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司法改革实际上在倒退 依法治国事关民族兴衰

　　原标题为：江平：依法治国事关民族兴衰

　　已经82岁高龄的法学泰斗江平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依然精神矍铄、侃侃而谈。

　　这位被称为“法学界良心”的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终身教授，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法治社会建设。多年来，他参加了《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合同法》《公司法》《信托法》《物权法》等多部法律的起草与颁行，不遗余力地为法治中国、法治天下鼓与呼。

　　当谈及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和“八二宪法”公布实施30 周年的特殊历史节点，如何看待依法、依宪治国的重要性时，这位耄耋老人直言不讳。他说，近年来的司法体制改革存在倒退，而能否依法、依宪治国则事关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兴衰。

　　江平认为，建设宪政社会主义是大势之所趋，当前亟待纠正一些司法偏差，亟待进一步树立《宪法》和司法的权威，推进依法行政，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推动政治改革，理顺政治关系和党政职能，减少公权力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干预作用和分量；要把保护私产作为国家强盛的基石，找到公权和私权之间的平衡点。

　　警惕司法改革倒退

　　《民商》：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您认为当前强调依法治国的必要性和难点在哪？

　　江平：坦率地说，近年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或司法体制改革，实际上是倒退的。

　　为什么说司法改革在倒退呢？在回答这个问题前要先树立这样一个指导思想：改革应该是趋同而不是趋异，即大方向应该跟国际潮流一致，而非相反趋异。

　　按照这个观点进行判断，那么近期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或者司法改革，其实并没有走向趋同的路线，而是走向了趋异的路线，这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司法独立还是司法服从党的领导。在以“三权分立”为权力架构的欧美发达国家，司法独立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和政治原则，我们的改革应该遵循这个国际主流，否则虽然名为“改革”却实为倒退。

　　我国《宪法》中虽然已经确立了司法独立这一重要原则，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却不理想，而且广大群众、专家学者和司法战线工作者对司法改革也意见不一，的司法独立目前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最近司法改革实行以来，司法公正提得多起来了，而司法独立在法院文件上提得越来越少了。这是因为很多人把司法独立视为司法闹独立，而司法闹独立就是司法想摆脱党的领导，于是这些年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趋向就是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

　　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司法公平。强调司法独立，实际上是要加强法治；而强调司法服从党的领导，实际上是在恢复人治。如果法院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二是在法院的审判过程中，各国强调法院审判“只服从法律”，这是做到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

　　而我国虽然将审判工作“只服从法律”写入了《宪法》，但司法改革以来“三个至上”就频频出现在报刊和领导人讲话中。其中“党的利益至上”被放在了第一位，“人民利益至上”被放在了第二位。这给法院工作带来很多的麻烦和迷惑。

　　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过去，公权无限制地来干预私生活的方方面面，最厉害的时候包括吃饭都由国家来管、结婚还要国家批准。现在，我们提出的大社会、小政府，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让属于社会的这部分恢复到它本来的面貌。

　　也许当前在某一段时间里，人们会感觉到公权比私权扩大得更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因为向来是公权过大、私权过小，中国法治理念一直是强调公权为主，或者说中国几千年来都是这样——公权为核心，私权围绕着公权在转；二是国家在市场领域里的干预作用，导致了公权力的扩大。

　　特别要警惕的是，2008 年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后，因为有强大的国家干预，遇到的困难要少一些，政府不仅没有很好地认识到“中国模式”的问题所在，有时候甚至过分强调国家干预的作用，有意无意地扩大了公权力的作用，这是危险的。

　　应该说，私法要比公法更为重要。国家的富强是建立在私人财产得到保障的前提之下的，这是一个国家强盛的重要基石。

　　在处理公权和私权之间的关系上，我们还应该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即公权不能滥用，私权也不能滥用。公权滥用，会造成私权得不到保障。私权滥用也不行，比如拆迁问题不考虑公共利益怎么行呢？

　　但的现实是，私权受到公权侵犯的情况更多，在这种情况下，法律要更多地保护私权，特别是要防止私权受到公权的侵犯。与此同时，要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这是法治的基本要义。

　　对于市场而言，国家应该尽量少干预，给予市场主体以自由，让市场自己来解决问题，就像我们的《行政许可法》里面的精神，能够由当事人自己解决的问题，尽量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当事人自己不能解决的由社会来解决，只有当事人自己和社会都没有能力解决时，国家政府才来干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