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很清醒：曾被欺侮的中国崛起后定会复仇

　　马嘎尔尼1793年历史性地出访北京，试图为英国商人打开中国的大门。他此行带去许多礼物，包括一幅世界地图。但乾隆皇帝颇为不悦，因为“中央王国”在该地图上看起来太小、且不在中央位置。

　　18世纪时，格林尼治作为零度经线所在地已获得接受，而且大英帝国的地图看上去比实际面积要大。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有美国作家提出，应重绘世界地图，将美国置于中心位置，从而认可其在地缘政治中的统治地位。

　　今天，我们面临一个日益紧迫的问题：中国是不是要准备占据全球版图的至尊之地，就像众所周知其在马可·波罗时代所做的那样？

　　沉睡已久的亚洲巨人苏醒了，这是现代最惊人的事件之一。已故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发起“第二次革命”，激发了这个曾经属于世界上最穷、最不发达国家的巨大潜力。

　　现在，美中这两个政治和文化迥异的国家，前所未有地被拴在一起，它们经济上的交织似乎难解难分。这一切会有如　　会不会像蜘蛛一样紧抓不放，接着喷射毒液咬上一口？抑或合作成效显着，彼此学会善待对方？中国会试图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力量，挑战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霸主地位吗？

　　长达一个世纪的民族屈辱令中国人厌恶外国人。美国人和日本人一样不受欢迎。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龙卷土重来，将要对美国鹰进行报复。中国为挽回面子，肯定会利用新获得的资源武装自身及与美国军事对抗。因此，这两个巨人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

　　从历史上看应该如此，但其实不然。必须指出的是，经济上成功的国家并非自动或立即就“铸犁为剑”。

　　邓小平时期的中国将军队现代化放在农业、制造业和科学发展之后。没错，中国军费此后再度增加，但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仍远低于美国。而且，今年中国的军费增长幅度有所下降，明显是为了平息外国对其军事现代化的不安。

　　换言之，经济增长与军事力量之间没有必然的相关性。中国领导人似乎致力于扩大繁荣以维持稳定。经历数代人的内乱之苦，中国显然不愿陷入无政府状态。

　　正如邓小平所言，“稳定压倒一切”。从历史上看，中国对于外敌入侵往往采取同化吸收、以退为守、以柔克刚的方式。中国往往尽可能地避免进攻。

　　这表明，中国在国际上往往使用“软实力”和“微笑外交”，当今核时代尤其如此。

　　从中国执政者的言行看，他们希望中国成为世界的良好公民。外界往往怀疑，中国仍对西方造成的屈辱百年历史心存怨恨，并担心中国只是在争取时间，积蓄必要的力量，最终实施报复。

　　但实际上，中国人如今谈论的是“以史为鉴，展望未来”。毫无疑问，向前而非向后看对中国很重要，因为他们的未来远比过去美好。

　　何亮亮：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求是杂志7月1号这期刊登了国防大学委员刘亚洲上将的文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战略部署推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深入发展，其中谈到了人类历史上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重大军事变革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冷兵器战争向热兵器战争变革，当其进入关键时期，中国正处于康乾盛世，坚守“祖宗成法”，不思变革，其后代们更是逐步走向腐败昏庸，终于错过了军事变革的大好时机，在侵略者杀入国门时，中国军队上演了一场大刀长矛对洋枪洋炮的历史悲剧。

　　第二次是热兵器战争向机械化战争变革。当其进入关键时期，中国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军阀混战、国土被肢解、积贫积弱、民族危亡。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人类机械化战争形态已完全成熟，中国再次被甩到世界军事变革的大潮之外。

　　今天，人类第三次重大军事变革，机械化战争向资讯化战争变革正进入关键时期，于是，“历史责任”一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沉重。中国能否抓住机遇、攻坚克难，实现包括军事在内的全面复兴？解放军能否避免重演历史悲剧？百年之后，子孙后代会不会像我们今天指责“康乾盛世”一样指责我们？这一切，都历史性地落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正是基于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中共十八大吹响了深化中国特色军事革命的战略号角。

　　另外这篇文章里也谈到，据历史记载，19世纪末中国的黄金储备高居世界之首，中国的财富位居世界前列，然而，无情的历史留下的是两道沉重而鲜明的风景线，一道血红鲜血流成河，中国人的鲜血滚滚流淌，浸透祖国的大地，一道雪白，白银汇成海，中国人的白银滚滚外流，胀破了列强的腰包，一红一白，彰显国防与经济的血肉关系。

　　最弱的民族并不是贫穷的民族，而是自卑保守的民族，最弱的军队并不是烈士装备的军队，而是观念陈旧的军队，军事变革的最大障碍不在技术而在观念，另外香港媒体也发表了刘亚洲将军的一篇旧文，也是谈军事变革的，香港媒体的编辑称，这这篇文章是从第三方获得的，并没有经过刘本人的审阅，文章写到新军事变革已经是汹涌而来，各国军改都在突飞猛进，刘给中国军队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中国军队改革关乎国家之命运，中国历史的规律是重大事件往往导致重大变革没有鸦片战争就没有太平天国，没有甲午战争就没有辛亥革命，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改革开放。

　　未来影响中国的大事件有三，第一，台海战争，第二中日战争，台海战争可以导致中日战争东海冲突，也可能导致中日战争，在东海划界问题上，中日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分歧，中国的态度太强，就会导致战争，中国态度太弱也会导致战争，第三，边疆发生动乱，新疆如果发生因分裂运动而引发的战争，可能性尤大，这篇文章是5年前写的，所以跟刘亚洲将军在这次求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正好成为一个对照，看的出这位将军还是有先见之明的。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防部长会议26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常万全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上合组织成员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防务部门领导人参加会议。会议由吉尔吉斯斯坦国防部长奥穆拉利耶夫主持。

　　常万全在大会发言时指出，上合组织成员国国防部长会议机制建立以来，成员国防务部门领导人就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就加强防务安全合作的重大事项沟通协调，就防务安全合作未来发展规划方向，为推动组织健康发展、增进成员国团结友谊、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常万全表示，经过多年不懈努力，成员国军事互信不断增强，本地区“三股势力”得到有效遏制，地区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安全环境进一步改善。但是天下仍不太平，地区安全面临的新威胁新挑战不容忽视，成员国对此应有清醒认识。

　　常万全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高度重视上合组织防务安全合作。在新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成员国防务部门应坚决贯彻各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坚持防务安全合作的正确方向，认真落实各项合作计划，推进防务安全合作的机制化建设，不断提高防务安全合作水平。

　　学者回溯中日2000年来战争史：友好只能是形式

　　应了解中日历史的另一面

　　岳 光

　　日本国内的一部分政治家在中日关系问题上咄咄逼人，反映了近期愈发明显的国家意志，这无疑启发了中国重新反思中日关系的定位。

　　直到今日，中国习惯使用这样描述：“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有2000年的友好交往历史，不幸的历史只有短短几十年”，“因此中日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如果事实不是如此的话，中国人将如何看待自己和邻居间2000年来发生的一切？

　　日本历史教科书中，关于中日关系从来都是分开讲的，重点都是历史上重要的文化、技术、人员的交流，因此大多数日本民众总体上认为过去日中关系是友好的，对中国和亚洲本来并不含恶意，这也是事实。由于日本历史教科书有意淡化对于战争的“因果关系”探究，仅作为“事件”处理，所以今天大多数日本民众对当今中日关系，乃至东北亚多边关系中的复杂因素并不了解。

　　然而为什么2000年的友好交往，竟导致如此悲惨的不幸？我们对实现中日世代友好是否真的有信心？

　　如果将中日关系串联在一起考察，也许可以看到历史的另一个侧面。在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政局动荡，日本乘机出兵半岛，实际上成为半岛宗主国。公元663年唐朝和日本在朝鲜半岛（白村江）发生第一次大规模战争。此役唐军大胜，日本领教了中国实力，直到16世纪末的近1000年间不敢染指朝鲜半岛。1592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攻打朝鲜，并企图借此机会征服明朝。明朝和朝鲜联军经过苦战击溃丰臣，此后近300年日本没有染指半岛直到明治维新。

　　如从三国时期算起，经过1800年的“励精图治”，日本对中国的竞争优势以明治维新为契机最终形成。可以断定，日本绝非见识了帝国主义才对亚洲和中国产生侵略邪念。而甲午海战以后的中日战争就是1500年来中日实力逆转后的现实结果。

　　今天的钓鱼岛之争，是历史上日本不断谋求改变现状的国家观的延续。围绕“现状”的“改变”和“恢复”，中日间的角力一直延续到今天，这才是客观的“因果关系”。

　　中日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需要拿出极大的勇气去面对。要让双方的人民建立友好关系，必须在历史认识上有“对称性”，一方单纯强调“友好”而另一方不为之所动，这样的“友好”只能是形式上的，而形式上的东西是没有生命力的。

　　在美国学者眼里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中美之间又面临哪些问题？英国《金融时报》6月5日刊发文章《美国学者眼中的中美关系》，文章讲述了美国学者眼中的中国及中美关系。主要内容如下：

　　最近去了一趟美国，这次在美国，拜访了20几位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像哥伦比亚大学的黎安友，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易明，霍普金斯大学的蓝普顿，哈佛大学的傅高义，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赛奇，布鲁金斯的贝德和李侃如，美中关系委员会的欧伦斯和白莉娟，华盛顿大学的沈大伟，哈佛大学的马若德（麦克法夸尔），东西方研究所的方大为，等等。别看都是中国名字，其实都是洋人，但基本上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有些学者，如果通电话，你不可能猜到他是老外。

　　而且，他们大都是非常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大都在中国学习过，近年来，除了极个别例外，也是多次往返于中美之间。他们中，有的对中国十分友好，有的则就是一个饭碗，还有的还有点心怀敌意，这些正好构成了全方位。

　　像拿着一个万花筒，在他们眼睛里，中国是五颜六色的或者光怪陆离的。

　　美国学者很严谨，侃山时，他们用中文，海阔天空，古往今来。而一旦我说，录个音吧，他们马上就问，那我用英语？表达更准确些。

　　下面，我转换一下角色，就以美国学者的眼光来看看中国，当然只是看他们研究的和关心的一小点范围。

　　美国人大都关心中国，因为他们知道，最近几年以至今后几十年，中国是世界上不可忽视的大国，因为这一点，研究中美关系成了一门很吃香的学问，用个术语说，是显学，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大都有不错的社会地位和不错的收入。记得一位陪同我的美国人不无羡慕地介绍说，我刚刚见过的某某学者，两个孩子都在纽约最好的私立学校上学，每年的学费都要十万美元。可见其收入之高。

　　其实，这些会说中国话的美国人在中国也是“香饽饽”，每次到中国，他们都会受到很高的礼遇。车接车送，领导接见，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

　　都是出于对中美关系的重视，反过来又说明了中美关系的重要。

　　重视之外，还有几分喜爱，几分疑惑，几分恐惧。

　　我常常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如何看待中美两国关系，以及如何看待新型大国关系？有些对中国有疑虑的学者这样告诉我：目前的现实是，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中美有必要发展良好的新型大国关系。在过去几年中，我们看到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些严肃的问题。第一个是中国缺乏透明性。第二个是中国对周边邻国所显示出的越来越强硬的姿态，而这些国家很多都是美国的盟国。因为中国的不透明性，使得美国及其盟友越来越把中国视为潜在的威胁。第三就是很多中国国有的媒体也不是很透明，对了解中国发生的事情没有太大的帮助。

　　而对中国相对友好的学者就和缓一些。我们两个国家互相依赖，都很强大，如果双方发生冲突，对双方来说，后果都会是惨重的。

　　当然，他们也有疑惑，认为双方对于“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概念的具体内涵还不清楚，只是明白什么样的大国关系我们不应该有。现在需要学者以及双方的领导人充实这一概念。有学者告诉我，克林顿总统曾经说过，我们两个国家在一条船上。萨缪尔森则说过，他可以想象中美两国在21世纪都很富强，也可以都不富强；但他不能想象其中一个国家富强，而另外一个不是。这两个人的说法描绘了新型大国关系所应采取的措施，即我们需要意识到两国有着共同的利益，两国要么都成功，要么都失败。

　　那么，中美之间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有些学者提出，可能会有几个重要问题出现：第一个问题是网络安全问题，它在慢慢让中美关系变坏。长期以来，美国的企业界是发展中美关系的最大支持者，而网络安全问题让他们对去中国做生意感到担心，害怕丢失商业信息。

　　另外一个问题是国际经济。如果经济不能得到全面复苏的话，各国——包括中美两国都会为了各自的利益，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这是很危险的。网络安全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个表现。这一问题有损双方的信任。

　　第三个问题是奥巴马总统更多的是关注国内议题，而非国际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中国还未准备好处理各种突发的周边问题，第三国如朝鲜就可能制造一个让中美两国都感到吃惊的局势，进而指责对方。很多美国学者都建议说，中国的新领导应当更多地关注和解决好国内问题，这也是解决国际问题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