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媒称两岸三地保钓人士将于26日前往钓鱼岛

　　日本《读卖新闻》9月24日报道称，由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以及台湾地区等民众组成的“世界华人保钓联盟”所属成员，计划于26日乘坐保钓船从福建厦门出发，前往钓鱼岛宣示主权。

　　据知情人士透露，本次出航计划制定与9月上旬。来自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以及台湾地区的10余名保钓人士将于25日在厦门会合，随后一同乘船前往钓鱼岛。

　　香港“中评社”报道，在8月31日至9月1日于浙江大学举行的第七届两岸发展论坛上，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罗援指出，对于军事互信的探讨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一直以来可以说是“雷声大、雨点小”，但“现在应该下点儿及时雨了。”罗援认为，只有“下点及时雨”，才能给两岸关系注入一些新的生机和活力。

　　罗援指出，从国共两党的几次合作来看，如果要形成合作，必须要有共同的压力，有了共同的压力，才有共同的动力，进而才会形成机遇。罗援认为，现在国共合作的“机遇”已经有了——即中华民族的“祖产祖权”受到了侵蚀与掠夺。

　　罗援表示，具体而言，当前合作的机遇在于东海与南海的问题，两岸应该抛弃前嫌，共赴国难。两岸尽管政治制度与见解不同，“但我觉得双方有一个最大公约数，就是我们都是同根同祖，都是炎黄子孙，同属中华民族。我一直想叫响的一个口号就是：两岸双方共同维护‘祖权’，这个‘祖’是老祖宗的‘祖’，”罗援说。

　　与此同时，罗援还就维护钓鱼岛与南海的“祖产祖权”问题提出了四点建议：

　　首先，罗援建议，两岸应共修琉球史、钓鱼岛史与南海史。两岸应该以一个声音来说话，现在两岸的学者对钓鱼岛史与琉球史各有研究，但在对外表态时没有形成合力。

　　罗援说，倘若国际舞台上两岸能用一个声音来讲话：钓鱼岛是中国的、琉球不是属于日本的、南沙岛礁及其附近海域是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如果两岸能在梳理这些历史脉络上形成一个声音，既可以在国际维权斗争中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又有助于推动两岸之间的互信。

　　另外，罗援亦指出，两岸在研究这些历史问题上都会有对于各自来说较为困难的环节，所以两岸应该召开一个研讨会，共同探讨这些历史问题。“而且，两岸法律上也应该相互支援、相互策应”。

　　其次，罗援建议，两岸应该共同开发钓鱼岛与南海的海洋资源。两岸都主张“共同开发”，但是目前别的国家不跟我们共同开发，那么我们两岸就应该优势互补，兄弟之间“共同开发”。另外，两岸的渔船还可以进行混编，或者交替、轮番作业，让日本两线作战，自顾不暇。

　　第三，罗援建议，两岸对口的执法力量应该进行合作。台湾“海巡署”与大陆海警局基本属于对口单位，无论是在护渔护航或者海上搜救领域，两个机构之间都可以进行合作。这是准军事层级的合作，可以为未来签署和平协议以后的军事合作做一个铺垫。

　　第四，罗援建议，两岸的军队在维护中华民族的“祖权”上应该相互策应，要形成一个配合机制。即便没有契约式的协防，也应该有默契式的策应。

　　最后，罗援指出，两岸关系应该喊响三个口号：

　　第一个口号是，两岸共同扞卫“祖权”。罗援说，两岸目前对“主权”的认知上尚难以形成共识，但大家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这是两岸的最大公约数，应共同扞卫同根同祖的“祖权”。

　　第二个口号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罗援说，只要你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台海就没有战争之虞。但是如果中国的领土被非中国人非法占据，我们将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收复失地。大陆现在已经释放了可以讨论调整军事部署的善意，那么台湾也应该做出相应的回应，两岸军事互信应该以两岸政治互信为前提。

　　第三个口号是，中国人更不能容许外国人打中国人。两岸应该在钓鱼岛、南海问题上相互策应，不管哪一方受到外国人的挑衅欺辱，另一方都不应该坐视不管。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人民网北京6月27日电：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罗援少将26日做客人民网微访谈，就“日本搞‘军事大国化’，意欲何为？”话题与网友互动交流。罗援在访谈中表示，在钓鱼岛问题上，必须高度警惕擦枪走火及局部战争，并做好应对准备，做好危机预防。

　　钓鱼岛问题会否引发战争？这是近期网友一直关注的问题。对此，罗援指出，战争可被分为三种不同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擦枪走火事件；第二个层次是中等规模的战争；第三个层次是全面战争。

　　他分析，对于第三层次的战争，基本可以排除，因为日本目前不具备相应的能力和胆量。但我们要高度警惕局部战争，并做好应对准备。毕竟双方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都互不妥协，容易引发擦枪走火。而一旦出现擦枪走火事件，责任方肯定是日本。我方必须做好危机预防和处理。

　　“当然，我们还是主张用和平方式通过谈判来解决钓鱼岛问题。”罗援说。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彦赠告日本自卫队“忘战必危”；日本现首相安倍晋三穿上作战服登上日本最先进的10式坦克，并且在日本主权日高呼“天皇陛下万岁”。

　　最近，日本又酝酿通过“十二海里保护法”和修改防卫计划大纲。对此，罗援的立场很坚决：“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有备才能无患，敢战方能言和，这就是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辩证法。”

　　罗援表示，我军采取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决不能把“积极”和“防御”割裂开，“韬光养晦”也应“有所作为”。

　　“绝对不能让人产生一种错觉，认为我们为保战略机遇期、以土地来换和平，错把我们的和平崛起误认为是挂上了‘免战牌’。”罗援表示，应争取用和平手段解决国土争端，但也要做好事态扩大、失控的准备，在向世界人民表达我们和平承诺的同时，也要表现出中华民族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和意志。

　　在香格里拉峰会上中国代表释放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善意后，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竟矢口否认中日双方曾达成这方面的共识。事实真相到底如何？有邓小平同志1978年10月25日在日本答记者问时的公开报道为证。

　　小平同志说，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和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他还说，“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10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谈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下一代比我们聪明，一定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

　　1979年6月，中方通过外交渠道正式向日方提出共同开发钓鱼岛附近资源的设想，首次公开表明中方愿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模式解决同邻国间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的立场。既然菅义伟说没有这个共识，当时怎么没见一个日本政要出来否认？

　　应该说老一代革命家利用他们的政治智慧、政治魄力完成了他们那代人的历史使命，以日本、美国为突破口打破了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外交封锁。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和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中，老一代革命家表现出了立场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原则性就是在“历史问题”上、“反霸条款”问题上寸步不让。灵活性就是在钓鱼岛问题上提出“搁置争议”的主张。

　　如果当时双方没有达成“放一放”的共识，在钓鱼岛问题上争吵不休，就不可能达成这两个历史性文献。但我们的灵活性也是有条件的，一是处理外交事务要有轻重缓急，与恢复中日邦交和签署和平友好条约相比，钓鱼岛问题可以先放一放；二是“搁置争议”要有前提，就是双方要有共识，不能一方想“搁置”，另一方要“挑刺”；三是“搁置争议”不是无限期“搁置”，小平同志开出的时间表是“十年”和“下一代”。

　　现在我们这代人，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都到了小平同志说的“下一代”，我们这代人要有这代人的历史担当，能彻底解决问题最好，即便由于种种原因，尚不能十全十美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也要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现在看来，中国军队和海上执法力量正积极往这个方向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