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让人说真话就得首先得让人能说话

　　原标题为：徐贲：说真话首先得让人说话

　　十八大后，多家官媒改变“报喜不报忧”的刻板形象。《人民日报》1月1日开始改版，周一至周五每天推出一个评论版，称要“说真话、写实情”。除了宣传“伟大、光明、正确”的官方报道外，该报用一定篇幅报道网民关注的官场负面事件，如日前在头版追问山西南吕梁山事故中当地的瞒报。

　　说真话首先得让人说话，说真话是让真实的情况显示出来。有些话让说，有些话不让说，这是对真实的强横、不讲理的限制，它的目的就是不让说真话。在完全没有理由，或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强行规定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不可以说，这是出于对真话的恐惧。

        这种恐惧是非理性的，它经不起人们用真话对它提出质疑，它又怎么可能真的愿意让别人说真话呢?明明不能允许别人说真话，却又在嘴上高谈提倡说真话，这不是假话和谎言，又是什么呢?

　　只是选择性地说真话，本质上是一种耍手段、使阴谋的造假，并不是真的说真话。只是选择性地说真话充其量是一种“半真话”(half truth),希伯来谚语说，“半真话，便是全谎言”。女诗人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说，可以用字词来说谎，也可以用沉默来说谎，逼人沉默，不让人发声说话，就是逼人说谎，逼人成为谎言者的共犯。

　　谎言有“黑”、“灰”、“白”三种。黑色的是一种编造的、颠倒黑白的谎言，也是奥维尔在《一九八四》中描绘的那种最“经典”的极权谎言。黑色宣传是所有谎言中最富有“创造 性”的，也是最强势的。这种谎言需要有一个成功的极权制度作保证。它依靠一个封闭的信息、话语环境。它的先决条件是听话者心甘情愿地相信说话人的消息来源和内容。《一九八四》中的“战斗就是和平”、“愚昧就是力量”、“奴役就是自由”、“专制就是民主”，就是典型的黑色宣传的例子。

　　与黑色谎言相对的是白色和灰色的谎言，后面谎言两种有着不同程度的“真实”成分，如提供不实信息的确实信息来源、借貌似中立的媒介散播误导性的信息、有选择地摘取只对自己有利的话语、创造性地误读和断章取义、把自己的话强塞到别人的嘴里、将自己的意思移花接木到别人的文字之中、装正经，装正派，鬼鬼祟祟地推卸说谎的责任。当然还有许多不同程度的“半真话”。白色和灰色谎言的目的与黑色谎言无异，都是要故意混淆某些问题的实质，以骗术和欺诈来让人上当受骗。

　　白色和灰色谎言与黑色谎言的另一个区别是，说谎的人特别心虚，因为他们说谎，自己心知肚明，他们还知道，他们的谎言并骗不了人，别人对他们说的慌也是心知肚明，只是迫于他们的淫威，不敢作声罢了。说谎是他们的工作，就像着名演员约翰·库萨克(John Cusack)所说，“墙上的钟明明是10点，他们告诉你是9点。你看看墙上的钟，怎么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说谎”。

　　他们说谎，“只是因为说谎是他们该做的事”，而不是因为他们真的以为有人会把墙上的钟看成是9点。这样说谎必须把说谎当作一种职业，对他们来说，说谎不是一种劣行，而是一个工作，他们说起来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其实只是一些以说谎为饭碗的食客而已，正因为如此，他们往往会把事情越弄越糟。

　　十八大后，说真话被当作一种政治新气象的举措提了出来。要人民对这一举措的承诺有信心，有信任感，就不能允许以说假话为职业的人来把事情越弄越糟。报刊上的每一句真话，每一次让人说话，都是帮助树立人民信心和信任感的一次担保;而每一句假话，每一次不让人说话则都是对承诺的一件推翻性事例。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每一种信任之所以能够得以建立，都是因为有足够多的实际事例的担保，而不只是因为有了权威机构或权力人物的信誓旦旦。

　　在今天的社会里，无论是对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际交往，还是对社会、政治制度，都需要保持足够程度的有所不疑。这种有所不疑不是无条件的，更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担保的减少，随着推翻性事例的增加，而变得不可持续，进而被彻底动摇，甚至完全毁掉。

　　其他评论：张颐武：政府说真话，成本比说假话低

　　这几年出现的许多公共事件，使得不少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受到了考验。微博和互联网上的质疑常常让一些地方政府难以招架。往往是几个匿名的微博帖子，一些道听途说、无从辨别真伪的说法就冲击了官方发布的权威信息。在今天互联网发展迅猛，微博等自媒体高度发达的社会中，这种状况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忧虑。

　　在我看来，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其必然性，是社会在当下的环境中难以避免的。由于公众对于信息的需求在迅速增强，这种情况反而会在一定时期内显得更加严重。一方面，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社会一部分公众一直有愿意相信小道消息的习惯，而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兴起使原来口耳相传的一些消息有了公共化的传播渠道，迅速放大而一发不可收。

　　另一方面，一些政府部门的公共关系处理相对较差，不熟悉新媒体的传播规律，缺少沟通能力，反而加大了和公众的隔阂，给了一些不确切的道听途说大显身手的机会，使公众忧虑政府部门或隐瞒消息，或化大为小，总是觉得一定有不为人知的秘密。但这种心理其实是人所共有的，即使发达国家也常见此类的焦虑。

　　因此，地方政府部门对于一些公共事件客观求实地发布信息是其职责，这一点毋庸置疑。目前从实际运作上看，对于一些突发性公共事件，网络出现的传言和政府发布的信息之间存在的最大焦点问题在于，是否有人员伤亡和伤亡人数多少等关键性信息，而对这些方面进行隐瞒或化大为小，对于地方政府几乎不可能有任何好处，反而会承担更大的风险：

　　一方面，互联网、传统媒体的透明度已经相当大。随着全球化和全国化的深化，任何地方性的事件都可能变成全国性的和全球性的，而公众自发的信息传播也极为迅速，几乎不是地方政府能够掌控的。一个事件一出，千百双眼睛都在监督其善后处理，其实已经几乎不存在隐瞒消息或化大为小的空间。

　　有些人一直说可以收买一些利益受损的当事人隐瞒事实，其实这些当事人现在都明白公开并获得媒体和公众的关注才能得到更好的对待，更愿意公开表达诉求。这种情况下，顶风掩盖情况的后果是地方政府根本难以承担的。

　　另一方面，上级部门也根本没有和当地共同隐瞒的意愿，也不可能为此背书。公共事件本身的责任是可以评估和判断的，但造假隐瞒的后果几乎是无限的。任何造假被公之于众，具体责任人几乎肯定会面临最严厉的处理，而对地方发展和声誉的影响也无可挽回。因此，地方政府其实应该明白，说真话的成本要比说假话低得多，将关键事实隐瞒或化大为小在今天一不可能，二不必要。

　　现在看来，地方政府需要做的就是面对公共事件，每一次都讲真话，传播出真实的情况。如果开始掌握不够，就要不断地把掌握的情况真实透明地在第一时间加以公开，应该明白社会和公众对于信息需要的迫切性。尤其在是否有伤亡和伤亡人数多少的数字上力求准确。这其实就是让流言或谣言没有存身之地。

　　只要政府公布的这些被视为关键的数字一次次比网上的流言准确，即使还有人传播流言，其效果也会迅速衰减。客观地说，去年动车事故正是这一情况的转折点。那一次关键的数字上没有重大问题，其实为官方赢得了信任。只要继续不断地在关键问题上说真话，流言和谣言的效果一定越来越微弱。

　　只要坚持这一点，抓住公众最关心的问题公开透明地发布，地方政府就能一次次地赢得越来越多的信任，打造公信力的成本就会一次次降低。当每一次官方提供的信息没有被流言撼动时，其实就会撼动造谣者的信心，也会提高公众对官方信息的信任，政府的公信力就可以得到更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