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为：卞洪登：历史欠账太多，房地产仍将兴旺 多年来，房地产市场广受关注，但人们往往把它看得很窄，总认为住宅房地产是其唯一。一些经济学家对房地产宏观调控发表的看法，也多停留在房价高低的争论层面上，甚至把房地产归入虚拟经济范畴。 其实，房地产领域涵盖宽广，既有工业地产，又有商业地产；既有教育地产，又有旅游地产；既有文化地产，又有科技地产；虽然人们关注的焦点是住宅地产，占地最多的却是交通地产。 除了住宅房地产，其他七个领域在国民经济中的戏份一点也不轻。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工业地产发展的作用远大于住宅房地产，不少地方通过征地建开发区，以土地入股参与分红的方式招商引资，才“一不小心”让变成“世界工厂”。 而随着对内需的重视不断增强，商业地产的重要性将越来越重要，作用未必亚于住宅房地产。
另一方面，教育、旅游、文化、科技方面地产项目的发展也会影响经济的未来。 教育地产对培育本国人才和招揽外来人才至关重要，旅游、文化、体育地产的发展是提高消费层次、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现实需要，而发展科技园区更是意义巨大，一个中关村园区，相当于十个工业开发区的产值，由此可见其重要性。这样带有孵化器功能的科技地产在房地产调控中兴办得越多越好。 综上所述，房地产发展领域其实相当宽泛，单讲住宅地产开发是有限的。住宅地产在八大地产中现金流回笼最快，所以才成了众矢之的。 一些人却出于对住宅地产的成见，片面看整个地产领域，认为房地产是经济的“滚刀肉”，把房地产开发视为虚拟经济，对房地产产业采取抵制态度，这种思路很可能使其他地产领域受到波及，从而影响到工商业乃至科技文化产业的繁荣。
房地产建设只有在太平时代才能顺利进行，而过去一直没有这种稳定的环境。现在我们依然处于偿还历史欠账的时期，拆窝棚建新房、掘旧路铺新轨的任务还很重也很迫切。 就这个意义而言，房地产开发不应被简单归为虚拟经济另眼看待，我们仍需坚持对住宅房地产的宏观调控，但只要奔向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目标不改变，发展房地产的脚步就不应停止。
其他评论：贾康：房地产改革，不能一味求快 随着我国经济的成长、社会与体制的转型，房地产领域的重要性、复杂性和敏感性被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有一种观点认为，地方政府对土地的垄断抬高了房价。 我认为这种观点其实是不成立的。设想一下，如果不是政府代表国家所有的终极所有权来对土地实施管理，而是由土地私有化或所有权多元化所形成的非政府主体管理，其结果也一定是垄断性的。实际上真正的问题是：面对自然垄断，如何合理引导需求，实施供需动态平衡的制度安排，形成适应各社会阶层的有效供给。 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建设，仅靠在政策层面调来调去，就只能越来越偏重“限购”等行政手段，难以真正解决问题。 为此，需要通盘考虑，积极建立“双轨统筹”的制度框架，即在一个合理的通盘规划之下，让由政府负责的保障房这一“保障轨”与由市场调节的商品房、产权房这一“市场轨”，得到合理、有效的并行与衔接，从而优化土地资源配置。
在这个制度框架内，最高端的层面应该是由政府统筹管理，设计一个总体的全部国土开发的“顶层计划”。具体到某一个地方政府，包括小区住宅怎么建，从棚户区改造、廉租房到公租房，再到一般商品住宅乃至高端住宅，这是由市场主体怎样试错也试不出来的，必须由政府牵头。在下一层面的保障轨上，政府首先要管托底。 这个“底”首先从廉租房托起，进而托到适应收入夹心层、年轻白领需要的公租房（平价长租房）。对于在市场轨上运转的商品住宅、产权房，政府主要是在管规划之下管规则，让相关主体公平竞争，让有经济实力的人通过运用消费者主权由自己做出选择。 另外，在这一制度框架中，还有一重要内容———在不动产保有环节形成财产税制度的调节和制约，即：除了在交易环节征税之外，同时还要在保有环节征收房地产税，而这恰恰是我国现有制度的一项缺失。 房产税改革，对以下四个突出问题将产生不可忽视的正面效应：一是缓解税制中直接税比重过低、间接税比重过高的问题；二是改变地方税体系不成型的局面；三是使房地产调控新政体现治本的高水准；四是以不动产税制度建设来抑制收入差距和财产差距扩大。
近年的房地产调控新政在运行一段时间以后取得了成效，也出现一些争议。为提高调控的效果，我认为应该注意三个问题。 第一，从调控运行来看，要防止单纯求快的倾向。 某些城市———主要是一线大城市———的确出现了房地产泡沫，但挤泡沫需要用柔性手段。现在我国社会处于矛盾凸显期，一味图痛快，搞那种力度大、速度快的操作，可能会导致一系列不好的结果，甚至可能带来宏观经济风险（包括经济问题政治化的风险）。 单纯求快不可行，非理性目标的求快更不可行。例如，不少人希望房价回调50这种愿望似乎还得到了某些管理部门的回应。我认为，我国商品房房价总体上回调50是国民经济无法承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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