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中国社会总体信任被评为“不及格”

　　原标题为：侯金亮：该怎样重建不断下滑的社会信任

　　社科院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显示，中国社会总体信任指标进一步下降，低于60分的“及格线”，出现了人际间不信任扩大化、群体间不信任加深等新的特点，并导致社会的内耗和冲突加大，群体间不信任表现为官民、警民、医患、民商等社会关系的不信任。 

　　目前，整个社会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社会结构剧烈变化，社会利益日益多元，社会价值日渐多样。社会阶层与社会群体出现一定分化属于正常范畴，而问题是，人际间与群体间的不信任日渐拉大，成为激化社会矛盾，酿成社会冲突的诱因，已然影响到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稳定，亟需直面与解决。

　　撕裂社会信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弱势心态的普遍蔓延。2012年的热词中，“屌丝”比较火，自从这个词诞生以来，颇受追捧，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人人自称屌丝”，里面有农民工、大学生、白领、公务员等。这显然不是仅仅追赶时髦那么简单，背后折射的是一种心态，有个人心态，亦有群体性心态。

　　恰如蓝皮书所言，“底层认同、弱势群体认同依然比较普遍，底层认同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心态和行为的关键因素”。六成多的被调查农民工认为社会不公平，此前有调查称，七成以上的大学生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下层。几乎可以肯定，若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和利益得不到保障，强势群体的日子也不好过。

　　农民工认为自己收入低廉，权利无保障，生活无力；大学生认为上升渠道逼仄，前途渺茫；白领们则认为社会压力太大、房价和物价太高；富人们认为生活缺少安全感，社会仇富心理太重，纷纷移民海外；官员们认为维稳压力太大，社会仇官情绪太浓，选择当“裸官”……

　　每个群体都有各自的苦衷和怨气，都有各自的焦虑和紧张。去年发生了数起医患案件，行凶者认为医生太冷漠，看病太贵、太难，将一些体制弊端归结到医生的头上，而在他人眼里的“强势群体”医生，认为自己才是十足的弱势群体，工作很累，还得不到病人的理解，缺乏安全感。

　　弱势心态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底层互害”，斗不过强势利益群体，就将拳头挥向更弱者，近几年来发生的校园血案就是活生生的例子，那些歹徒的动机竟然是借此“报复社会”。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叶建农表示，“现在社会不同阶层之间沟通不够，经过心理的‘哈哈镜’，造成误解和偏见，导致社会矛盾加剧，有时甚至引发恶性事件。”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部分社会群体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产生了强烈的被剥夺感，甚至萌生泄愤欲望。

　　相应的诉求表达与维权渠道不畅，更是恶化了这种心态。最值得警惕的是，一旦此种心态固化为刻板成见，不但会让社会不信任扩大，引发群际冲突，而且会加剧心理压抑和心理失衡，导致社会不稳定事件发生。

　　社会整体信任的下跌凸显社会转型期的心理脆弱和困境。要重建社会信任，凝聚社会共识，消弭群体隔阂，走出弱势心态的阴霾，需要不同群体间加强理解与沟通，多一份包容与理性，还需要重塑社会公平正义，提速体制改革，促进权利公平、分配公平、机会公平等。唯此才能培育自信、平和、积极的社会心态。

　　其他评论：张强红：政府“躺着中枪”直指“信任危机”之殇

　　时下，一些政府官员都在纳闷，群众咋就不相信政府?网民咋就不信任干部?特别是随着网络、博客、微博等新兴媒体地扩张，政府遭遇了空前信任危机，不管做或没做，无论做对或做错，即使与政府毫无瓜葛，但躺着也中枪，挨上莫须有的骂名，简直比窦娥还冤。

　　这样的失落感，如此委屈，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将心比心，莫须有的骂名，无端被指责，的确难受。但是政府“躺着中枪”，也不能求全责备，更不能一意孤行。打铁还需自身硬，政府应当反思自己的行为，剖析原因，查找症结，对症施药，才能打破僵局，才能重新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爱戴。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们党之所以从弱小一步步走上强大，成为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执政党，制胜法宝就是群众路线。党群干群鱼水情密切了，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服务的诚意具体化了，群众无条件支持信任政府，那么一切难题将迎刃而解。

　　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世情、国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急剧变革，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质的飞跃，法律意识增强，维权意识增强，当家作主的权力也随之增强，对公权力运行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也日渐增强。

　　但是，一些地方政府的官僚衙门习气仍然严重，长官意志，命令口吻，强制摊派，让群众敬而远之;一些政府部门执法野蛮，服务态度生硬，吃、拿、卡、要现象严重，让群众滋生厌恶;一些领导干部生活腐化，公权力寻租现象频发，让群众心生怨恨;特别是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政府行政指令滞后，让群众信任度急剧下降……久而久之，在人民群众和地方政府之间无形架设了一条沟壑。

　　政府“躺着中枪”，最大的根源是缺乏有效的沟通，外加公权力运行不透明所致。如何解决政府的“信任危机”?

        就要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各级领导干部深入群众接地气，与他们一道，同吃同住同劳动，增进群众感情，把公权力的运行置于阳光下，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下，把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迫切需求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赢得最广泛的群众信任和支持。

　　其他评论：邓海建：重构“名表事件”中的信任链条

　　12月8日，甘肃省纪委就网传“兰州市长袁占亭疑戴名表”事件作出回应，称袁占亭所戴的3块表中，价格最高的只有25100元。随后，爆料人“周禄宝”表示，对于甘肃省纪委的调查结果非常不满意。“网络陆续提供了兰州官员袁占亭在当地快速公交BRT工程建设中涉嫌不作为、老婆参与等直接有据可查的问题，而甘肃省纪委对此并没有做出回应。”爆料人表示，已拟好相关材料，将其寄给中央纪委。（《成都晚报》12月10日）

　　当反腐成为公共治理的常态，在“爆料——辟谣——质疑——断论”的跌宕起伏中，不仅检阅着世态人心、权力生态，更考量着监督理性、公信质地。“名表事件”稍有风声，秉持对权力者的合理质疑，公众自然倾向于宁信“爆料人”的求证，这个道理不复杂：一是在反腐需要极大勇气和胆识的当下，“爆料人”敢于面对镜头、面对民众，“应该”不会是无中生有；二是地方监督部门的回应从逻辑和证据上看，显得未必那么扎实。当然，真相从不会来自“应然”，只有板上钉钉的“必然”，方有公平、正义可言。

　　毋庸讳言，“表哥”、“表叔”等反腐实证，某种程度上坐实了民意“无风不起浪”的一些偏执。当这样的想象，代偿了制度求证的严谨，即便多多“得逞”，依然不能说是公民社会之福。那么，仔细甄别一下，“名表事件”中的声音，确实有值得公共议题警醒的部分——最要命的，是“无限不信任”——当公权部门失去信用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这是一个悖论：政府永远是要接受民意挑刺的，公信永远是要被质疑的，那么，在官民对话或博弈的时候，信任就是永远不存在的？眼下而言，重构“名表事件”中的信任链条，也许与穷究“名表事件”的真相一样重要。