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准“改革突破口”让权力运作公开透明

　　原标题为：高新民：找准“改革突破口” 让权力运作公开透明

　　在理论上探讨改革并不难，但实践中选择改革路径却复杂艰巨。无论怎样选择，都需要实现人民利益最大化，有利于体现人民的主体地位。

　　路径选择应有利于稳定发展。虽然改革会触动某些人的既得利益，但与平稳过渡并不矛盾。有的问题虽然更为重要，但如果容易造成大规模动荡，就不宜作为突破口。

　　路径选择也要把握好改革的时机和步骤。有些领域，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人们普遍感觉不到改革的迫切性;经济形势下滑时进行改革，其迫切性易于理解，但也增加了风险。选择时机，是把握社会心理、把握科学性的问题。

　　有鉴于此，我认为，改革的路径选择应以权力运作公开透明、扩大群众民主参与为突破口，特别是要建立制度化的民众参与决策机制，从而为进一步改革提供可靠基础。

　　首先，老百姓最关心的是民生问题，但发展的成果不会天然地落在每一个人头上。共同分享，需要社会调节。可以有激烈革命式的调节，也可以有和平民主式的调节。而后者，就要尊重多数人利益、同时保护少数人合理合法利益。

　　这样，社会公正秩序，将不依赖于领导人的个人素质变化，而是依赖于制度化的参与。换句话说，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协商制度，可以和平、渐进地实现社会公正。

　　其次，发展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各地的头等大事。一些地方发生抵制化工项目上马等群体性事件，问题就在于决策过程不公开透明，没有群众参与、民主讨论、深入沟通的过程。因此，转变执政方式，权力运作公开透明，群众参与公共决策，是当下的必然选择。

　　第三，经济体制的改革归根结底是市场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关系问题，政府向服务职能转换，转变领导方式，确定执政党和政府的权限职责，决策过程公开透明，既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

　　最后，权力运作公开透明，是法治社会的题中之义，也是市场经济健康发育的必要条件，更是反腐倡廉赢得社会认可赢得人心的基础。以权力运作公开透明，扩大群众的民主参与为突破口，通过以上重要问题的解决，可以形成良好局面，为进一步改革提供可靠基础。

　　其他评论：曹林：在解放思想中释放改革动力

　　没有一个词比“改革”更能激起公众的讨论热情。这么多年来，改革一直是社会的关键词，是媒体报道、官员讲话、百姓热议、专家建议、网言网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

　　这一波社会的改革讨论热，显然是十八大后带来的：一方面，新领导层的一系列改革动作让人耳目一新，让公众看到了高层推动改革的决心；另一方面，人事变动的换届周期，新人、新面孔、新提法，习惯性激起了公众对社会变革、制度革新、攻坚过关“啃硬骨头”的期待。

　　回顾不长的改革史可以清晰地看到，社会的几次改革大讨论与换届基本重合和伴随。

　　当然，讨论改革更深层次的源流来自民众的现实诉求，不少社会矛盾已经累积到不得不改的地步，改革走的基本是一条“先易后难”、“先民后官”、“先经后政”、“先下后上”、“先边缘后中心”的渐进路径，很多关键问题和核心矛盾在“摸着石头过河”中绕过去了。

　　绕到今天，很多问题绕不过去了，绕无可绕，退无可退。所以正如领导层一再强调：长期执政安于现状终将积重难返，“精神懈怠”是第一位的危险，改革必须稳步向前推进。

　　必须深化改革，不反腐败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上下已经形成共识。方向是清晰的，道路是明确的，都知道往什么方向改，走什么样的道路，也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改什么”和“怎么改”不是问题，最关键的是“谁来改”，也就是需要寻找一个设计、推动和实施改革的动力。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当下改革最大的问题，不是“说”，而是“干”。“干”需要行动，很多改革陷于渐而不进的停滞困境，就在于缺乏动力。改革大讨论，应该聚焦于寻找、激发和解放被遏制、被遮蔽、被压抑的改革动力。

　　失去动力是改革最大的危险

　　回望改革史，可以发现，每一波改革红利的释放，都源于背后有一种巨大的推动力，推倒了各种阻挡改革前行的障碍，解放了生产力，松绑了被束缚的人性，激活了人们的创造热情。

　　当初为什么要改革？最初改革所以能启动，源于自上而下改变现状的共识，这种共识就是改革最大的动力。十年“文革”，政治浩劫，把国家折腾得精疲力竭，百废待兴，百乱待平，人心待收，从官方到民间每个阶层都厌倦了斗争、贫穷和混乱。

　　这种自上而下改变现状的人心，就是启动改革的第一推动力。“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为改革清除了“文革”遗留的观念障碍，邓小平复出大刀阔斧，于是改革高歌猛进。

　　比如高考改革，就是在一种教育系统近乎崩溃的情况下开始的，所以后来有人反思教育改革30年时曾提到，那种改革，不管怎么改，不管是什么样的改革方案，只要改革就能带来红利。很多改革，都是在这种“近乎崩溃”的基础上重建的。举国上下人心思变，人们的热情一下子释放了。

　　再看第二次思想解放，也是在改革缺失动力的情况下出现的。上世纪90年代初，改革趋向保守，市场经济的发展遇到了观念和现实障碍。这一阶段改革的动力来自三方面：民众致富的欲望，资本创富的冲动，开放带来的外界压力——可这些都被“姓资姓社”的观念魔咒束缚着。

　　邓小平南巡谈话带来的思想解放新风，冲破了“计划经济崇拜”，在经济上开始融入世界。第三代领导集体接过改革的衣钵，进一步冲破了“唯公有制论”，在边缘戴着镣铐跳舞的诸种资本被解放出来，民众开始全面分享改革带来的红利。

　　顺应着民众的期待和市场的诉求，党内务实开明的改革家们逐步在政治领域松动一些体制坚冰，为经济的发展扫清障碍。这一波改革释放的生产力，支撑着经济高歌猛进了10多年。当然发展也暴露出很多问题，“科学发展观”就是一种纠偏。

　　改革的接力棒到了今天，需要追问的是：今天的改革动力在哪里？都说改革，谁来改呢？今天改革所面临的问题，很多都与改革者本身相关。此前的改革，基本都集中在社会和经济领域，改革者利益无涉（甚至改革者本身因此受益，被改革者也是受益者），相对好改。

　　可随着改革的深入，会触及改革者本身的既得利益，需要改革者向自己的利益开刀。当改革矛头指向强势既得利益者时，改革的动力来自哪里呢？

　　昔日的改革动力，今天依旧存在，比如民众的诉求，资本的创富冲动，还有外部世界的压力。可变化了的改革参数是越来越大的阻力。阻力一方面在改革者自身的惰性，一方面在作为旧体制受益者的垄断利益集团的抵抗，当然还有社会的摩擦力。

　　正如车的牵引力必须超过阻力才能前行，一个国家的改革要启动和前行，它的动力系统必须超过阻力，改革的正能量必须大过负能量。

　　另一种改革动力还来自党内的危机意识：再不深化改革的话，长期执政条件下，一旦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安于现状、止步不前，就会暮气丛生、积弊日深，最终积重难返——我遇到过很多开明官员都有这样的危机感。

　　可是，这种执政危机感在官场中是否成为主流的问题意识？忧患意识是否能转化为迫切的改革动力？

　　因为面临失去动力的危险，一些经济学家以“只踩油门不挂挡”的描述来警示：表面上轰轰响，车子就是不往前走。不得不说，失去动力将是改革最大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