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透支未来 中国经济当与高增长勇敢“吻别”

　　原标题为：刘晓忠：经济当与高增长勇敢“吻别”

　　目前经济不论是从经济社会可承载能力，还是环境资源的可吸纳能力等，都难以支撑GDP的高速增长。

　　随着去年12月份各项宏观数据的公布，通胀再度发力和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不稳现象依然相当突出。

　　最近国研中心通过发布《企业发展报告2013年》表示，中国经济目前或已告别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进入一个次高速增长阶段，并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增速仍将保持在8右的水平。

　　当前通胀的陡峭化与经济动力引擎的不稳，无疑令习惯高速增长的经济产生种种不适应症状，维系惯性的增速思路似乎依然清晰可捉。

　　部分专家认为，去年12月份以农产品涨价为主的新通胀因素，或将是个短期现象，今年的通胀主要当警惕输入型通胀问题；同时认为新型城镇化正为经济注入新的动力，能保证中国经济在此高速背景下完成空中加油。

　　诚然，今年若继续采取真实内外需不足投资补位的思路，今年GDP确实可保证较高的增长水平。但其结果可能是经济增长与通胀呈现出比翼齐涨的境况。

　　那种把今年可预见的通胀压力再度诠释为“输入型通胀”，实为一种概念性的描述托辞。如去年12月份CPI同比增长2.5环比上涨0.8新涨价因素主要以农产品为主等，已充分透射出目前触动通胀的主因是国内因素。

　　当前恰是应与经济高增长勇敢吻别的时候了，否则经济将很容易在未来某个时段出现人们不愿接受的断点均衡，进而致使经济失去自主修复能力。这并非杞人忧天，而是目前中国经济不论是从经济社会可承载能力，还是环境资源的可吸纳能力等，都难以支撑GDP的高速增长。

　　首先，历经2008年以来的经济刺激计划，政府、企业和居民等都陷入了难以承载的高杠杆负债水平，继续倚重高负债搞大规模的投资拉动（如某些研究机构认为新型城镇化会在未来带来40万亿投资盛宴），将很容易陷入整体性的债务风险、坏账危机之中。

　　同时，伴随着人口老龄化，中国真实储蓄率将步入持续下降态势，若国内的投资无法从国外吸引非本国储蓄资源，那么经济增长将与通胀呈显着正向关联，因为以投资等为主的经济增长资源最终需要通过压低单位货币购买力（通胀），加以积累。

　　其次，目前国内的能源和劳动力资源等早已不支撑经济快速增长。如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将意味着未来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时期已结束，在通胀等压力下劳动力工资将应景式上涨。

　　更为重要的是目前国内自然环境的可承载能力已到临界值。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33个城市的可吸入颗粒物每立方米连续超过300微克，阴霾天气笼罩在全国主要大中城市。根据中科院去年的研究报告，PM2.5与肺癌的相关性为0.97，且滞后期长达7年。

　　这预示着若继续践行粗放式增长模式，维系唯增长主义理念，将在不远的将来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如有专家预计到2033年中国肺癌患者将达1800万人。

　　由此可见，若继续通过投资拉动，以政府调动资源的能力，今年保持8甚至重新站上两位数的GDP增长都是可以做到的，但这将是以透支未来，增加未来经济社会风险为代价的。

　　是时候摒弃唯GDP增长的思考模式，公共部门需要回归到公共服务和处理各种带有负外部性事物，经济才可能缓解发生断点均衡的可能性，也才能走出当前经济增长少数人收益，成本全社会承担的格局。

　　其他评论：刘晓忠：金融国资委当明晰政企边界

　　不论是金融国资还是实业国企，其产权的法律属性是全民所有，即全民是这些国企的最终出资人；这种在法律上清晰的产权归属，也需要在具体改革中严格厘清公私之边界。

　　备受关注的金融国资委似乎有新的动向。近日，有媒体报道，金融国资委的组建草案已获国务院批准，其整体框架由财政部制定。当前组建金融国资委，将有助于梳理目前金融企业人权、事权和产权紊乱格局，清晰产权并为做实金融国企公司治理提供基础。

　　不过，殷鉴目前国资委成立以来的诸多经验教训，即将探索的金融国资委应有所为有所不为。

　　坦率而言，当前金融国资委采取以财政部主导之思路当慎行，其首要之问题是容易加剧政企边界模糊问题，而不利于构建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金融企业。

　　不论是金融国资还是实业国企，其产权的法律属性是全民所有，即全民是这些国企的最终出资人；这种在法律上清晰的产权归属，也需要在具体改革中严格厘清公私之边界——即国企是全民资产属于私域范畴之私产，而财政部负责的是政府财政收入，属公域范畴的公产。

　　以财政部主导金融国资则容易造成公私边界紊乱，使国企至少在法律上清晰的产权结构变得模糊化，即包括金融国资在内的国有资产之产权属性是全民共有，还是政府层面上的“国有资产”。

　　具体而言，当前的“国有资产”与欧美等所称的“国有资产”，具有本质区别。

　　西方的“国有资产”属于政府所有，而非全民共有，其所有人身份是确定的，但由于大量政府所有的国企存在，容易导致政府角色的冲突，欧美等一般都尽量压缩国企的运营范围，避免国企在市场与民争利，从而加剧市场紊乱。而国企则在法律上属于全民所有，而非政府所有，这种产权属性的不同是近年来国企改革之目标。

　　不过，让人遗憾的是自国企改革以来，政企分离的改革一直未能彻底完成。如2003年成立的国资委，其归属国务院而非全国人大，就衍生出国企产权代理的超级链条：全民——全国人大——国务院——国资委——国企。

　　这种过长的全民资产代理链条存在两个难以克服的问题：一是激励不相容，即全民产权的层级代理缺乏有效的硬约束机制，国企产权环节的代理难以找到最终委托人的行权约束，如分红权、产权处置权等，从而致使国资潜存着难以克服的代理人风险；二是由激励不相容引发的公司治理的不完善，即尽管国企相继通过现代企业制度改造，设立了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但多级产权代理很容易致使全民资产面临“公地悲剧”之困。

　　所以，即将探索的金融国资委理应吸收当前国资委之定位分歧，而避免财政部等政府部门直接主导金融国资管理。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当前金融国企的产权混杂，还主要源自2003年以来启动的金融改革，当时央行和财政部的支持，虽然使银行等从技术性破产中焕发出生机，但严格而言这种倚重外汇储备和财政部特别国债重塑的金融资产，本质上还是利用全民财产来注资金融企业，只是在出资形式上是财政部和央行等变为金融机构名义出资人。

　　因此，若要构建有效的金融机构运作体系，财政部需要把用购买的金融机构股权，让渡给新成立的基于全国人大序列的金融国资委，以避免政企边界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