的，远远超出恐怖分子或过去游击队所带来的威胁。”

　　这种全球游击队能够利用由“突跳”经济发展和城市化造成的不协调，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传播和影响，以及全球化和人口膨胀所引起的混乱。他们能在先进的经济体中造成“体系崩溃”，主要是通过使系统内的“串联”错误：“如果攻击者可以打乱一个无尺度基础网络中心的运作，则整个网络会在一连串的错误中崩溃。”

　　此外，由于相互依赖，一个单一网络内的错误会造成其它网络的错误。在一个紧密关联的结构中，不仅仅是运输网，水利网和燃油网依靠电力网，而电力网也依靠燃油和运输。“全球游击队已经被证实越来越熟练地使用这些互联网络来造成交叉网络的故障。”

　　4.战争的类别：多维战争

　　由《2004年防务战略》和《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提出的战争分类，即传统的、非正规的、灾难性的和破坏性的，代表了对未来战争思考的进步，但它暗示着对手将只集中在一类战争中。然而，正确地理解是，战争总是多维的。在一个过去主要是国家和国家的战争里，传统或常规类别是作战的中心，但作战中还是努力利用非正规的战略能力，例如游击战和叛乱，或者说通过恐怖主义行动达到削弱敌方民众对战争支持的破坏性的企图。在未来“复杂的非正规战争”（CIW）中，多维战争的特殊形式也许会对美国的决策者们构成最严峻的挑战。

　　CIW的一个特点是未来的敌人将可能是“混血”。这些混合的威胁会通过使用所有的战争类型来寻求提高美国军事行动的潜在成本。一个混合的原型是真主党。在2006年和以色列的战争中，真主党既展现了国家能力一面，像远程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先进的反装甲系统、武装无人机和信号情报能力，还展现了游击战的能力。这样的一个混合体具有使未来美军军事行动陷入混乱的潜力。真主党能够勇敢的对抗以色列国防军（IDF），是因为能够很好地适应它所面对的特殊环境。举例来说，不像美军必须在各种环境和各种条件都准备好的情况下才开始作战，真主党能够专门地调整它的部队来对抗以色列国防军。由于真主党不必组织进攻作战，因此它能够集中更多的精力进行防御。

　　真主党通过把模块化作战单位投入战场并使用任务型命令的方式，展现出了它的灵活性。这对创新性的使用武器是很有效果的。尽管大多数真主党战士没有去寻死，但组织愿意接受伤亡。真主党非常愿意接受5个真主党战士换1个以色列国防军士兵的比例。真主党的情报表现出奇地有效。正如拉尔夫?彼得斯观察到的，“以色列作战就像一个克劳塞维茨的坡脚的继子，而真主党作战就像孙子兵圣狂热的儿子。”

　　如上文所描述的，那种由复杂的非正规战争与真主党之流产生的混合威胁会很好地构成未来战争最可能、最常用和最昂贵的战争样式。与混合威胁进行战争就意味着有这样的可能和场景，他们将是非常致命的、长期的。由于他们往往处在有争议的城市地带（“野蛮城市”），将使得他们需要大量的人力。他们会因为距离、复杂性和任务而广泛分布。在多数情况下，这些混合威胁会设法挑起种族冲突，发动一场“民族间的冲突”。为了战胜这一威胁，我们需要“文化情报”与开发利“人性地带”。

　　在这样非常可能的冲突中，作战环境的特点在于紧密接触的敌我双方设法模糊传统和非传统，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冲突行动和稳定行动，以及身体和心理之间的区别。归根结底，混合战争是一场为了影响力和合法性的竞争，而在竞争中，观念是最重要的。正如当前伊拉克冲突所表明的，在为了合法性的战斗中，宗教认同也许会获胜或者否定了更好的治理和经济利益。

　　一般而言，利用复杂非正规战争的混合型敌人将试图利用冲突的政治影响力，设法破坏美国军事行动的合法性。因此，这些敌人会尝试利用“法律战”，使用战争规则来对抗美国（而自己却无视这些规则），例如，企图在难民营中的平民百姓之间制造最大的伤亡。反过来说，运用复杂非正规战争的敌人会很好地利用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此大的伤亡被广泛的战地媒体夸大了。同样，复杂非正规战争首先是一种观念上的斗争。正如劳伦斯?弗里德曼所指出的那样，“在非正规战争中，物理环境优势的价值不大，除非它能转化成一种信息环境的优势…我们的敌人已经娴熟地适应了在当今的媒体时代下打仗，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并没有适应。”

　　5.先发制人

　　应对这种威胁的最好方法是先发制人。要这样做，美国需要为介入建立有利的条件，包括一个灵活的以前瞻性为基础的态势和一个有效对付混合因素可能采用的反介入非对称战略的方法。这种战略旨在削弱美国全球军事力量的基础：保护和补给远离美国本土的军事力量的能力。一般说来，敌人会在以下四点企图破坏美国力量的投送：

　　第一，当美国正在决定投送力量时，敌人可能通过采取威胁性行动，以使投送力量的成本增加。这种威胁性行动也许会为了削弱公众对海外干预的支持而对美国本土的目标实施攻击。第二，当美国正在把它的部队部署到港口和机场时，敌人会试图通过恐怖袭击和破坏交通以及可能的方式来打乱部署。这两阶段的攻击会迫使美国将原本准备进行海外力量投送的部队调遣到防范国内袭击的行动中去。第三，当美国正在将他的部队运输到行动展开区和试图登陆时，敌人会通过军事和政治手段来阻截入境，比如说，攻击或威胁这一地区的盟国。最后，当美军建立立足点并开始攻击行动时，敌人将会努力击败他们。

　　过去，敌人把他们的努力集中的后两点上，拒绝和打败。但是在未来，敌人最具成本效益的行动将是阻截与打乱美军的投送。这种可能性是未来冲突的另一种新特点，即“360度战争”。过去战争通常以“战线”的存在为特征，并且无论在战略、战役或者战术水平上，都要确保“后方”的安全。当然，空中力量提供了一种攻击敌人后方的手段，并且远程空中力量和导弹威胁将拓展打击国家后方的能力。但是，对双方战略后方的实际攻击因为有同归于尽的可能，而不会轻易采用。

　　游击队、叛乱分子、恐怖分子和其他武装团体长期以来都在试图发动 “没有战线的战争”，但真正的“360度战争”战略的出现是一个新的发展。“9?11事件”表明，美国不能确保阻止对其本土的攻击。伊拉克和阿富汗说明，我们的对手已经在战役和战术层次上采用了这种方法。因此，未来多维战争的特点很可能是：分布式的、弱关联的战场，无法避免的城市战和不可避免的由敌人战略通信所利用的附带损伤以及非常脆弱的大后方。在这样的战场上，友军与敌人混在一起，并且为了民众的支持而持久抗击。所有这一切都因为军事技术扩散而变得恶化了，包括核武器和运载系统。

　　6.一个强大的同等的对手？

　　一些人辩称，美国情报界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早期太关注中国的崛起了，以至于忽略了2001年9月11日自身已经很明显的威胁。但是，钟摆现在是否摆向了另一个极端呢？我们现在是否太关注镇压叛乱和恐怖主义，以至于我们不会采取必要措施对抗一个“强大的军事对等竞争者”。

　　报告指出中国经济的发展允许它加快军事变革的步伐和范围。“中国军队不断扩张的军事能力是改变东亚军事平衡的一个主要因素；中国战略能力方面的提高已经远远超出对亚太地区的影响。”中国已经增强了它的战略打击能力并采取强有力的反太空计划，“2007年1月一种直接升空的反卫星武器的成功试验就是一个证明。”因此它对区域阻绝和反介入战略的不断追求已经从“现代战场上传统的陆地、空中和海上方向扩展到了太空和网络空间。”

　　中国的情况说明混合战不仅仅是一个只与 “低端”冲突范围有关的现象。没有理由认为，今后对等竞争者会将与美国的军事竞赛单独限制在“传统”类别。它在逻辑上也将尝试采用那些被美国认为是低于传统能力的非对称的方式。在中国几年前出版的《超限战》中提到在“高端”冲突范围，混合型复杂非正规战非常具有潜力。

　　未来战争的未来

　　正如前面所说的，任何一个未来的敌人，无论他最喜欢的作战样式是什么，至少会试图使用战争的所有方面，即在类似常规战、力量投送、C4ISR（包括空间作战）以及精确打击等方面，以非对称的方式来对抗美国重要的军事能力

　　在非常规战方面，敌人会试图把难以接受的代价强加给美国，主要通过使用经过时间检验的技术来对抗优势力量，威胁用消耗战来削弱国内的民意支持，提高暴力水平，以及以美国本土和重要盟友为目标，以扩大和升级冲突的方式来进行。在力量投送方面，敌人会试图增加介入的成本，主要是增加美国海军和军事行动的风险，紧接着扩展“争夺领域”，试图摧毁高价值兵力，比如航空母舰、阻止盟国及其伙伴为美国提供基地和其他形式的支援，并削弱美国把部队部署在重要区域的能力。

　　在C4ISR方面，敌人会试图“击败网络”，主要通过攻击美国的空间兵力，削弱信息系统，扰乱指挥与控制，抵制监视与侦察和进行情报欺骗。在精确打击方面，敌人会试图减少对峙范围，欺骗能够精确打击的引导系统，以及将目标分散到居民区内。所有的这些方法已经被敌人使用过了。他们代表了不断变化的成本方程的表现形式，这可能使得美国在未来很难运用军事力量。

　　思考未来的最好方法不是去预测它，而是拟定一些未来可能的方案来检验战略和部队结构。这样做，规划者必须设定一种有代表性的（而不是全面的）可能的突发事件的情景，它包括“规划期外”（超过十五年到二十年）军事方面可能面对的主要挑战。这种方法特别适用美国。鉴于其全球责任，它必须为整个军事行动范围中的各种突发事件做好准备。

　　安德鲁?克雷皮内维奇已经针对未来军事竞争领域提出了一个有效的方法——“颜色计划”，这一概念的再次使用让人回想到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曾经使用的计划。他的想定包括：

　　朝鲜（核国家）（红色计划）

　　巴基斯坦（没有核武器的国家）（绿色计划）

　　激进伊斯兰（紫色计划）

　　全球能源网络防御（黑色计划）

　　全球共同防御（橙色计划）

　　攻击核/生化国家（蓝色计划）。

　　这些例证性说明设法找到一系列有代表性的突发事件，这些突发事件包括美国规划者在规划期外可能面临的主要军事挑战。正因为如此，他们很可能让战略家和部队规划者通过对作战概念和部队结构与可行的供选方案进行测验来避免不确定性因素，这些方案不是我们最熟知的或者是被认为最有可能的突发事件，它使得规划者可以在相关军事效能方面现实地评估各种未来可能的潜在影响。

　　美国联合部队司令部司令、军事变革负责人、海军陆战队上将詹姆斯?马蒂斯几年前就切中要害地说，“我们不可能正确获知未来。我们仅仅需要确保我们不会‘错的太远’”。确保我们不会“错的太远”的一种途径就是不要把战争的本质（这是不可变的）和战争的特点（这是无限可变的）相混淆。在思考未来战争上，规划者是承受不了这个错误的。

　　作者：马库宾?托马斯?欧文斯

　　编译：知远/全金属鲨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